醫者仁心與唯物主義，讀《温疫論》有感_風聞

回想新冠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恐怕任何人都不會想到它會對整個人類社會造成如此大的影響，而中國的醫療衞生系統也在政府正確的領導與全局統籌下，作為最重要的應對力量之一接受了疫情的考驗。這次疫情，也引起了許多人回顧歷史、瞭解古代人類如何對抗疫情的興趣，我也不例外。

古中國作為人口大國，人民受瘴、癘、瘟、疫所困而大量死亡的記載在史書中屢見不鮮，但史書中對於當時政府、民間以醫療衞生方措施應對疫情的記載都相當簡單，對措施的有效性如何更是語焉不詳，倒是對於免税賦、頒賑濟、安置受疫情影響而家破者等“仁政”的着墨不少，以顯官方仁愛。既然史籍不彰，那麼醫典就成了另一條線索。

作為公認的古中國首部系統性研究急性傳染病的醫學書籍，明末清初江蘇醫生吳有性（字又可）寫成於明崇禎壬午年（1642年）的《温疫論》二卷，文風、觀點與之前的醫書頗有不同，在其中我明確讀到了他作為醫者的仁慈悲憫之心，以及古代中醫羣體中不多的明確唯物主義觀點。以下引用《温疫論》部分原文及附我個人的評論，並非為探討其醫學理論，而是作為了解歷史、瞭解吳先生本人的文本來閲讀，望與觀網諸君共享。

關於《温疫論》為何而作，吳先生在文首“自敍”中寫得非常清楚：

如果各位不耐閲讀文言文，那麼容我劃一下重點：

“夫温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發明者。”

這幾句話開宗明義，提出了作者對温疫的認識：它不是什麼風寒暑濕造成的，是另外的東西造成的，而且從古到今沒人想到過這一點。

“傷寒，感冒，均系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況温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絕少。”

作者根據其觀察實踐，認為疫病眾多，而其中屬於“傷寒”的其實不多，以傷寒論治温疫，是指鹿為馬。

“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醫者彷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癒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亡也。籲！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

從這幾句中，讀者一定能明確感受到作者對於病者不幸遭遇的傷懷與同情，和對同行“守古法不合今病”的不滿——千年以來，因醫者不敢跳脱出古法禁錮而造成的失治誤治**、**生民不幸，何其多也。從這裏也能讀出，至少在吳先生看來，他當時同行們，以及他所知的古代醫生們，對於“温疫”的治療效果完全不如人意。

接下來，在闡述病疫來由成因的“病原”一節中，吳先生這樣寫道：

“病疫之由，昔以為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温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因風雨陰晴，稍為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癘氣，在歲有多寡；在方隅有濃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

由此可見，吳先生對於前人認為疫病源於“非其時有其氣”，即人會因為天時不合、天道逆亂而染疫的看法，並不完全贊成。他看來，四季的天氣反常也不過是天地之間的普通情況，未必造成疫病流行；對於疫病這類“感天地之癘氣”所致的疾病，就不能採用針對傷寒與中暑這類普通疾病的診斷、治療辦法。

從這裏開始，吳先生對於同行們的不贊成屢見於文中，頗為耐人尋味，部分摘抄如下：

“邪發於半表半里，一定之法也。至於傳變，或出表，或入裏，或表裏分傳，醫見有表復有裏，乃引經論，先解其表，乃攻其裏，此大謬也。嘗見以大劑麻黃連進，一毫無汗，轉見煩躁者何耶？”

“裏證下後，脈不浮，煩渴減，身熱退，越四五日復發熱者，此非關飲食勞復，乃膜原尚有餘邪隱匿，因而復發，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歸咎於病患，誤也。”

在《温疫論》上卷之中，還專有**“老少異治”、“妄投破氣藥論”、“妄投補劑論”、“妄投寒涼藥論”**等節，説明當時有些吳先生的同行連“老少異治”都沒有做到，且多有亂下藥的情況發生，也無怪吳先生在“妄投補劑論”中寫下這樣語氣嚴重的話：

“病家止誤一人，醫者終身不悟，不知殺人無算。”

徐徐讀之，吳先生對於病者的憐憫體恤在文中不斷體現，在“乘除”一節中，他對於其他醫生所認為的“怯證”寫下這樣的話：

“要之，真怯證世間從來罕有，令患怯證者，皆是人蔘造成。近代參價若金，服者不便，是以此證不生於貧家，多生於富室也。”

《温疫論》的文字中，與吳先生的醫者仁心並存的，是古代中醫典籍中相對少見的唯物主義思想。在下捲開篇的“雜氣論”一節中，吳先生寫道：

“然氣無所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着無方，眾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為諸病焉。”

“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蓋當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臟腑其經絡，專發為某病，故眾人之病相同，是知氣之不一，非關臟腑經絡或為之證也。夫病不可以年歲四時為拘，蓋非五運六氣所即定者，是知氣之所至無時也。或發於城市，或發於村落，他處安然無有，是知氣之所着無方也。疫氣者亦雜氣中之一，但有甚於他氣，故為病頗重，因名之癘氣。雖有多寡不同，然無歲不有。”

“劉河間作《原病式》，蓋祖五運六氣，百病皆原於風、寒、暑、濕、燥、火，是無出此六氣為病。實不知雜氣為病，更多於六氣為病者百倍，不知六氣有限，現下可測，雜氣無窮，茫然不可測也。專務六氣，不言雜氣，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歟！”

而在“論氣所傷不同”一節中，他更是明確寫道：

“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氣即是物，物即是氣，知氣可以知物，則知物之可以制氣矣。”“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只有一藥之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勞矣。”

透過這些文字，一方面我敬仰吳先生的父母之心、仁愛之心、憐憫之心、醫德之偉大，佩服吳先生對於疫病成因的洞察力之強遠勝同儕，不拘泥於古人用以描述世界的“五運六氣”，而是務實地看到了世界的複雜性，大膽表達了“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只有一藥之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勞矣”這種真摯而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

另一方面，我也不禁扼腕，也許是因為吳先生的唯物主義思想不被“守古法不合今病”的同行所容，也許是他對於過去各家醫生對疫病成因、辨證、治法的批駁過甚，例如“論陰證世間罕有”、“《傷寒例》正誤”“諸家温疫正誤”等節均有文筆犀利、觀點明確的正誤，《温疫論》在接下來的有清一朝並沒有被醫家們廣泛接受。“有口誦其書，嘖嘖稱道，而對證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則曰此時證也，而手則仍用傷寒之方，拘傷寒之法者，比比皆然”。而吳先生所在的明清易代之時，紛亂動盪的社會無法讓他繼續廣泛實踐、發展他的理論，假使吳先生能夠得到一架顯微鏡，能夠看到病原體，能夠知道他所注意到的“疫氣”到底是什麼，那麼以他對於疫病的見解，幾乎必然可以活人無數，乃至被後人立祠供奉了！可惜乎，可惜哉！

 吳先生的唯物主義辯證思想，在《温疫論》中有多處體現，如有興趣，不妨閲讀原書，也希望此書能對當下的“中醫粉”們有所啓發。是的，能讀到這的觀友，都知道我在説哪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