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24：香港的角色（上）_風聞

我在前面的多篇文章中，特別是在《北部都會區，“第三香港”？》、《“深圳-香港-廣州”，全球創新集羣第二？》，以及《一個地區創新系統的生成》、《悲喜創業板》中，不同程度地談到了香港在深圳地區創新網絡中的角色。接下來兩篇我將對此進一步從歷史形成和地區功能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一

香港雖然開埠甚早，1930年代和1940年代末，也曾有內地工業搬遷至港，但真正大規模工業化卻是在1960年代，到1970年進入爆發期（這也是為什麼1970年代中後期廣東爆發逃港潮——當時香港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產生了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當時全球的日用消費品輕工業生產基地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香港承接了許多這樣的產業，包括紡織服裝、鞋帽、塑膠工藝禮品、家電、玩具、傢俱、五金、光學用品、假髮等產業等等。其中略有技術含量的是電子工業。

在1960年代初，幾家美國著名的電子公司到香港設廠，裝配分立組件，如磁芯存儲組件、二極管、晶體管和電容器等，推動了香港電子業的極速發展。1960年香港電子廠僅4家，1970年這數字就已經變成了230家，僱傭工人人數也從183人增至3.8萬人。在這期間，香港電子廠甚至曾為美國生產過一些國防用的電子產品，裝配過有線無線兩用電視機，火箭發射零件和雷達裝置等。

1970年代，大規模集成電路問世，電腦、電子錶產品迅速增長。更多外資在港設廠，帶來了更多“寶貝”——用於裝配集成電路、電子錶、音箱器材、計算機、電視機等電子產品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使香港電子工業有了第一次發展高潮。到1980年，在港電子廠增至1316家，僱員達到9.3萬人，出口值達到134.17億港元，此時已經佔到香港出口總值的12.2%，成為香港第二大行業。1981年半導體收音機的出口量超過美國和西德，居世界首位。

1980年代香港電子工業迎來第二波高潮，先後在大埔工業村引進美日技術和設備，興建了興華、愛卡、華科三家生產集成電路的工廠。1989年香港的電子工廠達到2009家，出口值達到558.18億港元。1992年底，香港共有1305家電子廠，電子產品出口值迅速增為602.91億元，佔香港製造業生產總值的25.8%。

香港電子工業也開始不滿足於簡單的收音機、錄音機、電子錶、計算器等產品製造，瞄上了微型電腦、個人電腦、多層次線路板、電腦外圍設備、高級通訊器材、音響等產品。

然後很幸運也很不幸的是，當時香港輕工業遇上了成本瓶頸，而剛好在198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並在香港一河之隔設立了經濟特區。香港的製造業可以不用被成本倒逼而被迫升級其技術研發水平，而是北遷到深圳，形成“前店後廠”模式，以更低的成本來謀取更豐厚的利潤，香港工業由此失去了向高技術製造業轉型的可能性。

1985、1986年，深圳開始第一次產業轉型升級，從原來的商貿業、建築業轉向發展工業。1985年11月，由國務院直接指揮組織，召開“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外向型工業座談會”，第七個五年計劃也明確要求“經濟特區要在繼續積極引進技術的同時，逐步做到生產以外銷為主，力爭給國家多創外匯”。深圳據此提出七五計劃的工業目標：利用外資15億美元，國內投資60億元人民幣，新建工廠500間，到1990年，工業總產值90億元。同時，從1986年起到1988年，用三年時間，基本形成外向型的工業結構。

自此深圳進入雄心勃勃的快速工業化階段，以勞動密集型為特點的三資企業持續大量湧入，並迅速從特區內溢出並佈滿特區外的廣大地區，特區內形成了以電子輕工為主的上步、八卦嶺工業區，以高新技術為主的科技工業園，以機械加工為主的梅林工業區，以輕工、紡織為主的蓮塘工業區，以建材為主的龍井工業區，特區外則沿107國道以及深惠公路，兩條發展軸展開製造業佈局。

在此期間內，深圳迅速成長為國內重要的工業基地和經濟中心，1994年，深圳GDP已經超越許多傳統工業基地，上升到全國第6位，2000年之後，則長期居於全國前三大工業中心。1985年，深圳工業總產值為26.7億元，2000年深圳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已達到2518億元，2008年這個數字則變為15860億元.

幫助深圳特區完成第一次產業轉型的，是香港的製造商們。

如同水銀泄地，短短的十多年時間，香港上述各種傳統輕工業品製造業工廠幾乎全數遷入以深圳為主的珠三角地區。到2000年此一過程基本完成時，據統計香港紡織業加工工序的90%、製鞋業的80%已遷到以深圳為主的珠三角地區。香港自己則轉向時裝、機械設備、儀器及零件業等產業。1981年時，香港製造業尚僱用90萬名工人，到1995年已下降為38.6萬人，1999年更進一步下降到24.5萬人。

香港製造工廠北遷深圳及珠三角地區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擴大生產規模、增加投資新的工廠、完善上下游產業配套體系的過程。是以在80年代初香港的製造業工廠數也不過4萬多家，但北遷深圳及珠三角之後，到1997年，香港僅在深圳的工廠就有12400家之多，在整個珠三角的註冊港資工廠到21世紀初則有6萬家之多，而與此同時，留在香港本土的工廠則仍有1萬多家，只不過它們大都已轉向較為高端的生產或研發、服務。

湧入深圳的1萬多家港資工廠，是深圳最初工業化的主力軍。這其中電子工業、五金和模具工業，是為後來深圳高科技製造業發展做出最初貢獻的主要產業。港資工廠為深圳培養了大量的熟練技工，和車間管理人才。這些產業的存在本身也為深圳ICT產業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前店後廠”模式意味着香港作為商業中心、研發及銷售中心（香港聯絡全球的貿易網絡）、供應鏈管理中心，而深圳及東莞作為生產網絡而存在。很快地在1980-1990年代，香港人幫助深圳和廣東地區開始建立一個高效的供應鏈網絡，這包括建設廣深高速公路、皇崗口岸、鹽田港碼頭（之前招商局集團已建設了蛇口港）等，並使鹽田港成為全球各大班輪的掛靠港，通過貨櫃車公司進行從東莞、寶安到香港葵涌碼頭的通關運輸。

而香港作為生產服務中心，則為這個生產網絡提供金融、法律、會計、品牌、設計、談判等綜合協調服務。再後來，深圳也建立了一套這樣的服務體系——香港在這過程中提供了不少幫助。

筆者認為，與前述1萬多家港資工廠相比，香港幫助深圳建立了這套服務體系和供應鏈網絡，才是更重要的。

二

與香港製造業北遷導致香港本土產業空心化幾乎同時發生的，是1997年香港迴歸。由於同一年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香港房地產港沫（泡沫形成的其中一個原因，本就是香港製造業北遷後所創造的大量財富迴流本港之後，導致的資產價格暴漲）破滅，香港遂面臨着必須進行產業轉型升級的問題。

在“去工業化”之後，香港的經濟支柱，一般認為包括金融業（含與此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航運業、旅遊業、房地產業。可以看出都是服務經濟，但香港服務經濟原本面向兩個市場：東南亞市場和中國大陸市場，在1998年之後，香港幾乎放棄了東南亞市場，專門面向由CEPA為之確立的外資相對壟斷地位的中國大陸市場，這種特許政策，名為愛之，實足害之，使其失去全球競爭力。問題是，看上去似為其開拓了腹地，但仍有看不見的鐵絲網組其實際為腹地提供服務。這就是深圳金融業為什麼能夠崛起的原因，總得有一個金融中心為本地區提供這類服務。

那麼香港經濟仍需在其內部尋找轉型方向。北京為其指引的方向是科技創新。

在迴歸前，香港是沒有什麼科技創新產業的。截至1997年，港府實際每年對科技投資額年均僅佔本地生產總值的0.03%，大大低於韓國的1.84%和新加坡的1.27%。”

1998年10月，當時的香港特區董行政長官在其上任後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科技興港，要把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董長官還特別延請了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的田長霖博士，擔任香港創新科技委員會首任主席。在田長霖主導下，1998年港府決定斥資50億港元設立創新科技基金，並決定創新香港科學園和數碼港（曾計劃名為硅港Silicon Harbour)。遺憾的是，田長霖博士於2002年因病辭世，港府之後再沒有找到一個具有田長霖博士這樣眼光，有可能成為“香港李國鼎”的人。

為了保持在信息科技方面的競爭力，1998年特區政府特別在基礎設施方面，斥資158億港元，發展集尖端科技與多媒體於一身的數碼港，以吸引信息科技應用、信息服務及多媒體內容創作方面的主要高科技供貨商集中進行產品的研究開發。耗資120億港元的香港科學園，則主力發展信息科技及電訊、電子、生物科技和精密工程四大重點行業。香港科技園共分三期，特區政府每期投資40個億，第一期於2002年7月1日正式開放。

如果説深圳真正把發展高技術產業作為城市主導戰略的時間，是在1994年前後，那麼香港在1998年確立創新科技發展戰略，並不算晚。但為何20多年後，深圳顯得頗為成功，而香港則收穫不大呢？

讓我們看看香港這個過程。

2000年，港府設立了創新科技署，專責科技發展。2004年時，港府對創新科技基金的工作作了一個檢討，50億港元的基金，6年過去還有30多億沒有花出去。創新科技署決定發展五個重點，包括汽車零部件、納米技術和核心材料、電子通訊、紡織及成衣，以及物流與供應鏈技術。基於此原因設立五個研發中心，預算26個億。現在回過頭來看，這5個研究中心的設立，並不是基於對未來科技發展方向的判斷而作出的決定。

雖然在創新科技署的扶持下，2002年至2005年，香港受訪企業中有過創新活動的比重，從不足2成增加到48%；企業研發支出佔香港整個研發支出的比重，從33%提升至52%；香港整體研發支出從75億元增至110億元；研發人員數量從1.3萬人升至2.2萬人，增幅近七成，似乎已有不小提升。甚至香港科技園也有了不錯的進展，僅2006年，一期科技園裏的公司就向特區政府交了4個億的利得税，在園裏工作的個人交了3個億，這還沒算解決就業、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帶來的收益。香港數碼港則招致大量的批評，指其淪為房地產項目。

2010年，香港來源於政府的研發支出佔政府當年財政支出的比重為2.1%，而同年新加坡和深圳的比重分別為7.6%和7.8%。後兩者均大幅高於香港。2011年，香港研發人員總量為24460人，新加坡為44867人，香港相當於新加坡的54.5%。香港研發支出佔GDP的比重最高不超過0.8%，仍然處於頗低的水平。

2005年6月，曾蔭權在行政長官補選中勝出，接任特首，他強調發展知識型經濟（人才與知識為本的高增值行業），於2009年提出發展六項優勢產業，包括醫療、環保、檢測及認證、教育、創新科技和文化及創意產業，顯示當時港府判斷髮展創新科技非香港長項。到2012年，六項優勢產業增加值佔香港GDP比重不到10%，其中創新科技產業比重不到1%。

2012年，梁振英成為第三位香港特首。他再次將重心放在創新科技發展上。2012年一上任即提出成立創科局的建議，但由於在立法會受阻而中途“擱淺”。在科技界強烈要求增設科技局的呼聲下，2014年施政報告宣佈再次啓動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工作。香港創新及科技局於2015年成立，楊偉雄為首任局長。

創科局的9大工作重點，包括推動與全世界最頂尖科研機構合作的機會；推動智能生產和研究發展適合香港為基地的工業，創造優質和多元的就業機會；研究和推出措施鼓勵私營機構投資創新科技；研究和推行智慧城市的措施；建設香港成為Wi-Fi城市等。

據説，在2014年創新及科技局成立之前，香港的創科初創公司大約只有1000家，但到2021年已經上升到3800家，僱員數量也從當年的二千多人增加到幾萬人。在特區政府出台一系列支持措施之後，香港吸引的風險投資基金由2014年的12.4億增加到2021年的近100億，增長速度非常之快。

但是要説香港的創新科技已經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那還為時尚早。

2017年，深港兩地政府簽署《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正式提出了“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的概念，但2018年之後，香港內部的擾攘嚴重影響到了其經濟發展。2019年，國家推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鼓勵香港融入大灣區，共同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這之後，香港終於把科創提到其經濟轉型的主要方向上來。

在2019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中，專門提出“要加快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香港較快地確定了除河套之外港方後續可能提供給創新科技的片區範圍，即新田科技城。2021年10月，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北部都會區”的概念，林鄭強調，要令“再工業化”植根香港，並與深圳以至大灣區的創科發展相輔相成，使創科成為香港新經濟動力，成就《十四五規劃綱要》下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根據港府規劃，港深創科園與落馬洲╱新田一帶地方，將會整合為新田科技城，當中與創科相關的土地估計約有240公頃。新田科技城聯同深圳科創園區組成佔地約540公頃的深港科創合作區。

除了新田科技城，特首施政報告中還提到將有240公頃的新用地資源，包括吐露港填海、搬遷污水處理廠等將原本佔地22公頃的科學園增加至110公頃；在靠近前海的洪水橋一帶預留了5公頃土地，用於建設一個媲美數碼港的科研中心。原本的三個創新園——將軍澳創新園、大埔創新園、元朗創新園未來也將有新的發展：大埔創新園剛剛落成兩個生產基地；將軍澳創新園也將落成一個先進製造業中心，以吸引高端製造業、智能生產廠家迴流香港，從而培植香港本土的小批量的製造業優勢，同科研基地緊密聯繫及互動、形成優勢互補效果，而且已經有許多租户預租鋪位，其中大多與高科技診斷、生命健康、科研設備製造等有關；元朗創新園在2023年也將建設一個微電子中心，支持微電子發展。

港府已經提出設想，在下一屆任期內，擴大創新及科技局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凸顯由創科推動香港再工業化的發展。

從上述過程可以看到，港府自1998年以來的20多年時間裏，對於是否以創新科技為發展主軸，以及政府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一直存在較大爭議。其中一個爭議的重點，是對香港發展創新科技是否具備比較優勢沒有信心，而20多年的事實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

但歷史機遇可能早已錯失了。同一時期深圳高技術產業的高速發展似可反證這一點。

三

香港20多年的猶豫不決，也體現在深港合作，尤其是深港創新科技合作上。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深圳一直向香港拋出橄欖枝，希望共建深港國際都會，但香港側一直反應較為冷淡。一直到2006-2007年，香港才認識到深圳是一個有價值的合作伙伴。但之後地15年時間裏，雙方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合作共贏模式。“深港創新圈”計劃的失敗就是一例。

2005年底，即將在2006年1月具有歷史意義的全國科技大會上作典型發言的深圳市政府，擬向中央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議，其中一個彙報稿中，第一次使用了“深港創新圈”這個詞，此後在2006年初深圳市政府“一號文件”中，正式把建設“深港創新圈”列為自己的戰略目標。2006年初，國家科技大會舉行，深圳在區域創新體系和自主創新戰略方面的探索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注意。

據説，2005年9月深圳市主要領導在北京向時任國務委員陳至立彙報時，陳聽到這個概念的詳細解畫時亦是眼前一亮。**“它既可能是在華南區域內成功破解中國產業自主創新難題的解決方案，亦可能是香港和深圳避免在整個區域內被邊緣化的靈丹妙藥。”**因此，當深圳向北京和香港推銷這個頗具新意的計劃時，反應都相當熱烈，“陳高度肯定”。

2006年2月17日，當香港科技大學慶祝15週年校慶時，有份邀請深圳市分管科技工作的常務副市長劉應力到場發表演講，劉藉機向香港人全面闡述了他對深港創新圈的構想：以科技合作為核心，以政府為主導、民間為基礎、市場為準則，以（深圳河）河套地區為紐帶，以香北教育研發集羣及深南產業集羣為主軸，以珠三角為縱深，全面推進和加強深港科技、經濟、教育、商貿等領域的廣泛合作，加快建設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在國家戰略中有重要地位、對區域發展有突出貢獻、創新資源最為集中、創新活動最為活躍的“半小時深港創新圈”。

2006年3月6日，在北京的全國“兩會”上，3位重量級人物，包括原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原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時任深圳市政協主席李德成，共同提出提案向中央政府建議深港兩地共同建立“深港創新圈”。此一建議迅速在京港深三地發酵。

從2月到8月，劉應力利用各種機會，向香港貿發局、香港科技園、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業內有影響力的人士鼓吹“深港創新圈”。

與以往香港對深圳的頻繁“求愛”態度曖昧迥然不同的是，香港各有關機構對這次“求愛”作出了熱情的反應：9月21日，香港工商科技局常務秘書長何宣威公開向媒體宣佈，香港和深圳將簽訂“深港創新圈”計劃的協議。

2007年5月21日，經中央政府批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深港創新圈”合作協議》２１日在香港正式簽署。雙方一致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深港面對共同的機遇和挑戰，雙方要更緊密攜起手來，進一步提升深港區域在全球的競爭力。

“深港創新圈”首次令香港認真看待深圳作為一個有價值的平等合作伙伴，也確實推進了不少兩地資源整合，比如：1，中科院、港中大、深圳市政府三方共建了中科院先進技術研究院；2，北大、港科大與深圳市政府三方共建醫學中心和北大深圳醫院；3，北大、香港大學、深圳市政府合作成立深港產學研基地；4，5所香港大學參加了深圳虛擬大學園的合作計劃；5，港中大設立了深圳校區。等等。

但雙方在發展高技術產業方面的合作並不能稱得上是成功。

深港創新圈為深港科技產業合作設定的一種分工模式是：香港研發+深圳製造。這一模式假定，香港有8所亞洲一流的公立大學，其中3所在全球大學排名在前100名之內，因而具有較強大的知識創新和科學研究的能力；香港的法治和自由環境有利於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來港工作；香港與全球的聯繫、金融中心地位，有利於吸引跨國公司在此設立研發中心；而與此同時，深圳已形成了具全球地位的科技製造業體系，並且發展出一大批國際知名的科技公司。雙方因此具有互補性，香港由於成本較高，因此不適合發展工業，只適合進行研發活動，而深圳則適於建立生產網絡。

然而深港創新圈協議簽署之後，卻根本沒有達到上述分工的目標。沒有多少跨公司在香港設立研發中心，甚至深圳本土的科技公司都不會這樣做。在數年時間裏，雙方只推出了一個合作案例，即美國杜邦太陽能於2008年與深港兩地簽訂合作協議，分別在香港設立太陽能發電研究所，以及太陽能電池模塊零部件製造工廠。但即便是這個案例，最後也證明是不成功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結果，我會在下篇文章中進一步分析。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北部都會區，事實上就是一個擴大和深入版的“深港創新圈”。説擴大和深入，是因為香港方面下了很大的決心，對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也有了深入的認知，而香港內部的反對聲音也已經被消除了。但是“深港創新圈”所沒能解決的，雙方的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就能解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