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走上沒有硝煙的戰場——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官紀實（五）_風聞

走馬上任

1

大使組班子

第一批駐外使館人員除駐蘇聯使館外一般在20~30人左右。周總理對大使們説：“現在幹部很缺，大使由中央來選定，使館的幹部由大使自己解決。方法是：大使物色、提名，然後將名單報請中央組織部下調令。”選配使館人員的重任落在大使們的肩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能否組合一批有能力、有專長、可靠又能相互協調配合的人形成一個戰鬥集體是今後在國外開展工作的重要基礎。除了外交部推薦的一批外交官外，大使們又在自己熟悉瞭解的幹部中根據工作的需要去選配了一批人員。

黃鎮將當時與他一起在軍調部新鄉執行小組工作過的團長郭謹、翻譯翟明、副官黃鳳麟調到駐匈牙利使館。

王幼平將在平原分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時任大連地委委員劉靖宇，在豫皖蘇軍區工作時熟悉的救濟總署幹部趙政一，及從部隊隨同來京的參謀李品明調到駐羅馬尼亞使館。

姬鵬飛將在延安、新四軍時的部下王雨田和在三野時的部下宋之光調到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使團。

倪志亮將在東北軍政大學、中南軍政大學時的部下吳曉達調到駐朝鮮使館。

彭明治未從自己部下選人，他將隨同曹祥仁來外交部的中央二局餘湛調到駐波蘭使館。

袁仲賢將在部隊熟悉的部下康矛召調來，任駐印度使館參贊。

韓念龍去巴基斯坦的使館班底是以他在朝鮮戰俘營工作時的人員為主，像周南、温業堪等都是從抗美援朝戰場轉到駐巴基斯坦使館。

許多大使還將自己在部隊時的警衞員帶出國作為使館的保衞人員。大使們還物色了一批烹飪高手作為使館廚師，這些人以特有的技能為開拓中國外交、弘揚中華美食做出了貢獻。

2

出國準備

新中國成立時，滿目瘡痍、百業待興，經濟狀況十分困難。但為了讓中國外交官體面出行，每對夫婦根據職務發了二千萬至三千萬（舊幣，一萬相當於新幣一元）的費用。這筆費用按當時的物價水平而言是相當可觀的。

過去在部隊是供給制，零花錢很少，許多人把錢拿到手時感到沉甸甸的，不會花也捨不得花，如何去購置衣物成了他們犯難的事了。除了必須準備一套像樣點的禮服外，其餘的物品都是去原東單舊貨市場、大柵欄舊貨商店中去購買補充的。能省就省點，能少花錢就少花錢，精打細算地去使用，為此有的人還曾出過一些“洋相”。一位同志在大柵欄舊貨商店中經過討價還價好不容易買了一套衣服，興高采烈地向別人展示，可當他知道這是一套二手“壽服”無法對外穿時，心裏很沮喪。

王稼祥大使夫人朱仲麗曾回憶：出國前她常去逛東單舊貨市場，但一直沒能給王大使買到價格合適的西服，只好買些面料帶到蘇聯，但打聽到蘇聯做西裝的價格也不低，最後還是她自己動手裁剪縫製的。黃鎮夫人朱霖講，她那時將部隊發的羊皮大衣外面換了粗呢面料，有好幾十斤重呢！結餘下來的錢他們在抗美援朝時都捐獻給了國家。據符浩夫人焦玲講：“當時發的錢感到十分珍貴，我留下了些樣品至今還妥善收藏着。”

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外交官在大使館門前合影，伍修權（前排左5）、倪志亮大使（前排左4)。

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外交官在大使館門前合影。王稼祥大使（前排左3）、曾湧泉（左2）、邊章五（左4）

姬鵬飛大使遞交國書後與東德總統皮克合影，姬鵬飛（左2）、王雨田（左3）。

1950年，姚仲明大使（前排右3）遞交國書後與緬甸總理吳努合影。

在準備出國期間，外交部還安排一些同志回家探親，讓他們探望父母、安排子女。

兒女情長

百善孝為先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美德。孝敬父母是每個做子女的應承擔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對父母是否能夠做到具有孝順之心和孝敬之力是衡量一個人道德水準的一把尺子。“不孝子孫”是民間一種非常嚴厲的咒語。

這些軍人在戰爭年代拋頭顱灑熱血，為窮苦大眾謀幸福，戰爭中由於環境與條件所迫，無法在父母身邊盡一個孩子的孝敬之力、孝順之心是可原諒的，但他們思念父母之情、報答父母之恩是時刻銘記在心裏。

經過一代人艱苦卓絕的、前仆後繼的奮鬥，新中國成立了，勞苦大眾翻身做了主人。這些軍人進了城、掌了權，能夠好好地孝敬父母，是實現他們多年的愧疚之情、補償以往未盡之意的最大心願。他們有的人迫不及待地將父母從窮苦的農村接到身邊；有的人準備安好家後立即迎接父母的到來。但是當他們接到去國外工作的新任務後，國外的環境和條件又一次使他們無法在父母身旁去儘子女責任和義務，打算讓父母過上好日子安度晚年的願望又因為相隔萬里而無能為力。

王幼平（後排左2）、史洪朝（後排左1）全家福

在國事與家事之間，他們的選擇是堅定的。他們將接到身旁的父母又送回老家，又一次得到父母的理解與支持，老人們像當年送他們參加革命一樣，又一次將他們送上征途。軍人一次又一次的奉獻，在為他們軍功記錄中增添光彩的還有他們的父母。

有一件事讓人心酸，讓人感慨。黃鎮夫人朱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父親，是這樣寫的：

我的父親是1960年去世的，我們1961年初從印尼回國參加會議時，他已經不在人世了。回到家中看到父親給我的最後一封信，這封信整整壓了3個月。信中説：

“我現在病的很厲害，不知你回來了沒有？希望給我寄二兩紅糖、一兩茶葉，我覺得嘴裏沒味，不願吃東西……”

看了信以後，我哭了，他畢竟是我的父親，他只有我這麼一個獨生女兒。他剛60多歲，對我也沒有多大的要求，只是有時想到北京看看外孫們，最後想要那麼一點點糖和茶都未能如願。北京家中的孩子們小，又不懂事，接信後沒有人管這件事，他老人家該有多麼失望和痛苦啊！

如果朱霖當時就在老人身旁，即使是上天攬月的事，也會拼命去辦，更何況是二兩紅糖和一兩茶葉這樣並非難以辦到的事呢！老人家帶着遺憾離去，讓朱霖常常處在自責之中。

“可憐天下父母心”，有哪個父母不疼愛自己的孩子？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這些外交官們舍小家為大家，他們忘我地戰鬥在外交第一線上，但他們又無時無刻地惦念遠在萬里之遙的國內的孩子。孩子們的健康、學習、品德、生活等情況常常使他們揪心思念、夜不能寐。幸好當時有北京育才學校、北京育英學校、北京“十一”小學、北京“八一”小學等住宿學校解了他們的燃眉之急和後顧之憂。

耿飈一家

這種狀況直到20世紀50年代後期，外交官們在北京有了家後才逐漸得到好轉。但家中也是孩子當家，自己管理自己。當時有一件有趣的事：因為電話資源稀少，只要家中一安裝電話，孩子們就知道父母快回家了，於是就急忙進行大掃除，迎接父母回家。

符浩夫人焦玲曾撰文講述了這樣一件事：

我到駐蒙古使館工作不久，因公臨時回國就犯了一個錯誤。

那是1951年冬，飛機到達北京機場後，我乘坐機場的車進城。路過船板衚衕時，看到孩子所在的幼兒園，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急忙下了車。我還沒有進幼兒園大門，車子就離開了。這時突然發現我裝有文件的皮包丟在車上，我頓時心急發慌起來，顧不得去看孩子，就快速去外交部報告。辦公廳主任王炳南當即嚴厲地批評了我，閻寶航副主任一方面批評我，一方面像對孩子一樣安慰我，並派了車要我立即返回機場，取回了皮包。

拿到皮包後我的心像一塊石頭落了地，高興和慚愧使我潸然淚下，我終生也不會忘記這次教訓。

符浩在使館看到外交部對我的批評並要給我處分的電報，他更是焦急萬分。我無心去看望我的孩子，辦完公事後我很快返回使館。由於我檢查深刻也沒有造成損失，也許是考慮到作為母親趕着看望孩子心切等原因，領導對我的安慰多於批評，沒有給我處分，這使我更加感到內疚。

黃鎮夫婦已有四個孩子了，在戰爭年代無法帶在身旁，都分別送到根據地的老鄉家裏代養。解放後孩子們都陸續被養母們送到北京，全家剛剛團聚，但是為了完成出國任務他們又依依不捨地又將孩子們分別送到親戚、戰友家撫養。

後來，筆者在北京西郊解放軍政治學院李欣老將軍（當時他是中國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使團武官）家採訪時，他講到當年外交部有個規定：每對夫婦只能帶一名6歲以下的孩子隨行出國，年滿6歲必須送回國內。當時他有個3歲的兒子和一個未滿月的女兒，經過反覆商量決定將女兒留在姥姥身邊。當他講到女兒沒能吃上一口母親的奶時，90歲老人的淚花在眼中閃爍。時光過去50多年了，但對女兒那種愧疚之情讓人難以忘懷。

還有一次，當筆者詢問已經白髮蒼蒼的餘湛夫人佐伊當年孩子是怎樣安排時，老人告訴我，她當時有兩個孩子，一個兩歲，另一個才幾個月。兩歲的孩子經過李克農副部長特批進了外交部的幼兒園，另外幾個月大的孩子找了個奶媽放在戰友家代管。筆者又問：“不是可以帶一個出去嗎？”佐伊阿姨答道：“是的，我也跟餘湛談過，可他瞪了我一眼，説那還工作不工作了？”像這樣要做出選擇安排子女的事，在第一批外交官家庭中比比皆是，困難是很困難，但在他們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1950年9月14日，耿飈大使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領唱國歌。

吉雅泰大使（左1）在蒙古

羅貴波、李涵珍大使夫婦在越南

一位已經進入耄耋的老人在回憶往事時，仍然清晰地記得多年前的一件事情：

那是北京西郊一所住宿制小學，在操場的旁邊有座二層樓的衞生所。一個男孩靜靜地坐在窗前向外眺望，他因得了“猩紅熱”（傳染病）被隔離，不能像往日那樣與同學們一起上課，不能在課餘時間與夥伴們嬉鬧玩耍。雖然校長、老師時常拿着水果點心來探望，醫生護士也像對自己孩子一樣體貼入微地治療、護理，但他仍感到孤獨。

晚上睡覺時，他常常做夢想到爸爸、媽媽，醒來時枕巾已被淚水打濕。他的最大心願是爸爸、媽媽突然出現在面前，但這美好的願望一次又一次地破滅了。

他的爸爸、媽媽遠在萬里之外的他國工作，不能陪伴自己的孩子。常言説父母對自己孩子成長中的每件大事都瞭如指掌，但對外交官來講可能就難以做到了，也許孩子的病痛與思念會被流逝的歲月永遠掩埋。

每當放假休息，同學們被家長接走時是他最難受的時刻。雖然在過節時總是有不少父母戰友接他回家，熱熱鬧鬧，過得也很快活；假期裏常常在叔叔伯伯家與他們的孩子擠在一起，過得也很開心，但畢竟他的家在學校，他沒有自己的家。**如果説父母因工作需要未能盡心照看孩子是一種犧牲，**如果年幼的孩童未能在父母的身旁得到應該獲得的撫愛也是一種犧牲，那麼兩代人的犧牲不也是對中國外交事業的一種奉獻嗎？

很多外交官孩子的名字也有外國情結，就像那些名叫“抗戰、延安、解放、自衞、建國……”一樣也有着時代的烙印。

1952年2月3日，王幼平大使夫人史洪潮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醫院生了個大胖小子，王幼平大使給兒子取名叫涅高遊。這個名字來自羅馬尼亞喀爾巴阡山的兩座著名山峯之一，當地人把涅高遊稱作英雄峯，把曼德拉稱為神女峯。孩子送回國上幼兒園時，老師認為這個名字叫起來不順口，就按諧音改為王野牛，上學時又改為王野。

在王幼平離任時，羅馬尼亞部長會議主席、大國民議會主席格羅查設家宴歡送王幼平大使夫婦，在閒聊時得知王幼平大使在羅馬尼亞喜得貴子，而且是以羅馬尼亞著名山峯涅高遊為名時，十分高興，起身舉杯祝賀並索要照片一看，當看到孩子光着屁股趴在牀上的可愛樣子時，笑着在照片背面簽上自已的名字，並對王幼平大使説：“30年後，我再接受他呈遞的國書。”

時過境遷，格羅查已經作古，涅高遊（王野）也未能如約去羅馬尼亞呈遞國書，但這段趣聞堪稱佳話。

還有像姚仲明大使的兒子名字是為紀念印尼收復西伊裏安而叫姚西伊，康矛召大使的兒子在新德里出生叫康德里……

如果説外交官有特權的話，那就是通郵免費。就像當年軍人免郵資一樣，不管距離遠近，來往信件不用付郵資。外交部有個神秘部門——信使隊，不定期地專職向駐外使館送達各種機密文件，順便將國內家屬的信件帶出去，再將使館人員回信帶回國。只要貼上4分錢的郵票，國外的信就可以順利寄到家中了。有時為了趕時間就將寄往國外的信直接送到外交部的一個信箱，連4分錢郵票也省了。

來往通信雖然郵費免了，但時間卻沒有保障，一兩個月能收到就算不錯了。家書抵萬金，每次信使的到來給使館人員帶來了歡樂與喜悦，對信使的接待是破格的待遇，接送、就餐、住宿都安排得非常好。但對未收到信的人，也帶來了煩惱與擔憂。

由於不掌握送信的週期，常常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接到父母來信時，經常被責問為什麼沒有寫信，可下一次來信時又説一下子收到好幾封信，看都看不過來了。父母期望孩子們能多談些學習和生活情況，可孩子們小又不擅長寫信，往往是幾句話就草草了事。既便是這樣，每封信也會給父母帶來許多的安慰和滿足。

【注：本文寫於2009年】

- END -

作者 | 王民偉  圖片 | 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