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年偶像到青年公敵，胡適做了什麼招來無數責罵，他冤嗎？_風聞

中國台灣著名學者徐復觀在哀悼胡適的文章中認為，胡適在五四運動的時候還廣受青年們的支持和歡迎。但在“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卻有將無兵，即是有朋友而無青年”。1925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讓胡適在短短一年內被人們罵了個狗血噴頭，並且威望大跌呢？

一、因參加善後會議被譏諷

1925年年初的善後會議成為胡適被羣起而攻之的開端。北京政變後，段祺瑞成為臨時執政，準備召開善後會議。美名其曰是為了“廢督裁兵”為國民前途之幸福，實際上是以此協調全國各方勢力的利益，好確保自己的政治地位。

1924年12月24日，段祺瑞政府公佈了《善後會議條例》，其中説明只有有大功勳於國家、討伐曹錕有功的軍閥，各省區的長官，以及特殊之資望學術經驗的人，才能來參加會議。胡適作為第四類的學界名流，自然也在邀請之列。但此次會議實在不得民心，黎元洪、唐紹儀等人先後聲明不參會，國民黨在內部也對其表示抵制，

段祺瑞

善後會議的名聲，如糞坑一般，誰沾上它誰染上一身臭，可胡適在反覆思考數天後，還是決定參加會議。他在邀請信的回覆中説：“會議……總比武裝對打好一點。所以，我這回對於善後會議，雖然有許多懷疑之點，卻也願意試他一試。” 胡適要參加善後會議的消息剛出，國內輿論就一片譁然。1925年1月17日，《世界晚報》率先吹起批胡號角，發文説人家梁啓超、章太炎都不願湊這個熱鬧，你胡適身為領袖羣英之人物，還揚言十年內不碰政治，可一有權貴相邀，你就屁顛屁顛參加。這種行為實在是斯文掃地。文中譏諷之意溢於言表。

青年學生們對胡適的決定也不買賬，有學生袁伯諧和董秋芳發表公開信，苦口婆心地勸胡適不要參加“這少數人宰割全體民眾的善後會議”。並且善意地建議胡適把實驗主義中的嘗試用在有必要的事情上。也有毫不客氣對胡適進行人身攻擊的青年，2月1日，筆名為“春藩”的青年在《民國日報》上發表了《原來是這樣嘗試——胡適之今昔》一文，將胡適痛斥為軍閥的走狗和裝飾品。

胡適

二、從青年偶像到青年公敵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租界爆發了五卅慘案，十餘名學生被槍殺，上百人被英國巡捕逮捕，英國人的野蠻行徑震驚中外，時稱滬案。同年的6月10日，又發生了“漢口慘案”，漢口工人因工友餘金山被毆而罷工遊行，卻慘遭英租界義勇隊和海軍陸戰隊的機槍掃射，30多位國人喪命。

6月26日，前往少年衞國團參加活動的胡適對這兩件事進行了名為《對於滬漢事件的感想》的演説。胡適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先調查清楚真相，即“於熱烈之中當存理智，尊重事實”。並強調學生們應以學業為主，對此不要過多參與，説什麼“國家的紛擾，外界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着大家去吶喊”！

這種保守的觀點在當時團結各行各業鬥爭到底的輿論大環境下顯得格外“鶴立雞羣”，因此廣受愛國學生的詬病。

《建黨偉業》青年學生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31日，胡適的一篇《愛國運動與求學》，讓青年學生們對他徹底失望。文中胡適再次呼籲青年們不應當盲目參加各類遊行活動，認為單靠羣眾活動很難起到作用。青年學生們當務之急就是學好習，待成長起來再報效祖國。

有些學生認同胡適的部分觀點，比如唐山大學學生劉治熙發表在《現代評論》的文章，同樣認為羣眾運動單靠着一股子民氣支撐，難以持久。但他極力反對胡適提出來的學生不該參加運動的説法。劉治熙分析滬案之所以能得到全國同胞的關注，其中少不了學生們的功勞，滬案起初幾乎沒有報紙敢報道，正是學生們“在租界內演講以至流血”，才將事件真相傳播開來。

更多的學生對胡適的演講進行了批判。一位筆名為“靜”的人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了《胡適搞的什麼鬼》，指責胡適的觀點是雙標，一面説學生應該純粹為學，一面自己卻“不守學者本分，去做政治勾當”。另一篇同樣刊登在《中國青年》的文章《評胡適之的“新花樣”》，毫不客氣地罵起了胡適，內容可謂“勁爆”：“胡適之不待罵，猶如路旁的一條死狗之不待叱吒一樣；只是，這條死狗今天發出了一股妨礙公共衞生的臭氣，我們卻不能不理會了。”

《建黨偉業》胡適

三、胡適坦然面對輿論

在一片指責、怒罵聲中，1925年9月底，胡適南下至武昌大學演講，本以為脱離了輿論的旋渦，但又又又遭受到了批評和指責。其中一場演講，胡適提出了“歡迎文化侵略”這一論調：**“況且現代精神、物質進步，皆由西洋文化侵略得來的，若是反對文化侵略，這不是開倒車使我們精神物質復原呢？”**這等言論徹底把湖北青年學生點着了。湖北青年團體聯合會在《歡迎胡適之先生們的通告》中將胡適近年來如參見溥儀叩頭感懷聖德、 反對取消清室優待條件等落後之舉悉數羅列。10月4日，在漢口《商報》上有筆名“署風”來稿，狠狠地批判了胡適的文化侵略有益論。署風認為不能將文化輸入和侵略混為一談，並嘲笑道“鄙人實不識青天白日之下，竟有此等博士病狂”！

面對漫天壓來的質疑和辱罵聲，胡適的心態和抗壓能力還是不錯的。早在善後會議後，友人邵飄萍就曾提醒胡適，最近青年們好像對你有些誤解。但胡適認為自己不能諂事青年人，青年界對自己的議論早在意料之中。還自嘲道：“八年的捱罵已使我成了一個不怕罵的人。”在武昌被罵後，胡適在日記中開始自我安慰起來，他認為批評聲不能代表所有學生的觀點。他覺得在10月3日演講中即使突然下起瓢潑大雨，聽眾們也秩序井然，這説明大家對他還是認可的。胡適還將罵他的文章從報紙上剪下來貼到日記本中。至於其當時的真實感受，今人就不得而知了。

書房中的胡適

文史君説

1917年，在新文化運動中備受青年們歡迎，進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在八年後又被青年們所拋棄。此時的胡適就像其詩作中的《老鴉》一般：“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説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如此結果，根本原因在於他的政治觀點不符合當時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也無法迎合狂熱的青年。近百年過去了，我們今天再回頭看胡適當時的言論，是不是也有些道理呢？

參考文獻

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

汪文麗：《胡適與1925年的青年“批胡反胡”事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作者：浩然文史·天上白玉京）

點擊「浩然文史」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