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罰就上億”: 明星暴富背後的暗箱操縱機制 | 文化縱橫_風聞

金方廷 | 上海社會科學院

【導讀】近期，某明星因偷逃税被罰1.06億，再次引發公眾關注。儘管近年來明星負面事件頻發，但諸多商業品牌仍積極尋求明星代言，這與明星背後的巨大流量和飯圈文化密切相關。另一邊，近期國新辦發佈會宣佈開展2022年“清朗行動”，將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打擊網絡水軍列入十大行動中。兩個事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一個共同對象，即“飯圈”。

本文深入飯圈內部，分析了以飯圈為代表的網絡社羣的內在機理，揭示了飯圈文化的深層矛盾。作者指出：在飯圈中，明星、達人、主播等作為社羣聚合的中心，以青年為主體的互聯網社羣共同合力，形成一種互聯網文化生產形式。參與者的一個明顯特徵，不是物理意義上的“人”，而是一個個賬號，不同賬號用於不同社羣，拋棄賬號就可以拋棄身份，這讓網絡個體可以理性地扮演“腦殘粉”。而無論是“做數據”還是“控評”，都是對平台規則機制的利用。在這種利用中，參與者的付出，介於“數字勞動”和“情感勞動”之間，獲取的是滿足感，感覺自己處於“想象共同體”之中，以彌補社會原子化後造成的情感空缺。

然而，控評、刷數據等行為擠佔公共表達空間，導致其他表達被淹沒，由此帶來負面評價。為了維護形象，飯圈會將自身與“正能量”話題捆綁，以使自己顯得“強勢”和“正確”。但在平台規則和資本引導之下，飯圈並沒有能力決定自己表達的內容，還會因為不同圈子之間的激烈競爭而更為脆弱。目前網絡平台規則下，數據成為重要的資產和評價方式，這導致表達的“力度”比表達的內容更加重要，以至於表達內容日益稀薄，這一點尤其需要關注和深思。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原題為《偏離的飯圈——資本與輿論之間的網絡社羣》，**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互聯網已經成了當代青年社交的中心場域，青年羣體的社交習慣不斷從各個方面被網絡所形塑。互聯網高度瞄準用户興趣及關注點為羣體分類的特質，連同網上信息流對目標用户的聚合效應，不斷造就了一批圍繞興趣、“意見”形成的相互認同的“圈子”，並日益成為網絡空間的主要參與者和掠奪者，使互聯網成為一個生機勃勃而又互動頻繁的新型社會。**網絡社交的組織方式及文化形式已經深度參與了當代青年文化的生產，**作為一種“類政治”的公共參與形式，年輕人從網絡社羣中不僅學會了建立在公共參與基礎上的身份表達，更從中深刻體驗並瞭解到新媒體時代的文化邏輯。

在這個意義上，飯圈（fandom）可能是這個網絡圈層高度分化時代的典型產物。**粉絲文化從來不是大眾文化中的新鮮事物，但在社交網絡上以羣體形式出現並活動着的飯圈卻顯然是一種附生於互聯技術上的新興文化現象。通過飯圈，一方面在羣體內部形成了高效的信息分享和內容生產機制；另一方面飯圈的羣體組織形式可以更為主動、積極、強勢地展開線上活動。**網絡社羣不僅為粉絲提供了意義生產與認同建構的社交基礎，凝聚度頗高的社羣還具備了調動、規範成員的功能，從而拓展出代表粉絲集體與其他組織、機構進行互動的可能性。

在本文看來，**社交平台上活躍的飯圈是一種極具代表性的圈層化社交模型，**它既強大又脆弱，這樣的社羣組織在今後將會作為網絡空間的主要爭奪者，持續高頻地出現在中文互聯網世界的每個角落。本文試圖通過飯圈討論這樣幾個問題：網絡社羣的基本模式是怎樣的？網絡社羣依據怎樣的邏輯參與線上活動？以及網絡社羣文化與“外部”世界又有着怎樣的互動方式？

**********▍**********網絡社羣的基本模式：虛擬賬號集合成“想象共同體”

過去對於粉絲社羣和粉絲組織的研究側重於探討粉絲組織內部呈現出來的等級化、高度分工等特徵，但現在很難用分析傳統社會關係的視角去理解在網絡上出現的新型社會組織。**其中最重要、最顯著的變化之一是計量和評估網絡社羣參與個體的單位不再是物理意義上的“人”，**而成了在網絡平台上註冊的賬號。這不僅意味着網絡上的大量ID與賬號操控者在現實中的人格大相徑庭，甚至一個人既可以手握多個賬號，在網絡上扮演起截然不同的“人設”，也有可能由多個人在背後操控着同一個賬號。

**飯圈顯然就是這樣一個以賬號集合體形態存在着的網絡社羣，這為網絡社羣的共同體想象增添了一層不確定因素。**網絡社羣內的成員並不急於卸下網絡身份和“人設”去接觸賬號背後的真人，**他們更在意的是一種“身處共同體”的感覺：**不管是對某種事物、某個人的推崇、認可和喜愛，還是建立“着迷”基礎上的信息交換、社交活動和文本生產，甚至大批帶有濃重符號特徵的ID名，都足以營造出一個足夠熱鬧的、生機勃勃的羣體氛圍。這類網絡社羣具有一些與常態社交不同的特質。具體而言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聚合本質的鬆散性。通過社交網絡追星需要極強的組織動員能力，這使得成員的忠誠度以及對成員的管理變得至關重要。透過虛擬賬號進行社羣的管理極為不易，於是這類通過興趣結成的網絡社羣通常會設置嚴格的准入機制（飯圈稱之為“粉籍”審核），這種審核通常圍繞飯圈既往的集體活動展開。然而，“粉籍”審核也導致許多粉絲都會選擇開設一個或多個專門用來追星的賬號，這意味着追星族只是在使用這個賬號時才全身心地“成為”或者“扮演”一個合格的飯圈成員，**只要拋棄這些專門用來追星的賬號，與這個羣體和這類網絡活動有關的一切便能就此終止。

**高效的臨時組織性。**與過去追星族被動接收明星藝人信息的模式不同，在當代網絡上形成和活動的飯圈通常要求成員的高強度參與，而某個飯圈的號召、組織能力決定了他們能否在與其他飯圈的競爭中勝出。因而飯圈必須呈現為一個具有極強臨時組織能力的網絡羣體，但必須注意的是，飯圈所能做到的高效組織仍僅僅是針對網絡虛擬ID的控制。

總之，飯圈的組織形式看起來相當矛盾：人們在虛擬社交環境中結成的組織在本質上是一種鬆散的聚集，但由於在飯圈內被灌輸了社羣認同的粉絲往往對藝人、偶像投注了真摯而熱烈的感情，使得飯圈這種以情感為驅動的網絡社羣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形成高效率的組織效應。與物理世界的社交截然相反，網絡社羣從來不可能賦予個體以穩定的“身份”，也不存在絕對穩定的社交關係，而只能給予每個參與者以相對固定的身份“標籤”，“標籤”式的自我定義及自我認同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網絡空間中不同羣體的頻繁碰撞。而所有這些都很可能標誌着一種新型的常態化網絡社交模式。

這種社交從表面看是高度圈層化的，由此在網絡空間中構成了一個個基於興趣或認同而能夠自我賦予身份“標籤”的“圈子”，它們以興趣為社交活動的起點，在網絡社交過程中生產出一系列帶有意識形態特徵的“圈內共識”，成立了一個個邊界清晰，實際上卻並不穩固的“想象共同體”。但與圈層組織本質上的鬆散性相對的是，支撐着網絡社交演變為網絡社羣的心理動機卻極富於情感。

**********▍**********互動參與的新形態：數據生產與輿論掌控

在前互聯網時代，針對粉絲社羣和粉絲文化的經典研究尤為關注粉絲們在文化生產、傳播和消費方面的廣泛參與。然而，當代中國互聯網追星活動中的許多現象已經逸出了傳統理論關注的範圍，甚至可以認為，極度倚重社交網絡平台的飯圈社羣是對傳統的追星模式的偏離。在當代的移動技術環境下，“線上追星”絕不等於將粉絲活動的“陣地”轉移到了網上；相反，**今天的粉絲社羣更善於用各種方式適應、迎合互聯網新媒體時代對追星羣體提出的種種需求。**當代中國互聯網中出現的各種大大小小的飯圈，正可以視為傳統粉絲羣體為了迎合、攀附互聯網文化生產和傳播邏輯才得以發展出來的結果。一方面趣緣社羣在網絡空間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發展，另一方面網絡技術也在深刻地改造着趣緣社羣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礎上，**飯圈在線上最重要的活動逐漸轉向了數據生產和輿論控制，**二者極為充分地體現了當代互聯網平台經濟和新媒體傳播模式下的文化邏輯，而且也都不是傳統追星社羣需要去操心的事情。

（一）數據生產

飯圈最常見的線上活動被粉絲稱為“做數據”。對於這種行為的常見分析路徑有兩種：一種認為，飯圈組織的“做數據”無疑造就出了一類變相的“數字勞工”。確實，一些深度參與“做數據”的追星女孩會以一種自嘲的口吻稱自己為“禿頭女工”，同時又矛盾地把這種網絡數據生產活動描述為“為愛發電”，來為這種勞動增添上一層情感色彩。由此，另一種分析路徑則認為“做數據”也是一種“情感勞動”，這種理論頗為敏鋭地揭示了**情感勞動不完全等同於非自願的強制勞動，而是一種在勞動中能夠不斷肯定自己、建構社羣網絡和自我認同感的活動。**通過規律性的或是突發式的羣體數據生產，飯圈由此增加了社羣的黏合度，尤其是在一些“數據battle”中，粉絲很容易藉助“數以千計的同擔正在一起做數據”的想象建構起更為牢固的社羣自我認同。

但是，“做數據”所生產的“產品”又顯然超過了情感勞動的常見定義。從“做數據”這個詞就能明顯地看到，勞動的直接產出就是數據，但與此同時數據也是粉絲情感和粉絲羣體“能力”的量化指針。以往對於研究消費社會和大眾文化的核心問題是商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數據在今天也被賦予了“商品”的各種屬性，甚至數字世界裏，數據才是最有價值的資產。**在這種巨大的轉型之下，依賴於網絡空間存在的網上社羣無法擺脱數據在網絡空間中的壓倒性影響力。

當明星藝人的價值和影響力必須透過數據來想象、衡量的時候，飯圈活動就勢必要圍繞着“數據生產”而展開，明星、愛豆在各類網絡平台頁顯示的各種評論、轉發、點贊數據，連同一些頁面的閲讀量、轉載量數據，都可能標誌着這位藝人潛在的商業價值，於是作為藝人支持者而形成的飯圈便順理成章地將數據生產作為網絡社羣活動中最重要的環節。與此同時，“做數據”不僅被飯圈認為是一種責任和義務，也是考察個體是否有資格被納入社羣的指標：用“飯圈術語”説，一個人想要擁有“粉籍”併成為某一個飯圈的成員，其中很重要的考核就是看這個人在最近一段時間內“做”了多少“數據”。

當然，**不論是“數字勞動”還是“情感勞動”，或許都只揭示了飯圈數據生產的一個側面。**飯圈善於鼓動粉絲帶着濃郁的情感意圖完成大量繁重的數字勞動，但是最終飯圈又從這種數字勞動中獲得了豐厚的情感回報。這種事實使得人們很難用簡單的概念去描述“做數據”這種行為，因為“做數據”事實上在生產出具有數字價值的“產品”，可是飯圈卻欲求透過“勞動”的行為來獲得一種精神上的滿足和認同，支持飯圈進行數據生產的內在驅動或許反映了一種非常經典的勞動倫理：勞動不是為了逐利，甚至世俗的利益也從來不是勞動的目的，而透過世俗的成功來證明自我的價值、獲得精神層面的滿足和確證才是造就這一切勞動的心理動機。

（二）輿論控制

以往的粉絲文化研究高度肯定粉絲在社羣內部展開的符號生產活動，然而，在互聯網上活躍的飯圈卻早已不滿足於在社羣內部分享粉絲的文化產品，網絡時代的飯圈非常在意如何輸出由粉絲生產的文化文本，從而讓更多的人對他們所支持的明星產生“好感”。

在此基礎上，另一類飯圈經常發起的網絡活動主要圍繞着輿論控制的目的展開，包括而不限於被稱之為“反黑”“控評”的一系列活動。所謂“反黑”指的是“一種由粉絲自行組織、自發生成的集體性公關舉措”，其具體操作包括：①搜索偶像的名字（包括大名、拼音縮寫、綽號、暱稱等）檢索平台中是否存在關於明星的負面言論；②對負面言論或賬户進行統一舉報投訴；③重複發佈大量正面讚美偶像的文案，維護明星在網絡平台的良好形象。而所謂“控評”就是“控制評論導向”，目的也是為了壓制、減少社交平台上與明星有關的負面信息。“控評”主要透過網絡平台常見的“熱評”機制展開，做法是在一些閲讀量較大的社交賬號言及與明星有關的推送內容下及時佔據評論區，組織飯圈以點贊、轉發等方式將正面的評論“推”至頁顯前排的“熱評”位置。

飯圈組織的以“反黑”“控評”為代表的輿論控制活動在網絡平台上最受詬病。“反黑”需要日復一日地搜索平台上的負面言論，這種審查行為極大地破壞了其他用户的話語空間，而“反黑”所採取的常態化舉報行為更加深了這種輿論控制的破壞性。同樣，“控評”行為通常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明星的宣傳度，但大量重複性的“控評”文案也在造成信息冗餘的同時也擠佔了其他言論的空間，從而對信息在網絡平台上的正常傳播形成了干擾。

然而，這類為了控制輿論而存在的飯圈活動，恰恰是粉絲理性地鑽研平台使用規則之後產生的結果：從數據統計規則、評論頁顯方式到各類榜單的計算公式，只有在掌握這些平台“規則”的基礎上，才能有針對性地指導粉絲羣體進行組織化的網絡活動；而被大量用户舉報的內容也會很容易被平台審查機制刪除。飯圈組織粉絲們使用手頭大量的賬號進行“控評”和“反黑”，非但沒有超出網絡平台制定的“遊戲規則”，反而這些舉動恰恰是熟悉掌握這些規則、並有針對性地利用這些規則之後才湧現的羣體行為。過去大眾文化生產所依靠的傳統模式“勞動者—資本—消費者”，到了當代飯圈則轉變成了“粉絲—媒介平台—資本”的閉環，引發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網絡平台既是飯圈進行生產、分享和消費活動的舞台，也是決定和引導飯圈行為的媒介場域：**平台制定的各種算法規則使粉絲的情感量化變得可能，而飯圈為了在高度數字化的平台上展示對偶像明星的支持力度，也會以極力去迎合、利用平台規則的多種行為來“證明”整個社羣的體量和活躍度。 

**********▍**********步入公眾視野：既強大又脆弱的飯圈

**今天主流輿論對於粉絲、飯圈的整體評價仍相當負面：粉絲被想象成缺乏品味和認知能力的，甚至是心理不夠健全的個體，**作為粉絲羣體的飯圈則被認為是公然縱容非理性活動的培養皿、誘導青少年誤入歧途的“邪惡”組織。這種來自社會周遭的整體性負面觀感已經成為飯圈展開活動的重要語境，也是追星羣體突入公眾視野的前提。**為了洗刷公眾心目中的負面評價，飯圈必須既“強大”又“正當”。**一方面飯圈需要向公眾證明自身行為的“正當”，最直接的辦法就是不斷地為自身添加上“正能量”的色彩；另一方面飯圈還必須在互聯網世界中表現自己的強勢，在今日的平台經濟中卻又很容易陷入平台資本的“圍剿”。可是粉絲羣體擺脱不掉的自卑心理轉而也成為飯圈與公共世界進行互動的弱勢前提。

（一）突入主流視界的互動與博弈

1. 飯圈緣何皆“粉紅”

飯圈在意識形態光譜上表現為被稱作“小粉紅”的網絡民族主義。早在2016年時，“帝吧出征”事件第一次讓人注意到，新媒體和流行文化工業構築的新型文化環境更容易催生出一種偏向於民族主義的身份生產，而2019年“飯圈女孩”應對香港事件的外網“出征”，則更明確了參與者的身份就是身處飯圈的追星族。粉絲的私人娛樂消費趣味正在逐漸被納入愛國主義的“大敍事”，粉絲羣體自我認知中的弱勢地位和日常的危機感助推飯圈投入到更廣泛的公共參與議題中尋求認同，從而在互聯網世界中實現了“私人”向“政治人”的轉變。

筆者作為親歷者參與並觀察了2019年“飯圈女孩”出征外網的事件，在這一事件之後，曾就這種帶有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粉絲文化如何形成一事做了反思性討論。與多數觀察者從政治認同角度進行討論不同，前文提到，飯圈善於根據“外部局勢”理性地調整行動上的策略，這意味着飯圈的“公共參與”未見得反映了羣體明確的政治態度。在今日的追星活動中，官方發佈、明星帶動的主流思想的新型傳播方式，同網絡平台針對藝人和追星羣體設置的“正能量”評價指標相結合，不斷促使着飯圈用“正能量”的標準進行着內部的自我約束。與此同時，不同粉絲羣體之間攀比、競爭機制的存在，使得這種追求“正能量”的自我約束日益成為跨越“圈子”、覆蓋所有追星羣體的思想審查原則。

對於飯圈而言，**參與這類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活動，不過是發揮了飯圈在輿論控制上的經驗與優勢，**飯圈靠近主流意識形態又能為這個羣體贏得來自主流輿論的支持，成為飯圈在公眾視野中營造正面形象的一種方法。本質上説，“飯圈皆粉紅”既反映了當代互聯網的主流價值取向，對飯圈而言也是一種為自我“塗抹”正當身份標籤的策略，是一種主流輿論與社羣意願的共謀。當帶有意識形態引導作用的“正能量”指標不斷被納入飯圈的“業務”範圍時，飯圈幾乎全盤接收了這一切，愈發以就近主流意識形態的方式實現自身形象的轉型。

2. 平台規制的多重“圍剿”

前文提到，飯圈的特長就在於總能準確掌握網絡平台所制定的算法規則，開發出最有利於自己的網絡社羣活動形式，絕大多數飯圈活動也都極度依賴於網絡平台的規則展開。然而，飯圈這樣的網絡社羣與平台、平台背後的資本方之間的關係卻相當複雜：**網絡社羣文化與數字經濟共生共存，但與此同時，網絡社羣所塑造的文化產品連同他們所追尋的文化目標，卻未必與平台所依附的互聯網產業利益相一致。**平台資本方從來不能與網絡社羣達成一種“兩廂情願”（consensual）的關係，以至於網絡平台很難徹底“收編”絕大多數網絡社羣，資本和平台也更難單方面將一種已經成形的文化生產模式一股腦地強加於羣體用户身上。

在今天，掌握了算法技術的平台也越來越不滿足於純粹成為一箇中立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具備了高度組織化和參與度的網絡社羣同網絡平台之間的博弈日益頻繁。**當飯圈剛開始在網絡上形成聲勢時，粉絲通過網絡媒介實現了對文化工業的高度參與，曾一度被認為是粉絲/用户“對文化工業產品進行積極的反收編”。但是，平台擁有事實上的規則制定權、行政執法權乃至糾紛裁判權，可以更為輕易地引導、規範用户的網絡行為，讓它們在與用户的關係當中始終處於優勢地位。因此，在面對一些主要的大型輿論平台時，飯圈在平台的規制面前沒有太多的“議價”空間，甚至很多時候，飯圈善於利用平台規則的特性，很可能只是進一步促成了平台利益的實現：不管是做數據還是輿論控制，對於平台來説，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收割流量”和活躍度的機會。

從這個意義上説，今天的粉絲文化在新的技術環境下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情境。以往粉絲在消費文化商品的同時，總是標榜着反商業化的信念或意識形態，工業社會中的大眾文化一方面是工業化的、符合產業利益的，另一方面又是代表了一種不完全滿足產業利益的文化追求。但是**在當代，“大眾”的身份正逐漸被“用户”所取代，而用户的文化利益在平台經濟的語境中很可能已經逐漸淪為產業利益的附屬品。**以飯圈形式追星的粉絲總是試圖為娛樂明星賦予商品價值以外的文化價值，而與此同時，網絡上飯圈的活動又被深深地捲進了當代互聯網的邏輯之中，時常成為給網絡平台自願貢獻數據和資金的弱勢用户。

（二）惡性競爭環境催生脆弱生態

除了外部環境，飯圈的另一個不得不提的脆弱點來自這個羣體的內部。當代追星最矚目的一層變化在於，網絡空間本身已經成為當代粉絲羣體之間激烈競爭的“兵家必爭之地”，**最激烈的競爭永遠發生在不同的飯圈之間。**問題在於，這種競爭時常展現為兩種話語的較量。**飯圈內部的競爭也不單單通過數據競爭來表現，也體現為頻繁而小規模的“輿論戰”，**飯圈會為了“輿論戰”組織全員參與，在短時間內，兩個或多個飯圈誰能最有效地在“控評”和“反黑”的“battle”中佔據網絡輿論空間，便可以自我宣稱獲得了“輿論戰”的勝利。

“輿論戰”除了通過數據形態展現勝負，通常也需要一個外部的“調停者”， 飯圈因此必須進一步與“圈外”的公共世界頻繁發生互動，“輿論戰”由此催生出一些逾矩的“灰色動作”。例如，一些飯圈會有意用主流輿論價值觀念去審查“對家”明星代言的品牌，**一旦發現這些品牌存在辱華等觸犯主流價值導向的問題，就可以發動輿論攻勢要求代言明星解約。**這種操作在飯圈中被稱為“狙代言”。近年來明星代言品牌“辱華即解約”事件愈發頻繁：2019年8月，一批國際知名品牌被發現在官網等處存在侵害我國領土完整的表述，引發多位明星連環宣佈與這些涉嫌“辱華”的品牌解約，在今年3月的“新疆棉花”事件中，一大批明星也陸續宣佈與抵制新疆棉的品牌解約。

一般來説，明星的代言數量和質量被認為反映了明星的商業價值，性別、年齡段和受眾羣相似的明星在爭奪品牌商務資源時經常存在着競爭關係，而粉絲通常又習慣去誇大地想象這種競爭關係，並在飯圈的競爭活動中將這種想象轉變為能夠激發羣體行動的話語，以“辱華”等輿論場中的正當理由開展的“狙代言”由此發生。本質上説，**這種行為是藉助主流價值觀來為自身行為“背書”，但持續發動逾越常規的舉報和審查活動，以及頻繁突破飯圈固有活動範圍介入公共場域，甚至習慣性地藉助公權實現追星的目的，只會使得追星羣體內部生態變得脆弱不堪。**飯圈在網絡平台和互聯網公共空間中越是表現出巨大的能量，這種飽受偏見的羣體就越是需要去證明自身行為的正當性，而一旦背離了飯圈原初的興趣和關注，飯圈展現的很可能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強勢——這些羣體既無法掌控活動場域的運行規則，又必須藉助主流價值觀來證明自身行為的正當性，這恰恰暴露了這類社羣既無法決定活動的形式，也很難自如地決定表達的內容。

結語

今日對飯圈的研究已經遠超亞文化研究的範疇，當網絡在青年人生活中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飯圈作為一種常見的網絡組織和參與形式，正在以特有的方式改造着當代青年的文化結構乃至社會結構。**以飯圈為代表的網絡社羣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日益原子化的社會中社交稀缺的困境，卻也將網絡社交帶入了一種新常態。本質上這是一個在虛擬社交環境中由虛擬賬號會集而成的“想象共同體”。與此同時互聯網作為一種媒介和場域本身代表了一種新型的文化生產邏輯，這就導致了今日飯圈總是攀附着互聯網的生產和傳播邏輯重新組織活動的重心，所以當代的飯圈參與者往往極為理性地選擇了扮演着一個“腦殘粉”，**飯圈的一系列線上活動往往都是經過理性實踐、摸索規律之後產生的結果，利用網絡平台的規則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網絡也使得這類青年文化社羣開始逐漸步入公眾的視野，飯圈在爭奪網絡空間的同時必須時常回應平台資本和主流輿論的要求，以證明自身言行的正當性和強勢的傳播地位。這一方面反映出這類青年文化社羣在新的技術條件下突入主流的境遇，但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佔領網絡話語空間會否帶來無休止的意見之爭和表達內容的“稀釋”，也是值得深思的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互聯網的特質所決定的：**在有限的即時互聯網空間中，表達的“力度”得到了最多的關注，於是表達內容的稀薄化，**以及圍繞不同“意見”展開的圈層間的頻繁碰撞，很可能就是飯圈作為社交模型所預示的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