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耶魯華裔女博士遭警察射殺，背後有系統性危機_風聞

3月11日（週五），南加州聖地亞哥縣警察局公佈了一起致命槍擊案的視頻。視頻中，警方在向一名女性傳達文件時與其發生衝突，並在執法過程中將其射殺。

後經證實，該名被警方槍殺的女性是一名華裔，名叫李豔（Li Yan，音譯），今年47歲，是耶魯大學的博士。

據報道，該事件發生於3月3日下午12點30分左右，地點位於小意大利（Little Italy）西比奇街400街區（400 block of W. Beech Street in Little Italy）阿卡維斯塔大廈（Aqua Vista Tower）的公寓。

週五發佈的10多分鐘的視頻由現場多個警員的隨身攝像儀畫面構成。視頻顯示，副警長賈森·邦奇（Jason Bunch）敲開了李豔的家門，並要求她確認自己的名字，然後將驅逐文件遞給了她。

邦奇將文件遞給李豔后，走到了右側，發現她右手裏拿着一把切肉刀。

然後邦奇説：“把你的刀放下。把那該死的刀放下。馬上把刀放下。”

李豔讓邦奇放下槍，反問道：“我怎麼知道你不是入侵者？”邦奇繼續舉起槍指着她，並通過無線電説：“59號和5號，我正用槍指着一個人，代碼掩護。”

然後再次對李豔説：“把槍放下，女士，否則我將向你開槍。把該死的槍放下，把槍放下，否則我就開槍了。”

但是李豔回答道自己並不害怕。視頻顯示，她對邦奇大喊大叫，詢問他是如何進入大樓的，然後將文件扔到一邊，並關上了門。

隨後，視頻中出現了一位姓名不詳的警員，他敲門試圖讓李豔出來。警方表示，當他們在公寓外面時，已經從大樓經理和一名維修人員那裏打聽到，前一天，他們在給李豔所在的單元進行管道施工時，遭到了李豔的持刀威脅。警方説，得知這一情況後，他們確認李豔的行為是對“公共安全的威脅”。他們説，這份報告讓他們有充分理由以涉嫌使用致命武器攻擊他人的罪名逮捕李豔。目前尚不清楚這名維修工之前是否對李豔所謂的威脅進行過報告。隨後，現場視頻再次顯示，幾名警員包圍了李豔的前門。他們喊着她的名字，然後用鑰匙打開了門，但沒有立即看到李豔。

第一批進門的副警長手持非致命性武器，他們説自己是警長辦公室的成員。然後李豔出現在走廊旁的卧室裏。一名警員説：“舉起手走出來。”

在這段視頻中，李豔在卧室對着警員大喊大叫，但視頻中並未出現她的身影。

其中一名警員大喊：“豆裝散彈槍，豆裝散彈槍（bean bag）”，然後聽到兩聲槍響。警長部門表示，這些豆裝散彈槍“殺傷力較低”，執法機構通常用它來使目標喪失襲擊能力。這時，李豔從卧室裏走了出來，手裏仍拿着刀。她將刀放在身前，迅速衝出刺向聖地亞哥警員。

副警長和警員們火速退到了走廊上。據報道，有一名警員被李刺傷，隨後被送往UCSD醫療中心接受了治療，並於當天出院。他的名字沒有被披露。警員們隨後向李豔開槍，然後李豔倒在了走廊上。

隨後，根據警方的説法，在醫護人員到達前，警方對李豔進行了近10分鐘的急救，但李豔被當場宣佈死亡。

綜合多方消息，死者李豔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得生物統計學博士學位，並在製藥和生物技術公司工作多年。

因與物業管理公司發生矛盾而未繳納HOA費用，被物業告上了法庭。事發當天，聖地亞哥警員正試圖向其送達驅逐文件。另外，李豔有一個兒子，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參與槍擊的執法人員被確認為聖地亞哥警員羅格里奧·梅迪納（Rogelio Medina）、警長丹尼爾·尼克爾（Daniel Nickel）、副警長哈維爾·梅迪納（Javier Medina）和大衞·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他們在各自的部門工作了13至29年。警方表示，這四人都已被安排執行行政任務，直到他們被批准上崗。聖地亞哥警方表示，這起槍擊事件發生在其轄區內，目前正在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將由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和縣公民執法審查委員會（Citizens’Law Enforcement Review Board）進行審查。

鄰居James在next door論壇上發帖稱，李豔與電影《美麗心靈》的原型、美國數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什一樣，在與心理問題作鬥爭。

“她的精神疾病對她來説很難控制，她努力又努力，但從來沒有得到她需要的HOA或其他人的幫助。”“在她被槍殺之前，我和治安官談過，我説武力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請等一個心理健康專家，但他們仍選擇不對話就進入屋內。我很難過，因為昨天她本不需要死的。”

（編者按：李豔案令華人社區聯想到一年多前的華裔青年陳智博被警察槍殺案。《紐約時間》在陳智博案發生後曾發佈過一篇深度分析文章，對此類案件背後的系統性危機進行了闡述，現將該文重發如下。）

背後的系統性危機：被警察槍殺的人中1/5患精神疾病

文：紐約華人資訊網主筆 詹涓

2020年12月30日，19歲的華裔青少年陳智博（Christian Hall）在賓夕法尼亞州門羅縣漢密爾頓鎮（Hamilton Township, Monroe County, Pennsylvania）的80號州際公路立交橋上被州警察開槍射殺。

據警方稱，在談判過程中，陳智博不合作，並用槍指着警察的方向。警察因此開槍。

此前報道：

(視頻)19歲華男被警察射殺 被槍擊前高舉雙手 非裔律師為其申冤 案發已一月僅五千人支

然而網上流傳的視頻卻提供了不同的版本。視頻顯示，在被射殺前，陳智博高高舉起雙手，並沒有警方所描述的槍指警察的行為。

截圖顯示了陳智博中槍倒地前一秒的畫面，可以看到當時他仍然高舉雙手全力配合警察。

2020年3月，紐約羅切斯特市的警察接到911報警電話後，把全身赤裸（因此顯然沒有隨身攜帶武器）的丹尼爾·普魯德（Daniel Prude）按在人行道上，銬上手銬，將臉在地上按了兩分鐘，直至他停止呼吸，此後在醫院不治身亡。當時普魯德出現了被害妄想症狀，聲稱自己染上了新冠並隨地吐痰。

一個月後，27歲的尼古拉斯·查韋斯（Nicolas Chavez）在休斯頓“精神崩潰”，被擊中21槍，現場有28名警察。

9月，患有自閉症的13歲男孩林登·卡梅倫（Linden Cameron）發生精神崩潰，母親在報警時表示想將孩子送進醫院治療。卡梅倫從後門逃跑，警察在他背後連開了11槍，導致肩膀、腳踝、內臟受傷，一些子彈仍在他體內。卡梅倫逃跑時聲稱他有槍，但事後證明並沒有。

自2015年1月1日《華盛頓郵報》開始維護美國在值警員槍殺事件以來，有1394名確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被警察槍殺，佔全部6004起事件的23%。2020年，在被警察槍殺的1004人中，有207人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説，每5名被警察槍殺的人中就有1人患有精神疾病。

在美國，有精神問題的人不在少數，據美國國家精神疾病聯盟（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估計，近15%的男性和30%的女性有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而這場新冠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增加了人們的精神壓力，他們本應得到專業的危機干預和治療，但卻有可能被緊張的警察槍擊。

“一個人不應該因為出現精神方面的困擾而失去生命，”國家精神疾病聯盟（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的國家倡導和公共政策主管安吉拉·金博爾（Angela Kimball）説。“人們應該得到幫助，而不是手銬。”

監獄成了精神病院

一天深夜，印第安納州費舍爾市市長和一名警察一起騎車巡邏時，問那名警察他最擔心接到什麼樣的報警電話。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答案：心理健康突發事件。警察説，差不多每次輪班時總會接到這麼一個電話。

在費舍爾這樣的地方，精神疾病並不容易被發現。費舍爾是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個富裕郊區，居民不到9萬。“在我們的社區裏，”市長斯科特·法德內斯説，“有很多人生活在平靜的絕望中，飽受精神健康問題的折磨，但這些問題沒有得到系統性的解決。”

在全國範圍內，約有十分之一的報警電話涉及心理健康問題。其後果可能非常悲慘。在所有致命的警察槍擊事件中，他們佔了四分之一左右。洛杉磯警察局（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最近的一項內部調查報告稱，去年37%的警察槍擊事件涉及有精神疾病跡象的嫌疑人。

心理健康非營利組織治療倡導中心（Treatment Advocacy Center） 發佈的一項新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未經治療的人在警察遭遇時被殺的可能性是其他平民的16倍。**作者總結道，由於這種普遍性，想要減少美國警察致命槍擊事件，最直接、最實用的策略就是避免執勤執法人員與最嚴重的精神疾病患者之間發生接觸。

但問題是，警方也在面臨兩難局面，因為精神病院消失了，而警察並沒有有效的手段來應對精神疾病患者。

專家説，許多精神病患者並沒有接受治療，儘管治療可以大大減少他們所犯下的暴力行為和他們所遭受的暴力。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目前的人均精神病院牀位低於1850年以來的水平。精神病服務面臨預算嚴重削減，近年來在一些州高達30%，越來越多的地方警察被要求填補這個空白。

**“警察成了最後的響應者，監獄成了精神病院，”**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公共衞生與司法學院（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Justice）的犯罪學家彼得·沙夫（Peter Scharf）説。“警察和懲教系統成了最後的無奈之選。”

甚至即使有牀位，也很難將精神病患者送去治療。賓夕法尼亞州和其他許多州的法律規定，如果一個人不願接受精神病治療，家人很難要求其接受治療；國家精神疾病聯盟的金博爾説，只有當一個人立即構成威脅時，才可以對其實施精神病治療。到了那個時候，通常是執法部門，而不是心理健康專業人士，被要求提供幫助。

“執法人員進來了，擺出一副威脅的姿態，”金博爾説。“對大多數人來説，他們會立馬變得温順。但如果你正在經歷精神疾病，這隻會使情況升級。”

降級變成升級

在新澤西州小城蒙特克萊爾，25%的警察接受了40小時的危機干預小組培訓，培訓的目的是讓警察瞭解精神疾病，培養同理心，在處理危機事件時通過溝通降低衝突。據該市警察理查德·卡瓦諾（Richard Cavanaugh）説，這樣的培訓非常寶貴。

他回憶説，有次警察局接到了一個電話，説有個女人向窗外大喊，説她要強姦鄰居的孩子。到達現場後，卡瓦諾和另外兩名警官走進那所房子，發現那名女子説她是尼羅河女王。

“她出現了幻聽症狀，所以我們很清楚，我們來的目標就是減少衝突，我們告訴她，我們不是來傷害她的，我們是來幫助她的，她否認她需要幫助。我們不和她爭吵，我們壓低聲音説話，始終擺出鎮定的樣子，”卡瓦諾説。最終，這位女人配合接受治療。

還有一次，一個女人試圖割腕自殺。卡瓦諾回憶説：“我看着她，然後我慢慢説，‘看起來你今天過得很糟糕。’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們建立了聯繫。”

兩人開始交談。卡瓦諾跟她聊棒球，聊之前的戀愛史，他們交談了大約45分鐘，卡瓦諾一直用紗布幫她的傷口止血。在她平靜後，她欣然接受了警察的建議，去醫院接受專業幫助。

這些似乎是教科書式的精神危機處理方式，但在許多地區警方並沒有時間和經費接受培訓。警察行政研究論壇（Police Executive Research Forum）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新招募的警員通常要花近60個小時學習如何使用槍支，但他們只接受了8小時緩解緊張局勢的培訓，以及8小時精神疾病處理策略學習。這樣的培訓在如今這樣一個時代或許是不夠的。

每當警察拔出他們的武器，他們就從日常執法中走出來，進入了一個更為嚴格的領域，在這裏，嚴謹的內部規定、數百小時的訓練和最高法院的裁決不僅決定了何時可以開槍，而且決定了槍口對準哪裏，應該壓下多少發子彈，以及何時停止射擊。

儘管對武器使用的限制可能已經非常全面，但這當中還留了一個“後門”：根據美國最高法院在1989年制定的“客觀合理”標準，如果一名警察認為自己或其他人正面臨受重傷或死亡的危險，可以先開槍再盤問。法院裁定，在據信殺害或嚴重傷害他人的嫌疑人正在逃跑，只能用致命武力制止的情況下，情況也是如此。

美國的執法人員目前所處的環境較1970年代以來已經安全了很多，據美國國家執法人員紀念基金會（NLEOMF）發佈的一份報告發現，2020年有48名聯邦、州、軍事、部落和地方執法人員在工作中被槍殺，而2019年是51名。但警察的觀感不同，許多警察感到與市民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更容易遭遇伏擊，因此更有可能在焦慮和恐慌中做出過度執法的舉動，而在他們面對精神病患者時，這種恐懼尤甚，因此，他們在最需要保持同理心、降級事態和對立情緒的情況下，可能反而會做出升級對立的舉動。

尤金，一個樣板

在2020年的數百次示威活動中，許多抗議者呼籲減少對警察部門的撥款，以支持將納税人的錢用於社區服務。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沙夫説，警察部門需要更多的資金來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培訓。

“主題不應該是撤資，而應該是讓警察變得更好，”他説。“現在的警察無力處理日益嚴重的精神病患者問題。”

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需要更多的培訓。芝加哥非營利組織“治癒暴力”（Cure violence）的科學和政策高級主管查理·蘭斯福德（Charlie Ransford）説，警察應該作為更大的公共衞生系統的一部分，與以社區為基礎的暴力阻斷者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合作。

“很多人都在問——我們怎樣才能訓練警察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我們不能只投入8小時的培訓，就指望他們跟上專業人士的腳步，”蘭斯福德説。

在芝加哥，一項新的試點項目利用虛擬現實技術幫助警察更好地瞭解如何處理處於精神困擾中的對象。

一些警察部門已經與精神健康專業人員合作，作為“共同應對者”，協助街頭警察應對涉及精神健康危機的事件。

在俄勒岡州的尤金（Eugene），一個名為CAHOOTS的項目已經開展了30多年。危機處理人員小組對911和非緊急電話作出回應，向處於精神健康危機中的人提供干預、諮詢和轉介社會服務，出勤者不攜帶武器。這項服務的資金每年預算約為210萬美元，來自警察局預算，約佔總預算的2%。

尤金和鄰近城市斯普林菲爾德所屬的萊恩郡，心理健康危機非常普遍——該郡的自殺率約為每10萬人中有17例，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40%。

在2019年CAHOOTS響應的約2.4萬個電話中，只有311個需要警方支援，這些基本由護理人員和急救人員組成的團隊解決了該市公共安全調度中心接到的近20%的電話。CAHOOTS項目強調，與警方密切合作對這個模式的成功至關重要。

其他幾個城市也在複製尤金模式。2020年6月，丹佛開始通過一筆撥款試點一個項目，讓一名社會工作者和護理人員代替警察接聽緊急電話。

丹佛街頭衞生響應聯盟（Denver Alliance for Street Health Response）稱，自試點啓動以來，一輛應答車從週一上午10點開到下午6點，已經響應了近600宗報警電話。

大多數電話都是“非法入侵電話”——居民打電話給警察舉報無家可歸的人。排在第二位的是與心理健康危機有關的報警電話。

舊金山從2020年11月開始創建和部署了一個來自消防和衞生部門的專業人員團隊，為處於精神危機或藥物濫用危機的人提供服務。

舊金山消防局局長西蒙·龐（Simon Pang）説，“他們（警察）盡其所能地處理這些報警電話，但這當中大多數都是非犯罪、非暴力事件，這不僅會堵塞報警系統，讓警察和消防人員無法正常工作，而且由執法人員響應這類事件也是不對的。現在是重新考慮整個操作的時候了，這樣我們就能找到更適合在這類危機中幫助人們的人員”。

《紐約時間》出品

來源：FOX等

編譯：Yumi、Ci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