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羅馬到後冷戰，“迦太基式和平”戰略極其危險_風聞

導讀：

“迦太基式和平”本質上是勝利者強加於失敗者之上的掠奪和分贓。從2000多年前的布匿戰爭到上世紀冷戰的歷史表明，這種不平等的“和平”局面極易引發仇恨甚至強烈反彈，無法帶來長期穩定和繁榮。因此，世界必須跳出冷戰思維，迴歸一種能夠照顧到國際社會各方利益的多邊秩序，塑造更具合作性國際環境的新型大國關係。

作者：Marcos Cordeiro Pires

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之父、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他1919年出版的《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書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對戰敗國的所作所為，與2000多年前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前146年）結束後，獲勝的羅馬人對戰敗的迦太基所採取的做法類似。

迦太基是由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一座古老城邦，布匿戰爭後滅亡，喪失了在地中海地區的全部勢力。而一戰結束後，戰勝的協約國也制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嚴重削弱了戰敗方德國的軍事實力。

資料圖：巴黎和會“四巨頭”（左起：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首相奧蘭多、法國總理克里孟梭、美國總統威爾遜）

凱恩斯作為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出席了巴黎和會，參與了同盟國投降條件的談判過程，目睹了英法兩國對德國的瘋狂報復，以及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無力制止英法的行為。實際上，《凡爾賽和約》的主要目標是徹底摧毀德國的工業生產能力，並使其背上沉重的戰爭債務，從而長期削弱德國。同時，和約還催生了國際聯盟，但由於美國與英、法爭奪領導權失敗而拒絕加入，致其從創立之初便名存實亡。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分析了戰前歐洲各國之間的關聯程度，認為德國是英、法等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因而預見到《凡爾賽和約》的一系列不平等條款不僅會削弱德國實力，也會對戰勝國的經濟造成極大影響。他還預言，德國一旦不堪重負，將造成嚴重的經濟崩潰，波及全歐洲。果然不出他所料，20世紀2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尤其是1929年紐約證券交易所崩盤之後，危機進一步加劇。

同時凱恩斯還預測，德國一旦成功實現經濟再平衡，就會採取報復行動。而希特勒“第三帝國”的崛起也印證了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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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戰勝國對戰敗國採取了不同以往的態度。從1943年德黑蘭會議，到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再到1945年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和舊金山會議，都為戰後新秩序的建構提供了制度框架。即使社會主義國家構建了一套完全不同於西方的經濟體系，但美蘇冷戰並未對這套國際體系的核心結構造成動搖。

而美國對待德、日這兩個戰敗國的手段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它將德、日兩國納入自己領導的經濟體系當中並支持其重建。其中“馬歇爾計劃”不僅幫助歐洲重建，也推動了歐洲經濟的現代化。佈雷頓森林體系和以金本位為基礎的新貨幣體系，使幾種歐洲貨幣恢復了可兑換性，並形成了歐洲貨幣體系，為幾十年後歐元的問世打下了基礎。德法之間數百年恩怨的消弭，也為歐盟的建立創造了條件。最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推行使經濟得以發展，並將廣大工人羣體納入了消費者市場。

然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時，歐美西方國家作為冷戰勝利的一方，其採取的姿態彷彿又回到了2000多年前羅馬戰勝迦太基時，倚強凌弱的“迦太基式和平”在現代社會再度重現。在俄羅斯等東歐國家，少數人借“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侵佔各種公有資產和企業，並導致東歐各國社會援助體系崩壞，失業率空前增長，大多數民眾生活苦不堪言。這場悲劇主要表徵為人口預期壽命下降，從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間，俄羅斯人口預期壽命從70歲下降到了65歲。

不僅如此，西方對俄羅斯的“圍獵”還體現在北約的不斷東擴。老布什同戈爾巴喬夫，以及後來克林頓同葉利欽的談判中，都曾承諾北約不會向俄羅斯邊境擴張。但事實卻是，從1999年至2005年間，包括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在內的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都加入了北約。格魯吉亞也曾多次嘗試加入北約，但最終因為俄羅斯方面反應強烈而沒能成功。還有人試圖通過挑起“顏色革命”來使各東歐國家陷入社會動盪，最近的例子就是兩年前的白俄羅斯以及去年的哈薩克斯坦。

考慮到當前的危機形勢，各國必須從歷史中汲取教訓：“迦太基式和平”戰略是極其危險的，因為這是一種勝利者強加於失敗者之上的不平等的“和平”，可能引發仇恨甚至強烈反彈。因此，迴歸一個能夠照顧到國際社會各方利益的多邊秩序，創造更具合作性國際環境的新型大國關係尤為必要。

我們必須跳出冷戰的思維邏輯，建立一個能夠應對氣候危機、飢餓和貧困等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真正挑戰的新世界。

（來源：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