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紅軍的中國軍團之謎（二十九）——華工楊明齋與中國共產黨的初創(上)_風聞

中國近代史上，楊明齋是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大業做出過重要貢獻的黨史人物，李大釗用“萬里投荒，一身是膽”來讚美他，周恩來也稱讚他是對黨多有貢獻的“忠厚長者”。

楊明齋（目前發現的唯一一張正面照）

共產國際特使的翻譯和助手

楊明齋的名字首次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是在1920年4月，那時他擔任共產國際特使維經斯基的翻譯和助手。

俄羅斯著名學者、漢學家亞歷山大·潘佐夫在《毛澤東傳》中，曾詳細描述了維經斯基和他的小組前往中國幫助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過程，其間楊明齋的名字多次出現：

……在全俄內戰方酣的那幾年，從莫斯科到中國來是不可能的。所以直到1920年春天，共產國際才從遠東地區派遣了一個布爾什維克小組前往中國。根據與共產國際執委會達成的協議，由格里高利·維經斯基率領的這個小組所需要的經費是由俄羅斯共產黨遠東局符拉迪沃斯託克分局外交處提供的……1920年初，維經斯基成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工作人員。他的真實姓名是扎爾欣，維經斯基不過他的眾多黨內化名之一……維經斯基的使華小組中還有一位中國翻譯，此人是山東省平度縣人，名叫楊明齋，俄國名字是伊萬·瓦西裏耶維奇·施密特。他自1901年以來一直生活在符拉迪沃斯託克，在俄國先後做過工人和會計……

他們的運氣來得很快。通過一個在北京大學教授俄國文學的俄國流亡者介紹，維經斯基與李大釗接上了頭……我們這位來自蘇俄的布爾什維克向李教授提出了一個在中國創建共產黨的令人振奮的計劃。雖然李教授完全贊同這個想法，但建議維經斯基最好先與陳獨秀討論這個計劃。楊明齋早就從在華俄國僑民那裏聽説過陳獨秀的大名，故也向維經斯基提出了同樣的建議。帶着李大釗的推薦信，維經斯基、庫茲涅佐娃（維經斯基的妻子）和楊明齋於4月底來到上海……

1920年9月，陳獨秀和“吳廷康（維經斯基的中文名）”為那些嚮往社會主義並想去莫斯科學習的青年舉辦了一所名為“外國語學社”的機構。該校學生的主要功課就是俄語，教員是楊明齋、庫茲涅佐娃和一位名叫王元齡的非常年輕的姑娘。《共產黨宣言》的中文譯者陳望道每週一次去該校講授馬克思主義……

格里高利·維經斯基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有關維經斯基的檔案卡

潘佐夫的描述反映出一個事實，楊明齋曾經是一名旅俄華工。也就是説，100多年前在異國他鄉匯入革命洪流的旅俄華工中，不僅有馳騁沙場的戰士，還出現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牽線人”。

多年從事楊明齋研究的中國石油大學教授餘世誠這樣評價他：

實際上是籌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牽線人”。他作為共產國際工作組的翻譯和嚮導，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牽線，在“南陳北李”以及北京、上海、濟南等地共產主義者之間牽線，為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聯絡和準備工作。

中共早期革命者從漁陽裏6號走出

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著名的革命活動家，楊明齋開展了大量工作。

**1920年5月，他參與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漁陽裏6號建立了“中俄通訊社”。**他出任通訊社社長，向《新青年》、上海《民國日報》等國內媒體供稿，介紹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經驗，同時還把北京、上海報紙有關中國的重要消息譯成俄文，用電報發往莫斯科，向蘇俄報紙供稿。

**8月，他參與發起建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又指導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月下旬，還參加了“又新印刷所”的成立工作，籌備和出版《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月刊，參與《新青年》雜誌的改版工作。

9月，外國語學社成立，他親任校長並擔任俄語的講授工作，後來成為我黨和國家以及軍隊重要領導人的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都曾是他的學生。這所外國語學社，是黨最早培養幹部的學校之一，學生多時達50—60人。10月，他和陳獨秀等人指導成立了黨領導的第一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後又建立了工人遊藝會，開展工人運動。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霞飛路漁陽裏6號—外國語學社所在地

 1921年初，黨的上海發起組為加強對青年運動指導，成立了教育委員會，楊明齋擔任該委員會副主任。隨後，他和張太雷赴共產國際遠東局彙報中國建黨情況，接着又前往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三大。他還是中共二大代表。

**楊明齋為早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建黨之初，針對復古主義思潮，他於1924年出版了《評中西文化觀》，指出復古是一種倒退，只有吸收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西方文化精華，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才有希望、才能振興，在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

1925年春，他被黨中央派到黃埔軍校蘇聯顧問團翻譯室工作，與周恩來相識。10月下旬，在送走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第一批學員後，楊明齋親帶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馬駿、孫冶方等第二批學員共計100餘人從上海乘船去蘇聯。曾在共產國際工作、後成為蘇聯科學院顧問的郭紹棠（俄文名阿法納西·克雷莫夫）認識楊明齋。郭紹棠去世兩年後的1990年，其著作《中國革命者歷史回憶錄》出版。書中，他記錄了一位中國學生對那次旅行的回憶，楊明齋也在其中。

出發的日子到了。那是11月初。上海還很暖和，陽光明媚。下午3點左右，出發的人們聚在中國銀行大樓前的一個小碼頭。很快，我們就上了一條小船，順着河流而下。到了出海口附近，出現在眼前的是一艘古老的蘇聯貨輪……貨艙裏搭了3層鋪位，光線昏暗、潮濕、陰暗、不舒服……我儘量少待在貨艙，而是坐在甲板上或機艙裏……在對馬海峽停泊時，海警出現在甲板上，要求大家排隊，清點乘客和船員人數…… 11月7日—十月革命之日，我們從對馬啓航。輪船上升起了一面紅旗，桅杆上用燈泡串成了一顆大紅星的圖形。晚上，我們開會慶祝，先發言的是一位蘇聯水手。他的講話由楊明齋翻成中文。然後一羣水手在巴拉萊卡（又稱三角琴、俄羅斯吉他）的伴奏下唱起了革命歌曲。晚會在俄文和中文的《國際歌》中結束……在符拉迪沃斯託克，我們經歷了一場不尋常的寒冷。我們被安排在火車站候車室，那裏很暖和。在那裏，我第一次看到一個穿着長大衣、頭上戴着“布傑諾夫卡”（一種獨特軟帽，可蓋住耳朵、脖子，護耳部分可向上翻折，或在下巴處用釦子繫住。這種帽子俗稱“布瓊尼帽”，在蘇俄內戰及其後被蘇聯紅軍採用）的紅軍士兵……通往莫斯科的路花了兩週時間。

20世紀20年代的符拉迪沃斯託克火車站

此後兩年多時間裏，楊明齋一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負責總務工作。那一時間段在該校就讀的很多學生，都對這位山東大漢有很深印象。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楊明齋強烈要求回國。受黨中央派遣，他到北平工作，先是隱居在景山西街西板橋（現20號），進行改造中國社會的理論研究和探索。**他較早認識到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1928年10月完成了《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上卷，**並於1929年2月出版。由於北京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黨組織安排他以楊和賢的化名在河北豐潤車軸山中學教授國文，繼續從事《中國社會改造原理》下卷的寫作。1929年6月，下卷出版。這部作品中，楊明齋主張從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入手，以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為指導改造中國社會。

1930年初，楊明齋自行進入蘇聯遠東地區，從此再也沒能回到祖國。

周總理眼中的“忠厚長者”

儘管李達、董必武、張國燾、羅章龍等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後來都曾回憶過楊明齋陪同維經斯基拜訪“北李南陳”，參與建黨、籌辦外國語學社……但楊明齋的身世，很長一段時間不為人知。

**欣慰的是，餘世誠教授以及山東黨史界的研究人員從1979年開始一直執着地找尋。**寒來暑往、幾經周折，經過大量尋訪，研究人員先是基本捋順了楊明齋的出生、家庭、早期旅俄情況、陪同維經斯基回國後革命活動的脈絡，而對其1930年以後赴蘇後的經歷和下落的瞭解，卻經歷了曲折而複雜的過程。

1984年，他們從著名翻譯家曹靖華那裏瞭解到，**周恩來總理1954年在中南海家中曾滿懷深情地説：“楊明齋是山東人，是個忠厚長者。後來他生病，蘇聯送他到西伯利亞養病，那裏條件比較好，但後來病死在伊爾庫茨克。”**然而，隨後有蘇聯學者傳來消息説，楊明齋可能死於蘇聯大肅反時期。

萬般無奈下，餘世誠教授在1988年10月給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寫信求助。他在信中敍述了楊明齋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史上的地位和貢獻，讚揚了其為中俄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精神，介紹了查找這位老布爾什維克的過程和遇到的困難。次年2月,餘世誠收到了蘇聯科學院遠東問題研究所所長米哈伊爾·季塔連科的回信。楊明齋1930年後的經歷隨即浮現。

尊敬的餘世誠同志：

根據您向蘇共中央提出的關於楊明齋1930年後在蘇聯居留期間情況的詢問我受委託告知您如下：

據查存檔文件，1930年1月楊明齋未經黨的領導許可，在走私者的幫助下非法越過中蘇邊境。直到1930年秋他都在哈巴羅夫斯克掃盲站當中文教員，後來轉到符拉迪沃斯託克並在《紅星報》和無線電台工作。1931年楊明齋被當作叛逃者流放到託木斯克，在那裏當勤雜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滿後，楊明齋到了莫斯科並進入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工作，當投遞員，後來又當謄寫—校對員。

1938年2月，楊明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並於同年5月犧牲。1989年1月蘇共中央提出建議，對所有由非訴訟機關鎮壓的人都應恢復名譽。

……

可以看出，信中沒有説明楊明齋越境去蘇聯的原因，又是為何被流放、做苦役，最後以什麼罪名被處決。為此，黨史工作者沒有放棄，繼續在中俄兩國通過各種渠道追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