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70%！中國魚蝦是如何統治世界的？_風聞

每三條擺上世界餐桌的養殖魚，就有兩條“中國造”。

作 者丨陳 媚

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原創文章，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在中國，國宴是門學問。

開國大典當晚，新中國要舉辦第一次國宴，菜單精挑細選：既要調和眾口，又要“高端大氣上檔次”。周總理一錘定音：吃淮揚菜。

這不是周總理偏愛家鄉風味，而是淮揚菜確有其長：做工精細，不失本味，高貴典雅，又相對清淡。而各類食材裏，質地細膩的魚類水產，很適合承接國宴風格。

1949年的開國第一宴，上了紅燒鯉魚和幹燜大蝦；1957年，招待前蘇聯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主菜松鼠鱖魚；1959年赫魯曉夫和胡志明參加十週年大慶，吃到了鳳尾魚；1972年尼克松訪華，桌面上有龍井蝦仁；1984年裏根造訪，直接把海蔘鮑魚乾貝的佛跳牆端上了桌。

國宴上的魚類名菜名揚四海，但面子之內，卻有個難言的裏子——建國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都處在“吃魚難”的困境中。

在中文互聯網上，流傳着一句話，**“沒有中國種不活的菜，沒有中國養不活的魚”，**是公認的高贊金句。

但把時針撥回70年前，講這句話，恐怕沒有底氣。

新中國百廢待興，糧食供給是頭等大事，解放上海第一年，全市存糧8000萬斤，只夠應付20天的困境。情勢危急，陳毅市長不得不請出經濟幹才陳雲同志，用戰備手段才壓住了糧荒。

糧食如此，優質動物蛋白的供應更堪憂。

央視紀錄片《大國漁業》披露一個數據：1950年，中國水產品人年均佔有量僅1.65千克，遠低於7.7千克的世界平均水平。

在內陸地區，水產品其實是一個遙遠的傳説。蝦皮、海帶、帶魚這三宗瑰寶，是絕大多數50後中國人，對於海產的全部回憶。

但不要以為這只是物流阻隔的原因。廣東省身靠海邊，坐擁珠江，從來都是美食大省，但在70年代，這裏也經歷過水產匱乏的歲月。

當時的廣州市，每個居民每月發兩毛錢的魚票，一個月下來，還不夠買條半斤的鯧魚。尋常日子還可以硬扛，逢年過節和廣交會，食材供應就成了大問題。1978年，擔任廣州市委書記的歐初實在忍不住，問了財辦主任一個無奈的問題：三十年代我在廣州讀書吃的都是活魚，為什麼現在只有死魚？

財辦主任答得也很無奈：“死魚都不夠賣，何必求活魚。”

“吃魚難”的窘迫，到了作家路遙的筆下，就成了經典段落。在《平凡的世界》裏，雙水村的田海民辦起了養魚場，給村裏每户分了幾條魚，有的村民連皮帶刺吞下去，卡住了喉嚨。

而另一個經典的場景，發生在中國東北，一包裝了乾製蛤蜊、爬蝦、海米、紫菜的底料，就是家庭改善生活，烹飪湯底的恩物。每當火鍋裏的水汽升騰，總會有孩子不避氤氲，趴在鍋邊觀察“海底世界”般的景色。

這段辛酸往事，折射出了中國改革開放前水產品領域的困境。長期以來，中國雖是水文大國，水產供應卻極其緊張。首當其衝的問題是：人工養殖不太行，只能靠捕撈。

以存活率高、家養範圍最廣的青、草、鰱、鱅四大家魚為例，當時各家各户的魚苗都是由魚販從長江、西江等江河裝撈，再運到各個集散地販賣。

中途需要不斷換水、且温度不能過高，但即便注意了無數事項，長途運輸依然抵擋不了魚苗的高死亡率。

“讓各家池塘的家魚自行繁殖魚苗！”這個想法，當年只能停留在漁農的美好幻想中。

在全世界範圍內，科研界主流聲音是，家養的池塘養殖沒有江中的自然環境，家魚性腺不能發育達到催情要求，因此不具備人工繁殖的條件。

日本漁業界得知中國專家企圖攻克該技術，撂了一句狠話**“家魚不可能在中國繁殖成功”。**

在建國之後，國務院下屬的農林、商業、畜牧各部門雖然組織了論證，卻得到了一個結論：很難解決。

然而，偏偏有一個不信邪的人，這個人的名字叫鍾麟。

鍾麟日後的稱號，是“家魚人工繁殖之父”。

生長在廣東江邊的鐘麟對水、漁業有着天然的熟悉，1950年鍾麟便成立了“廣東省人民政府水產管理局水產實驗所”，開始淡水漁業的研究。

當時國內部分專家提出，將池塘自然環境模擬江河湖泊，刺激家魚產生促性腺激素。但這條路，顯然工程太大，並不可行。鍾麟試圖直接從根本上去摸清家魚的生殖原理和條件，以實現家魚的全人工繁殖。

構想雖然美好，卻一直沒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原因就是當時從國內到西方科學界，從根本上否定了能夠通過外界改變刺激魚體內腦垂體，誘導產生促性腺激素。

1955年，在實驗所翻閲了大量西方資料和做了無數實驗的鐘麟得知，遠在1400多公里的湖北水生所攻克了魚腦腦垂體催情技術。

於是，他立馬啓程前往湖北學習這項技術。

1956年，鍾麟給池養成熟家魚注射腦垂體激素作催產試驗，但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

不過，也正是通過這次實驗，鍾麟開始大膽猜測，除了腦垂體催情這個關鍵因素外，江河中的魚能產生魚卵，是否還和外界環境，比如水流、天氣等有關？

不氣餒的鐘麟又從廣東出發，去了廣西潯江、鬱江、柳江、西江等江河流域實地勘查。每一個地方，他一待就是數月。

在廣東省水產管理局水產實驗所的記載中，鍾麟常常一個人在一條破小漁船上，一待一整天，身邊放着福爾馬林、酒精以及多個浸泡魚類標本藥物工具，天亮出門，天黑才返回住所。

兩年之後，經過一系列研究和數據比較，鍾麟證實了自己的猜測，家魚性腺成熟除了需要催情體的產生，的確和流水加速、水位等都有關係。

在控制了外界因素的情況下，鍾麟又實驗了一回，然而還是以失敗告終。

正在他思考還有哪些未考慮到的因素時，突然天降暴雨，鍾麟望着眼前的生態催產池，水流急劇上升、水速變快。突然，他看到一條成熟的鰱魚，成功地產下一連串卵。

這讓鍾麟恍然大悟——原來水流、水速、水位都是相關因素！

1958年6月3日，通過流水刺激加上腦垂體催情，成功實現了鰱魚、鱅魚的人工產卵、授精和孵化，鍾麟的試驗大獲成功——最終獲得了3萬多尾優質健壯的魚苗。

4天后，1958年6月7日，《羊城晚報》頭版二條報道了這項重大科研成果，並譽為“創世紀紀錄”。

從這一天起，中國結束了魚苗依賴江中裝撈的歷史，開啓了水產自主的新頁。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水產行業迎來了“黃金80年代”。

1981年，趙法箴院士等攻克了對蝦工廠化全人工育苗技術，中國人實現了“蝦自由”；1983年，趙乃剛等突破了河蟹人工育苗技術，中國人實現“河鮮自由”；1985年，劉家富團隊以自然海區性成熟大黃魚為親魚，實現了從江流湖泊到海產品的人工養殖技術突破，中國人開始邁向“海產品自由”。

在這一連串的飛躍式突破中，以大黃魚養殖技術的攻克最為艱辛——它突破了大黃魚“離水即死”的世界性技術難題。

作為一種暖濕性近岸洄游性魚類，大黃魚常棲息於水深60米的中下層。

一旦離開特定水深，大黃魚體內會發生一系列變化，尤其魚腹中的鰾，因為外界壓力而膨脹，使其體積擴張而破裂，最終因壓強差死亡。

由於“出水即死”，養殖難度大，人工繁育幾乎不可能。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中國的大黃魚全靠自然捕撈。

另一方面，大黃魚又因為富含穀氨酸、維生素A、維生素B等微量元素，成為海魚的首選。

一邊是難以攻克的技術難題，一邊是巨大的市場需求，但在“出水即死”的前提下，如何獲得可進行人工繁殖實驗的種魚呢？

早在1976年，劉家富就認識到野生大黃魚的數量正在急劇減少，因此，他進行了大黃魚的保護工作，保留了大黃魚的樣本，並且將其培育成魚苗，投放到海洋之中。

1980年，經過無數次實驗後，劉家富發現，即便是投放到海洋的魚苗，也無法直接作為種魚。要想成功找到合適的種魚，需要從魚卵開始人工受精，孵化成可供實驗的種魚，並在之後進行馴化。

同時，要想在淡水中成功養殖，還必須進行苗種的淡化處理。即，向育苗池內逐步添加淡水，降低海水比重，使苗種適應在淡水中生長。

但具體從什麼時候開始引入淡水、添加比例又是多少、以什麼樣的方式添加、魚生長到不同時期海水和淡水配比各是什麼樣……這些難題都需通過實驗獲取數據。

除了這些本身工作的難題，資金支持也是不容忽視的困擾因素。

最終，等不下去的劉家富，決定自己動手開始第一步。

他買下一艘舊船當管理房，挖個土坑抹上水泥做魚苗池，用水缸做魚卵的孵化缸，然後毛竹當水管，木塞當閥門。用簡易的硬件設施，開始了大黃魚養殖的探索。

人工授精的第一步是要取卵，但這並不容易。

大黃魚的產卵過程只能維持一個小時左右，人工取卵需要在這個時間段完成。過早或者過晚提取的魚卵都無法良好受精。

通過近兩個月的觀察與試驗，劉家富及其團隊掌握了大致規律，從時間、地點、捕撈漁具等方面入手解決了採卵問題。

由受精卵經室內孵化、育苗後，以及2年的淡水養殖後，劉家富團隊選取的第一批親魚才培育成功。

1985年，劉家富首次育出魚苗7000餘尾。

魚苗培育出來，但隨之而來又有了新問題，那就是魚苗生長週期過長。

首批魚苗長了兩年，體重不到半斤，這個成長速度讓團隊一度沮喪，如果看不到產業化的希望，不具備開發養殖的前景。那做這樣的事情，又有何意義？

從1990年開始的5年時間裏，通過網箱、土池養殖、養殖飼料配比等的改善，團隊終於攻克了大黃魚生長難關，一條魚可以在半年時間內達到半斤體重。這意味着，減少了一半的成長週期。

正是基於這樣的成果，中國得以成為世界首個大黃魚全人工養殖產業化國家，這不僅使瀕臨資源枯竭的大黃魚得以保存，還創造了一門年產值60多億元的新產業。

根據糧農組織統計，從2016年開始，全球大黃魚產量達到269300噸，主要由中國和韓國生產，其中中國生產總量佔比99%。

到1992年，中國人均水產品佔有量，已經達到13.4千克，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水產優質動物蛋白供給短缺問題，得到了歷史性的解決。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數據，自2015年起，全球養殖水產品產量佔比超過捕撈產量，且近幾年趨於穩定。在這之中，中國貢獻了全球70%以上養殖水產品。

可以形象地説，在世界各地的水產市場中，每3條養殖魚就有2條是中國的。

連續32年水產品產量世界第一，連續17年水產品出口額世界第一。除了是全球最大水產國、水產品出口國，中國同時還是全球最大的水產品種苗生產基地、全球最大的水產品貿易集散地，擁有全球最完備的水產全產業鏈中心。

2022年1月30日，農業農村部發布了一則消息——2021年，我國水產品出口219.1億美元，同比增長15.1%。而根據國家統計局3月2日發佈的數據，2021年，中國水產品預計產量6693萬噸，居世界第一。在這近7000萬噸的水產品中，養殖水產品產量達5388萬噸，同樣位居世界第一。

2022年2月24日，重慶的天剛矇矇亮，海關安檢員張元就早早起牀洗漱，因為這一天他要前往重慶市下轄的豐都縣檢查一批即將送出國門的珍貴水產品——西伯利亞鱘。

在一片魚騰聲中，數百條西伯利亞鱘從涪陵江邊被撈起。

這一次的捕撈，讓淨重14噸的人工養殖西伯利亞鱘，在經過重慶海關所屬涪陵海關檢疫合格後裝車，隨即啓運，經廣西出境抵達越南等東盟國家。

如果順利抵達，這一批人工養殖鱘魚將為豐都縣城帶來2000萬元的收入。

在豐都、千島湖、查干湖、丹江口……這樣的情景，每年在中國眾多水產大區上演。

但這並不是中國水產的終點。

2016年，“焚香、敬茶、敬酒、祈禱”，伴隨一系列祈福動作，越南同奈省統一縣的工業園區內，20輛機械車輛一同開挖，中國海大集團越南同奈項目正式土建動工。

根據介紹，這是海大集團第一家境外全資飼料子公司。作為全國乃至全球首屈一指的水產飼料企業，海大集團由此為起點開始向東南亞輻射。

目前，海大集團已在印度、印尼、厄瓜多爾等國家投資多個水產飼料項目，總投資額超10億元。

根據農業農村部數據，早在2020年，全球水產飼料產量4939萬噸，以中國海大、通威、恆興、粵海等為代表的企業，為全球水產飼料貢獻了2132萬噸產量，佔比43.16%。

這意味着，中國水產飼料幾乎佔據全球半壁江山。

與此同時，2017年11月，埃及水產產業園慶典上，觥籌交錯中，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會見了中國廣東恆興集團董事長陳丹。

本次接見的原因，便是由恆興集團負責規劃、設計、建設、培訓及指導運營的埃及國家水產產業園，歷時十八個月隆重開業。

這個項目涵蓋了種苗繁育、飼料生產、池塘與工廠化養殖、深水網箱養殖、水產品加工、中心實驗室、養殖實驗室、製冰廠、泡沫箱廠、污水處理廠等十餘項水產內容，工程量浩大。

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水產界走出國門最大的水產工程項目，也是中國水產企業以產業鏈形式輸出的第一次嘗試。

另一邊，自20世紀50年代，中國家魚人工繁殖技術突破後，中國便開始成為全球重要種魚乃至養殖貿易市場。

今天，中國水產已經形成一條從種苗、養殖、飼料、流通加工、冷鏈物流等一體化的完備產業鏈。

除了企業的大踏步前進，來自科研界的力量也在背後助力中國水產走向世界。

根據農業農村部數據，自1981年起，我國漁業承擔多邊、雙邊援外培訓項目148個，為全球137個國家和地區，培訓了4000多名高級漁業管理官員和技術人才。

一邊是中國企業的商業輸出，一邊是中國科研力量的硬核科普，兩條腿走路的中國漁業正在以產業化形式邁向全球。

以袁隆平為代表的中國水稻科研專家，結束了中國吃不飽飯的時代，而以鍾麟、劉家富、趙法箴等代表的中國水產專家，結束了中國水產優質蛋白供需極不平衡的歲月。

從“吃魚難”，到“吃魚自由”，中國人的菜譜越來越豐盛。

做到這一點，有文化傳統，有美食傳承，有創新精神，但比起這些，最重要的，還是一代代中國人的智慧、汗水和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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