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天才兒子:翻譯家金曉宇故事的另一個真相_風聞

▲ 2022年1月19日夜裏，金曉宇獨自在自己的房間。他所有的翻譯工作都在這裏完成（南方週末記者蘇有鵬/圖）

編者按：2022年1月，一位八十多歲父親的自述文《我們的天才兒子》刷屏。此後連着多日，距離西湖四公里遠的一個老舊小區裏來了許多人。久別的人、陌生的人，親戚、同學、老師、記者，還有領導和作家。

他們冒着大雪前來。一些人激動地得知，二十多年前自己曾為之惋惜、震驚、悲痛於其自戕的少年金曉宇，原來還活着，甚至看起來比同齡人年輕許多。

他停在確診雙相情感障礙的1990年代。這個家庭與社會隔絕多年了。

多年來，一對知識分子父母許多次試圖從命運的深淵裏打撈起兒子，希望他能過上某種社會化的生活，又一次次失敗。他們不得不把兒子「養在家裏」，又恐懼他被世界遺忘。直到生命的盡頭，故事被和盤講出，救贖得以完成。

在關於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故事裏，常見的敍事是父母的某種特質加劇了孩子的不幸，譬如遺傳，譬如嚴苛。而關於金曉宇故事的追溯能讓人看清另一個真相，一些堅強的父母，究其一生都在默默承受命運的反噬。

本文首發於南方週末

文｜南方週末記者蘇有鵬

那個叫金曉宇的學生已經死了。在1990年代一個秋天的夜晚，他用安眠藥和白酒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初中班主任陳麗清最後一次聽到這個説法，大約是在2000年。那次，學生們把老師請到西湖邊一個私人會所裏，屋外綠柳低垂。上菜前夕，學生們閒聊説起，那個頗有天賦、右眼球偏斜、常年穿一件花色T恤的男孩，已在上個世紀隕滅。

金曉宇自殺的消息，就這樣在杭州高級中學的校友中流傳近三十年，直到2022年1月17日。一篇《杭州日報》的自述文章，讓金曉宇「復活」。這篇自述的最早版本，出自其父金性勇之手。

事實上，金曉宇自殺過幾次，分別被父母救下。第一次，母親曹美藻發現兒子服用安眠藥後及時送醫。最後一次，他試圖用皮帶上吊，皮帶中途裂開，金性勇聽到聲響。那之後，金曉宇決定像大多數人一樣，不再迫切地迎接死亡。

但在父母眼中，兒子顯然在經歷另一種形式的消逝。在同學們對他的死亡惋惜的那些年，金曉宇輾轉於工廠、書店，將大把的閒暇時光花在湖墅南路上的一家茶樓。

被世界遺忘才是一個孩子最殘酷的命運。2021年冬天，86歲的金性勇剛在殯儀館處理完太太曹美藻的遺體。在一個忽感命運終究不由自己掌握的時刻，他擔心當自己也離去，那他年近五十、掌握多門外語、已翻譯17部著作，卻受雙相障礙疾病侵擾的天才兒子，終將被世界遺忘。這位老人決定説出自己的故事，向世人宣告金曉宇的存在。

1960年代，金性勇和曹美藻分別畢業於名校，隨後進入科研院所。這樣的中國父母對所處的時代一清二楚，他們擁有成功的機遇，知道如何出人頭地，也懂得在低谷期隱忍不發。這樣的父母真正無法直視的是，孩子們，那些由自己賦予生命的孩子們，一次又一次跌入生活的深淵，而自己健在，且不知疲倦地見證一切。

40年來，夫妻倆一次次試圖從深淵中打撈起兒子。隨着妻子去世，這位父親更加孤勇了。公開兒子的故事後，金性勇接納所有的拜訪，在老人機上敲出所有問候簡訊的回覆，並靠服用速效救心丸來支撐媒體高強度的提問。

作為父親的他，或許是最後一次打撈可憐又聰明的兒子了。近四十年時間裏，金性勇都被某種不安縈繞——為兒子所做的事，究竟會讓兒子的病情變好，還是變壞。

1

「知識分子」

1984年秋天，杭州高級中學初一開學過去了一兩個月，一對穿着得體的夫婦把自己的兒子帶到了英語老師陳麗清面前。這所創辦於清光緒二十五年的中學，曾是徐志摩、豐子愷、李蘭娟的母校。

丈夫英氣十足，穿着幹練，茂密的頭髮整齊地梳向左邊。妻子留着端莊的捲髮，架着一副無邊框眼鏡，説話輕柔。「典型的知識分子」，聊天中陳麗清得知，二人是民生藥廠的工程師，剛從天津調回杭州。

男孩在天津讀的也是重點中學。「文文靜靜，話不多，還有個哥哥，轉到了高中部」，唯一有點奇怪的是，「小孩看人時，右眼有點斜視」。

這是一對體面的知識分子夫婦。他們在浙江桐鄉共同度過了少年時光，金性勇的父親是小學校長，曹美藻的父母分別是中小學老師。1957年，共和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前，曹美藻進入南京大學化學系，金性勇則考入上海化工學院（今華東理工大學）抗生素製造工學專業。畢業後，妻子跟隨丈夫到了天津，進入原化工部直屬的天津化工研究院。

丈夫的工作是收集國外藥品信息，用於生產仿製藥。那個年代的中國醫藥工業薄弱，這樣的工作體面且榮耀。1988年，他曾在北京參加一個關於兒童營養的研討會，會後，與會者還得以參觀了中南海的一隅。

回到浙江，在金性勇的自述中是無奈之舉——在天津，小兒子承受了「無盡的痛苦」，一隻眼睛受傷，從此失去視力。

但在杭州，金性勇的事業進入鼎盛期。一條1987年刊載於《鐵道醫學》雜誌的醫藥信息記錄了民生藥廠的輝煌，擁有2300多名員工，年產700噸原料藥，70%以上出口，銷至歐美亞非拉。幾年後，他又作為一個海外項目的副主任被派駐泰國。

在一些人眼中，有着江南大家閨秀氣質的曹美藻，比丈夫更加優秀。

1989年向民盟提交入會申請時，這個來自書香門第的女人，已經掌握了英語和日語兩門外語，發表了三篇論文，出版一本著作。她和丈夫為出版社合譯過關於催化劑的書籍；參與的氧化鍶載體研究，獲得原化工部科技成果二等獎。

這樣的人無疑對孩子的教育尤為關注。老年的金性勇仍能説出，妻子的密友劉蕊晶擁有一個怎樣聰明的女兒，「別人在旁邊説話，吵吵鬧鬧，小女孩定力很好，能一個人好好看書。」

後來，那個女孩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後的職位。

而那個身材清瘦、一口兒化音的男孩，進入杭高後不算顯眼，即便看起來有些斜視。初中同學們從不知道金曉宇有一隻失明的右眼，同學鍾輝直到看到金性勇的自述文，才懷疑當年的體檢，學校做了保密工作。

他們最記得的是，金曉宇入學後不久，一位在課上看大學微積分教材的「第一名」被老師滅了威風。「班裏有了金曉宇，這下『第一名』可有對手了。」

若干年後，「第一名」已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

那個文靜的男孩，在踢球、打趣和解出最難的數學題時頗具自信。儘管右眼受傷，初中的金曉宇成績始終拔尖，夫婦兩人像所有知識分子父母一樣，仍然希望「他能考上一個好大學」。

2

「雙相」

金曉宇沒能如父母所願。準確地説，高二的某天，他忽然決定不上學了。接着出現暴力行為，砸壞了家裏的冰箱。

金性勇人在國外，曹美藻叫來同事張景輝幫忙，一起把兒子送去醫院精神科。

這一幕在金曉宇日後的講述中並不存在，他記得自己高中還沒犯病，也沒到精神病院。

金性勇記憶中，金曉宇第一次去杭州七院，就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根據2011年世界衞生組織（WHO）的調查，這個疾病的終身患病率為2.4%，病因與遺傳、生物和心理因素相關。在某些研究中，哪怕睡眠週期中斷也會產生影響。

張景輝後來很多次被喊到金家，「做思想工作」——用金曉宇姑媽的話説，這是「思想毛病」。被喊來的人有同事，還有高中班主任吳思傑。這可能是當時金曉宇最反感的事情，他説母親「能量大得很，絮絮叨叨很煩」。

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這些年來，金曉宇在這裏求醫。（南方週末記者蘇有鵬/圖）

1989年，高三時，金曉宇回到學校，陳麗清又成了他的班主任。

沒人知道他此前經歷了什麼。金曉宇曠課之後，關係要好的同學林默然（化名）漸漸與這位昔日好友失去聯繫，「那時候小孩子太單純，同學不來上課，聯繫就少了。」再度在校園裏碰面，對方的體型彷彿一下子膨脹開了，「臉看着很浮腫。」林默然三十多年後如夢方醒，「或許是藥物的副作用。」

經歷了沒有異動的高三後，陳麗清還記得，金曉宇「在1990年畢業，聽説考杭州大學人家不要」。

在金曉宇的自述中，他復讀了一次。在此過程中，父親託同事，在風扇廠為他謀得一份給塑料機殼打孔的工作。「讓他多接觸社會」。

看到一個工友的手套被捲進去，手指差點斷成兩截，金曉宇嚇壞了。

高三畢業後的一個暑假，金曉宇找過陳麗清。

金曉宇稱，自己的檔案中記載了高二時曾曠課，這導致分數達標的他，被杭州大學拒絕，父親讓他找陳麗清，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金性勇否認。多年前就接受命運的金性勇，面對兒子無學可上的困境，顯得頗為淡然。「曠課是事實啊，老師寫的沒有錯。只是説，水平高一點的，可能會把這件事説得委婉一些。」

但關於金曉宇來的那天，陳麗清記得，完全沒聊到檔案的事。「那次來找我，我也很吃驚。曉宇聊了聊自己的生活，我也問了一下他的近況。」

師生二人的記憶只在一個細節上保持了一致。陳麗清記得太清楚了，這個自己教過四年的學生，那天帶來了一條牙膏。

金曉宇解釋，那條牙膏是他刮獎抽中的，「順便拿給了老師」。

陳麗清並不知道牙膏對於金曉宇的意義，近乎一個神聖儀式的祭品。50歲的金曉宇至今保持着飯後刷牙的習慣，在那幾分鐘裏，他盯着眼前發黃的牆壁，整個屋子靜默不語，偶爾，水流撞擊由水泥、白石子澆灌而成的洗手枱，發出清脆的聲音。那時，任何人搭話，都無法得到回應。

1990年代最後幾年，聽説金曉宇已經自殺，陳麗清驚愕且悲痛。從時間上推算，金曉宇自殺的時間，在那次拜訪之後一兩年。

她想，如果早一點看出金曉宇心理的問題，有及時的干預，他的生活還會這麼苦嗎？

3

厄運

一切都是因為眼睛。金性勇堅信，當那個充滿膠狀物質的球體被一根鉛筆穿破，厄運就穴居於此了。

1978年，金曉宇六歲，一家人擠在天津化工研究院15平方米的宿舍裏。一天，鄰居小孩掏出了玩具槍，金曉宇並不畏懼，當槍裏射出的不是紙團而是鉛筆時，他甚至沒有躲開。他的哥哥、九歲的金曉天就在附近，金曉宇被一種難以描述的安全感保護着。

鉛筆刺碎了右眼的晶體，很疼，沒有流血。哥哥囑咐他：「不要告訴爸爸媽媽，過一夜就好了。」金曉宇聽從了。

第二天一早，曹美藻發現兒子受傷。六歲的金曉宇，先做了晶體摘除手術，後來「怕做得不乾淨」，又轉到北京友誼醫院。

劉蕊晶當時也在天津，兩個家庭關係親密。劉蕊晶的丈夫記得，「曉宇的眼睛受傷後，金家人沒找鄰居鬧過，靜悄悄的。」

兒子受傷，失去右眼視力。這個父親相信命運了。

相信命運能讓人從悲痛中解脱，但生活從此多了一絲聽之任之的無奈。「鬧又能如何呢？」在天津工作時，金性勇最尊敬一位同事，「教會學校出來的，英語好，提攜後輩，任何不懂的問題，都可以找那位史先生。」史先生比他年長二十來歲，在特殊時期，即便遭受了痛苦，「從來不説，一直到老，他從來都是微笑的、沉默的。」

金性勇堅信，兒子命運的改變源於這次受傷。

他記得，受傷前，金曉宇深受天津濃厚的曲藝文化影響，有股幽默勁，樂觀又頑皮。上課時，他舉手發言，公然宣告「前面的同學放屁太臭了」，金性勇因此被老師叫到學校。自述中，金性勇回憶，眼睛受傷後，兒子反過來安慰父母「沒事」。

實際上，在那個六歲男孩的頭腦中，一個鋭利、冰冷卻無法準確表達的概念緩緩形成。此後至今，但凡有人顯露「鄰居小孩」的某些特質，金曉宇都要遠遠躲開。

日後在從事翻譯工作時，他從一本生物學小説中找到了這個概念——天敵。

自精神病學誕生以來，與大腦生物學相對立的另一派，關注的是經歷和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這個流派被多倫多大學教授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er）稱為「浪漫主義的精神病學」。但談到金曉宇的右眼，幾位中學同學都不相信，那是致命原因。甚至，沒人發覺他右眼失明。

林默然多年後回憶起來，會意識到高一時的金曉宇已經有些「把握不了度」。譬如，他踢球技術一般，卻很猛，有時還會做出一些莫名的行為，「球場上同學打鬧，他第一時間衝過去，把人拉開。但隨後又把隊友緊緊抱住，讓對方的人來打。」

如今的林默然，是杭州某高校博導，看到自述文後，他蒐集了能買到的所有金曉宇的譯著，他相信，只有先知道好朋友在翻譯什麼，再度重逢時才有話可説。

與右眼相比，同學們記憶中的金曉宇對另一樣東西充滿執念——1988年，高一的金曉宇，曾立志成為「第二個聶衞平」。

那幾年，中國社會掀起「圍棋熱」。聶衞平與日本「終身棋聖」藤澤秀行長達七個多小時的決戰結束，據《國家人文歷史》的一篇文章記載，聶衞平獲勝後，「體育館外有人放起了鞭炮」「北京多所高校的大學生湧上街頭，徹夜狂歡」。

1988年，聶衞平被授予「棋聖」稱號。

勝負恐怕是少年心中最執着的事。林默然記得清楚，33年前的金曉宇贏遍了學校的各大高手，然後終於碰上一位「天敵」。

那位同學在校園中尤為醒目，他走路是歪的，有時頭也是歪的。林默然隱約記得，那次對弈，金曉宇落敗。

金曉宇曠課時，班主任吳思傑騎着單車來到金家，「一問才知道，是迷上了圍棋」。

17歲的青春期大部分都被消磨在西湖邊。彼時，中國棋院杭州分院的前身還是西湖東邊的一間棋室。擠在棋室裏的中青年，下「帶彩」的圍棋——通常以一兩塊錢為賭資，金曉宇抱怨過，「交了不少學費。」

父母也曾為他找到一個圍棋老師，而對方回答，「現在開始練太晚了。」

很快，金曉宇便表示對圍棋失去興趣了，「不管怎樣都達不到職業棋手的水平。」

4

預兆

一切又似乎早有預兆。

1983年，哈佛大學教授凱蒂（Seymour Kety）着手了一個在精神病學史中赫赫有名的研究項目：丹麥領養子女研究。這位教授對哥本哈根5483個領養家庭調查後發現，「遺傳因素在傳播精神分裂症方面非常重要。」

金曉宇從未見過的外公死於自殺。「美藻的父親最後一段時間裏，變得鬱鬱寡歡。」有一個場景在金性勇腦海中飄浮多年：自殺前不久的一天夜裏，曹美藻的父親在月色下彈奏鳳凰琴，幽怨地唱起了《滿江紅》。這首悲壯之詞，被認為出自宋代將領岳飛之手。

在金曉宇口中，自己小學時就「有些抑鬱，不想上學」。金性勇後來認為，大兒子金曉天「也可能有一些抑鬱」。這位父親的語氣充滿悔意，「當時沒有特別注意」。

在一些有病孩的富足家庭裏，父母的關注集中於病孩身上，健康的孩子往往被忽視。至少在金家這個60平方米的老舊公寓裏，金曉宇擁有了光線最好的卧室，而母親常説，「哥哥要照顧弟弟」。

金曉宇自稱一直沉浸在被哥哥保護的安全感中，這成了同學們的疑問，「在校園裏，沒有人見到兩兄弟走在一起」。哥哥的同學也知道他有一個弟弟，但「不知道確切是誰」。

哥哥的關愛最起碼持續到1998年。那時，復旦大學畢業的金曉天辭去國內穩定的工作，到了澳洲，一邊做清潔工，一邊念MBA。在一封當年的信裏，金曉天對自己在國外工作受的苦一筆帶過：「不管什麼工作，都得保留一份……又沒有人依靠，如果稍有不如意辭職的話，還混不混了？」這位獨自打拼的哥哥用更長的段落向弟弟説起他學英語的心得、澳洲海邊的美景，以及如何給電腦殺毒。

從信件中無法判斷，哥哥是否知道，生活在體面家庭裏的弟弟，已經經歷過數次自殺，成為校友中流傳的「死掉的學生」。

兄弟倆的關係漸漸疏遠。弟弟被父母「養在家裏」後，金曉天讓他用電腦下載軟體，轉發廣告，獲取佣金。金曉宇不願，在哥哥曾經的卧室門上寫下「挺不情願的」五個字。哥哥又讓弟弟把一些PDF文章轉化為WORD，「一篇可以賺500元」。金曉宇曾説，「錢再多也沒這個時間。」

金性勇很少講述大兒子的故事。這位遠在國外的大兒子也許希望自己被遺忘，他最後一次出現，大約是在2015年。此後，便與自己的高中同學，以及家庭基本失去了聯繫。

2022年1月19日，講述兒子故事的自述文刷屏後，金性勇接納所有的拜訪，他不斷接到各方電話。（南方週末記者蘇有鵬/圖）

5

污名

在金曉宇被確診雙相情感障礙的年代，精神病學的研究發生着轉向。

1955年，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以康復部主任助理的身份進入華盛頓特區的聖伊麗莎白醫院，開啓了他的參與式觀察。

戈夫曼從公共秩序的角度理解精神病的本質，在他看來，精神病即「無法遵守面對面互動的行為規範」，而所謂的瘋癲行為，是「由於宣稱者與病人所處情境之間的社會距離導致的，而並不主要是精神疾病本身的產物」。換言之，精神病學認為精神病是生理性的，可以通過病人的行為判斷，戈夫曼則覺得，沒有一種科學的方法與原則可以確知哪些情境不當的行為是疾病症狀，哪些不是。

在這一前提下，戈夫曼對精神病機構的治療意圖提出挑戰。他真正擔心的，是那些「門外漢」醫生經過辨別後對個體的污名化及一系列剝奪權利的影響。

戈夫曼的著作《收容所》出版後，美國啓動了一場精神病院的去機構化運動。根據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家費恩（Gary Alan Fine）的數據，從1955年到1985年，公立精神病醫院的住院人數從56萬縮減至不到11萬。

1980年，一位來自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家為中國的精神病學帶來新的視角。

當年，人類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nman）來到湖南醫學院（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這曾是耶魯的在華醫學院，他希望能從文化層面審視神經衰弱和抑鬱。

研究開始前，這位醫學人類學翹楚就把抑鬱性疾患看做是一種「社會性的情感和障礙」。

凱博文考察了就診的環境，並訪談了多名患者。他發現，那時的精神科，醫生與病人的對話方式是家長式的、純醫學性的，並且，包括電療、注射等治療手段，都在屋子裏公開進行，「高度公開的背景對談論個人和社會問題有很大的限制」。

金曉宇記得自己高中沒犯病，只是「心理上的問題」。但那時的治療，充斥着強制、捆綁、電，以及「天敵」般的醫院保安。

沒有嘗試過真正意義上的心理干預，「完全沒想到過這種治療方式」，是金性勇的遺憾。

1980到1990年代多次帶兒子到精神科治療的金性勇，或許也被高度公開的氛圍影響了。2022年1月底，在採訪最為集中的那段時間，即便金曉宇就坐在身邊，他仍然毫不避諱地談論兒子的病情，彷彿兒子並不能理解眼下的談話。

在中國的研究結束後，凱博文曾呼籲，「預防干預必須在那些出現嚴重問題、高危個體和家庭的學校、工作單位、鄰里和社區展開。」

當年，湖南醫科大學精神衞生研究所所長楊德森並不認同凱博文關於神經衰弱成因的看法，在凱博文的理解中，神經衰弱和社會環境關係密切。

不過，隨着精神病學研究發展，研究者們更加重視後天因素了。

楊德森的弟子、現任上海市精神衞生中心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亞松，近年尤為關注教養方式與病發之間的關係。

2017年4月到2019年11月，杜亞松等人抽樣了某醫院收治的62例青少年雙相情感障礙患者為對照組，在與35例上海市健康青少年的數據對比後發現，父親懲罰嚴厲、過分干涉，母親偏愛等均為影響因素。

杜亞松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確診雙相情感障礙的孩子父母，往往「人格也不太穩定」，「有過度的控制慾，在青春期，父母和孩子會有權力的爭奪，並且，這樣的父母容易對孩子做的事情進行非『好』即『壞』的判斷。」

但，究竟是父母的某些特質誘發了雙相情感障礙，還是因為孩子患病，導致父母表現出某種特質，杜亞松承認「並不是一個直線的因果關係」。「這次研究，只能呈現一個複雜的相關關係。而疾病對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的影響，又將涉及病恥感和污名化的問題。」

如今，在杜亞松的精神病診療中，對誘發因素的考量，已成為一個重要環節，「不再像以前，直接給病人開藥。誘發因素對於後期的社會康復意義重大。」

時隔多年去追溯金曉宇的病因，只是在費力地填補一個時代的侷限。但這樣的追溯能讓人看清另一個真相，當人們試圖責備父母的某個特質加劇了孩子的不幸時，一些堅強的父母，究其一生都在默默承受命運的反噬。

6

「去奮鬥」

「小車不倒只管推着走。」

金曉宇至今反覆説起母親這句話，以概括起自己的前半生，就這樣被母親「推」着走，免於成為二流子的風險。母親去世後，金曉宇寫下回憶文章，稱她「像扳動火車軌道一樣」規劃着自己的人生，比如大學時堅決不讓他學歷史，而是填報國際貿易，不久，又催促他去離西湖不遠的浙江圖書館排隊借書。

這位國際貿易專業學生，大學時光斷斷續續，從1991年9月持續到1993年7月。直到有一天，他爬上一輛車的車頂，把車頂踩凹。

終其一生，這位母親想方設法，希望金曉宇能過上和其他孩子一樣的人生。

在天津，託關係把金曉宇轉到重點中學；沒考上杭州大學，託人幫忙上浙江樹人大學；輟學後，找校友，找老鄉在書店為他謀得一職；最終讓金曉宇才華盡顯的翻譯工作，也是曹美藻託人幫的忙。

母親是個嚴厲的人。金曉宇印象中，父母剛到杭州時爭吵不斷。曹美藻常對丈夫説的話是：「孩子你到底要不要管？」她從同事那裏學到一個管教孩子的方法，「小孩不上心，不肯學，就掐大腿」，金曉宇很無助，「後來我老實了，也被掐」。

在一些描述中，這位母親似乎有極強的控制慾，「像只老虎」。只有熟悉曹美藻的人才會意識到，母子更多的是相似而非不同。

在南大上學時，曹美藻個頭小，話少，從不與人爭執，常常跟在同學們後頭，被人用江淮官話取了個暱稱「小把戲」。「有人説她，她只是默默地聽。」同學陸婉芳並不知道那些反對意見是否被採納，「最後在行動上，美藻還是會堅持主見」。正如人們「來做思想工作」時，低頭沉默的金曉宇。

「天下的母親，不都是這樣嗎？」陳麗清教了一輩子書，見識過各式各樣的家長，曹美藻不是特例。

相較於母親，父親的説教粗獷且現實。在一封1991年12月9日從曼谷寄出的明信片上，金性勇先是談起在大街上買了兩條便宜的牛仔褲。隨後提及曼谷的廣告牌：「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才廣告，你有才就用你，沒才是沒有人會來養你的，所以富的富，窮的窮，有才才有錢，於是有房有車生活過得很好，無才窮一輩子。記着我的話，去奮鬥。」

金曉宇奮鬥了，也許未必如父母年輕時期盼的那樣。在浙江圖書館，他泡在外文區，「基本上都看過一遍。」成名之後，浙江本地一位知名作家專門上門和他談心。當知道這位作家的小説被翻拍為熱門電視劇後，他迫不及待地希望接受引導，「你給我佈置一個題目，我來寫，寫完你來批改。」

很多人以為在金曉宇平靜、稚嫩，沒有感情起伏的外表下，有一顆渾渾噩噩的內心。事實卻是，金曉宇曾讓幾位來訪者翻譯幾頁他剛接到的外文書，發覺這些來訪者都打開了翻譯軟體時，他朝卧室方向走了幾步，用嘲笑的語氣輕輕地説：「來我這兒走捷徑，我自己還不是會。」

浙江圖書館外文區，這裏離西湖不遠，金曉宇在母親曹美藻的敦促下開始在這裏看書，「基本上都看過一遍。」 （南方週末記者蘇有鵬/圖）

7

母職

曹美藻和金性勇漸漸不再出席同學聚會。

「感覺她的老同學，都有一點傲氣。」金性勇自己的同學之中，也不乏中國工程院院士。

一家人越發隔絕。民盟一位幹事從不知道曹美藻還有個小兒子，「每次去找曹工，都沒看到過小兒子。」如果有人來做客，金曉宇大多待在卧室。而在金家所在小區，除了個別人，瞭解金曉宇的，唯有社區工作人員和民警。

2010年，曹美藻參加了在橫店影視城舉行的南大同學會。

陸婉芳見到了多年未見的曹美藻，兩人被安排在一個房間。陸婉芳這時才聽説金曉宇的事，「有時會在家裏做做翻譯」。那時，曹美藻會找化工方面的材料讓兒子翻譯。

陸婉芳便託女婿幫忙，輾轉推薦金曉宇去接南大出版社翻譯的活兒。

沒過多久，金曉宇的第一本譯作《船熱》，一本關於19世紀諸多知名生物學家的愛、智慧以及遺憾的小説出版了。曹美藻提出要給陸婉芳包個紅包，被陸婉芳拒絕。「最後，美藻親手做了幾雙布鞋，其中一雙我現在還在穿。」

在漫長的家庭生活中，曹美藻購置了一台縫紉機，縫補家人的大部分衣服。這台至今立在金家客廳中心的縫紉機，是少有的、沒被躁狂狀態下的金曉宇破壞過的物件。

2015年，陸婉芳邀約曹美藻去北京看望一位共同的好友。

「美藻那時的狀態，太讓我吃驚了。」陸婉芳注意到，這位南大畢業的高材生，「不會買機票，不會坐地鐵」。

曹美藻説，自己多年來所有心思都撲在小兒子身上，很久沒出門了——最近，為給小兒子多留下一些錢，她開始學着去炒股。

這位曾獲得科研獎勵的工程師繼續説，她早上去證券營業廳，中午回去給小兒子做飯。她還在用着一個老年機，只能打20個位元組。而且，這位老同學還不會打字。

陸婉芳不敢相信，眼前這位婦女，是多年前獨當一面的化工研究者。內心的震驚被憤怒衝散，陸婉芳放下矜持，嚴厲地嚷道：「曹美藻，你在南大唸書的時候，英文多好？現在發個簡訊只需要懂拼音，你連拼音都不會了嗎？英文那麼好，不會打字，真丟人！」

如同大學時一樣，曹美藻沉默聽着，搪塞過去。

陸婉芳轉而放緩語氣，「現在的智能機打字，我一開始也不會，這兩年我是在廣場上做操，邊做邊學。你也一定要學會。」

陸婉芳不知道一個患病的兒子到底能佔據一位母親多少心思，也無法察覺到，這個知識分子家庭已經自我邊緣化多年。

正式接到翻譯工作前，金曉宇把大部分時間花在離家不遠的一個茶樓裏。花一塊錢，點一杯毛峯，就能消磨一天。據金曉宇稱，2000年之後，茶室的客人中有各色社會人士，他們喊着對方的代號，賭錢，拉皮條，討論女人，説着危險的事情。

金性勇那段時間常常接到茶樓老闆的投訴：「快讓你的兒子別來了，一來就打架。」那時，金性勇工資幾百塊錢，有一次因為金曉宇打人，「賠給人家五百多塊錢」。金曉宇覺得，這些人「是幹過一些大事的」，觀察他們，有助於自己認識「社會的本質」。

直到從事翻譯工作之後，儘管金曉宇從不承認，但類似的經歷讓他對一些詞有着私密且直觀的感受。2022年1月，他正在翻譯本雅明的《拱廊計劃》，一本本雅明從1927年開始，對19世紀哲學家、評論家論著的摘抄，章節「O」便是關於賣淫和賭博。金曉宇曾快速地提到，裏面寫的是「高級妓女」，「高級妓女和普通的，是有區別的」。

無法得知曹美藻是否知曉金曉宇認識社會的方法。身體還健壯時，她曾從靈隱寺帶回過一本經書。在兒子翻譯到小説中某些性愛描寫時，她也曾表達不滿。

隨着金曉宇翻譯事業開啓，一切艱難地回到曹美藻扳動的軌道上。北京之行結束後，她學着用上了簡訊，每週給陸婉芳發一個信息。「美藻説，大兒子許諾了，會把弟弟管好的。」

2017年，又一次同學聚會，曹美藻沒有出現。她發簡訊告訴陸婉芳，自己做了心臟搭橋手術，牙齒也掉光了。在父子的講述中，大約在這前後，曹美藻確診了阿爾茲海默症。

又過了幾個月，陸婉芳再試着給曹美藻打電話，電話已經沒人接聽。

金家這套老舊的公寓，像是父母為金曉宇打造的、古老的擬態世界，乃至於金性勇計劃翻新裝修，都遭到拒絕。（南方週末記者蘇有鵬/圖）

8

父職

西湖的冬天，遊人稀少，水汽迷濛，像是被一層宣紙罩住。鴉青的瓦、牙白的橋、栗色的殘荷敗柳，融在這團宣紙之中。

2022年1月27日傍晚，金性勇察覺到兒子的狀態「不太對」。他小聲把記者叫到一邊，「明天早上七點，你過來，陪着我和曉宇，去西湖邊走走。」

不久前，一次人羣環繞時，金曉宇突然出現打人的衝動。社區工作人員見識過這個衝動的譯者，「站在路邊，先給路過的人一拳。把人打倒後，右手伸直，指到誰，就打誰。」

1月27日早上，金曉宇要求父親和他出去走走。「走着走着，忽然就杵在馬路中央，我拉不動啊。」金性勇體力大不如前，又有腿疾，走路只能先邁左腳，再拖着右腳走。等到金曉宇走到一條運河邊，看到一個老頭吐痰，「他上去就要給老頭一拳，我只能給人家賠不是，説『這孩子有病』。」

跟在兒子後面給人道歉，金性勇再熟悉不過。如同夫妻之間的一場接力，太太生病後，照顧兒子的重擔移交到年邁的他肩上。

幾年來，金性勇承擔着照顧太太的工作。「每天晚上，金師傅每過兩個小時，就要給他老伴翻個身，自己就在沙發上打盹。」社區黃書記眼眶濕潤，「八十多歲的老人啊，誰扛得住？」

2021年11月11日，曹美藻離開了人世。

那個倔強、温柔，一心撲在小兒子身上的知識女性，最後幾年活在一張中間塌陷、被褥褪色的牀上，去世前幾天，屁股上長出拳頭大小的黑色褥瘡。

在她生命的盡頭，金曉宇始終陪在身邊，從沒發過脾氣，還時常去啞巴弄的菜市場給媽媽買來河蝦。可惜，這位母親每天都在遺忘熟悉的一切。

母親離世後，金曉宇説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問我爸爸。」他似乎不敢從自我的角度，揣摩一下生活。

這個50歲的男孩，或許曾有機會自信、善言、用幽默與命運搏鬥，但他寧可把這個「我」隱藏到靈魂深處。

如今的金曉宇有張白淨的臉，由於藥物或情緒的原因，始終沒有表情。他生命中最繁盛、最精壯的時光，都是和父母度過。這個60平方米的屋子裏，大部分物件來自過去：哥哥單位1990年代發的衞生紙；爸爸單位2000年發的一次性紙杯；上世紀的洗手枱、桌子、衣櫃和木板牀。金曉宇，這個被視為天才翻譯家的男人，生活在一個父母為其打造的、古老的擬態世界中。乃至於金性勇計劃翻新裝修，都遭到拒絕。

母親生病後，那個被藏起多年的自己，開始顯露蹤跡。隨着年華逝去，金性勇意識到，兒子很難自己生活。洗菜、做飯、把鍋燒糊後刷鍋，86歲的金性勇擼起袖子默默地做。

寵溺最終變成了恐懼，預料到兒子躁狂的一面可能即將顯現，金性勇只能表情痛苦地嘆氣。

1月28日7點，金曉宇早早穿上了棕色的外衣，套上皮靴，這是他出門的裝扮。想出去走走，是發病的前兆。他要求父親必須陪同。

乘坐188路公交，到湖濱站下車。

1月底的西湖寒冷蕭瑟，金曉宇的前半生與這個湖泊纏繞在一起，上學、秋遊、逃課下棋。

走到湖邊，金曉宇看到了一隻小鴛鴦。灰色的絨毛看起來柔軟厚實，這隻在岸邊遊走的落單鴛鴦用頭輕輕點了點湖水。漣漪散開。

它盯着水面遲疑了一會兒，突然一個猛子，扎進水草豐茂的湖底。

剎那間，金曉宇爆發出暢快、毫無保留的笑。這個男人踱着碎步，沉睡的五官扭動起來，塵封的快樂之盒似乎被打開了。

被哥哥保護的快樂、考高分的快樂、下棋所向披靡的快樂，都回來了。

「多有趣啊，看啊，多有趣啊！」

金性勇在一旁默默地走，回頭笑了笑，沒有停下腳步。他知道，兒子要走的路很長很長。有時兩個小時，有時四個小時，他必須一直走着，才能跟得住兒子。

走了一會兒，金性勇差點要倒，他的氣息越來越粗。眼前是一座石橋。他回頭問兒子：「還走不走？」

「必須走，我扶右邊，讓記者扶左邊。不能往回走的。」多年之後，父親的權威陷落，孩子成了發出命令的人。

壯年時，這位知識分子對兒子有過無限的期待，在那封1991年發自曼谷的明信片中，這個父親總結道：「安靜時反思我的一生，機遇不錯，而且把握住了，但是努力奮鬥不夠，無大成。」他希望兒子能審視妻子和自己走過的路，然後「明察自己的路」。

幾天前，金性勇簽署了遺體捐贈志願書。在人生的尾聲，他讓無數人知道了金曉宇——他那沉默的、聰明的、可憐的兒子，名字印在17本書上的譯者，成了浙江省翻譯協會理事的金曉宇。

妻子沒完成的使命，他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