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他！北大教授：建議1200所大學一半應轉為技術大學_風聞

《財經》記者 張明麗

2022年1月14日，在江蘇南通市，參賽選手在2022年江蘇省職業院校技能大賽圖/IC

我們應該如何認識職業教育？近幾年，國家政策層面數次加碼職業教育，教育部頒佈的「保持高中階段教育職普比大體相當」將學生是否接受職業教育的分水嶺劃至高中階段。初中畢業後，學生即面臨升普高還是入職校的抉擇。

不過，此次「普職同重」的倡導卻面臨着上熱下冷的尷尬境地。在基層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眼中，職業高中（下稱「職高」）與負面印象掛鈎。一位初三班主任曾在採訪中介紹，班級裏沒有一個學生家長願意把孩子送到職高就讀，如果學生成績不好，家長要被迫提前考慮其他可能性，讀民辦、找私立，抑或出國。

那麼，職業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認為，認識職業教育的關鍵點之一是要清晰地認識到中國現在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需要大規模產業工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現階段需要的職業教育，是大學層級的職業教育，正因如此，他一直提倡取消教育過早分流，實施十年義務教育制。

此外，職高無法讓學生學到有效技能也是他不贊同過早分流的原因之一。「高等職業院校（下稱「高職」）階段的教育就比職高好很多，高職與企業合作更緊密，是真正在做『二元制』。到了大學階段，學生心智也更健全，可以去參加工作了。」姚洋説。

如果職高教育現階段尚不具備培養製造人才的條件，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更為合理的教育模式，既符合中國國情，又能培養出當下所缺乏的製造人才？

姚洋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曾經有過職業工人的高光時刻，也有過如今飽受讚譽的德國「二元制」人才培養模式。但是30年過去了，中國已經不再具備重回過去體系的基礎，現階段再談職高教育就是「空中樓閣」。

他提出，現階段培養人才行之有效的辦法，一是實施5+5義務教育，二是按照教育部的規劃將1200所大學中的一半變成技術類大學，扭轉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學盲目擴張的趨勢，重回「學院制」。

關於職高教育、城鄉教育公平、高考取消英語考試等話題，姚洋院長近期接受了《財經》記者的專訪。

我們需要的職業教育，是大學層級的職業教育

《財經》：您反對過早教育分流，提議普及十年義務教育，認為過早分流不利於學生成長，有沒有考慮過，初升高分流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高中的「競品」——中職建設不盡如人意？

姚洋：討論的前提不能跑偏，中國的教育態勢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麼好。北京大學實施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結果顯示，中國20歲-30歲的年輕人裏，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年限不到12年，農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剛過9年，這意味着，很多人沒上過高中。該結論與教育部披露的中國高校毛入學率54.5%相符。如果將這個數據與50%的高中升學率結合起來看，可以理解為，上了高中的孩子基本都能上大學。

那麼，職高教育有沒有用？從我們一線調研的經歷來看，職高的學生畢業後也不想就業，他們幾乎都想讀大學。多數家長的觀念是，孩子如果不上大學，高中階段的投資是不值的。職高最後就變成了一個大託兒所，孩子進去以後，熬到畢業領文憑。

職高的問題出現在哪裏？高中階段的職業教育不能讓學生學到足夠技能，有些職校培訓方向設置沒有必要。舉個例子，美容美髮美甲培訓，初中生教三個月就能學會。家長為什麼要把孩子專門送到職校去學習三年？

現在社會上需求量大的是編寫軟體人才，但初中畢業生編寫不了軟體。我們看過職校的培訓流程，只要求學生機械套用，而不求其知其所以然。這些學生如果有機會讀大學，他們還是要從頭開始學習編程技術。所以，高中階段的職業教育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值得思考。

《財經》：確實，目前職校還存在課程設置與課程體系不合理、不完備的情況，教學水準不夠高，但如果國家「普職同重」政策指令不改的前提下，有無可能倒逼出一批教學水準更高的職高呢？

姚洋：與教學水準無關，有些專業就是不需要長時間培訓。

首先，「五五分流」政策制定的依據是什麼？很多政策制定者，包括反對我觀點與我爭論的人，思想還停留在10年、20年，甚至30年前。我們低估了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現代工業是靠技術推動的，而非人力。中國製造業就業佔全部就業的比重只有4.8%，這一比率今後還會繼續下降。而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已經達到全社會平均生產率的5.73倍。

中國現在需要的「職業教育」，是大學層級的職業教育，中國需要數控車牀人才、編程人才，這些事情需要學生讀完本科才做得到，連高職畢業生都未必能勝任，更何況是中職的學生。我們現階段需要的「工人」是大學畢業的工人。

再退一步説，如果流水線上真的缺工人了，也無需中職教育，培訓初中畢業生幾個月效果是一樣的。

中國有過德國的「二元制」體系，但已被毀掉了

《財經》：國家近幾年政策加碼職業教育已非首次。上世紀80年代，國家就出台了諸如將普通高中改為職業高中，將職業教育上升到專科教育層次等政策。但上一次大家對職校的認可度遠超於今天，很多成績不錯的學生也會選擇讀職校。您也是80年代考的大學，那時候職業學校的發展情況如何？如何一步步演變到今天這樣的教育模式的？

姚洋：上世紀80年代時還沒有職高，只有技校和中專，那時候讀技校和中專的通常是家境不太好的學生，他們希望能早點就業，給家裏減負，很多人是因為這個原因耽誤了讀大學，但是，那時候的技校和中專都是國家辦的，畢業之後就有一定待遇，比如中專出來的學生就是幹部。

當時各個工廠還會辦技校，你如果讀完兩年技校，可以進工廠當工人，從學徒工幹起，要幹三年左右。我就是在工廠里長大的，對國有企業的那套職業培訓流程很熟悉，那時候國企的職業培訓很嚴格，如果是大型國企，還會辦大學，我當時工作的國企就辦了大專，工人可以進去拿一個大學文憑，相當於在一個工廠裏，他們能把所有事情都解決了。

《財經》：我們這套系統什麼時候沒有了？

姚洋：上世紀90年代。

首先是因為職高的興起。其次，上世紀90年代國企陷入困境，為了減輕負擔，國企進行改制、調整結構，我所在的工廠直接裁掉了三分之二的人，更別提拿錢去辦職業教育。

而那時的大背景是，中國正向美國學習教育制度。90年代之前，中國教育制度學的是蘇聯，蘇聯學的是德國。所以，我們現在總説職業教育學習德國，其實我們早學過了，只不過是後來自己把它弄掉了。

我們從美國學的是什麼？一般化教育。90年代之後，大學擴招達到了頂峯，學院升格為大學，專科升本科，大家希望都變成大學，全員接受一般化教育。

《財經》：德國的二元人才培養模式很有名，但這與其產業模式的選擇有關係，德國選擇的是高技能依賴生產模式，生產過程依賴高水平的技術工人。「二元制」培養出來的人才薪資待遇、社會地位都很高，中國能複製德國的這種二元模式嗎？

姚洋：我們有過這樣的時代，那個時代中國國企工人的地位是不低的。我記得1989年，我剛從北大碩士畢業回車間裏幹活，那時我的工資只有我師傅的十分之一。

我去看過德國的默克公司，默克是一家有300年曆史的企業，它們培養人才的模式是，技校生每週有兩天在工廠裏實習，三天跟普通高中生一起在高中裏學文化課。技校生畢業之後基本都可以留在工廠裏工作，收入有保障，工作幾年後，他們還可以不脱產去讀大學，這樣的模式與我們90年代之前的職工大學類似，工人有收入，還有機會讀大學。我不否認，有些地區的職業教育辦得不錯，但大多數地方辦得都不太好，特別是農村地區。我們往往忘記了一個事實，沒上高中的、去讀職高的基本都是農村的孩子。我們之前去過一個技校，裏面的學生幾乎百分之百來自農村，其中三分之一是單親家庭。

中國以前有德國的「二元制」體系，並且非常完備，但這套體系後來沒有了，我們現在再提辦職高，感覺可能是架在空中，既不落地也上不了天。

如果現在還要企業與職高來合作辦學，企業都是市場化的，他們很清楚職高生沒學到實際本領，所以，企業往往只會招職高生來做廉價勞動力，這對學生打擊非常大。

《財經》：中國現在還能重回過去的那套體系嗎？

姚洋：難度非常大，現行體制已經維持了30年，過去的基礎沒有了，現在哪個國有企業，或大型私企會願意做這件事？你培養完學生，他可能馬上就會走。

《財經》：我看企業家曹德旺辦了福耀科技大學，目的是解決高端製造業人才短缺。

姚洋：大學沒問題。技術型大學比高職教育層級要高。現在這種高職教育、技術類大學很多，可以説是遍地開花。我們大多數高職都是民辦的，公辦的高職很少，並且辦得非常艱難。

警惕職業教育變成階層固化的工具

姚洋：我不否認，有些地區的職業教育辦得不錯，但大多數地方辦得都不太好，特別是農村地區。我們往往忘記了一個事實，沒上高中的、去讀職高的基本都是農村的孩子。我們之前去過一個技校，裏面的學生幾乎百分之百來自農村，其中三分之一是單親家庭。

我們討論中考分流，卻忽略了一個事實，中考分流會不會變成階層固化的工具，而且是從制度上固化了。有人説，職業教育好，但我想説，你先不要提它有多好，這樣的教育體制最後如果變成階層固化的工具，這一點我們就應該警惕和檢討。

《財經》：有可能通過向貧困地區的職校傾注更好的師資來扭轉這一情況嗎？

姚洋：不可能。首先很多地方沒有錢，從理論上講，建一個職高比建一個普高貴的多。

我們去看一個城市裏的一所比較好的職高，裏面有一個專業是汽車維修，學校要購置十幾輛汽車供學生去看、去修。如果在窮地方，根本沒有這樣的財力。越是貧窮的地方，職高生的輟學率越高，原因是，學生進入職高待了一年什麼都沒學到，就出去打工了。還有一些地方職高就掛靠在普高上，學生説是讀職高，其實讀的是普高，但在普高裏，他們都是二等公民，在裏面混日子，這才是基層現狀。

「五五分流」的政策出現了方向性錯誤。政策制定者沒有去實地調查，像我説的，他們的思維還停留在30年前。現在時代已經變了，農村家庭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機會上大學。如果不想讓孩子被分流，也別期待農村父母贊同他的孩子被分流。

《財經》：針對目前中職社會接受度較低的情況，應該採取解決中職教學質量、取消中職辦普高，普高之後再分流，還是發展普職融合的教學模式？感覺您更傾向普高之後再分流。

姚洋：我認為最理想的制度是縮短學制，普及高中教育，小學5年+中學5年，共10年義務教育，讀完之後再去考慮讀技術大學、高職還是普通大學。

同時，孩子6歲就上小學，太小了，我都不記得我6歲學過什麼，只記得因為我用左手寫字，老師總拿尺子打我的手，生生給我改成右手寫字，這是我唯一記住的。

所以，我們能不能辦一個學前班？6歲孩子上小學的學前班，不是一年級。高中畢業的學生如果沒準備好讀大學，可以讀一年預科。這樣算下來，大多數學生17歲中學畢業，如果讀高職、大專，20歲左右出來工作，如果讀本科，22歲出來工作，這個安排較為合理。

我認為，所有的孩子都應該接受高中教育，包括農村的孩子。我們天天談普職分流，不要忘了，全國至少有30%的孩子連高中都沒上過，這批孩子我們不管了嗎？我們要培養「高端製造人才」，但大量的孩子連高中都沒上過，説不過去。

我們今天談「共同富裕」，現在教育的每一項制度不能與共同富裕衝突。不能通過選拔拉大人的差距。中國過去沒有這個財力，承擔不了全面普及高中教育的壓力，但今天我們人均收入已經1.2萬美元了，可以開始考慮普及高中教育了。如果怕財力不夠，可以縮短學制，大學生畢業還是22歲。

教育部發文説高中不能提前結束教學，第三年全用來複習。這種指令可操作性不強，高考壓力擺在那裏，學校一定會騰出最後一年的時間用來複習刷題。與其如此，不如高中階段取消一年，把高考難度降下來。我也強烈建議高考取消英語考試，我為什麼反對考英語？因為這對農村孩子是極其不公平的，英語一科可以把一個農村孩子的分數拉下30分，別説30分，高考差10分都會讓你錯過好幾個檔次的大學。我去過一個城市，那個市的教育局長也是農村出身，他當年英語考了20多分，他形容自己，「但凡英語能考60分，最後都不至於只上中專。」

現在英語考試越來越難了，以前英語只考筆試，後來要考聽力，現在還要考口語。農村的孩子可能一輩子都沒見過一個外國人，城裏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有外教課了。

把部分大學變成技術類大學

《財經》：2011年起，中國求人倍率持續上升，職高、技校、中專求人倍率更高。另一方面，就業難、求職難現象普遍，求人難與就業難同時發生的背後是否出現了人才結構性錯配？

姚洋：從調研結果來看，稍好一些的企業都不會招職高畢業生。很多職高標榜的「二元制」，最後就變成了向企業輸送廉價勞動力，對於職高生來説，是實習機會，對於企業來説，本質就是招攬廉價勞動力。

我們也問過一些與職高合作的企業，企業根本沒想過要招這些職高畢業生，高職畢業生、聯合辦學畢業生就業境況好一些，得到部分企業認可。當然，我不排除部分經濟發達地區職高教育做得比較好，企業會直接去職高招人。

至於人才配置出現結構性矛盾的原因，來自兩方面。從企業方角度，它們認為流水線工作不需要大學畢業生。從就業者角度，很多孩子和父母也沒準備好18歲高中畢業就去工作，哪怕是農村家庭也希望孩子去讀大學，他們也不缺一個月兩三千的工資。

《財經》：如您所説，很多職校以頂崗實習為名頭將學生作為廉價勞動力，輸送到勞動密集型企業。但在頂層設計層面，中國職業教育一直在提倡校企合作，強調學徒制、產教融合，鼓勵和支持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支持職業教育。怎樣在實踐層面更好地推進校企合作？

姚洋：首先，需要職高生做的崗位，初中生培訓三個月也能勝任。

《財經》：還是技術含量低的問題。

姚洋：對，多數人接受的職高教育，學的技術都不過硬。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你敢讓一個職高生去做你的會計嗎？你恐怕不敢，只會讓他做一些跑腿性質的工作。就算是最簡單的會計工作，從業者都要具備基本經濟學、金融學的知識，這些中學不會教，只有大學才會教。

高職階段的教育好很多，很多學校與企業聯繫緊密，是真正在做「二元制」，這説明，高職教育更上一個層次，學生出來之後有能力就業。並且在這個階段，學生已經二十幾歲了，心智更健全，有能力參加工作。技校也比職高做得好些，好的技校是實實在在教學生技術，技校生畢業後拿的不是教育部發的文憑，而是人社系統發的技術證明，這個證明對他們就業很有幫助。

假設你畢業後去讀職高，現在很多職高都需要生源，學生只要去考，基本都能夠考上，職高對於文化課培訓也就不重視了。真正要在中國推行一邊工作一邊讀書的二元教育，難度是非常大的。

《財經》：雖然社會上需要大量技術工人，但從目前的社會收入、技術工人的培養來看，技術工人似乎沒有得到太多的重視，收入也不高。

姚洋：真正有技術的工人收入不低，他們更缺的是社會地位。在上世紀80年代，工人的社會地位比現在高，工人工資想超過技術員不難，像我師傅，他靠自己一雙手勞動就能成為「萬元户」。現在一個工人幹得再好，地位待遇上想超過工程師難度很大。

這可能需要國家層面把全國工人等級制度重塑起來。我認為構建等級制度很重要，無論哪一行的從業者，都需要預見自己最終能到什麼層次。比如，互聯網大廠有級別考核、工程師有中級高級之分，文科教授也有一級二級之別。一定要有這樣的等級劃分，工作者才有奔頭、有幹勁，同時他們也能贏得社會尊重。就像中國以前工人有八級工資制。

《財經》：中國缺高端製造人才，如果職校不能擔負起培養中國需要的製造人才的重任的話，中國將來有無可能專門建設一批高校，用以培養符合目前社會上需求的製造人才？

姚洋：我贊同教育部的規劃，把1200所大學中的一半變成技術類大學。説白了，就是要扭轉90年代以來大學盲目擴張的趨勢，把教育格局拉回90年代之前，讓半數大學回到「學院制度」。

我們用歷史的視角來審視：曾經的大學只有一半的學校在做一般性教育，大多數學校都在做特定的、專長性質的教育。如果是鋼鐵學院，你就教機械鋼鐵，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曾經叫北京航空學院，專做航空，但90年代之後這些學院都變成了大學，大學越來越多，專業也越辦越多，沒辦法。

不建議教育做強制分流

《財經》：您剛才提到，中職階段教育作用有限，希望每個孩子都有機會讀高中，但高職階段的教育是有可取之處的，有無可能將中職階段的教育水平提升到高職層次，或者説，將高職的課程與培養模式挪到中職階段完成，通過提升中職的教育水平，來扭轉大家對中職的刻板印象，讓需要就業的孩子更早學會實用技能，走向社會？

姚洋：這可能不符合一個孩子的心智發育的規律。學制上有中學、有大學是有其合理之處的，不能把大學的課程挪到高中完成，同理，也無法讓處於中職階段的學生接受高職層次的教育。

《財經》：因為分流政策，家長對孩子中考的心理壓力比高考大得多。中國高考錄取率是81%，本科錄取率43%，剩餘為專科，家長對專科接受度要比職校高多了。

姚洋：讀了專科也是大學生，沒讀過大學肯定處於劣勢，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但凡家長決定讓孩子上了高中，無論是普高還是職高，他都期望孩子能上大學。也正如你看到的，80%多的高中畢業生都能上大學，所以現在的實質是把高考的競爭壓力往下壓，壓到了中考。

家長因何焦慮？就我們使用北大「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數據所做的研究結果來看，孩子一旦被分流，一輩子幾乎就被鎖定了。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收入差距。第二，行業限制。讀了普高孩子畢業工作到一定年限後會換到別的行業。但讀職高的人工種是被鎖定的，他們是換不了工作的。老百姓很聰明，他們雖然沒做過調研，但他們心裏清楚，如果孩子能讀普高，他就有很多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如果讀了職高，孩子這輩子的命運基本就被敲定了。他們也是通過理性思考做出的決策。

《財經》：我們如何認識職業教育？

姚洋：我們如何認識職業教育？關鍵點之一是要清晰地認識到我們現在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需要大規模產業工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製造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比重的4.8%，這是一個很小的比例，並且這個比例還在下降。

中國的產業結構在進步，已經不再依賴靠人堆起來的產業大軍。現在好一點的工廠都是無人工廠，工廠裏為數不多的人力找個初中生做也是綽綽有餘。

第二，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老百姓的想法變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對口扶貧縣——雲南省彌渡縣是中國的貧困縣之一，縣委書記卻告訴我們，他們最缺的不是錢，是教育。我們去彌渡縣時發現，當地鄉政府的佔地面積不及鄉中學的面積，可見當地對教育有多重視。

所謂的「農村人讀個技校、讀個職高就行了」，那些都是老觀念，現在人們對教育的認知，城鄉基本統一，那就是，家家户户都想讓孩子上大學。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普及高中教育勢在必行。

我們可以做一下成本測算，至少按照我提出的10年義務教育來説，不會增加太多成本。哪怕義務教育按12年來普及，成本也不會增加太多。既然願意花錢辦職高，為什麼不辦個普高？

「職業教育」的重擔，最好落給技校，有些人實在不想讀高中，可以去技校裏學習技術。此外，還可以設置一些培訓機構專做需要「童子功」的培養，例如唱歌、跳舞、幼師專業等。

總之，我不建議教育做強制分流，而且為什麼分流比例定為「五五」？不是「四六」？這個比例制定的依據是什麼？我想誰也説不清楚。

《財經》：全國「兩會」期間可能有代表委員熱議這件事，提議改變學制嗎？

姚洋：我瞭解有一些人大代表在提這件事，教育部已經説了暫不考慮。但我想如果説的人多了，他們就會考慮的，總要有人站出來説這件事，需要有人建議它向更有利國家未來人才儲備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