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為了上海，也成全了上海 || 大視野_風聞

秦朔 | 文

難為了上海，也成全了上海

上海還是破防了。

3月以來，上海本土疫情多點散發、多鏈並行、隱匿傳播、快速蔓延，是2020年5月9日將二級響應調整為三級響應、進入常態化防控後從未有過的考驗。

3月11日，上海發佈了本輪疫情源頭：境外輸入病例攜帶的病毒污染環境，由於管理疏漏引發本土感染並導致傳播。

3月12日起，上海市中小學調整為線上教學，幼兒園、託兒所停止幼兒入園。

3月12日晚，上海市民被告知非必要不離滬。

3月14日凌晨，張文宏發微博，説“抗疫800天，今天才是我們最難的一關”。

3月14日起，上海全部客運站暫停營運。

3月15日，上海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指出疫情暴露出常態化疫情防控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和薄弱環節，要深刻吸取教訓，舉一反三、即知即改。

3月18日0-24時，上海新增確診病例8例和無症狀感染者366例，壓力可見一斑。

我家所在的浦東花木街道屬於重點地區，3月19日早上7點半小區進入48小時封閉，街道開會準備到凌晨2點，負責核酸檢測的東方醫院醫護人員更是準備到凌晨4點才休息，8點開始測，每20人一組，井然有序。我們還要再測一次，如果是非重點地區則測一次，我一個親戚的小區只封了半天。

公司的員工，周圍的朋友，因為小區有病例被封閉的不少。醫院的朋友最辛苦，很多科室的人員都被抽去抗疫，有的科室只剩下一兩個人留守。這當然又會引起其他病人“就醫難”問題，網上也不乏抱怨之聲。

大量公共活動場所臨時關閉了，如公園、景點、場館、劇院、商業設施，何時恢復另行通知。高校也紛紛實施了相對封閉管理。

前兩天在街上的感覺是人少車少節奏慢，市場冷清，網紅店也不用排隊了。生活日用品供應正常，這周在週末小區封閉前我還外出做了兩個採訪，一次是在浦東香格里拉酒店，偌大的大堂咖啡廳只有兩三張台上有人。一次是在長寧區凌空產業園的一家企業，員工都在上班。

我女兒經歷過迪士尼樂園事件、奶茶店事件，最近她們在徐彙區的辦公樓有一例確診，所以她已是第三次“喜提14天”，有些不情願，但也適應了。

我看自己周圍的人，沒有誰慌慌張張的。前幾天我在附近的張家浜散步，見到幾撥做園林的、運物資的農民工，每個人都戴着口罩。回來路經一個4S店廣場，想抄幾步近路，保安見到我，嚴肅地説：“疫情很嚴重，趕快戴好口罩！”3月19日上午小區做核酸碰到好久不見的熟人，剛想握個手，就有志願者説：“不要握手。”這真是上海的厲害之處，正如朝陽羣眾對明星作風問題洞若觀火，上海的里弄阿姨、保安兄弟和廣大志願者，對關乎社會公共利益的紀律要求特別在意，始終在為築牢基層的第一道防線添磚加瓦。

回想上海自常態化防控後出現的十次左右零星疫情，以及這次在奧密克戎變異株攻擊下的破防和“切塊式、網格化”的抵抗，我覺得上海確實不是神，抗疫也沒有不破的神話，但上海沒有亂，沒有停，響應方式也很有效。上海有教訓要吸取，但在這裏，我心裏很定，很從容。

現代城市思想家簡·雅各布斯説，“路人成就城市”（People who walk on the sidewalk make the city），如果路上都沒人了，也沒有“不同背景的人擦肩而過”，那麼城市存在的意義也就消失了。上海這次封閉的力度很大，但還是有區域、行業、時間等等區分，從而把對城市的影響儘可能減少。

簡·雅各布斯認為，單調、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是孕育自我毀滅的種子，充滿活力、多樣化的城市孕育的則是自我再生的種子，“即使有些問題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們也有足夠的力量延續這種再生能力並最終解決那些問題和需求”。

上海就是這樣一座城市。不是沒有問題，而是致力於更科學和明智地解決問題。

我寫過不少關於上海的文章，對這座海納百川、中西薈萃、追求卓越、講究法治理性的城市非常肯定。這次疫情破防，則讓我從另外的角度思考上海的命運。

首先想到的是，人非聖賢，上海和任何城市一樣都會出問題。“因為是上海就不會出問題”，這是一種幻象，既會讓我們高估自己，也可能讓我們放鬆警惕。

仔細想想，上海不出問題，反而是不正常的。

就我在上海的見聞，腦子裏立即想到的事故、事件就有：1987年陸家嘴輪渡站因大霧封江導致滯留人員過多，開航後發生人流踩踏造成的重大安全事故；1988年因吃海鮮毛蚶導致的30萬人感染的甲肝疫情；2010年餘姚路膠州路上海教師公寓火災；2014年12月31日外灘擁擠踩踏事件。都很慘痛。

今天上海正邁向全球卓越城市，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沒有多少人會否認上海城市治理的高水平，但越是這樣的時候，上海越要多一分憂患意識，多一些履薄臨深的心態。這沒有壞處。我很贊同上海市新聞發言人在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上所説的，希望廣大記者多向政府反映聽到看到的問題。這對上海只有好處。

就其稟賦而言，上海其實是有不少難處的。

我1986年到復旦新聞系讀書，開學不久就有老師在講輿論的作用時舉了一個例子，是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報》頭版的評論《十個第一和五個倒數第一説明了什麼？——關於上海發展方向的探討》。文章列舉了當時上海在全國有工業總產值、財政收入、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等十個“第一”，同時也有五個“倒數第一”：

城市人口密度之大為全國之“最”（市區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萬人）；

建築之密、廠房之擠、道路之狹、綠化之少，均為全國大城市之“最”（每人擁有道路1.57平方米，綠化面積0.47平方米）；

缺房户比重之大，為全國大城市之“最”（市區每人居住面積為4.3平方米，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萬多户）；

車輛事故為全國大城市之“最”（平均每萬輛車一年死亡人數為42.5人）；

由於三廢污染嚴重，市區癌症發病率之高為全國城市之“最”。

這是40多年前的上海，當然今天已翻天覆地。我查了點資料，2021年上海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37.4平方米；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同比前三年平均數下降近30%，是全國唯一沒有發生死亡3人及以上事故的省市；癌症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主要原因不是污染而是老齡化，2021年全市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壽命達到84.11歲（男性81.76歲，女性86.56歲），嚴重老齡化導致癌症高發，與此同時上海也是癌症醫療研究最前沿、癌症篩查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2021年上海的污染防治攻堅戰成效考核排名，位居全國第一。

儘管上海有了極其巨大的變化，但某些基因並不會改變。比如，作為一座密集度很高的超大城市，運行和治理壓力不是一般的大，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

前面講到陸家嘴輪渡站人流踩踏事故。當時浦江兩岸只有一座不在市中心的松浦大橋和一條打浦路隧道，居民日常往來主要靠靠市輪渡公司的21條航線，陸家嘴-延安東路外灘的陸延線輪渡最為繁忙。那天早上大霧瀰漫，江面能見度僅為30米，按要求，能見度低於100米黃浦江所有往來船隻必須停航。停航了幾個小時，輪渡站聚集了大量乘客，有幾萬人，事故發生在9點10分左右第二班輪渡準備開航時，碼頭上的乘客快要上班遲到（遲到要扣獎金，幾次遲到要扣季度獎、年終獎），比較急躁，大量行人與自行車湧向擺渡船，一箇中年男子連同自行車被前呼後擁的人羣擠倒，緊接着是接二連三的乘客倒地，無法控制，慘劇在5分鐘內釀成。

1987年上海在反思這一悲劇時，認為是“長期以來上海基礎設施太差，管理體制不健全，市政建設規劃的某些方面缺乏系統性、合理性等問題的集中反映”。事故之後，延安東路隧道建設加快，1988年建成通車，在市區範圍內建造過江大橋的議案也提上議事日程。上海市政府發佈內部文件，規定凡是遇到大霧導致市輪渡停航，職工一律不能算作遲到。還要求一旦黃浦江起霧，上海電台、電視台要提前做好預報以及滾動報道。

經過多方努力，1987年後上海市輪渡再未發生過一起惡性事件。

《解放日報》1980年那篇評論和1987年陸家嘴輪渡站事故，反映的是改革開放初期，上海自身的基礎設施欠賬多、重生產輕生活、城市公共服務壓力過大所帶來的問題。而在當時上海的“十個第一”中，還有兩個體現的是上海和全國的關係：商品調撥量，上海商業部門調往各地的日用工業品佔全國調撥量的45%，居全國第一位；輸送技術力量，解放以來上海遷往內地的工廠300多家，並通過其他各種途徑，輸送技術人員、技術工人100萬人，居全國首位。

這説明，上海不僅是上海人民的上海，也是全國的上海。上海和全國息息相關，離不開全國支援，也須臾沒有偏離過服務全國的方向。

今天，在中國經濟高度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作為一座流量城市、開放口岸、功能中心、國內國際雙循環樞紐，和全國、全球的關係更加緊密，也面臨着新的更大壓力——不僅是管理2500萬人口超大城市的壓力，還包括跨地區、跨國界進行服務的流動性壓力，這種壓力堪稱中國之最，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試舉一些數據加以説明：

2021年上海共承接了14137架次國際和港澳台航班，佔全國的35.6%。今年2月上海承接的國際航班佔全國之比首次突破40%，達42.8%；

2021年浦東國際機場的入境貨運航班佔全國主要機場入境貨運航班的比重，超過北京、廣州、深圳三地的總和；

上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裝箱港口，2021年全年集裝箱吞吐量為4702萬箱，其中外貿集裝箱吞吐量超過3200萬箱。上海洋山港、外高橋海港及機場空港承載了全國進口冷鏈食品總量近30%的貨運。

在上述這些經濟全球化的流動性指標中，上海大致佔全國的三到四成。這都是實體性的指標，如果計算金融市場等數字化形態的指標，上海的有些佔比更高。

在公共服務方面，根據全國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國家監測分析報告，“流入患者佔本省（市）收治患者比例”上海排全國第一，上海各大三甲醫院的外地住院患者比例常年高達40%。

上述數據證明了上海的能力擔當，但客觀地説，上海的應對也越來越吃力。

比如，由於大量境外輸入感染者在上海安置，特別是香港疫情失控，從今年1月1日到3月15日，上海的境外輸入病例（確診+無症狀）突增到1783例，其中1月、2月境外輸入病例為1243例，相當於去年上海境外輸入病例的80%，也佔今年1月、2月全國境外輸入病例數量的38%。

華亭賓館破防，主要是自身管理漏洞，但讓這樣一個位於市中心、本來計劃停業啓動全面裝修改造的酒店也來擔當“隔離”責任，而其空調都是多年前的老系統，確實也是因為海外輸入壓力太大，上海自身的資源多少已經有點捉襟見肘。

因為上海的疫情精準防控做的好，進口博覽會也是“零感染”，做法上也比較人性化，不一刀切，所以人流、貨流、會議會展等等，越來越往上海流。例如，自2020年11月16日起，從上海口岸直接進入上海市儲存、生產、銷售的進口冷鏈食品實施“三點一庫”（海關查驗點、港區提貨點、市內“第一存放點”、中轉查驗庫）閉環管控模式，確保每一車（箱）通過提貨預約、運輸監控、到庫確認、“六面消毒”、核酸檢測、賦碼追溯等流程。上海的冷鏈食品防控得好，越來越多進口冷鏈食品貿易商就將貨物調整到上海港到岸通關，數量不斷創新高，無形中就在加劇上海的壓力，只是還沒到不堪重負的“臨界點”。

這次上海破防後，上海臨近有地方發佈通告，“舉報上海等中高風險區來人線索者獎勵200元”。也有人説，“喲這不是有温度的上海嗎？怎麼不吹了？”上海本地網友則回應，“上海扛了那麼久，是該緩緩了！”“早該這麼搞了（指中國民用航空局將部分國際航班入境點由浦東調至其他12個口岸機場），重擔大家分，省得説話不腰疼！”

這當然都是小小插曲，説過也就是一陣風。我在上海讀書、工作20多年，以我來看，上海人有點小優越和愛面子，但絕無“祥林嫂”文化，不會訴苦叫難。這次既然被問到“怎麼不吹了”，不妨把難處和壓力稍微道一道，讓大家明白，上海模式要順利運行，除了自己絕不能麻痹，還不能超越一定的外部制約條件。

例如，上海的精準防控高度依賴流調與監控回溯，其應急體系始終處在激活狀態，堅持事不過夜、以快制快，2小時內到達現場，4小時內完成流行病學核心信息調查，24小時內完成核酸檢測、區域管控、轉運隔離等工作。可是，如果輸入壓力過大，感染人數大增，多到流調一時看不過來，風險就會發生。這也説明，上海還要進一步提升“高強度防疫”的準備和資源保障能力。

好在種瓜得瓜，求仁得仁。上海做了什麼，有什麼作用，周圍城市還是有目共睹的。這周我在凌空產業園採訪的企業就來自“舉報上海來人有獎”的城市，企業創始人對我説：“我們市的發展前景就在於和上海越來越連成一體，現在我開車到虹橋要一小時，過一段等路橋修好就只要半個小時，那我們就能更好地用上海的人才、市場和信息了。”

類似這樣的話，我在長三角幾乎每個城市都聽到過。2021年，上海市域與周邊的蘇州、嘉興、無錫、南通等市每天的實際通勤人數達到7.66萬人以上。我相信，所有周邊這些城市的園區、企業、民宿、景點、學生家長、患者等等，都希望上海越來越好，越來越開放。

如果為了減輕自己的壓力，把思維收縮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趕緊封城最好，對所有有問題的外地城市堅壁清野最好，但上海所承載的長三角流動性、中國流動性、全球流動性不允許這樣做，面對統籌好疫情防治和經濟社會發展，“國之大者”，上海也不會這麼做。

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

對上海來説，如前所説，難是無法迴避的；迎難而上，犯其至難圖其至遠，就成為上海必須建立的城市品格。

目標越高，完成起來就越難。上海的難，和站位的高，是關聯在一起的。

對治理上海的這種難度，早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任上海市長陳毅時就很有洞見。

他在人民解放軍攻佔上海後説，“野戰軍到了城市，不能野！”“一切打仗我們都勝了，可是上海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與外國人打交道等，我們不一定樣樣都行。上海很複雜，我們都不大懂，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個月要燒20萬噸煤，600萬人這張大口又要飯吃……進入上海是中國革命的最後一個難關，是一個偉大的考驗。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國全世界都很關心。我們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會為我們高呼、慶祝、乾杯；搞不好就會使他們失望。”

正是有這樣的站位，所以第三野戰軍進入上海前編印了入城準則，普及到紅綠燈、上下車、買票進公園等細節，陳毅特意加了一條“解放軍不準進民户休息”，當作給上海居民的“見面禮”。很多官兵不解，多日戰鬥，非常疲憊，連下梅雨，席地而眠容易生病，影響後續戰鬥，況且上海也有很多市民歡迎解放軍進城。但陳毅堅持把解放軍對上海的這份誠意貫徹到底，於是在上海街頭，很多戰士都席地而眠。

文獻記載，當毛澤東聽到陳毅下達的這條命令，連説了四遍“很好”。

毛澤東肯定也關心解放軍戰士的休息。但當時更大的背景是，國民黨雖然在戰場上兵敗如山倒，卻認為共產黨不可能管好上海這樣的超級大城市，説“共產黨軍事100分，政治80分，經濟得0分”，説“只要上海經濟崩潰，共產黨就得自動退出，‘八月半’就能‘回到上海吃月餅’”。

也許從那時起，能不能治理好上海，就不是簡單的一城一地之得失，而關乎誕生於上海的共產黨的形象和治理能力，關乎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在世界的形象。這也是一場戰鬥，雖然沒有硝煙，但只許勝不許敗。這就是站位。

對上海的考驗，從那時起就開始了，而且永無止息。

1958年，煤炭工業部副部長沈鴻給毛澤東寫信，建議利用上海的技術力量，自力更生，設計製造自己的萬噸水壓機。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高一級的自由鍛造水壓機，只有極少數國家能造。毛澤東問上海能不能造，上海市委表示：要廠有廠，要人有人，要材料有材料，一定要把萬噸水壓機搞出來！任務就這樣下到上海，1962年，我國自力更生製造安裝的第一台12000噸鍛造水壓機在上海試製成功。

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市郊南匯縣老港鎮的一片沙灘上，上海機電設計院研製的我國第一枚液體燃料探空火箭——探空七號模型（T-7M）發射成功，為研製大型運載火箭打下了理論和實踐基礎。1969年，中央又把大型運載火箭和人造衞星的任務交給了上海，因為上海有堅實的工業基礎，配套齊全的科研力量和艱苦奮鬥、自力更生、敢於創新的拼搏精神。1975年7月26日，在酒泉衞星發射中心，由上海航天研製的“風暴一號”運載火箭，成功地將由上海航天研製的我國第一顆重量超過1噸的重型衞星“長空一號”送入預定軌道。

1990年代初，上海浦東開發開放大幕開啓前後，鄧小平把改革開放的新的接力棒交給了上海。他説，“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深圳是面對着香港的，珠海是面對着澳門的，廈門是面對着台灣的，而浦東是面向世界的。”“上海人聰明，素質好，……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上海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輻射面寬。”

如今上海是面臨很多壓力和挑戰，有些方面確實很難，但當我們回想起這位睿智老人對上海的評價和期望，“上海工人階級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帶頭羊”“上海有特殊的素質、特殊的品格”，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有什麼壓力不能應對呢？

從推出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加快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支持浦東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黨中央又對上海提出了新時代的新要求，要求上海勇挑最重的擔子，敢啃最難啃的骨頭，着力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為什麼要把這些關乎整個國家改革開放和創新驅動的任務交給上海？不正是因為上海敢於勇挑重擔、善於克難攻堅嗎？那麼上海有什麼重擔不能化為動力呢？

千難萬難，上海是難，但正是這種難，淬鍊了上海，成就了上海。

我是新上海人，35年前第一次到上海，我多年在全國各地調研，真心説一句，上海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印象越來越好了。上海不怕難，不怕苦，因為苦和難恰恰為上海創造了成長探索的空間，為各路人才創造了發光發熱的用武之地。功到自然成，這是上海努力的結果，更是國家信任上海、在每個歷史時期都給上海壓擔子的結果。

天傾上海，地利上海，上海安能負？！

抗擊新冠疫情是全球大考，全國統考，至今未結束，沒有具體分數，但人心中自有評價。

從政府角度看，去年9月，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在上海召開全國新冠疫情防控經驗研討會，提出學習上海等地經驗。

從媒體評價看，《人民日報》客户端稱讚上海，“萬聖節沒有光怪陸離的鬼神，也沒有拯救銀河系的超人，一個有序的城市組織就是金鐘罩”。

在社交網絡上，上海本地居民説：“在上海，讓我感受到，生在中國就是幸運星。”外地的網友則真情表白——《孩子，希望你將來去上海》，很多朋友深有體會地説，“在防疫的人性化上，上海是國內的天花板”。

雖然最近上海破防了，但“早、快、準、全、暖”、“四早五最”的上海精準防控模式，濃縮着無數人的辛勞與智慧，要繼續完善，而不會過時。這就是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力爭在最低層級、最早時間、相對最小的成本、解決最大的關鍵問題、綜合效益最佳（保護人們生命安全身體健康，同時對經濟社會生活影響降到最低）。

在我老家河南，感謝一個人時，常常會説“難為你了”。難為，有為難、作難之意，本文標題中的“難為”，既是説上海之難，也是想説一聲謝謝。人與人之間也好，城與城之間也罷，有時就是一句“難為你了”，一切付出都覺得值得，一切心緒都會釋然。

從上海抗疫延伸開來，最後我想説的是：

上海不是神，不可能包打天下，上海的承受力也有限度，但凡疏忽鬆懈，就可能掉鏈子。

上海從來就不怕困難，上海的歷史就是在迎接困難挑戰的過程中，開創光榮與夢想的歷史，這也是上海這座城市和上海人民的擔當和品格。幹中學，學中幹，對標最佳，挑戰極限，正是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上海的政府、人民、市場、社會之間形成了信任紐帶和良性互動，精誠團結，眾志成城，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上海精神的背後，是沉甸甸的歷史責任和國家重託，國家需要上海，信任上海，上海全力以赴，報效國家。

唐代有一副對聯，上聯是**“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下聯是“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上海的命運，大抵也是如此吧。

參考資料：《為什麼是上海（第二季）——探尋“王牌”成長之路》，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聯合制作，上觀新聞（APP）“思想匯”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