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紅軍的中國軍團之謎（三十）——華工楊明齋與中國共產黨的初創(下)_風聞

在追尋旅俄華工足跡的途中，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大業做出過重要貢獻的黨史人物楊明齋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他是旅俄華工的傑出代表，曾作為共產國際工作組的翻譯和嚮導，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牽線，在中國共產黨的初創歲月裏留下了忙碌奔走的身影。

幾十年來，為完整還原這位傳奇人物的生平，黨史研究工作者一直在不斷努力，終於在2016年成功找到了最後一片拼圖。

俄（蘇）檔案中的楊明齋

為找尋楊明齋，我採訪了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倫。近年來，他協助國內一些機構、人士在俄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俄聯邦國家檔案館、俄國家電影資料館、錄音檔案館等，查找到一些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在俄寶貴歷史檔案資料、影像和錄音檔案。2016年，就是他陪同山東電視台工作人員在莫斯科找到了楊明齋的檔案卷宗。

**關於楊明齋1920年4月去中國之前的經歷，有一份楊明齋1925年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工作時填寫的“個人情況登記表”。**那份表格的內容顯示，他生於1887年（此前，他侄子楊德信根據記憶推定其出生年份為1882年）。俄文名為施密特。他讀完私塾後，1908—1910年求學于山東法政學堂，也就是山東大學法學院的前身（國內此前推算他大概1901年就到符拉迪沃斯託克做工）。畢業後闖關東謀生，在中東鐵路做工兩年，在綏芬河火車站一帶活動過，在符拉迪沃斯託克東方學院教過中文。

莫斯科格林伍德中心的“留蘇百年”圖片展上的中山大學

根據2016年在莫斯科找到的檔案，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張軍鋒在《尋找楊明齋》裏還原了這位性格耿直、倔強的共產黨人1930年後的坎坷經歷：

1930年1月楊明齋未經黨組織允許，私自在黑龍江虎林越境蘇聯，以個人名義到共產國際總部申訴意見。在西伯利亞荒原和森林的寂寞、寒冷中經歷了逮捕、流放，當伙伕、當雜役的艱難歲月，但他始終在思考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後經中共代表團幫助，他來到莫斯科，但並未被委以重任，被安排在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做文字工作。他強烈要求回國，沒有得到允許。

1936年，他曾請求共產國際恢復他的中共黨員黨籍，也未得到答覆。1938年2月8日，持有蘇聯護照的楊明齋在共產國際招待所、莫斯科柳克斯賓館的286房間，被莫斯科州內務人民委員會第3分部帶走。當時，楊明齋等多人被列入所謂李立三為首的“託派恐怖集團”遭逮捕。經搜查，屬於他個人的財產，估價後被列入一張清單：一個行李箱，4件襯衣，一面舊鏡子，總共價值57盧布。這是他全部的財產。

李宗倫告訴我，在莫斯科找到的卷宗中，有一封楊明齋給中共代表團的信。遺憾的是，那上面沒有日期，應該是流放期滿回到莫斯科之後。**楊明齋在信中説，他多次請求回國，代表團都以他需要醫治肺病為由沒能讓其如願。**信的最後，他表達了希望回國工作的強烈意願：“我既是一箇中國人，假如我還一息尚存，我就應該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鬥到底！”

一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人事部的密件提及，楊明齋兩次與黨意見相左，一是建黨初期對國共合作持有異議，二是大革命失敗後與黨意見不合。

卷宗中，還存有一份中山大學黨員批評計劃案，涉及中共旅莫支部第八黨小組對他的評價，上有“左傾”“對本黨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懷疑”的評語，這符合他對國共合作的一貫立場；“對同志態度不好”則透露了他的脾氣個性。

楊明齋的部分著作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研究員卡爾卡耶夫近年來的研究課題之一，是莫斯科1937—1938年大清洗時期的中國人。據他介紹，那時在莫斯科大約有250名中國人被抓入獄，其中部分遭處決。他們的罪名分為兩種，一種是外國人從事反蘇活動，另一種是從事有組織的間諜活動。“我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查閲了150多份檔案，這些人中有的來自莫斯科東方大學，也有普通勞動者”，卡爾卡耶夫告訴我。他説，研究工作並不順利，檔案裏很多人都沒有名字，因為他們連護照都沒有，“‘不清晰’，是這些檔案的共同特點，有名字的只有10多位。這很讓人痛心” 。

1938年的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案”是卡爾卡耶夫的研究重點，當時李立三是這家出版社中文部負責人。“編輯部、印刷廠都有人被抓，其中15、16人被處決，5、6人被判刑。從檔案來看，最後有5人回到中國。其中，李立三1938年2月被內務部帶走，並被宣佈開除黨籍，1939年11月出獄。經共產國際領導人德米特里·曼努伊爾斯基安排，他回到出版社當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員。”而楊明齋，就是這一案件中被處決者之一。其罪名是“日本間諜”和“托洛茨基恐怖集團分子”。

1938年5月26日，楊明齋被槍殺，埋葬在莫斯科南郊的佈德瓦公墓。如今，他那份編號為24399、上面蓋着“處決”印章的俄文審訊卷宗，就存放在俄聯邦國家檔案館的某個角落裏。那裏面，有他被處決前拍下的正、側面照片各一張，是他留在人世間的唯一形象資料。照片中的他，神態、氣概透出一位中國共產黨人的不屈和坦蕩，讓人肅然起敬！

“楊明齋檔案”發現記

“楊明齋檔案”卷宗封面

2022年伊始，我專程訪談李宗倫，請他回憶有關發現當年楊明齋被逮捕、遭殺害檔案的情形。他説，這是一種“偶然中的必然”：

2016年，我協助山東電視台攝製組在俄羅斯尋找中共建黨初期的重要人物楊明齋的歷史足跡和檔案材料。那時，國內的黨史研究專家已經在可能涉及的領域對楊明齋進行了多年研究。此前不久，又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找到了楊明齋個人卷宗，他在俄羅斯的活動軌跡漸漸清晰起來。

然而，最為關鍵的檔案資料卻遲遲沒有找到，那就是楊明齋被蘇聯內務部逮捕後的審訊記錄，以及他被槍殺前的檔案資料。這屬於蘇聯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檔案館嚴密封存的絕密檔案。讓人遺憾的還有，一直沒有找到楊明齋的照片。以至在2016年落成、位於山東平度的楊明齋紀念館中掛着的是一張根據多人回憶而繪製的畫像，至今這張畫像仍在網上廣泛流傳。

電視劇《覺醒年代》裏的楊明齋

當攝製組在莫斯科的緊張工作接近尾聲，再過兩天就要到遠東拍攝時，楊明齋的最後檔案、照片仍無消息。因為要得到“克格勃”的絕密檔案，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都不知道要從何入手。遺憾與絕望之餘，攝製組負責人決定讓大家放鬆一下，而我作為“老莫斯科”，陪他們在莫斯科轉一轉。

來到位於盧比揚卡廣場的“克格勃”總部大樓前時，我告訴他們，大樓前面豎立了紀念碑，那是“大清洗，大迫害”的受難者家屬從一個“古拉格”的勞改營運來的一塊大石頭。石頭上密密麻麻地貼滿了一寸的黑白照片，每一個人像就是一個在那場血雨腥風中逝去的生命……

我建議他們停車下去看看，拍一些素材，因為楊明齋正是在這場運動中終結了生命。**沒想到這一停，竟引發了楊明齋歷史檔案的重大突破！佈滿巨石表面的黑白照片上，竟然有好幾個亞洲面孔。我們的神經立刻繃緊了——可能解開楊明齋最後歸宿的大門就在眼前。**果然，在巨石的下方，發現了一個電話號碼，還寫着：想查找逝去的親人，請撥打這個電話。

電話馬上就接通了，我們立即改變計劃，驅車前往電話裏告訴我們的地址。這是莫斯科花園環路附近的一座二層小樓，接待我們的人名字記不得了，但和善而熱情。當他得知我們來自遠在幾千公里之遙的“受難者”家鄉、專程來尋找“親人”最後歸宿時，他表現出了巨大同情和敬意。當即搬出14冊厚厚的精裝綠皮書，這是他們多年來收集和整理的“受難者”花名冊，按俄語字母排列的姓氏。我告訴他楊明齋的俄語名字（Шмидт）和中文名字的俄語拼寫(Ян Минчжэ)。他用極快的速度翻閲着，我們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上下翻飛的書頁，終於停下來了，楊明齋的詞條赫然在列。

詞條大概有5—6行，簡歷和被害時間—1938年5月26日。我們不約而同地盯着他，彷彿從他身上看到了希望。“您知道有關楊明齋被捕後的檔案材料在哪兒嗎？”其實我是明知故問，心裏想着，最可能的情形是，他會搖着頭説，克格勃檔案館的資料，我們也無能為力。但我還是抱着一線希望。而事實上，他居然沒有搖頭，反而款款地説，據他所知，涉及“大清洗，大迫害”受害人的檔案資料，已於2014年由普京總統一紙命令，從克格勃的檔案館移交到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太多人到那裏去查檔案，那種地方不適合接待那麼多人，加之這些檔案大部分已經解密，所以就交到給‘地方’，供家屬和研究者查閲”。

這可是個意外的好消息，離楊明齋越來越近了。於是我們趁熱打鐵，希望拿到國家檔案館的地址電話。他似乎洞察到了我們的迫切，於是做出了一個讓我們非常感動的決定。他説自己在國家檔案館有熟人，可以打電話詢問。當時，已是下午4點半。電話打過去後，另一端傳來一位中年女人的聲音。簡短几句後，好消息等到了：我們可以第二天去檔案館，按程序辦理查閲證件。情急之下，我從他手中接過電話直接和對方説明原委。我記得自己焦急而懇切告訴她，攝製組從幾千公里外的中國來到俄羅斯，苦尋親人楊明齋的下落。由於簽證馬上到期，如果不能在兩天之內找到楊明齋的檔案，將會留下終身遺憾。我懇請她能打破常規，特事特辦。也許是真情打動了她，也許是她和受害人家屬接觸得多了，也許她自己的父輩也有着同樣的經歷，也許是她對我們身邊這位接待者的絕對信任，總之，她最後告訴我，“你們等一下，我現在就到檔案庫裏給你們看一下。半小時後你們再來電話”。

此時已快5點鐘。30分鐘後，我們撥通了電話，她有點氣喘吁吁。天大的好消息傳來，楊明齋的檔案找到了，而且還有兩張照片，這是楊明齋臨刑當天的“驗明正身”照，一正一側。下面還有日期：1938.05.26。

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後，第二天攝製組一早便來到國家檔案館。我們見到了昨天通話的女士—嘉瑪拉·琪琪闊葉芙娜（Диамара Чичикоевна），一個50多歲、典型的檔案工作者。她看上去嚴肅認真、不苟言笑，但卻親切、熱情。在她的幫助下，我們幾乎跳躍了所有進入檔案館的繁文縟節，直奔檔案庫。管理員已把楊明齋的檔案准備出來—24399號，莫斯科州國家安全委員會檔案。

嘉瑪拉知道我們時間緊迫，所以免去了一切手續，查閲和複製過程都在檔案庫裏完成。這時，我們才得知，前一天下午她放下電話後，在半小時時間裏，需要從自己的辦公室出來、下樓、出門，穿過一片空地到達這個位於另外一個樓的檔案庫裏為我們查詢楊明齋的檔案。“真是碰上了好人”。

**我們仔細查閲了這些80多年前泛黃的紙張，它記載了楊明齋生命的最後時刻，特別是那兩張照片，還原了一箇中共黨史中“傳奇”人物的真實樣貌。**第二天，我們直接從檔案庫取回來複製的光盤。從發現那個電話號碼到拿到這份珍貴的檔案，我們僅僅用了48小時。

攝製組還專門去了莫斯科郊外楊明齋的安息地——佈德瓦公墓。公墓管理人員為我們打開了展覽室，讓我們有機會了解這個埋葬着數萬人的地方。其中一張表格令人印象深刻，這是一個1937—1939年的遇害者統計表。橫座標為年、月，縱座標為日期，我們找到1938年5月和26日的交匯點，這一天同時被殺害的有200人之多！當時一個10米長、10米寬、2米深的坑裏，要埋葬100多人。“望着一排排田埂一樣隆起的墓地，已無法辨知楊明齋葬於何處，只好把鮮花放到墓地前面的一個十字架下，算是代表家鄉人對楊明齋遲到的祭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