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機遇、挑戰與選擇_風聞

黃靖 | 文

目前，俄烏戰爭處於膠着狀態。但在美國和北約拒絕直接干預的情況下，俄羅斯憑藉其碾壓性的軍事優勢應該能夠控制局面，進而達到分解烏克蘭、重創其軍事力量、斷絕其加入北約之路的基本目的。

儘管局勢尚未明朗，但俄烏戰爭已然使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一變化將對中國產生怎樣的影響？對此產生了兩個針鋒相對的觀點：

其一，認為這是自9.11以來中國的又一次重大戰略機遇；

其二，認為這給中國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筆者認為，俄烏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機遇遠大於挑戰，但如何應對才是關鍵所在。

中國的機遇

首先，俄烏戰爭將美歐俄等世界主要力量都拉入烏克蘭陷阱之中。置身陷阱之外的中國成為各方（因不同原因）爭取的對象。只要中國堅持不被拉入陷阱之中，就握有主動權。

第二，烏克蘭陷阱加劇了拜登政府“競贏”（outcompete）中國戰略中的內在矛盾。一方面，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戰略收縮，意圖集中力量“競贏”中國。為此不惜承受“喀布爾時刻”也決然從阿富汗撤軍；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認識到僅靠美國一己之力難以“競贏”中國，只有打造以美國為首的全球性聯盟才能全方位地壓制中國。

但“重振聯盟”的戰略本質是擴張性的。戰略收縮與擴張的矛盾使得美國的戰略意願與能力之間產生缺口，導致明顯的“力不從心”現象。烏克蘭陷阱形成後，美國出於其安全利益、道義責任和霸權信譽等各方面的考量，都必須全力壓制俄羅斯。為此，拜登政府不得不重新分配其戰略資源，從而進一步拉大了美國戰略意願和戰略能力之間的差距。

第三，烏克蘭陷阱給美國的對華政策製造了兩難局面。不久前拜登在國情諮文演講中，出乎意料地沒有刻意攻擊中國。這使得一些人以為只要中國像9.11事件後那樣與美國站在一邊，中美重新修好的歷史就會重演。這種想法未免一廂情願。畢竟在今天的“百年大變局”中，中美關係以至整個世界局勢都和9.11時的情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俄烏戰爭確實使美國面臨兩難：一方面，美國可以借西方空前團結之機加大對中國的壓力；但另一方面，如果用力過猛又恐將中國完全推入俄羅斯一方。

顯然，美國在兩難——既要有效地對華施壓、又要避免中俄徹底結盟——之間還沒有找到平衡點。而美國政治中的劇烈黨爭和極化，加之即將到來的國會中期大選，都使得拜登政府在兩難局面中的選擇更加艱難。

第四，目前美歐的“同仇敵愾”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憤怒和恐懼造成的，並沒有解決美歐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根本利益衝突。畢竟在歐洲看來，美國主導的北約東擴是“烏克蘭陷阱”的始作俑者，但歐洲卻要為其承擔代價。隨着局勢的定格和理性的恢復，持續的安全威脅和沉重的“制裁”代價必然使歐美之間的利益衝突不斷髮酵——事實上，美歐矛盾已經開始顯現。從長遠的發展大勢來看，隨着世界格局向多極化的發展，德法等陸權國家及其主導下的歐洲如果要擺脱安全困境、謀求繼續發展，追求戰略自主是其不二選擇。

第五，俄烏戰爭使得印度對“印太戰略”的期許和熱情下降。印度的主要安全關切在於北方的亞洲腹地（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亞以至中東）。阿富汗撤軍後，印度對這一地區的安全關切劇增，而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卻劇降。在海洋上，印度的安全關注在印度洋，而美國則一心想在西太維持霸權。隨着美印在安全利益上的錯位進一步拉大，印度在地緣政治、國家安全和能源供給等方面尋求與俄羅斯合作更加務實理性。**同時，俄烏戰爭使得歐洲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劇增，相比之下印度的戰略價值明顯下降。**烏克蘭危機以來，印度“不結盟”的中立表現得如此堅決，以至於美國甚至威脅要對印度進行制裁。

第六，俄羅斯的“大國反擊”和美國拒絕直接干預的立場對東南亞各國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加之中國在“陷阱”之外的遊刃和對東南亞經濟發展的壓艙石作用，使得東南亞國家拒絕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立場更加堅決。

風險和挑戰

然而，在機遇之中也有潛在的風險和挑戰。

**首先，烏克蘭危機使得中俄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產生了鮮明的“形象反差”。**一方面，俄烏戰爭坐實了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中的“破壞者”形象；另一方面，儘管美國和西方極力“妖魔化”中國，但中國始終致力於和平發展，奉行多邊主義，推動全球治理，推動“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樹立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建設者”的形象。如此鮮明的國際形象反差加大了中國在烏克蘭危機中的政策風險和複雜性。稍有不慎，便會被推入陷阱。

**其次，整個世界尤其是西方視“中俄一家”的認知很難改變。**中俄之間不僅有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而且普京在戰事爆發前出席了冬奧會並同中國發表了長篇的共同聲明。更具重大戰略意義的是，在美國的刻意打壓和“制裁”之下，中俄兩國之間形成了以安全上的互助和經濟中的互補為堅實基礎的共同利益。但另一方面，為了有效管控美國挑起的中美“競爭”，維護中國持續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外部安全環境，中國又必須和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國家保持良好穩定的關係。在美歐已經形成反俄統一戰線的今天，如何既不損害自身的根本利益、又維護穩定的對外關係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挑戰。取捨之間稍有閃失，便可能導致兩頭落空。

**最後，烏克蘭危機中孕育着兩種“黑天鵝”。**其一是時間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後普京時代”遲早要來臨，不能排除普京的繼任者做出逆轉性戰略選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從目前形勢看，拜登率領的民主黨將在今年的中期選舉遭受挫敗，這不僅將使拜登提前跛腳，也使其2024年的連選連任變得極為艱難。一旦2024年白宮易主，尤其是特朗普式的人物當選，美俄之間很可能發生“尼克松現象”。

第二種則因局勢的突變所致。就目前情況看，不論普京能否達到其戰略目的，歐洲局勢都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如果俄羅斯獲勝，一個更自信、更有安全感的俄羅斯對美歐的政策可能會具有較大的妥協性，而美歐也可能在接受現實的前提下，願意同普京做出某種交易，達到穩定局勢的目的，美國也因此能從“烏克蘭陷阱”中抽身。如果俄羅斯挫敗，那麼同西方達成某種妥協的可能性或許更大。

選擇與應對

在機遇與挑戰並存、甚至機遇中孕育着危機的情況下，正確的選擇和應對是抓住機遇、避免（和克服）挑戰的關鍵所在。

必須看到，反俄力量並未一統天下。除了美歐日澳等國堅決反俄，世界其他重要政治板塊區——中國、印度、中亞、東南亞、拉丁美洲、非洲、中東——都不同程度地保持中立或觀望的立場。

在美歐發起的對俄全方位、全社會的極限制裁中，大多數國家採取了不參與或消極應對的立場。即便反俄陣營也絕非鐵板一塊。美歐的差異顯而易見，這不僅僅是因為歐洲在雙輸的制裁中損失更大，更重要的是美歐之間在解脱困境的立場和路徑上存在着根本差別：美國主張持續對抗，在壓制俄羅斯的同時控制歐洲；歐洲則希望通過談判和妥協走出困境，用“制度化協議”維護和平。國際社會中對於烏克蘭危機的不同立場，為中國的選擇和應對提供了遊刃空間。

同時也必須看到自己的份量和優勢。美國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甚至以“大規模製裁”要挾，逼迫中國選邊站的根本原因，不僅僅是由於中國的實力，更是由於中國具有“榜樣的力量”。如果中國隨美反俄，不僅將極大地壯大了反俄陣營，更是對美國“領導地位”的巨大加持。也正因為如此，在局勢沒有完全明朗之前，保持定力，保持選擇的權利，也就保持了主動權——這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而且，中國通過不斷微調，已經形成了一套前後有序的應對方法：

首先，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堅持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原則。譴責戰爭，呼籲相關各方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這是綱領性的立場。

第二，強調冷戰思維和冷戰行為是導致這場災難的根本原因。冷戰結束以後，作為軍事安全組織的北約，並沒有像華沙條約組織一樣消失，而是在冷戰思維指導下不斷東擴——這是典型的冷戰行為。一個被擠壓到牆角的俄羅斯最終做出了最強烈的暴力反應。因此，必須拋棄冷戰思維、終止冷戰行為。

第三，積極支持配合歐洲（德法）主導的和談斡旋。支持以“諾曼底模式”——法德俄烏四國談判——解決問題。

第四，保持同烏克蘭正常良好的關係，並積極對烏克蘭提供人道主義救助。這不僅符合中烏兩國的利益，同時也向世界表明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的中立立場。

現在看來，這套應對政策是公正理性的，是站得住的。但就長遠來看，中國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要充分利用美國目前在對華政策上的兩難局面，積極同拜登政府對話交流。尤其是在經貿交流、維持金融穩定、維護包括南海在內的地區局勢穩定，停止敵對性語言和行動等方面，中國都應向美國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使不能改變中美“競爭”的格局，也要爭取將中美關係維持在一個可管控的基礎之上。

第二，要加大對歐洲的投入，積極加強和歐洲的交流。對中美而言，俄烏戰爭都極大提高了歐洲的戰略價值。儘管目前看來美歐同仇敵愾，但雙方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將長期存在。中國應該積極尋求與歐盟合作，樂見一個團結和繁榮的歐洲。畢竟，中歐關係的穩定和良性發展對中國的和平發展以至整個世界的和平穩定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第三，從大局看，烏克蘭危機猶如一盤圍棋中的“打劫”。高明的棋手會抓住對方在“打劫”糾纏時積極“佈局”搶勢。由於烏克蘭陷阱的存在，美國對中亞、中東、南亞、東南亞、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戰略關注都會下降，這就為中國提供了“佈局”的空間。

最後，要抓住時機積極“穩定周邊”。如前所述，俄烏戰爭使印度降低了對“印太戰略”的期許，堅定了東南亞各國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立場。即便是日本的立場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表面上看，日本積極追隨美國“制裁”俄羅斯，個別政客甚至揚言要在日本“部署”核武。但這與其説是因為立場趨向強硬所致，不如説是出於恐懼。畢竟，日本長期以來的一個重大關切，就是“絕不同時與中俄為敵”。**而且，日本對俄羅斯的能源也有高度的依賴和期許。**只要中國體察入微、拿捏得當，俄烏戰爭其實可以是中日改善關係的一個契機。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