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社會變化影響婚姻變革，婚姻變革推動社會變化_風聞

文/陳根

結婚率又一次降到了谷底。

根據民政部最新發布的統計季報數據，2021年我國結婚登記數據為763.6萬對。這是繼2019年跌破1000萬對、2020年跌破900萬對大關後，結婚登記數據再次跌破800萬對大關。這也創下了1986年以來結婚登記數據的新低，僅為2013年最高峯的56.6%。

無疑，婚姻作為一種情感關係的締結，既是一種制度，也是窺視文化和社會變遷的窗口。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讓婚姻的變革隨之而來。可以説，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婚姻變化是空前的，而婚姻的變革要把婚姻的未來推向哪裏，還是個未知數。

現代婚姻意義之變

婚姻的變革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最敏感也最重大的改變大概就是對婚姻認識的改變。

美國社會學家Andrew J. Cherlin曾研究過美國的婚姻意義的變化。基於美國的婚姻歷史，他認為婚姻意義已經歷了3個階段的流變：

第一個階段Andrew J. Cherlin稱之為**“制度化婚姻”。這個時期，婚姻是社會分工的結果。**女性需要男性來維持生計，男性需要女性來照看家務，婚姻的首要目的並不是個人需要和男女之慾。人們通過婚姻積累資源、鞏固財富、建立同盟，婚姻是更大的政治和經濟同盟系統中的一環。當然，這個時期的婚姻也更為保守——人們只有在結了婚之後才可以發生性行為，才可以生孩子和養孩子。

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婚姻開始轉變成為一種陪伴式的婚姻關係，人們開始強調夫妻雙方不僅是彼此的愛人，更是彼此的朋友。造成轉變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分工的改變，受到市場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從家務中解脱出來走向社會，和男人一樣成為支撐家庭的人而非被供養的人，轉變自然而然發生。

而到了近幾十年，隨着女性的教育水平越來越高，婚姻的觀念又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個人式婚姻。於是，個人主義的興起，讓親密關係不再像父輩一樣與眾多因素相關，而變得只與個人有關。在這樣的婚姻中，人們強調的是個人的自我成長，不支持為了婚姻而犧牲自我。

雖然有例外情況，但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已經是一種純粹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這種關聯反應在婚姻關係裏，就很自然地成為了既要戀愛的甜蜜，也不放棄個人的“獨立”和“開放”，“自我”並不為任何人臣服。即便是在婚姻中，人們也如同掃雷般地排除着****可以預估的束縛和對個人利益產生的威脅。

中國也分別經歷了類似的幾個階段。在我國傳統社會中，血緣宗法制度綿延千年，家庭倫理觀念較為強烈，而這種制度主要依託於婚姻和生育形成。

儘管婚姻屬於個人化的私事，但中國並非一個宗教社會，因而婚姻自古以來都受到制度和習俗的制約。春秋時期齊桓公就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宋代初規定“男年十五歲，女年十三歲，聽嫁娶”，儒家文化更是將“齊家”作為“治國、平天下”的前提。

然而，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衝擊國人的價值觀與婚育觀，在最近的幾十年間，社會經濟因素對婚姻行為的作用力增強，婚姻變革拉開序幕。當前一代的年輕人的婚姻觀，已經走到了第二甚至第三階段的位置。比起父母理解中的**“結婚搭夥過日子”，當代年輕人更在意，在這段婚姻中個人能否****獲得快樂，又能否獲得成長。**

基於婚姻意義認識的變革，影響着年輕人結婚的意願，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現代，願意結婚的人會日漸減少。

阻礙結婚的理由

當然，婚姻的變革不是單因素作用的結果，婚姻的變遷還受到婚姻可獲得性、可行性等多方面的交互影響。

婚姻的可獲得性主要取決於適婚人羣總量、婚配人口性別比等人口結構的影響。**一方面，**結婚人數快速下降，與適婚人羣總量減少有關。從近四十年數據看，我國出生人口在經歷1987年這一近40年的最高峯之後，連續多年下行。也就是説，隨着95後乃至00後進入到婚育階段，處於適婚年齡的年輕人數量也在下降。

**另一方面，當適婚年齡的性別比出現失衡，婚姻市場就會受到男性相對於女性的“供過於求”或“赤字”****的影響。**男多女少，一直都是我國人口結構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出現持續偏高趨勢，導致進入適婚年齡後婚配性別比的失衡。

“七普”數據顯示，在2020年20-34歲年齡組的未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400餘萬；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性別比超過110的年齡段集中在0-29歲，對應的正好是正在成為婚姻、生育主力“Z世代”羣體，其中，性別比最失衡當屬00後，15-19歲羣體的性別比高達116,10-14歲的也超過115。這將在很大程度會影響男性配偶的可獲得性，造成婚姻擠壓。

從可行性來看，經濟發展固然帶來了觀念進步，但伴隨着經濟發展，也滋生出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極大降低了年輕人的結婚意願。

作為婚育主體的“70後”和“80後”是第一代獨生子女，成長於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享受着改革帶來的紅利；但“90後”和“95後”們的婚育行為卻發生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的轉型期。而在這一時期，住房制度改革和高等教育擴招讓年輕人在提高受教育程度、延長受教育年限的同時，也要面臨一路攀升的房價和巨大的就業壓力。

當前，在中國，結婚生育，就意味着將開啓高房價、高物價、高生育成本的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單身反而成為了更好的選擇。就房價而言，在過去十多年裏，中國的房價經歷了一個讓人心跳的上漲，尤其在一線城市，以年輕人的收入，要麼望房興嘆，要麼揹負着沉重的房貸。

就生育成本來看，無論是立業在先還是成家在後，或者相反，只要結婚就必然面對生兒育女的問題，除非不要孩子，但丁克族在年輕人中畢竟不多，大部分丁克家庭也是因為生育成本高而不想生小孩。高生育成本雖然和高房價也有關係，但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其他成本特別是教育也是一筆不少的負擔。

在競爭激烈的時代，每個人都想給小孩提供最優質的教育，而優質教育是需要財力才支撐得起的。養育孩子也有時間成本，影響職業發展，如果沒有老人幫忙照看孩子，只能請保姆或者夫妻有一人在家帶小孩，這都是生育成本，特別是後者，有時甚至意味着要放棄職業發展。可以説，在加速內卷的今天，年輕羣體“安居樂業”的難度較之父代已然更高。

婚姻變革推動社會變化

結婚率不僅受到時代、社會、家庭、個體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也反作用於這個時代、人類社會，以及家庭和個體。

婚姻變革帶來的諸多後果中，生育首當其衝。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中，2021年末，全國人口14.12億人，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7.52‰；死亡人口1014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8‰；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全年淨增長僅48萬人。

而這一趨勢幾乎是不可逆的，在人口的慣性下，每一年育齡女性的人數都會比前一年更少。而更無法逆轉的是伴隨着低生育率而來的心態變化，人口學家將這種心態稱為“低生育陷阱”，即假使一個社會有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於1.5，那麼這一比率就會成為新常態，而這是一種幾乎無法改變的常態。

婚姻變革還會改變家庭的結構、關係和功能，從而影響家庭的發展。婚姻是家庭生命週期的開端，婚姻行為的變化最先改變家庭系統的規模和結構。“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平均家庭户規模是3.1人，2020年的“七普”數據降低至2.62人，家庭規模進一步小型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家庭的居住方式也呈現多樣化，未婚羣體可以繼續生活在原生家庭，也可能選擇獨居或是同居，家庭不再只是血緣或是姻親的生活共同體。生育、養育、贍養等家庭承載的傳統功能都受到影響，家庭的良性發展受到制約。

不僅如此，隨着數字時代的降臨，互聯網、人工智能與每個人的生活都緊密相連，婚姻中最重要的因素陪伴，都可以由技術代勞。現在，陪着我們的或許還是互聯網的虛擬網友，但未來，與我們對話的卻可能是高度智能的兩性機器人。

而當兩性機器人足夠代替伴侶時，男性女性一直穩固的“共生關係”將變成一種持平的“競爭關係”。未來，甚至將再不復“家庭”的觀念，因為每一個由夫妻雙方組成的家庭，屆時都將變成社會上一個又一個獨立的“個體”。

當人們越來越依賴技術帶來的便利性時，便越來越能從親密關係的共同體中脱落出來，人和人之間也將變得越來越原子化，生活本來是複合的有機體，但這種社會結構把人際關係做了切割。

婚姻變革正如人口轉變一樣，都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然產物，是時代變遷之下人們價值觀最直接的反映，既無法阻擋，也不可逆轉。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影響婚姻變革的因素，還要做好準備來應對婚姻變革帶來的社會經濟後果，不管婚姻變革將把人類社會推向怎樣的未來，我們都需要做好相應的準備，去迎接未來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