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軍隊的特色是鮮明的無產階級黨性_風聞

如果要問：現如今影視中塑造的帶兵人，什麼形象最時髦？答案肯定是：匪氣。自從《亮劍》上映以來，我軍歷史題材的電影電視劇，甭管是什麼時期，只要是帶兵的，全是李雲龍式的一身匪氣。這正在形成一套公式：越獨斷專行一個人説了算越顯老大的魅力，越沒組織紀律觀念越顯老子我的稜角，越歪戴帽子罵罵咧咧越他孃的彰顯男人的性感。似乎只有這樣表現，才算是真實還原了歷史，誰要是不如此表現，反而顯得你不夠前衞，反而説你是思想僵化。

在這股風潮的衝擊下，銀幕上熒屏上我軍的本質特色越來越淡化，越來越像是西方的軍隊、軍閥的軍隊、國民黨的軍隊。在這一類劇中，黨指揮槍的原則被抹去了，組織的作用被抹去了，政工幹部的作用被抹去了，羣眾的作用被抹去了，所謂的人民軍隊只剩下一個空殼。似乎新中國就是靠了這些既像舊軍閥張宗昌又像《上海灘》許文強又像西方的《巴頓將軍》、而獨獨不像中共軍人的李雲龍式的人物才取得的。在很多表現我人民軍隊的影視中，如果不看片名，如果不看軍裝，如果不是台詞中偶爾出現的軍隊番號，看了半天你會以為這是一支綠林武裝，或是一支軍閥部隊。

今天就以東北抗聯為例，看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是不是影視中表現的那個樣。為什麼要以東北抗聯為例，因為抗聯是被文藝作品歪曲的重災區，早在李雲龍式的人物被製造之前，匪氣，就已經充斥該類題材的文藝作品了。還因為關內八路軍、新四軍中的黨性建設絕對不會比東北抗聯稍差，拿抗聯説事兒，那八路軍、新四軍中的情況不用説也就知道是咋回事兒了。

抗聯也是有組織背景的

武俠片有個特點，即俠客們往往是無法無天獨往獨來的，他們不需要上級的指示精神，沒有組織原則，沒有紀律約束，甚至遠離社會政治的背景，劇情只是在那幾個俠客間展開，把它放在唐宋元明都無所謂。但抗聯不是這樣，它是由共產黨絕對領導的武裝，它是為了抗擊日軍侵略而存在，描寫抗聯也就不能離開它所處的這個歷史背景。

説抗聯有組織背景，首先可以從幾次重要的會議和上級來信對其行動的影響上看。

九一八事變後的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給中共滿州省委關於士兵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確地提出了創建抗日游擊隊的要求，從此東北武裝鬥爭轉向了一個新的方向。這封信，就是抗聯史上一個重要的標誌。

11月中旬，中共滿州省委召開會議，貫徹中央指示，從此之後，東北各地方黨的主要工作，全部轉到發展武裝的重點上來，各地的由中共直接發展起來的游擊隊普遍建立起來。這次會議，又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1932年8月，受當時中央“北方各省代表聯席會議”（簡稱“北方會議”，是一次影響較大但卻是指導上錯誤的會議）的極左的影響，東北各抗日游擊隊為了貫徹落實這次會議精神，曾不切實際地把“建立紅軍”、“建立北方蘇維埃”、“深入土地革命”等作為主要鬥爭方式，犯了一些錯誤，走了一些彎路。而這個彎路，其根源，也是這次極左思源的“北方會議”。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寫信給中共滿州省委（即在東北游擊戰爭中影響巨大的著名的“1.26指示信”），糾正了“北方會議”極左的錯誤，東北的鬥爭已經開始區別於關內土地革命為主的方針，走向了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確軌道，東北的抗日鬥爭局面又有了回升。這又是一封極其重要的標誌信。

除此之外，還比如著名的“南滿一大”、“南滿二大”、“河裏會議”等等，每一次會議，都是抗聯史的一個轉折點。“南滿一大”的結果，誕生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南滿二大”的結果，誕生了抗聯第1軍；“河裏會議”的結果，成立了抗聯三個路軍，等等等等。

列舉這些上級來信與會議，絕對不是一味地肯定它，因為這其中，既有正確的起了好的作用的，也有錯誤的起到了不好的作用的。但不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卻都在抗聯中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貫徹。抗聯的一次次發展與這些來信和會議分不開，抗聯的一次次挫折與這些來信和會議也分不開。一支軍隊的成與敗，不決定於某個主要將領，而決定於某個上級的來信和某次重要會議，這是隻有具備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的黨的軍隊才可能會有的事，是任何義勇軍、綠林等其他軍隊都不可能具備的。

説抗聯有組織背景，其次可以從各主要將領的任職經歷上看。

抗聯的主要將領，除後期加入的第8至第11軍的軍長是由反日地方武裝改編的外，第1至7軍，全是由共產黨直接組建和發展起來的。各主要的領導人，楊靖宇是河南人，周保中是雲南人，馮仲雲是江蘇人，童長榮是安徽人，魏拯民是山西人，何忠國是湖北人，張文偕是山東人，著名的女英雄趙一曼是四川人。

列舉這許多抗聯將領的籍貫想説明什麼呢？是想説明他們之所以擔任抗聯的各級領導，並非影視劇中所表現的那樣是出於哥們義氣，或某一項過人的功夫，或超強的男性荷爾蒙，而是組織行為。上述各領導人無一不是先在關內入黨參加革命，後又由黨組織派到東北來工作的。趙尚志、楊林、崔石泉等雖是東北人，也都是先在關內工作，後又受組織派遣到東北的。其它如李兆麟、李延祿、陳榮久、王德泰、夏雲傑等，雖一直工作在東北，卻也是由滿州省委派入各軍的。

這些由黨組織派入東北工作的軍政幹部，都絕對不是想怎麼就怎麼，都不是想在哪幹就在哪幹，都不是在一個單位想呆多久就呆多久，他們的每一步，都是組織調遣的結果。以抗聯一軍軍長兼政委楊靖宇為例，楊先在關內工作，組織過確山暴動，後奉派到東北工作，任過中共撫順特支書記、全滿反日會黨團書記、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中共滿州省委代理軍委書記、省委巡視員、中國工農紅軍32軍南滿游擊隊政委、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獨立師師長兼政委、抗聯第1軍軍長兼政委、抗聯第1路軍總司令兼政委。這些崗位，有哪一個不是組織的安排，有哪一個是僅憑他個人的意志想去就去想離開就離開的。楊是如此，周保中、馮仲雲、趙尚志等都無不如此。試問，如果沒有組織的背景，任何一支綠林或義勇軍的首領，能夠有如此頻繁和如此跨度的崗位調動？而他們之所以能夠每到一個崗位多數都能忠實地履行職責，除了個人堅強的黨性原則與鬥爭精神，也得益於部隊聽他們的信他們的。而這，又只有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軍隊才能做到。如果不是黨的軍隊而是鬍子匪隊或義勇軍等，在東北那地緣背景之下，讓一個與這支部隊毫無歷史淵源的關里人甚至連語言都不通的南方人來發號施令，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絕對不否認上述這些領導者的個人才幹與魅力，如果是一個庸才，僅憑上級的一紙任命也是無法在那麼艱苦那麼複雜那麼惡劣的環境中率軍打擊日寇的。楊靖宇能在兩百步的距離上，左右開弓用匣子槍擊中蘋果；趙尚志在遭敵暗算被擊中要害倒地的一剎那，還能看也不看的反手一槍將內奸擊斃，這都是他們的不凡之處。但他們之所以發揮出那麼巨大的個人魅力，並不主要靠過人的槍法與超強的武藝，而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一個讓人信服的黨。

從當年的文獻上看，從老同志的回憶上看，每當在抗聯遇到困難時，都無不對上級省委或縣委派來的領導奉若神明，信任服從到迷信的程度，這同樣是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才可能出現的現象，國軍中不可能有這樣的現象，義勇軍中更不會有這樣的現象，這是東北抗聯獨有的特色。

抗聯也是有政治工作的

抗聯部隊與其它東北的反日部隊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他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幹部。抗聯中，從軍到連，都普遍建立了黨的組織，各級都設置了政工幹部，軍、師、團設政委（有些沒有，則設政治主任，行政委職能），連設政治指導員，班裏還有一名宣傳鼓動員，類似於內地八路軍中的政治戰士。在當時，對部隊建設發揮作用最大，在士兵、羣眾的心目中影響最大的除了軍長、師長、團長，更多的是巡視員、政委、主任、指導員等。因為他們往往有着比軍事首長更大的權力，發揮着更大的作用。在1934年6月16日頒佈的東北人民革命軍及赤色游擊隊《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在關於政治指導員工作方面之第12條就明確規定“政治指導員有對連長的執法權（關於獎勵和處罰問題）”，在關於師政治委員的責任和權限之第七條則又規定“師政治委員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持時，師政治委員有停止師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這種體制，是共產黨的武裝區別於其他任何武裝的最大特徵。從敵偽的檔案中也不難發現，他們最怕也是最恨的，往往不是抗聯的師長、團長，而是那些政委、主任、書記，為什麼呢？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人往往是“共產匪團中最頑固者”，對他們在東北的統治是危害最大也是最不可軟化而必須要給予肉體消滅的。

當然，那時的一些做法，的確有不當之處，比如像連指導員有權處罰連長、師政治委員有權停止師長指揮權的規定，實在有點左的過火了。可歷史就是這個樣子，它不以我們的好惡而改變。對於曾經的存在，儘管我們看着彆扭，但也只能去反思，只能在以後的工作中去努力地避免，而不可以用主觀臆造的東西去替代它。

與其他別的抗日武裝在體制上的另一個區別，是抗聯十分地重視宣教工作。至今，我們在查閲當時的檔案時，還能發現抗聯在那麼極端艱苦的歲月中印製的各種小報、傳單和標語，僅以抗聯第一軍來説，便先後出版過《紅軍消息》、《革命畫報》、《列寧旗》、《南滿抗日聯合報》、《東邊道反日報》、《中華報》等。1938年6月8日，在一份由周保中親自擬定的對第七軍教導隊的講話提綱中，其內容有：“1.軍隊的歷史性、階級性及其目的與特點；2.階級軍隊與民族武裝；3.革命軍隊形成的一般條件；4.中國革命軍隊的起源； 5.“七七”以前中國的兩種軍隊與“七七”以後的中國全民族革命軍隊；6.革命軍隊的創造方式及建設。1938年，對於東北抗聯來説，那是何等的艱難，可即便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仍然佔了如此的比重，從中不難看出抗聯是如何地有着鮮明的無產階級黨性。

和關內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一樣，抗聯的政治工作不僅僅體現在對內的教導上，也體現在對敵的宣傳攻勢上，在這一點上，敵偽是有着更深刻的體會的，其對於“共產匪”與其他反日排滿的“匪隊”也是有着嚴格的區別的。在他們看來，“共產匪”的階級鬥爭學説通過“恐嚇信、傳單和佈告”等宣傳攻勢，常會使“軍隊和警備隊中的上下級關係對立起來”、“造成大量警備隊士兵的譁變與逃亡”，或“暗中資匪”，這是比其他色彩的“匪隊”更具危害性的。

抗聯的宣傳可不象今天李雙江蔡國慶之類的演戲唱歌，不象某個領導咧着大嘴念那由秘書起草的講話稿，抗聯的宣傳是隨時要玩命的。敵偽的檔案中，對抗聯的宣傳工作，有這樣的文字記載：“在武裝匪團掩護下，派遣便衣工作隊數班（每班10名左右），召集羣眾，進行如上宣傳。”“甚至在軍警討伐時，通過羣眾偵察軍警的行動，經常把少數工作人員埋伏到各處，反覆進行宣傳，特別注重獲得民心，並對羣眾反感的事情，嚴加禁止。”許多人為了演講、演戲和張貼標語而與敵激戰，並流血犧牲。

這些，都是其它任何軍隊所沒有的，也是任何一支軍隊都不能與之相比的。只有共產黨的軍隊，才有這樣的特色。

抗聯的言語也是充溢着鮮明的無產階級黨性的

在當時的東北抗聯內部，不論是人們的口頭語言上，書信中，還是行動上，都極力地張揚一種區別於舊的軍隊、舊的行為、舊的言語習慣的新的言語行為，什麼言語行為呢？就是它特別地講政治，講黨性。從當時的檔案上，從當事人的回憶中，都能看到這樣的表述。比如周保中寫於1937年底的日記中，記錄下江會議的議題，是為：

“（1）國共合作與中國共產黨的立場。（2）國共合作的條件。（3）日賊佔領華北以後，是否暫時停止進攻而變為蘇聯進攻？（4）世界二次大戰有可能起否？（5）為什麼由人民革命軍而為抗日聯軍？（6）打出日本以後，國共合作是否有很大的內部武裝衝突？（7）日本擊走後，滿軍是否反正？（8）中國衰弱的原因。（9）二次國共合作是不是有破裂和反共的可能？（10）世界革命勢力，為什麼不直接行動幫助中國，而僅以政治物質援助？（11）打走日本，對國民黨應該怎樣？（12）打走日本，其他帝國主義是否瓜分中國？（13）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敵在東北被驅逐後，對地主、資本家怎樣辦？”

在那樣艱苦而殘酷的環境中，仍然開這樣的會議，仍然討論這些內容，也只有共產黨的軍隊才會如此，這就是講政治，亦或是人們習慣所稱的“左”。

再以楊靖宇1933年5月31日寫給省委的報告中的第二部分磐石紅軍游擊隊情形為例，該部分又分作四個小節，第一是隊伍轉變經過；第二是宣傳鼓動工作；第三是組織工作；第四是武器統計。還不要説關於政治工作的第二、三小節中充滿了左的字眼，就以該文第一小節計，1800餘字中，其中談到“黨團領導”字樣的就出現過8次，“省委、縣委”出現過7次，“團省委”出現過2次，其他諸如“革命”、“同志”、“主義”、“階級鬥爭”等字樣幾乎通篇都是。

從當年敵偽的檔案中，也能看出這一點。比如對於被他們捕獲的反滿抗日分子的審問甄別，要想區分出誰是“共產匪”也極容易，因為不管這個士兵識字不識字，只要加入了“共產匪”，都很快會習慣於一些“赤色的言辭”，只要多幾次盤問，就會使其在下意識中流露出來。可見其左的色彩之強烈。

量化這些數字想説明什麼呢？就是想説明那時東北抗聯左的色彩是如何地強烈。

為什麼那時的人們如此地左呢？這是革命者的叛逆本質使然。和今天的後來者不同，如今的人們遠離了戰爭，淡化了階級仇恨，因而能夠以冷眼看待爭鬥雙方。那時的革命者則不一樣，因長期的生死決鬥，無不積累了對國民黨軍隊與政權的血海深仇。對於敵人所慣用的言語和行為，也就是右的那一套，他們不可能像今天無知的電視劇迷那樣對之欣賞與模仿，而只能報以強烈的仇視與鄙棄，並進而與之背向而行。因而他們刻意高調地左，以表達對舊勢力的叛逆。

和今天的習慣思維嚴重的不一樣，在當時絕大多數投身中共軍隊的指戰員們看來，左代表着積極與進步，代表着敢與舊勢力叛逆的勇氣。那時的人們不怕你説他左，而特別怕你説他右。久而久之，説話辦事寧左而勿右，就成為革命隊伍裏的年青人努力追求的時尚。因而他們很願意表現自己的左，而並不象今天的人們這樣唯恐讓人説自己左。

當然也不排除有極少數人是被迫地表現左。因為當時的環境特別殘酷，革命隊伍裏經不起考驗而叛變的時而有之，因而黨內軍內的肅奸也特別嚴酷和無情。説話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指為右傾或奸細。為了不至於引起懷疑而受到整肅，一些儘管不是真心想左的人，一旦進入到這個大溶爐內，也儘量地用左傾來粉飾自己，努力地表現。

總之，不管是真的左，還是假裝的左，反正那時人們在口頭上和文字裏，乃至一些行為中，都顯的很左。

抗聯遠離中共中央的領導，甚至後期還中斷了與中央的聯繫。其表現出來的無產階級黨性尚且鮮明如此，關內八路軍、新四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冷靜地總結起來，當時存在於我軍中的左的東西是否都是可取的呢？絕對不是的。那時黨內施行的左的做法有些的確是很幼稚的，很過份的，很不科學的，這些都該反思而不應一味地肯定。但你可以去否定它的做法，卻不可以否認它曾經的存在。在創作中，對於你不喜歡的東西，你可以不去表現他，可以適當迴避它，但不能用相反的東西去替代它。這就好比畫動物肖像，若不喜歡長頸鹿的長脖子你完全可以不去畫它，但不能僅憑個人的好惡把它畫成熊貓。

自從《戰狼》上映後，打愛國牌，廉價賺取觀眾的眼淚，又成為一種爭取票房的有效方法，也成為誤導廣大觀眾的一劑迷魂藥（不展開説了）。

如今很多樸素而又善良的觀眾，在欣賞電影電視劇的同時，不知不覺就形成了一個意識，即只要是高揚愛國的旗幟，只要角色塑造得像個男兒硬漢，那就等於是體現了我人民軍隊的本色。錯了！錯了！錯了！古今中外的所有軍隊，都強調愛國。韓國軍隊不強調愛國？日本軍隊不強調愛國？印度國軍隊不強調愛國？左寶貴不愛國？鄧世昌不愛國？張自忠不愛國？高志航不愛國？愛國不是中共軍隊的專利。歷史上很多軍人都具備男兒硬漢的品質。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馮玉祥、陸榮廷、唐繼堯、孫傳芳……哪一個不是有稜有角，男性荷爾蒙爆表？硬漢形象也不是革命者獨有的特色。儘管我軍也同樣強調愛國，也同樣注重培養男兒的鐵血豪情。

人民軍隊的獨有特色，是毛澤東思想的武裝，是鮮明的無產階級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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