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講：台灣詐騙往事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世界的谷智軒。最近，俄烏局勢引發全球關注，不少行業又忙碌了起來，我們媒體就不用説了，但比我們更忙的，要數我國某寶島上，蓬勃發展的電信詐騙行業。俄烏鬧這麼一出，可謂天上掉劇本，給島上的各種騙子們，送去了無數靈感：台上的呢，説為了給“美帝”交投名狀，要朝俄羅斯揮舞“制裁大棒”；台下的呢，有“烏克蘭女醫生”包機避難，有“烏克蘭軍官”立下flag，説打完仗就回來結婚，最近又冒出個“烏克蘭人道救援紅十字會”，要幫難民渡過難關——當然，這些事情，都要民眾先慷慨解囊，才能實現。有句名言，説平時要有積累，機會來了，才能把握住。騙子們能抓出這個“天賜良機”，當然也非一日之功。本期《軒講》我們就來聊聊，台灣省的電信詐騙產業，是如何做大做強的。

 聊這個話題，先要搞清楚，電信詐騙是什麼。上週有一則新聞，説某外國男子冒充烏克蘭總理，與英國國防部長電話尬聊10分鐘，把“帶英”的漢弗萊們騙得團團轉。這種“高仿”式惡作劇，頂多算行為藝術。而我們今天講的電信詐騙，專指利用手機、電話、互聯網等平台，虛構或隱瞞事實，騙取不特定民眾財物的犯罪行為。其落腳點是騙錢，欺騙對象可以是政府、企業，但主要還是老百姓。在中國大陸，電信詐騙是嚴重的違法犯罪，最高可判無期徒刑。不管是退休老人，還是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他們的救命錢、血汗錢一經騙走，大多無法追回。無數家庭因此家破人亡。所以，我們一定不要以玩笑的心態看待這件事。

網上有段子説，我國台灣是“詐騙之島”。我反對籠統地貼標籤，但有一説一，電信詐騙作為一項“產業”，最早出現在台灣省，還經過三輪“產業轉移”，擴散到了全世界。論詐騙手法之創新，影響之惡劣，台灣是實打實的“南波萬”。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台灣流行“刮刮樂”、六合彩等彩票詐騙。騙子回收並塗改過期彩券，以假亂真。受騙者以為“中獎”，撥打彩券上冒名申請的“領獎電話”。電話那頭，“工作人員”馬上説，恭喜您“中獎”了！領獎之前，麻煩先繳15%的税金。錢就被匯到一個空殼公司。一次得手後，騙子還巧立名目，要求交律師費、公證費這啊那的，持續榨油水。受騙者貪戀鉅額獎金，往往不在乎這點“芝麻”，結果積少成多，等意識到被騙時，對方早已捲款跑路。

這種利誘型騙術，作案成本低、來錢快，在台灣很快便一發不可收拾。1999年，台警方統計到詐騙案件4262起，第二年增加到7000起。詐騙名目也不斷進化，從彩票、退税到股票。後來，電視購物和網購出現，成為主流的詐騙形式。另外兩種騙術也浮出水面：一個是“危機型”，打電話説綁架了你的家人，匯款才放人。可別笑這是“狗血劇情”，當時不是人人都有手機，大街上也沒多少攝像頭。社會治理的漏洞，給了騙子可乘之機。另一種是“脅迫型”，冒充公檢法，半騙半哄地威脅受害者，索要錢財。台灣詐騙犯也挺會蹭熱點。陳水扁洗錢案曝光後，有人冒充“特偵組”，謊稱受害人涉及扁家洗錢案，要求接管其銀行賬户，前前後後騙了3億新台幣。

總結一下，電信詐騙的第一階段，主要是在台灣省內，騙台灣老百姓。這些騙術手法相當粗糙，但台當局也缺乏治理經驗，顯得束手無策。2000年以後，台灣省內電信詐騙“遍地開花”，案件數量5年翻了6倍。詐騙金額7年暴增20倍以上。頂峯時期，島內一年被詐騙6.5億新台幣，平均每個受害者損失25萬新台幣，相當於當地普通工薪階層半年的收入。有台媒回憶，當時幾乎人人都接過詐騙電話，甚至一天能接好幾個。正是這種“血的教訓”，讓台灣民眾提高了防範意識，警方加大了打擊力度。於是，那幫電信詐騙團伙，把目光投向了大陸。

2002年左右，他們開始把基地轉移到福建省。一是利用兩岸缺乏司法互助協議，企圖逃避台灣警方的抓捕。二是看中兩岸同文同種，在福建當地召“馬仔”，沒有任何溝通障礙，還節約成本。隨着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固定電話、手機普及，民眾對詐騙的套路缺乏警惕，成為詐騙團伙眼中的“香餑餑”。2003年，廈門警方一次出擊，就在沿海查獲24個台灣詐騙集團據點。兩岸沒有司法互助和引渡條例，令這幫詐騙團伙更加肆意妄為，逐步從福建向大陸各地滲透。2004年，上海警方破獲一個台灣詐騙團伙，抓捕台籍犯罪分子57人。這個數字，打破了建國以來詐騙犯罪集團人數的紀錄。2006年，全國除青海、西藏外，其餘各省份都出現了台灣電信詐騙集團的犯罪活動。

這一時期，台灣詐騙集團與過去最大的不同，是高度組織化，堪稱“企業化管理”，比早期島內的“小作坊”式詐騙，已經不知道高到哪裏去了。這些詐騙團伙，打着台商公司的幌子，騙取地方政府信任。其內部分工明確，有“演員組”和“資金組”。以他們最常見的套路，冒充公檢法為例。先有“銀行工作人員”打來電話，通知你身份證被冒用，涉嫌洗錢；接下來是所謂的“公安”詢問，看似有板有眼，實際上是為套出受害人的隱私、財務信息。最後，會有“檢查官”提供所謂的“安全賬户”，騙取受害人轉賬。其實整個過程，全都是“托兒”在演戲，但詐騙分子就是利用了受害人的心理弱點，信任人民警察，不懂法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等等。“演員組”的工作結束後，“資金組”會迅速行動。他們在各地留下“安全賬户”。受害人轉賬後，“馬仔”立刻去銀行取現，最快只要幾分鐘，再把錢放到指定地點，層層轉包，通過洗錢來逃避追查。 在這些詐騙“公司”內部，人員分為低中高三檔，最低檔負責打電話、發短信的，和線下提款的“馬仔”，基本以大陸人為主。這些人的業務並不複雜，簡單培訓就可幹活。就算被警方端掉，整個詐騙集團的損失也不大，再招一批就是。再往上，則是台灣籍的“中層幹部”，這些人的活更雜，也更重要。他們行騙經驗豐富，在連環式詐騙中，往往扮演“權威人士”，是最重要的一環。除了直接上陣，“中層幹部”還要與基層“馬仔”對接，編劇本，培訓話術，統計績效，做賬，後勤，通通都管。如果不細看，這“企業管理層”，還有模有樣。至於詐騙團伙高層，則會避免與“公司”產生任何聯繫，甚至人在國外。他們有人脈有資金，彼此之間可能還會相互提攜。就算一個詐騙集團遭遇重創，“馬仔”、“中層幹部”被打掉一大窩，依然能夠“東山再起”，像蟑螂一樣到處繁衍。

正因如此，台灣電信詐騙集團在大陸的活動，才越來越猖獗，甚至帶動了大陸內部的“本土派”。但論業務能力，還是“台灣幫”更勝一籌。據公安部統計，2011年起，大陸電信詐騙案數量，年均增長率高達70%。到2015年，全國電信詐騙案超過59萬起，被騙走222億人民幣。值得一提的是，這200多億裏面，一半都被捲到台灣省，但那一年，台籍電信詐騙犯罪團伙的案子，只犯全國的20%。千萬元以上的大案，基本都是他們乾的。

2009年4月，兩岸簽署了《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正式就聯手打擊電信詐騙，展開合作。此後3年裏，兩岸合作打掉39個跨境電信詐騙集團，逮捕4412人，其中六成來自台灣。台灣詐騙集團的囂張氣焰，這才稍稍收斂，許多組織跑到了菲律賓、印尼，繼續禍害大陸民眾。近年來，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開展聯合行動，進一步清剿電信詐騙，並將要犯引渡回大陸。這些人又一口氣跑到了非洲的埃及、肯尼亞，甚至在大洋洲，俄羅斯遠東地區，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他們轉移的特點，主要是利用台灣的“免籤政策”，避開與大陸有司法互助和引渡協議的國家。且當地治安狀況往往很差，對電信詐騙不熟悉，或者打擊力度不夠。經過這第三波“產業轉移”，台灣詐騙集團的業務範圍，終於從島內、大陸，轉為面向日韓、東南亞，乃至全世界。

如今的台灣詐騙集團，已經高度公司化。在海外搭建機房，一次就要投四五十萬人民幣。有詐騙集團，直接住進印尼的豪宅，裏面配游泳池、專車接送，甚至連廚師都帶來了。剛招來成員，底薪就有4到5萬新台幣，相比台灣大學畢業生“22K”的起薪，可謂相當誘人。為了掩人耳目，這些詐騙犯通常二三十個人組團出境，受簽證限制，在外面待三個月就必須返台。之後更換潛伏國家，重操舊業。整個過程宛如旅遊。詐騙集團確實會用這種利用，誘惑甚至誘拐一些年輕人入夥。前面説過，一家公司裏面有“演員組”、“資金組”。到了東南亞，它們就會單飛，各自成立公司，承接多個犯罪團伙的業務。不管是念台詞，還是洗黑錢，都是同樣一批人經手，業務更熟、成本更低。最重要的是，就算破獲這一家公司，也無法將幕後的犯罪團伙連根拔起。

就這樣，電信網絡詐騙產業，起源於台灣省，隨後在空間上，總共完成了三次比較大的轉移，並在這個過程中，規模不斷擴大，發展成為遍佈世界各地、從業人員超百萬、產值超千億的全球性產業。那麼，是什麼因素，造成這種產業轉移呢？

一般來説，產業轉移的動力，來自市場和成本兩個方面。先説市場。電信詐騙要有利可圖，一個前提是：騙的對象手裏要有錢。這個錢，不只是已經獲得的財富，比如説銀行存款，還有可以透支的財富，比如借唄、花唄額度之類的。所以，對於以個人為主要行騙對象的騙子來説，比較理想的市場，一是高儲蓄、高信用的人口，規模比較大，二是有普惠性的金融體系，老百姓轉賬匯款、取錢借錢都比較方便，最好還有金融機構天天短信電話騷擾，千方百計忽悠你借錢。當然，還有一點，就是老百姓都有電話、手機，有辦法可以遠程接觸到。這麼一來，世界上一大半的國家，都被排除在外了。大陸的市場，也是在21世紀之後，才開始達到這個標準，給電信詐騙產業的第一次大轉移，打下了基礎。

再來説成本。電信詐騙的成本，主要可以分為人力成本、行騙成本、違法成本。人力成本好理解，就跟製造業的產業轉移是一樣的，大陸接盤台灣，東南亞接盤大陸，原因都是人工費用的上漲。在電信詐騙團伙中，佔九成的基層人員，比如説我們接到詐騙電話後第一個交談的騙子，需要的文化程度並不高，但還是要具備一些基礎的素養，至少聽説讀寫、敲敲鍵盤的能力要有吧？所以犯罪的組織者，為了招募到更廉價的人手，往往會從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或就業形勢不佳，但基礎教育又比較完善的地方着手。

 所謂詐騙，無論採取什麼樣的形式，核心手段都是要獲得受害者的信任。你説得唾沫橫飛，我心裏一直“呵呵”，這還怎麼玩兒？所以，這行騙成本，主要指的是獲取受害者信任的成本。這裏面，首要的就是語言。語言不通的就不説了，要是説話的“味兒”不對，受害者心裏立刻就會打一個問號。這一口“台灣腔”、三句不離“嚯嚯嚯”的公檢法，你信麼？所以，台灣騙子要開拓大陸市場，就必須要用大陸人，口音還得和劇本對應。同樣道理，要做英美市場的生意，不但話務員的英語要流利，還得帶一股“咖喱味兒”，becaus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usually outsource online customer service to India（因為這些地方的政府和企業，客服都外包給印度了）。 解決了語言關之後，就是技術關了。這技術，也分文理社科。“文”，指的是行騙的話術、劇本。“理”的範圍更廣些，從獲取受害者的隱私信息，到遠程操縱受害者的電子設備、切斷受害者與外界的聯繫等等。前面這些，都要靠對人性的把握，以及對社會系統運行方式的熟悉，來串聯起來，而這，就是社科技術的作用。熟人社會，就是親友救急，生人社會，就是中獎交税。怎樣設計劇本、以假亂真，怎樣用模糊的信息套話，怎樣利用人心、讓人不假思索，都是有講究的。

當然，不同的人，對“騙術”的抵抗能力也不一樣。一個地方，電信詐騙業務開展得越久，民眾的警惕性就越高。台灣省的民眾，被騙得久、騙得多，對“騙術”的抗性，自然是練出來了。大陸呢，沿海地區的老百姓，也長期受到詐騙電話的“洗禮”，政府也開展了許多教育工作，家門口、銀行櫃枱前、手機軟件的彈窗上，到處都是“警方提示”，防騙意識肯定水漲船高。有數據顯示，上海手機用户識破一個詐騙電話平均僅需18.5秒，識別能力居全國第一。就舉我自己的例子吧，我曾經接到一個大學貸款的詐騙電話，聽對方談錢就“秒掛”，耗時不到5秒，結果轉手就接到反詐中心的電話，登記信息，接受教育，耗時10分鐘，隔天派出所民警登門拜訪，再次登記信息，接受教育，耗時半個小時。這種情況下，騙子得手的難度，可想而知。到了這個階段，騙子要麼轉場開發新市場，要麼只能提高詐騙技術，但這麼一來，行騙的成本也上去了，得花大量的錢，招募高端的文理社科人才，培養技術過硬、經驗豐富的基層業務員，才打得穿這層層的“防騙壁壘”。所以，對於電信詐騙這個行業來説，在一個地方發展，往往會經歷這麼一個過程：理想的新市場出現——騙子扎推進入——行騙成本上升——一部分收益率低的低端騙子被擠出市場。這也是騙子們不斷轉移陣地的一個重要原因。

再來説違法成本。“詐騙”的核心目的，是非法佔有受害者的財物。當騙子的，騙到錢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如何一直“非法佔有”這些錢，也就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怎麼不被抓，二，抓了之後，怎樣讓人關不住。電信詐騙產業的轉移，就跟貓抓老鼠差不多，哪裏管得緊，哪裏有嚴打，哪裏就跑一波騙子。反正電信詐騙又不受距離限制，隔着一個大洋，照騙不誤。台灣省加大打擊力度，他們就跑到大陸。大陸規範電信、銀行業務，防治結合，釜底抽薪，他們就跑到國外。等中外警方建立合作，堵上窟窿，他們又跑到了那些政府能力不足，或者還沒建立合作關係的地方，繼續搞業務。光是“跨境”兩個字，就幫騙子解決了一部分“不被抓”的問題，而不同地區、國家之間法律體系的差異，又可以幫騙子解決“關不住”的問題。於是，他們就專挑那些對詐騙犯罪懲罰力度低、執行程序複雜的地方，招募人手，設置窩點。這麼四處流竄，“產業”就轉移了。

最後，得強調一點。我們在説製造業轉移的時候，往往指的是勞動密集型的工廠，而不是背後獲取高額利潤的資本家。所以，電信詐騙產業轉移走的，其實也就是那些末端執行的“詐騙工廠”，上邊的組織者，還是來自最初的那麼幾個地方。而且，就像製造業分出高端、低端一樣，他們的業務也出現了分流，一部分高門檻高利潤，精準詐騙，以質取勝，一部分低門檻低收益，廣泛撒網，走量為主。就拿大陸市場來説吧，近10年來，以我國公民為對象的電信詐騙案件裏面，以大陸人為首腦的“大陸系”案件，佔全部案件的95%，損失佔70%，數量雖大，但個案案值普遍不高。而由台灣籍人士組織的“台灣系”詐騙集團，犯下的案件佔總數的5%，造成的損失卻要佔到30%，個案損失屢創新高，甚至創造出“清華教授被騙1760萬”的業界神話。所以，儘管“大陸系”有本地優勢、數量優勢，又花了20年奮起直追，電信詐騙的“高端市場”，仍然是“台灣系”的天下。

電信詐騙搞了那麼多年，競爭是非常激烈的。那麼，為什麼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台灣系”還能夠獨霸一隅，笑傲天下呢？這就要分析“台灣系”的比較優勢了。首先，當然是先發優勢。前面講了，“台灣系”經過三十年的積澱，已經形成了高度專業化、模塊化、公司化的產業鏈，在行騙效率和違法成本上，要大大超過了大陸這邊的“家族模式”。低端電信詐騙的模式容易復刻，入行門檻其實不高。但要想在行業裏待得久，還想做大做強、朝高端業務擴展，不但要學模式，還要靠資源與渠道的積累。在這方面，“大陸系”雖然還有差距，但是假以時日，未必不能追上。

然而，“台灣系”的另一項優勢，“大陸系”就完全沒得比了，那就是政治環境。在台灣省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民眾可以免籤通行大量國家，洗錢網絡成熟發達，詐騙犯罪量刑輕微，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或新台幣五十萬以下的處罰。對比一下，在大陸，詐騙五十萬元，就是數額特別巨大，最高可判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難怪“大陸系”的騙子，不敢把案值做大，騙人千萬，牢底坐穿吶。

而一旦島內綠營執政，兩岸關係降至低谷，司法上的合作，自然要給政治讓步。騙子們手持台灣“護照”，在全球各地打游擊，方便快捷地洗白賬款，事有不妙時，還能躲回島上避避風頭。就算一不小心在國外被抓了，還有可能在引渡過程中，被台當局“截胡”。2016年4月，肯尼亞警方向中國大陸遣返77名電信詐騙嫌疑人，其中45名來自台灣，結果島內吵翻了天，不分藍綠一致“反陸” ，還要“制裁”肯尼亞以示抗議。同年同月，馬來西亞遣返52名在當地對中國大陸民眾進行電信詐騙的台灣嫌犯，結果在台當局的交涉下，首批20人抵達台灣，在機場僅填寫通知書、接受警方簡短訊問，就全部釋放。馬來西亞隨即把剩下的32人，移交給了大陸。

台灣省如此“天時地利人和”，轉換成競爭力後，在電信詐騙這個領域一騎絕塵，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此次借俄烏衝突，新編劇本，大肆撈金，不過只是常規操作，不值一提。我國這些年來，政府社會通力合作，對電信詐騙層層佈防，但只要兩岸問題依然存在，這道防線上，就始終有一個巨大的漏洞。如今綠營長期執政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對於某些政客來説，只要讓海峽對岸不好過，就是好買賣，至於包庇罪犯，連島上百姓一同坑害，又有什麼問題呢？相比這些枱面上的“巨騙”，底下見不得光的普通騙子，實在是相形見絀。所以，電信詐騙問題要根治，除了提高民眾防騙意識、完善反詐制度、加大對犯罪分子的打擊力度之外，對那些“巨騙”，也必須一網打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