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辛成｜技術民族主義：源流、侷限與前景_風聞

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的對外政策發生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明顯，科技領域競爭意識強烈。學界有研究指出，此類做法是技術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思潮在20世紀短暫勃興之後的再現。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競爭見證了技術民族主義的新形態。與20世紀相比，當下美國的保護主義舉措以文化對抗為前哨，2020年提出“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能”阻撓中歐在人工智能領域合作即為一例。事實上，人工智能在美國的發展歷程與各種控制性技術和文化的變遷緊密相關，美式人工智能的道德優越論無法自圓其説。中國應審慎對待國內外技術民族主義思潮，它既不反映中國的經濟現實，也違背全球技術發展大勢。

目前，各類研究聚焦美國具體施政舉措的居多，雖提及種族優越感和民粹化趨向，但是對技術民族主義的謬誤本質及其對中國的影響闡釋尚不充分。本研究旨在從技術民族主義的概念源流出發，揭示其所包含的雙重標準：對於西方國家，技術民族主義掩蓋了技術發展與民族文化相互構建的動態過程，迴避了西方技術中價值負載的一面；對於非西方國家，技術民族主義包含了歧視性前提，強化技術與文化的對立，容易形成內遇保守、外遭孤立的不利輿論，從而抑制制度性開放。

技術民族主義的源流

技術民族主義一詞最早用於形容美國1980年代的政策轉折。1987年，哈佛大學教授、後來擔任克林頓政府勞動部部長的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在《大西洋月刊》發表的文章中最早提出這一概念。彼時美日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美國收緊了諸多合作項目，調整科技共享方式，確保自己在關鍵領域的領先地位不被超越，萊克將這一現象稱為技術民族主義對技術全球主義（techno-globalism）的挑戰。

美國技術民族主義早期形態在政策層面具體包括：第一，限制從日本進口某些產品，如不允許日本中外製藥株式會社（Chugai Pharmaceutical）對美出口基因合成激素，以避免其對美國安進公司（Amgen）等本土生物科技企業造成衝擊；第二，阻撓日本企業兼併美國企業，尤其是被認為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如1986年美國政府阻止富士通購買半導體業界傳奇仙童公司，以防日產芯片在美國軍用芯片中佔比進一步提高；第三，限制外國人蔘加美國科技會議；第四，阻止日資流入美國大學，如1987年美國政府阻止日本國資的研發公司對洛克菲勒大學的基礎科研項目進行資助；第五，阻止美國國資科研項目使用日產裝備等。

**技術民族主義的目標在於糾正美方眼中不對等的科技情報流動，建立有利於美國的新框架、新機制。**在基礎科研領域，大量日本留學生在美國高校學習，他們能夠快速獲得前沿知識，但是美國卻沒有對等的信息窗口，因為日本研發的“主戰場”是私營部門，高達80%的研發是由企業完成的。美國遂向日本政府施壓，以通商產業部主導的公私合營項目為切口，要求日本方面分享更多行業科技知識。在軍工領域，1988年美日曾協定共同開發戰鬥機支持實驗系統FSX。該系統以美國戰鬥機為藍本，美國軍方交由日方設計飛行和武器系統，並允許成果服務於日方，最終由兩國共享新技術。該決策有日方過度受惠之嫌，在國會遭到強烈反對，幾經修正，確保日方必須分階段共享，並最終完全共享相關科技進展之後，才勉強得以通過。

此後學界湧現了一批用技術民族主義探索非西方國家科技發展的研究，技術民族主義的內涵隨之發生變化。非西方國家是如何依託民族主義思潮與情緒形成有別於西方的發展路徑、建制形態和科技成果的，這些成果又是如何影響民族文化的，這些問題成為技術民族主義關注的焦點。例如，兩伊戰爭時期，伊朗在幹細胞研究和療法方面的科技成果被伊朗視為最大的“民族光榮”，伊朗人找到了保持宗教傳統與擁抱科技發展的平衡點，自我期許與國際形象都得到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從強調富國強軍轉為側重消費型科技，日本人隨之將民族自豪感置於日常空間之內，購買和使用日本產的家用電器成為民族主義最好的世俗表達。21世紀初，韓國、中國和印度在完成一定的財富積累後，也逐漸借力本土人才和海外僑胞中的科研力量，試圖擺脱對西方科技的過度依賴，謀求科技領域的自給自足。

21世紀以來，技術民族主義的內涵持續拓展。它不再單指民族主義驅動的增長模式，而是指向國家對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廣泛干預；不再限於科學技術領域的競爭，而是包含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等一系列需要依賴新技術賦能的綜合考量；不再指具體政策舉措，而是轉向抽象的大國競爭。技術民族主義的泛用促使一些學者細化了這一概念，如意大利學者蒙特雷索（Sandro Montresor）辨析了諸多相關概念，着重區分了技術民族主義概念下的技術國家主義（techno-statism）和技術民族性（techno-nationality），認為後者強調文化和民族的社羣性對技術的影響，前者則指國家作為制度制定和政策實施的主體的行為。韓禮士基金會2020年8月撰寫的報告中，將技術民族主義定義為：將技術創新、科技企業與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直接關聯的重商主義行為。但這些新提法的生命力都不如包含了民族主義內涵的最初版本。

技術民族主義的侷限

**技術民族主義的“一詞兩用”暴露了這一概念的內在矛盾。**一方面，用這一概念描述非西方國家在科技領域謀求獨立的舉措是妥帖的，因為科技自強與20世紀中葉的反殖民運動有相似之處。但另一方面，不同用途使技術民族主義具有了兩種相反的意涵：萊克所説的技術民族主義批評美國為維護本國利益干擾經濟與科技的全球交流，帶有消極意味；描述第三世界國家的技術民族主義則凸顯了它們獨立於西方的意志與能力，帶有積極意味。技術民族主義對技術和民族文化強調的不一致，顯示出其背後的雙重標準，這一隱含的歧視性前提看似鼓舞非西方國家的科技事業，實則對這些國家不利。

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技術成就引發世界關注，中國的發展模式不止一次被冠以“技術民族主義”之名。21世紀初，中國在電子通信領域快速成長，2004年推出屬於自己的無線通信協議標準WAPI，意在維護信息主權，區別於通行的WiFi標準。用是否利用政策“加強國內企業對國外對手的競爭力”來衡量，這種做法確實符合一些學者對技術民族主義的定義，但這也同時暗指非西方國家提出秩序標準制定是反常之舉，實屬不公。在可再生能源領域，中國利用多種政策工具，兼顧市場開放與政府調控，形成了一套務實作法，成功吸引海外直接投資，並且快速實現技術本土化。在2004年，中國安裝的風力發電機四分之三來自國外；到2010年，該領域國產公司市場份額已達到85%。然而，一些學者僅從政府發佈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等文件中對可再生能源的重視，片面誇大自上而下的決定作用，忽視企業和市場的活力，以“技術民族主義”草率定論顯然是欠妥的。近年，中國5G技術的發展和通信標準的推動也引發了學界關注，論調與當年近似。總體上，非西方國家一旦表現出制定規則的意願，便會被指施行“技術民族主義”，而在標準制定方面擁有壓倒性話語權的西方國家卻總能免於這樣的輿論之爭，這反映出了技術民族主義前提中的雙重標準問題。

**技術民族主義之所以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關鍵在於對待西方和非西方國家技術與文化的不同方式。**技術和文化孰先孰後本應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難題，但技術民族主義卻以雙重標準差別對待：技術先發國家無需民族主義便可達到發達狀態，因此技術是先於文化的；技術後進國必須通過民族主義才能趨近同等狀態，因此文化是先於技術的。譬如，美國靠技術民族主義遏制日本是政策性的，無涉文化；日本戰後靠技術民族主義自強卻是民族性、文化性的，技術不過是手段。技術發達和民族主義孰為主孰為輔，在西方與非西方國家顯著不同，其立論之本在於：選取技術和文化相對分離且關係相對明晰的特定歷史時期，以偏概全，強化刻板印象，對技術與文化在西方國家的複雜關係則避而不談。

**技術民族主義侷限性的根源在於認為民族國家是生成、應用、傳播技術的唯一主體。**經濟史學家埃傑頓（David Edgerton）指出，這一概念認為技術創新是以國家作為主體的行為，因為國家有充足的研發預算，國家能更便捷地推廣和使用科技。當今世界普遍以民族國家為形態的政治現實又加劇了民族文化屬性與科技的強行關聯，使技術得失變化為文化議題。具體表現有三。**一是將技術發展歸功於文化特性。**例如，20世紀前葉飛行技術方興未艾，歐洲各國都試圖從本民族的文化審美或身心特點中尋找適合發展該技術的文化基礎。法國人的浪漫，德國人的雄壯，英國人的務實，皆能為各自所用。**二是將技術瓶頸歸咎於文化缺陷。**用民族或國民屬性解釋本國為何無法達到他國的科技成就，二戰時期的德意和1980年代的日本就被某些人認為是因為某種民族稟賦才擁有強大的科技實力。**三是以技術成就作為節點的歷史書寫方式進一步鞏固了技術與民族國家緊密掛鈎的認知，卻往往忽視當時世界其他國家在同一技術領域通常也有優異表現。**這種敍事排他性極強，這是以迴避不利證據為代價的。

**事實上，技術連接世界的方式未必總是以國別論，真實的行動者網絡遠比國界複雜。**貝隆治下的阿根廷便是一例。“箭頭號”國產噴氣式戰鬥機於1947年完成首飛，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飛機名字“Pulqui”來自本地土著語言，但首席工程師卻是一名法國工程師。1949年以後，我國採用“兩條腿走路”的技術策略。其一是以城市為基地的大型工廠，生產模式和成品機型在技術、設計、管理等各方面受蘇聯影響；其二是供求和運營都基於當地的小型工廠，化肥、農機、水泥等皆由這類單位生產。截至1971年，60%的化肥生產、50%的水泥生產、16%的水力發電皆由這類單位承擔。可見，一國工業成就中最具民族自豪感的內容離不開外來技術的幫助，而真正基於本土的貢獻卻往往不見於歷史。

相比將技術與文化分割兩立，研究觀察兩者關聯過程中的物化體現似乎更具説服力。西門弗雷澤大學的利普西（Richard G. Lipsey）在對技術與全球化的論述中，緊緊圍繞與交通成本有關的幾項技術展開，從全球物流基礎設施的角度論述經濟全球化的成因與前景，遠比20世紀技術全球主義者對“地球村”的懵懂暢想要令人信服。英國維多利亞大學的莫斯克（Carl Mosk）也關注基礎設施，他指出民族主義的興起離不開對三種基礎設施的投資：人力資本的強化，包括教育、公共衞生等；實體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電網、水力發電工程、公路鐵路、港口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中央銀行、股權市場等。這些基礎設施能極大促進各生產要素髮展，快速提高整體生產力，覆蓋民族國家的運營成本。莫斯克進而指出，工業化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因果關聯，而是取決於三類基礎設施的搭建狀況：在一些國家，如英國和日本，這兩者是攜手並進的，是串聯關係；在一些國家，如中國，則是民族主義在先，全面工業化在後；也有一些國家，如南斯拉夫，工業化並不算失敗，但是作為民族國家卻遭遇瓦解。這證明技術發達與民族主義之間不是線性的因果關係，更不是簡化的先後關係。

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提到，截至20世紀末，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界線已經成為一種全球共識，這種區分與區別不但令文化間的歧視成為可能，也使我們意識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的建構。在一切由一國一族所定義的文化當中，都包含了對主權、教化、主導等意識的激發。所以儘管文化不免包含外來成分與各種不同面向，但它卻常呈現單向的、單一的、自發的樣貌。文化並非鐵板一塊，針對技術的研究本應是對於文化和民族主義研究的有益補充，因為它展示了更多利益主體以多元行業邏輯行動的複雜過程，然而技術民族主義卻只關注國家，將技術成果與其社會歷史背景分離對立。當年WAPI一例中，中國的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受國內外電信電腦行業和境內外投資人等多種利益掣肘，政府權威縱使強大，本土創新初期也無法以主動隔斷世界通行技術標準為代價。可見，技術民族主義註定無法反映技術在一國之內和國家之間發展傳播的真實情況。

技術民族主義的當代形態

（一）技術民族主義的新特徵：以文化對抗為前哨

今日再現於美國的技術民族主義思潮與過去有所不同。有學者認為，其對當前世界經濟科技格局諸多錯誤的判斷是關鍵，包括：以零和思維看待當代科技博弈，拒絕承認各國技術互相依存、互相補充的全球化現實；仍將新興市場國家視為落後者，而非貢獻者，儘管中國的專利申請數量已連年位居世界第一，新興市場中形成的運營模式和創新發明等被跨國公司反向應用於發達國家也屢見不鮮；認定中國等國家是依靠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忽略這些國傢俬營部門對經濟體量、活力和就業率的貢獻；認為在跨國公司貿易中目標國比本國受益更多；容易低估保護主義措施對雙邊貿易關係和各自企業的影響，尤其是那些對全球技術供應鏈和目標國市場高度依賴的國際企業。

**本研究認為，當代技術民族主義之新，在於西方國家對技術與文化關係的使用方法。**以人工智能為例，2020年1月7日，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發佈《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能——我們不必在自由和科技之間二選一》一文，稱美國會確保新興科技體現美國自由和人權價值觀。“美國人工智能計劃”包括由政府引導私企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技術和倫理挑戰，確保公眾參與，限制過度管制。美國希望歐洲效法美國，在七國集團和經合組織的框架下展開合作，暗示歐洲應同中國保持距離，稱只有“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能”才是尊重自由、值得信任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20世紀美日競爭白熱化之時，美國對日本仍偏重政策層面操作，並未在價值道德等文化領域進行敵我對立。上文提到的FSX風波之後，美日之間的國防科技合作反而深化。這是因為日本在地緣政治上長期追隨美國，政體方面相對同質，而中國各方面的他者性都更強。

**技術民族主義的新特徵在於以文化對抗為前哨，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實。**如前所述，所謂“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能”也是選取特定歷史時段觀察的結論，不過不同於此前西方重技術輕文化的自我認知，此次美國強調的是文化的優先性和優越性。這是因為美國在信息技術方面可以仰仗其過往成就，將20世紀末的文化紅利延續到當下，以價值觀為着力點實施排他性政策。所謂人工智能的“美國價值觀”是以20世紀末信息技術的價值觀為參照的，在當代技術民族主義思潮的作用下，這些階段性特徵被提升為本質，進而將人工智能與虛構的、恆定的“美國性”（Americanness）掛鈎。

**事實上，技術發展與民族文化的相互構建是漫長且不斷變化的，是富有動態的進程。**它既不是非歷史的，也不是恆定的，更不是註定以某種民族文化特性為起點或終點的。以美國的信息技術為例，它就是技術發展與民族文化長期相互作用的產物。自進入蒸汽時代以來，工具在速度、效能和複雜度上的質的提升迫使人們採集更多信息對其加以控制，電報、郵票、紙幣、打字機、打卡機等皆是服務於協調管理新生產業與觀念，這些1980年代以後出現的信息處理手段的變革，被稱為“控制革命”。這些做法滲透生活諸多方面，出現了對效率、精準與速度持續不斷的廣泛追捧——本研究稱之為“控制文化”。控制文化是現代信息技術誕生必需的社會條件，信息技術的完善又反過來強化對更精準控制的追求，人工智能便是誕生於這樣動態的雙向塑造之中。

（二）“恆定的美國性”的謬誤：以信息技術為例

**“美國性”之所以呈現出恆定的文化面貌，以至於可賦予人工智能以德性，是片段截取技術發展的結果。**這種人為構建脱離歷史事實，也違背信息技術帶有強烈控制性的本質特徵。將信息技術在美國的發展完整看待，細緻考察其與控制文化之間的相互塑造，“恆定的美國性”的幻想源頭便可自明。

美國信息技術的淵源可追溯到美國南北戰爭前後，其本質是對勞動信息的控制手法。製造步槍的軍工行業是控制文化的早期實踐者，戰後其他機械製造業跟進。例如，戰前麥考密克農具廠每年都會對收割機的設計略作改動，“推陳出新”迎合特定需求。戰後南北市場統一，膨脹的需求倒逼農具生產規模升級，迫使製造商摒棄重營銷不重生產的“歐洲模式”。1880年夏，隨着具有兵工廠背景的新管理人進駐，該公司記錄中首次出現“量規”（gauges）一詞，標準化生產開始萌芽。19世紀末，一些大型公司開始將業務流程置於單一組織架構下，依靠規模效應降本增效。信息中樞化後，只有頂層管理者才掌握能將公司看作一個整體的數據信息。這樣的信息機制使得垂直整合成為必然，因為對於穩定信息的渴望會激勵企業吞併上下游企業，以保障行業數據長期可見、可得、可控。

**控制文化在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中滲入主流觀念。**有學者指出，美國之所以產生了較之歐洲更為加速式的社會文化，是因為美國對土地、交通、信息、時間和生產的認知普遍趨向標準化，土地以條塊的樣式租售分明，時間因鐵路沿線時刻表的統一需求而趨於同一，標準化生產亦然。到《科學管理原理》問世的1911年，泰勒已經可以大膽道出：新興的管理學説不僅適用於企業，也可用於家庭、農場、教會、慈善組織、大學，甚至政府部門。

**控制文化在冷戰軍事對峙中的主導地位反過來促進了20世紀下半葉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於人機協作要求的提高促進了計算機作為運算和記憶中樞的發展，美國科學家於1949年起開始構思營建計算機雷達防空系統，意在協調全美多地雷達與防空火力，自動攔截蘇聯的空中核打擊。系統中“大腦”的研發被稱為“旋風計劃”。旋風計劃催生了磁芯存儲器MCM，製成了首台具有實時控制能力的計算機。科技史學者愛德華茲（Paul N. Edwards）指出，戰後美國形成了冷戰期間特有的“閉合世界”文化，它追求對控制範圍內一切信息的數據化和可計算化，追求將計算機的數據處理能力融入裝備行動和決策過程，徹底剔除人機整合中人所帶有的不確定性和非理性，構造絕對的、自動的、理性的系統。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上“人工智能”的提出正是這一時期信息技術和控制文化融合的見證之一。

信息技術短暫擺脱控制文化出現在1980年代，這是由三個歷史條件共同促成的。**第一，信息烏托邦理念。**美國西海岸是軍用半導體和微波管的主要生產商，二戰後產能過剩，流入民間的電子元件催生了一批利用它們組裝無線電的興趣團體。出於對控制文化及其軍事應用的不滿，加之當時“反文化運動”影響，這股民間力量在西岸推廣新社羣主義（new communalism），主張用新科技實現自給自足，遠離政府和戰爭。**第二，經濟全球化蓬勃發展。**企業主動放棄垂直整合，尋求立足更細分的市場，憑藉集裝箱技術的發展，在全球重新佈局產業鏈，新自由主義進入高潮。**第三，信息技術的營銷需要。**個人電腦於1980年代中期走向商業化，標準化的生產流程和視窗系統的直觀性為個人電腦降本增效，企業推廣細分產品，加強了消費端的選擇自由。上網衝浪超越物理限制和國別邊界，愈發強化了關於自由的體驗。

所謂“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能”基本參照的是這一時期的技術—文化關係，但是歸根結底，20世紀末信息技術的個人化是階段性的商業現象，並非對控制文化的摒棄。從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至今，控制文化又再度走高，反中樞化意識銷蝕殆盡，用户端的自由主義逐漸庸俗化。**首先，網購和視頻平台深度學習用户習慣，製造巨大黏性。**個體不再反抗來自中樞化管理的威脅，新社羣主義自給自足的價值觀被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取代。**其次，個人電子設備市場趨於飽和，嚴控成本再度成為爭奪市場的有效工具，垂直整合抬頭。**以蘋果公司為例，近年來市場飽和，為了實現手機30~50美元的降價，蘋果公司不願再支付高通每年45億美元的專利授權費，轉向內部研發。這一動作引發雙方在中德兩國的訴訟戰，雖於2019年4月和解，但是2020年蘋果公司已有能力推出自研芯片。最後，在非民用領域，控制文化借國家安全之名更是無所忌憚。《美國愛國者法案》為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監控大開綠燈，對象分佈於美國境內外，數以百萬計。以2013年3月8日起的一個月時間為例，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全球入侵行動科（Global Access Operation）就從美國電信系統的30億次電話通話和電子郵件中採集信息。“稜鏡計劃”（PRISM）披露，大型企業如谷歌、蘋果、微軟等皆被要求提供用户數據信息。

美國的人工智能技術雖然是自由主義觀念的繼承者，但其機制架構卻更接近20世紀初的傳統行業寡頭。無論是專家系統還是聯結主義，人工智能在現階段都離不開海量數據的“給養”，信息的商品化為人工智能提供了學習素材和操練平台。人工智能在服務於其對象的同時，滿足其自身對數據的無盡渴望，將其學習和服務的對象推向思維、行為模式的極端，造成異化的商品化自由。垂直整合後的科技公司確保了數據供給的穩定性，其所使用的硬件架構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控制文化色彩，儘管器件與器件之間連接方式往往被“雲端” “無線”等虛擬手段遮蔽起來，但使用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形成中樞決策者與操控者。

**可見，技術民族主義抽象出的“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能”，早已沒有技術基礎。**美國的信息技術始終與控制文化相互糾纏，只有將其階段性特徵，亦即20世紀末個人電腦普及初期時的特點誇大為恆定的、內在的技術屬性和民族品性，才能實現人工智能的“德性”與所謂“美國性”的對接。美國在技術領域以文化搭台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既體現了技術民族主義當代形態戰略層次的多樣性，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人工智能行業在一些領域已經成為美企有力的競爭者。畢竟只有在商用潛力齊平的情況下，區分技術的文化屬性才有意義。技術民族主義暗潮洶湧，中國業界不應為之所動，仍當專注技術，並打造不限於民族性的文化形象。

技術民族主義的前景：以人工智能為例

中國的民族主義誕生於民族存亡之際，新文化運動引入了“賽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兩彈一星”及其他自力更生的工業科技成就為中國式技術民族主義提供了敍述藍本。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起步離不開僑居在日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地的海外華人的資本和技術輸入，這賦予了技術發展以更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當代中國在航空航天領域的巨大成功以及一系列“大國重器”的出現，也令技術民族主義情緒持續高漲。其表現之一便是學界熱衷於從文化上“內化”新技術的發展。在人工智能方面，已有學者指出機器人倫理與儒家倫理具有共通性，儒家價值觀對人工智能當起到引領作用，弱人工智能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的加劇需要靠儒家之治加以挽救，等等。此類研究不重視技術應用的具體場景，對傳統價值觀念和當代信息技術皆泛化處理，無意中強調了文化先於技術的刻板印象，恰恰落入了技術民族主義暗含的西方中心論陷阱。

在未來，“技術”將會比“民族主義”更深刻地決定技術民族主義思潮的走向。若破除人造的文化藩籬，不難發現技術的前景無關乎它自身之外的某種民族德性，而是更多地由其本身的技術基礎和行業特徵所決定。譬如，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當前人工智能的技術水平和應用場景都已造成兩大國際難題：歸責問題和寡頭問題。以無人機為例，美國軍方已多次明確表達對無人機人工智能的能力定位：不懼干擾，在零通訊情況下使用自帶計算機進行戰鬥決策。針對機器人殺傷歸責問題，美國國防部發布了“人工智能原則宣言”，提出五原則：負責、平等、可追溯、可靠、可治理，其落實效果仍有待考察。至於寡頭問題，2018年春，臉書深陷境外勢力滲透其平台干涉美國選舉的醜聞，扎克伯格在國會聽證會上提到人工智能十數次，將許多説不清道不明的技術倫理問題一併用人工智能開脱。當被問及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和算法的構建方式時，扎克伯格避重就輕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有專門團隊負責該問題。可見要求以數據盈利的公司確保算法透明，公開數據去向接受持續監督，是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

**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面臨與美國相似的挑戰。**雖然沒有經歷信息技術和控制文化的長期薰陶，但中國自有獨特的治理傳統與文化觀念，中樞化信息採集鮮有阻力。互聯網企業受惠於此，經歷野蠻生長，數據秩序缺失，隱私安全堪憂。監管不足也導致業內馬太效應突出，後發企業難望寡頭項背。中國於2019年6月發佈《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發展負責任的人工智能》，同年8月又發佈《人工智能行業自律公約》，展現出政企兩界對健康行業生態的共同嚮往，對人工智能提出了更以人為本的行業倫理以及安全可控透明可釋的數據要求。可見如何規範行業巨頭，如何保障信息技術健康發展，如何提升民眾的數字福祉，在這些問題上中美面臨的問題是相通的，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

**此外，人工智能需要大量數據“餵養”才能實現智能的技術現實，這也決定了世界人工智能發展離不開中國的參與。**中國智能手機、移動支付、互聯網金融等皆已走在世界前沿，形成了獨一無二的行業生態。人工智能的應用是如此之廣，以至於日常生活中科技區隔與數據歧視屢見不鮮，不少老年人因無法跟上今日信息經濟生態的節奏而遭到不公不善的對待。這些“中國式”場景和問題並不會只限於中國，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海外發展將為全球同行提供寶貴經驗。

**國內輿論應當防止偏激的技術民族主義情緒，以免影響制度性開放的國家戰略。**21世紀初，中國試圖制定WAPI標準時受挫，當時已有人提出應以變通為主，除涉及安全的特殊技術問題之外，儘可能採取廣泛的國際合作，摒棄以國別劃分敵我的思維，尋求有技術實力的國際公司進行合作，以分化國際壟斷勢力。今日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背靠廣博的消費市場，應積極探索民間應用場景，激發多元化的數字利益，牽制信息技術內在的中樞化傾向，以致力於全球共同繁榮的健康面貌積極出海。行業共同體的形成不應拘泥於國界，人工智能的未來需要中美兩國政府、行業、人才摒棄成見，尋求共識，共同助力。

結論

技術民族主義這一概念源於20世紀末美國在科技領域對日本的壓制，後用於描述非西方國家以民族主義驅動的科技發展道路。這一概念在前提上包含了雙重標準：面向西方國家時迴避技術與文化相互塑造的複雜過程，面向非西方國家時則呈現技術與文化的對立。美國以文化對抗為名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實，是技術民族主義最新形態。恆定的“美國性”的塑造帶有政治目的，以偏概全選擇史料，不能反映技術與文化發展的真實脈絡。本研究回顧了信息技術與控制文化在美國的發展史，指出“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能”一説在今日技術語境下是無法成立的。

**當今世界應多以技術問題尋求共識，而非以民族文化區別彼此。**人工智能領域歸責和寡頭難題不分國界，中國的行業生態能為人工智能的全球發展提供獨特經驗，這些都説明中美在管控企業數據壟斷、提升民眾數字福祉方面，有很多共同關切和對話空間。在技術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當下，中國應避免在文化層面被定義，更不應主動呼應保守主義和保護主義，走上故步自封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