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學者痛陳: “若非4個誤國神話, 烏克蘭何以淪落至此?” | 文化縱橫_風聞

Yuliya Yurchenko

​ Ahsen & Tsuchi (譯)

【導讀】俄烏衝突仍在繼續。與生俱來的地緣政治“軟肋”，通常被視作烏克蘭悲劇命運的決定性因素。作為“文明衝突”的“斷裂帶”，“東烏克蘭”和“西烏克蘭”不可避免的對立和分裂，幾乎成為一種分析定式。本文從烏克蘭知識界的內部視角出發，分析了危機在烏克蘭國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起源。烏克蘭政治經濟學家尤利婭·尤爾申科認為，“兩個烏克蘭”的神話恰恰是促成如今局面的罪魁禍首，它和另外三個神話——轉型神話、民主神話、“他者”神話——共同塑造了後蘇聯時期烏克蘭的現實，諷刺的是，這些神話之所以是神話，正是因為它們完全是由國內寡頭和國外資本共同建構出來的，目的是進一步推進烏克蘭的新自由主義金融化並維持寡頭們的“盜賊統治”。

**第一個神話是轉型神話。**國際金融機構在新自由主義專家指導下開出市場化的“轉型”藥方，烏克蘭轉型期出現的大量經濟問題和政治危機正是這套藥方的產物。**第二個是民主神話，**即轉型必定帶來民主，但由於轉型而成的政治制度仍由舊官僚掌權，僅換了“民主”外表，民主徹底淪為不同寡頭集團的競爭統治。第三個是“兩個烏克蘭”神話，統治集團通過“信息戰”對操控選民，把烏克蘭撕裂成兩個對立陣營，被編造出來的意識形態、種族或語言衝突遮蔽了真正衝突：外國和國內資本之間，寡頭、歐盟、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鬥爭。**第四個是“他者”神話，**即通過俄羅斯/俄羅斯人的“他者化”來建構烏克蘭的民族身份，從而塑造出一個二分的、排他的、想象的民族共同體。 

外部危機的發酵，往往在內部預先埋下根源。作者認為，**烏克蘭的悲劇在於，從一開始，它的國家生成（nation-birthing）方式就出了問題。國內統治階級與國外資本，都從撕裂的社會和衝突中汲取政治經濟利益。**相關國家為和平而妥協的進程，只是烏克蘭恢復與重建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一場真正的內部改革。

**本文編譯自《烏克蘭與資本帝國：從市場化到武裝衝突》（Ukraine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 2018），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烏克蘭與資本帝國：

從市場化到武裝衝突

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已過去三年（注：指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烏克蘭正處於又一次革命（Maiden）邊緣。在國內武裝衝突、腐敗的國家行政機構以及沉重的債務負擔作用下，烏克蘭經濟癱瘓，幾乎沒有復甦跡象，同時，貸款還在增加，結構性調整要求越來越嚴格（譯註：指國際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時附帶的結構性改革要求）。人民的生活水平、貧困和不平等處於迄今為止最糟糕的水平。市場轉型改革的錯誤藥方、貸款資金的不良管理和盜賊統治集團（kleptocratic）**的貪腐加深了有毒的債務依賴，並使之成為俄羅斯與美國/歐盟之間新的地緣政治對抗的操縱工具。**歐盟與烏克蘭自貿協定（DCFTA）談判中的債務地緣政治使烏克蘭失去了殘存的事實主權，讓穩定的地緣政治秩序變得越來越不可能。

烏克蘭困在具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威權新自由主義盜賊統治中。歐-烏自貿協定的進一步實施意味着更緊縮、更不平等、更私有化以及更弱的醫保、育兒、教育、食品等日常社會再生產支持機制。債務已成為烏克蘭外交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工具。2013/2014 年後外債依賴極端情況已經成功侵蝕了烏克蘭的主權，烏克蘭的主權現在僅靠右翼分子所注入的“愛國主義”危險言論來維繫，而這種情緒又被用來抵制一切對這個寡頭王國的批評之聲。

▲ 烏克蘭外債攀升的情況。圖源：ft

2014年的衝突並非開始於基輔的子彈。普京的野心、紐蘭泄露的電報、拜登的訪問、麥凱恩和季莫申科的不合時宜的北約言論等，都沒有足夠力量轉化為武裝衝突。衝突的真正起源是醖釀25年之久的不滿情緒，這些不滿情緒被後蘇聯時代的一系列危險神話所攪動。這些神話的發明者不願承認烏克蘭的社會或經濟現實，但他們卻成為那批有權塑造烏克蘭未來的人。在這本書中，我表明，烏克蘭之所以墮落至此，根源在於一系列病態的神話被當成真實生活中政治經濟轉型的基礎。

所有神話都是人們出於特定目的而建構和維繫的產物。自 1991 年以來，塑造烏克蘭轉型神話的根本目的和效果，是確保跨國資本帝國的擴張。正是這一複雜過程產生的社會影響，使民間對抗和武裝衝突成為可能。

烏克蘭的四個主要神話構成了其後蘇聯現實的基礎，並讓新自由主義盜賊統治政權得以勉強維持生存：**（1）轉型的神話，（2）民主的神話，（3）兩個烏克蘭的神話，以及（4）“他者”（the Other）的神話。**這四個神話互相補充、善於變形，它們通過統治集團的情境工具適應和權力轉移隨着時間而變化。儘管發生了2004年和 2013-2014 年的抗議，該政權沒有受到挑戰，僅僅是一些代理人被趕下台罷了。因此，具體代理人的重新洗牌變得不那麼重要，即使仍然相關。四個神話共同構成了正在進行的新自由主義金融化的支柱。

▍轉型的神話

總體而言，轉型神話是一個貫穿資本主義帝國擴張邏輯的神話。（後）蘇聯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以及世貿組織的關係不僅開出了破壞性的政策藥方，而且還產生了定義這些政策的霸權話語。這些藥方以市場化為前提，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霸權信念中的對錯標準為參照，他們認為有必要幫助新獨立的國家走上基於自由市場模式的社會進化的“正確道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一文，是這種歷史必然性意識最著名（或聲名狼藉）和最有影響力的表現之一，併成為冷戰後新獨立國家的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不僅是）冷戰的終結或者戰後的特殊過渡時期，而是歷史的終結本身：即人類意識形態的演進終點和西方自由民主作為終極人類政府形式的普遍實現。”

在這個願景中，除了作為國家形式的“自由民主”、作為經濟體系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市場以及作為社會意識模型的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沒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的空間。

1990年1月13日，哈佛大學的傑弗裏·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上發表一篇題為“要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的文章，根據彼得·高恩（Peter Gowan）的説法，這篇文章是上面那套轉型論述的開山鼻祖。高恩解釋道，薩克斯認為“白人”肩負這樣的重任：“創造出一種國際環境，在這個環境中，薩克斯提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成為一切國家追求的唯一合理的國內政策。”薩克斯在一系列講座中積極推廣他的建議，這些講座後來成為“轉型的經濟理論”的一部分。它們很快得到英美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並被輸出到後蘇聯空間。

受薩克斯啓發的“休克療法”所帶來的經濟動盪在全球各地隨處可見。薩克斯思想的高漲是一個栩栩如生的例子：抽象理論的內在危險經由市場神話般的迷戀助推和粗心大意的應用而變成現實。高恩説：“薩克斯堅定地致力於一個全球化、統一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願景，他認為這將造福全人類。通過參與東歐地區轉型過程中的政策制定，他看看到了推進這一願景的機會。像所有嚴格的政策一樣，他的政策包含一個在既定背景下、受既定約束和激勵限制的相關行為者及其互動方式的模型。”

這種方法具有巨大誤導性，儘管它承認了“約束和激勵”的存在。**首先，政治經濟現實比模型預設的要複雜得多，因為除了社會經濟因素之外，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等政治形式也很重要。這意味着改革過程必將產生多種負面後果。其次，該模型預設首先必須向新自由主義市場資本主義過渡，並且它是後蘇聯國家的唯一選擇；而我們卻找不到把它奉為金科玉律的理由。第三，向某種生產和社會再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或其他方式）“轉型”的過程本身充滿目的論色彩，向市場過渡的目的論崇拜一個虛構的對象，即自由市場，**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沒有證據表明“自由市場”確實存在或者能有效運行。過渡論不承認其政策藥方中的許多不足和侷限，而是傲慢地假設“轉型”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早在1990年就批判了薩克斯這套轉型經濟學立場（這也是主張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立場）所表現出的傲慢：第一，新興國家並沒有因為資本主義而拒絕共產主義（因此不需要幫它們建設“資本主義”）；第二，後蘇聯空間現有的社會制度應得到尊重，新制度應通過開放、辯論和妥協來實現。

1991年，為援助後蘇聯空間的“轉型”，歐盟組建了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從一開始選擇的經濟戰略就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化，對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來説，“提升私營部門的作用，使之成為自由和開放的市場經濟的關鍵角色，對民主轉型過程來説至關重要。”作為唯一一個“轉型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對轉型的支持重點是“通過首要在私營部門的項目融資來促進轉型”，並側重於“建立支持市場經濟、展示和促進市場化技能和良好的商業實踐所必需的機構制度”。服務於有所區別但相輔相成的目的，這三個國際金融機構自此成為市場化政策實施的主要工具。烏克蘭隨後出現大量經濟問題和政治危機，但未能擺脱“市場轉型”的教條。**相反，新自由主義正以捲土重來的熱忱被推向貧困社會。**轉型不僅侷限於經濟改革，同時也包括民主制度的植入，這構成了烏克蘭的第二個神話。

▍民主的神話

民主的神話與轉型的神話密不可分，因為根據新自由主義的正統觀念，哪裏有市場，哪裏就有民主，有企業和個人的自由。在一個私人利益優先於公共利益的政體中能有效進行民主統治，這是一個更隱蔽但更有韌性的神話，它讓威權新自由主義得以生存和傳播。由於轉型而產生的政治制度根本上是不民主的，不僅因為它們的形態不僅是外部強加給社會的，而且因為這種形態，即跨國國家（transnational state）**本身就以失去對其運行的民主控制為前提。在這種情況下談論民主無異於天方夜譚。**我們看到的是烏克蘭新自由主義盜賊統治（kleptocracy）的制度化，選民在政治和經濟上失權的同時，政治話語在意識形態上也變得空心化。

1991年後幹部階層的水平幾乎沒有發生質的變化。舊官僚仍在掌權。**他們和那些由罪犯變成的寡頭集團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權力爭奪，既維持民主的外表，又使得政治秩序變得不穩定，乃至達到暴亂和軍事衝突的程度。**烏克蘭政治權力的被剝奪體現在代表性危機中，它源於烏克蘭政黨計劃和政治的宣言性質引發的政客普遍不受信任和選民冷漠。統治者通過賄賂選民來“解決”這個問題，在經濟匱乏的情況下，賄賂相對便宜且容易實現。**此外，潛在選民的支持通常是通過“信息戰”贏得的，這成為選舉結果的決定性因素。流通的信息量是有限的，這就造成了信息真空。**以這種方式，“嚴肅的政治、經濟信息因為不符合親建制派的觀點，被從多元化、西式的和光鮮的景觀中刪除，由此創造了一個旨在剝奪社會的權力並使其意識模糊的虛擬現實。烏克蘭許多人稱這為“zombuvannya lyudej”——使人們變成殭屍。政治權力的獲取和維護，是通過“從蘇聯時代繼承來的操縱技術”而實現的，這種技術未能發展為成熟的“異議政治”（contested politics）。直到今天，統治者的權力還“建立在非正式網絡和‘走廊政治’（一種既遠離公眾視線，也不在辦公室留下書面紀錄的政治）”的傳統之上。他們通過濫用和操縱“信息技術，在電視上創造抓人眼球的事件，或者刺激、帶偏或重塑社交媒體的敍事”，從而將舊式的操控手段用現代化的方式包裝得更具可信性。

為了滿足他們不斷增長的野心，在新出現的盜賊統治政權中，相互競爭統治並最終成為資產階級的一小部分人發明了空殼政黨（shell parties），後者的生存依賴於虛擬政治和兩個神話——兩個烏克蘭的神話和“他者”的神話。雖然統治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分裂是真實的，但它們之間的政治分歧是隨機的，這助長了民主的神話，因為每次選舉的選擇看起來都像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少數幾個相互競爭統治的資本主義集團派系共同打造了這個局面，自 1990 年代初以來，它們一直佔據着烏克蘭的政治舞台，**按照其發家的源起地區，可以把它們分為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Dnipropetrovsk）和頓涅茨克（Donetsk）兩大集團。這些集團間的權力轉移塑造了後蘇聯時代的烏克蘭歷史：

▲ 烏克蘭主要的經濟寡頭。圖源：Economist

**（1）獨立後的第一個階段（1991-1998/1999年），**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1991-1994年）、庫奇馬（Leonid Kuchma，自1994年7月以來）兩位總統和總理拉扎連科（Pavlo Lazarenko）所領導的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集團佔明顯的主導地位，該集團由新紅色權貴（neo-nomenklatura）**和正在形成的資本家組成，**他們有犯罪-政治關係和共.青團背景。第一批寡頭資本家出現在天然氣、石油、潤滑油和燃料的貿易領域，拉扎連科、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和平丘克（Victor Pinchuk）在這些領域佔據主導。同時且，通過殘酷的犯罪活動，一個與之敵對的資本階層正在頓涅茨克州形成。1996年的烏克蘭憲法使烏克蘭成為一個總統制共和國，從而將權力集中控制在總統府，即庫奇馬和他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親信手中。

**（2）第二階段（1998/1999-2004年），**頓涅茨克集團在烏克蘭經濟、政治領域的影響力明顯上升。這個集團包括新任命的一些國家最高行政人員，例如總理阿扎羅夫（Mykola Azarov）和後來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在國有企業的原始積累和頓涅茨克勢力占主導地位的金融產業集團的資本集中下，資產階級小集團形成了。**到了 1990 年代後期，這些勢力以階級派系的形式出現，並分別成立了地區黨（Party of Regions）和許多其他黨，它們通過直接參與國家的政治決策來追求自己的利益。權力從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新紅色權貴向頓涅茨克的小集團轉移，這是從拉扎連科的洗錢醜聞、季莫申科和YeESU失去對天然氣市場的控制、庫奇馬和平丘克的階級集團向頓涅茨克勢力妥協開始的。2004 年底總統選舉之前的憲法改革將權力移交到議會上，由此保證了地區黨/頓涅茨克集團在亞努科維奇可能的選舉失利下，仍能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作用。

**（3）第三階段是 2004-2007 年的短暫過渡期。**2004 年末的總統選舉中，資本集團之間的權力鬥爭引發了長達兩個月的社會抗議。這場運動由總統候選人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季莫申科領導，他們背後的支持力量有頓涅茨克集團，如塔魯塔（Sergey Taruta）和麥克奇安（Oleg Mkrtchan） 的頓巴斯工業聯盟（Industrial Union of Donbass，簡稱ISD），和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資本，如克羅莫伊斯基（Ihor Kolomoyskyy）和博霍留勃夫（Hennadiy Boholyubov）的私有集團，以及烏克蘭的西方合作伙伴、美國和歐盟。抗議反對亞努科維奇選舉舞弊，隨後，敵對勢力未能達成政治妥協。地區黨控制的議會、反對黨、相關資產階級派系之間的衝突，以及尤先科未能維持對其先前支持者的忠誠，最終導致以下結果：（1）季莫申科的下台；(2) 隨後任命亞努科維奇為新總理。與尤先科和季莫申科有關的政黨迅速失去支持，在 2007 年的議會選舉中，地區黨贏得了多數席位，這標誌着頓涅茨克陣營正式集中權力的開始。

**（4）第四階段（2007-2013/2014 年）中，頓涅茨克集團篡奪了國家權力。**在2007年議會選舉與尤先科所在的政黨“我們的烏克蘭”（Our Ukraine）組成聯盟後，季莫申科再次被任命為總理。隨着全球信貸危機衝擊烏克蘭經濟，季莫申科與菲爾塔什（Dmytro Firtash）在天然氣市場上的競爭演變成與俄羅斯的所謂“天然氣戰爭”，這讓她失去了作為總理的民眾支持。菲爾塔什幫助亞努科維奇在 2010 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勝，再加上地區黨在議會中的多數席位，頓涅茨克集團得以控制了行政和立法部門的權力。權力的集中化因此加速了。

**（5）最後但同樣重要的階段從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開始。**期間發生了廣場抗議、克里米亞被吞併、內亂的加劇和武裝衝突的爆發。後者是“兩個烏克蘭”和“他者”神話的直接結果，沒有這兩個神話，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義就不可能出現。頓涅茨克集團和地區黨高層人物的下台，不僅斬斷了他們中央集權的國家權力金字塔，而且實際上加劇了剩下的資本集團之間的競爭。在競爭加劇和缺乏民主授權的情況下，岌岌可危的統治集團越來越依賴於社會的分化，在“兩個烏克蘭”的神話中，每個烏克蘭都互為“他者”。**這種內部衝突、高度兩極分化的社會只能通過加強高壓政治來統治，荒謬的是，這種高壓政治反而因眼前急需解決的衝突而被合法化了。**然而，在兩極分化的話語之下，日常的社會經濟鬥爭將許多烏克蘭人團結在一起，這成了朝不保夕的統治者最恐懼的一件事，因為他們的政治生命直接取決於他們刻意助長的衝突能維持多長時間。

▍兩個烏克蘭的神話

首先，“兩個烏克蘭”的區分完全是編造出來的神話。與之相反，烏克蘭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和多宗教的國家，它與任何其他國家一樣，是多樣化、非同質的，它的“異質性是一種歷史常態（historical norms），而不是歷史例外”。因此，烏克蘭人的共存狀態不會突然自發地引發對抗。**政治技術專家們對話語的隨意操控才是讓社會內部的分裂被製造成衝突的根源，因為他們只關心如何爭取到選舉支持和誹謗政治對手。**這種操縱早在20世紀90 年代就開始了，當時，頓巴斯罷工的礦工們被他們的“主人”利用來對付基輔政府，為的是與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新紅色權貴達成一項市場準入協議。到21世紀初，這些政治技術專家以精湛的技藝製造出了“兩個烏克蘭”，被剝奪者則被有計劃地利用於階段性抗議和選舉舞弊。亞努科維奇對決尤先科的競選活動正是劃定兩個烏克蘭之間的界線的決定性時刻。

烏克蘭當前在意識形態、種族或語言中不斷發展的衝突，往往是有意操縱的觀念/政治的對立，這種衝突是社會陣營、階級及集團內部和互相之間的權力平衡變化帶來的結構性破裂的結果。**真正的衝突是國內寡頭和國外資本（歐盟、美國和俄羅斯企業）之間的階級形成和鬥爭升級，他們通過顧問、金融“支持”相關組織等各種形式，間接參與烏克蘭的政策制定。**2014年的抗議活動也不是意識形態的，而是反意識形態的社會運動。根據一項對 1037 名廣場抗議參與者進行的調查，他們中的92%不屬於任何政黨或非政府組織。參加抗議活動的三個最常見的原因是：(1) 反對警察.鎮.壓，尤其是11月30日晚上對抗議者的毆打（70% 的受訪者）；(2) 總統拒絕簽署烏克蘭-歐盟結盟協議（53.5%）；(3) 改變烏克蘭生活的願望（50%）。只有 5% 的人表示他們是響應政治反對派領導人的呼籲而加入抗議活動的。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定義來説，這場運動之中並不存在所謂的“階級”（class）。

▍“他者”的神話

新自由主義的盜賊統治政權在 2013-2014 年的暴亂中倖存下來。俄羅斯的干預行動，讓心懷不滿的公民轉而投票支持波羅申科擔任總統，許多飽受爭議的人重歸議會，以抵禦克里姆林宮對基輔政府合法性的攻擊。然而，這場總統和議會的選舉史上最微弱的勝利，並不足以讓統治集團忘記，廣場抗議沒有認可他們的領導權，他們的時間是借來的。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集團必須依靠高壓政治來維持他們的生存。東部的衝突現在既是他們最大的詛咒，也是他們最大的賜福，因為現在他們可以用衝突作為開脱的藉口，不去進行以社會為導向的改革，不去應對社會經濟條件的惡化、持續的宏觀經濟危機和腐敗問題，以及為進一步推動私有化提供辯護。最重要的是，武裝衝突使其他社會團體能夠分割社會並使異議變得無能為力。

許多烏克蘭人現在正在被一個對立的“他者”（othering）所改造。**社會經濟剝奪沒能滋生大規模仇外心理，在俄羅斯以及後來的美國/西方及其烏克蘭走狗助推下成功炮製的“兩個烏克蘭”話語卻成功激發了仇外心理。**這套話語錯綜複雜，它不是赤裸的宣傳，而是“允許有爭議的媒體空間，以便當地民眾能感受到自己的敍事，哪怕敍事已被人為操縱了。”操縱者是 “一羣手握後現代技術的干涉大軍：政黨管理者和金融家、官方編劇、克里姆林宮的博主、噴子和所謂的網絡旅團（web-brigady）”。克里米亞的吞併、烏東的戰爭和“他者”的分化趨勢，是這種神話製造的直接後果。

烏克蘭民族作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在國家獲得獨立時是脆弱的，這種脆弱性延續到了2013-2014 年的暴亂。事實上，其不定形（amorphous）和分離性（disjointed）是導致抗議活動演變為武裝衝突的關鍵因素之一。**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俄羅斯的外部行動是推動烏克蘭國家誕生的因素之一。這種觀點是合理的，但這種形式的國家生成（nation-birthing）卻充滿問題。**國家“被想象為有限的，因為即使是最大的國家也有它的邊界，其他國家就在邊界之外”， 想象中的共同體成員共享對共同體限度的理解，這些限度劃定共同體的範圍，而不是切割共同體的內部。國家總是“被想象為一個主權國和一個共同體，因為儘管每個社會內部普遍存在的實際不平等和剝削，國家總是被理解為基於深刻的、橫向的友伴情誼。”十多年來，政治操控技術對共同體的系統性破壞已經削弱了這種友伴情誼。

**現在，通過臭名昭著的“去共.產主義化”，烏克蘭人牢牢地將自己鎖死在俄羅斯人這一“他者”的對立面。**此外，俄羅斯人這一“他者”也被束縛於共.產主義/蘇聯的鎖鏈中，並被反.共.產主義立法中的“他者”。這種話語和身份政治的轉變是自相矛盾的。**首先，“俄羅斯人”含義沒有明確定義，因此首先被民族主義者任意臆測和操縱。**由於兩個族羣共同的政治、文化、宗教和語言歷史，因此把他們分離開來不僅十分困難，而且也不免荒唐。**第二，“俄羅斯人”和“共.產主義者”不是一回事，當今的俄羅斯和蘇聯或蘇聯的遺產也不是一回事。**這兩者的混為一談只是又一個落入陷阱的例子，即“烏克蘭人”及其未來被定義為“除了俄羅斯以外的任何東西”。將“俄羅斯人”認定為“蘇聯/共.產主義者”，不過是將蘇聯遺產作為當今社會經濟退化、政治、經濟、安全和內亂的藉口。

**一種基於對俄羅斯的“他者”身份的二分法和並列的民族想象是危險的和狹隘的。**它將烏克蘭民族形象的形成和存在與拒斥作為“他者”的“俄羅斯人”聯繫起來。這裏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烏克蘭/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俄羅斯人擁有共同的歷史、文化和語言。將烏克蘭人定義為“除了俄羅斯人之外的任何東西”（anything but Russian）將意味着切除目前和歷史上構成烏克蘭人身份的部分內容。**因此，“他者化”不僅發生在分離主義/俄羅斯同情者和“愛國者”的社會分離層面上，通過拒絕一個人的文化、歷史、語言和宗教身份中的一部分，“他者化”實際也發生在個體層面上。****因此，我們正目睹一個分裂進程，一個自上而下強力地重塑民族認同和民族意識的過程。**愛國主義修辭以及對烏東交戰雙方的批評言論進行“非法化”（criminalising），所做的無非就是在昔日烏克蘭地理邊界內製造出新的“他者”。

對“他者”的貶低加深了社會分裂。“他者的神話”誕生於2004年尤先科/亞努科維奇的競選活動，到2014年，“西烏克蘭”的形象已經被貼上了班德拉派民族主義者（譯註：斯捷潘·班德拉，著名烏克蘭右翼激進民族主義者）的標籤，被指責為“甚至算不上人類，而是山羊（not even humans but kozly）”，而“東烏克蘭”則被貼上了醉漢、吸毒者、傻瓜和黑幫的標籤。**除非我們重新審視和徹底拒絕被人為認定和他者化的“俄羅斯人”、 “班德拉派”和“頓涅茨克派”，否則這種對立仍會繼續下去。**隨着俄烏外交和軍事上的持續對抗，以及被操縱的政治和媒體言論的日益加劇，這一點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實現。

烏克蘭民族的統一需要基於現代性，而不是基於歷史和/或文化神話，因為後者的整合潛力非常薄弱，並且越來越墮落為極端民族主義和附庸國分離主義，併產生不穩定的影響。

▍結論

即使2014年4月克里米亞被吞併，烏東的武裝衝突仍然讓許多人感到意外——這本不應該發生。帝國不會一夜崩潰，也不會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順利擴張。**“歷史的終結”背後的矛盾二分法是，一些人認為歷史可能會結束，而另一些人則不願意接受這一點。兩者都錯了——歷史不會在一夜之間結束，而是在不斷變化。**俄羅斯、歐盟和美國，以及烏克蘭的寡頭們，都對以市場和權力的名義流的血負有責任。

馬基雅維利/葛蘭西式的同意只是社會權力基礎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強制手段。兩者相輔相成，在理想情況下，強制手段被用作維護社會秩序的最後手段，來對付違反社會契約的人，所謂的社會契約，就是協商一致的治理模式或社會再生產模式。當統治集團開始失去對其統治的合法性或公眾認可時，就需要擴展強制機制——象徵性的和物理的——以壓制不滿情緒，並保證相關統治集團的生存。在這個過程中，使用話語操縱或違反先前社會共識的宣傳，以及強制手段的延伸，在公眾看來似乎是合理的，因此成為不斷變化的共識的一部分。但是，當這些變化突然大規模發生時，就更可能形成一個起初是被動的、但逐漸連貫並內在地反抗霸權的歷史團體。這個團體可能不久就會耗散或粉碎，通過一些微不足道的暫時讓步，他們有可能再次被納入霸權模式。又或者，他們將成為整個體系內部的變革性甚至是革命性力量，但是取決於環境條件、偶然性和全球範圍的因素。

僱傭外國人管理其政府部門的痛苦，證明了烏克蘭的執政集團已經別無選擇。**更危險的問題不在於領導人的統治受到質疑，而在於他們的政權和統治的意識形態基礎沒有受到質疑。**這四個已經滲透到烏克蘭公眾意識中的神話沒有受到足夠的挑戰。神話需要被質疑，神話可以被改變，而不是被崇拜。如果我們能克服這些神話，那麼我們將有望看到威權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主義意識形態被嚴重挑戰——而持續的社會不滿正孕育着這種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