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高峯｜空難報道中的新聞倫理與職業素養_風聞

陸高峯 | 浙江理工大學史量才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原載《新聞與寫作》2013年第8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空難發生後，包括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在內的各種媒體各展所長，及時、快速、多樣地發揮了信息傳播的功能，然而，在新聞職業倫理和素養方面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一些媒體和從業人員缺少自律、在空難報道中存在價值觀偏頗等人文素養欠缺，以及少數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和新媒體則表現出人為地將災難神秘化、靈異化等科學素養欠缺等問題。

在災難報道中，媒體和從業人員有必要準確把握災難報道的根本目的，強化服務社會的責任意識。

2013年7月6日，韓亞航空公司的波音777客機在舊金山機場着陸時失事，導致181人受傷，3名浙江江山中學女生死亡。空難發生後，立即引起各類媒體、網民和社會公眾的極大關注，但是，對於包括微博、微信等自媒體、新媒體在內的各種媒體和媒體人在災難事件傳播中的表現，卻有諸多值得思考之處。

空難報道中的職業倫理

不管從事何種職業，也不管國籍、種族如何，人們總要遵循一些最基本的普遍性倫理原則，比如人道主義、集體主義、公平公正、平等尊重、誠實守信等。這些都是大多數人所遵奉的。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學者在其合著的《媒介公正：道德 倫理問題真的不證自明嗎》一書中就專門提到了“五個倫理學準則”，其中就包括“為大多數人尋求最大的幸福”，“只有當忽視一切社會差別時，正義才會出現”，“像愛你自己一樣愛你的鄰居”等最基本的倫理學準則。但是這些最基本的倫理準則往往被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無冕之王”，有着一定道德引領責任的新聞工作者所忽視。

在韓亞空難中就曾出現一些這樣的不和諧音——在報道韓亞航空客機失事事件時，韓國東亞日報下屬“A頻道”主持人報道稱，“最新的消息是，是兩名中國人而不是韓國人在事故中死亡，從我們的立場看，真是萬幸啊”，此言引發中韓兩國觀眾強烈質疑，有網民直接稱“無人性”。隨後，韓國放送審議委員會為此發表公告稱，這次事件涉及到外交層面，將對“A頻道”節目進行停播審查。就像我們不能對別的國家發生地震和核泄漏而興奮的道理一樣，慶幸兩名遇難者是中國人而不是韓國人，表面看似“愛國”，其實，這違背了做人的最基本原則——對別人的災難不是同情，而是幸災樂禍。

不僅如此，這更違背了新聞工作者的基本職業準則。受到西方新聞界廣泛認可的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1996年9月制定的《職業倫理規範》中明確提出新聞記者應該：檢查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念，並避免將這些價值觀念強加給別人；觀察人時不要被民族、性別、年齡、宗教、種族、地理、性取向、是否殘障、外貌或社會地位這些因素制約住。

該規範還提出了“減小傷害”原則，要求新聞記者應該：“對那些可能因為新聞報道而受到負面影響的人們表示同情”。韓國這家電視台的主持人慶幸2名遇難者是中國人而不是韓國人的做法，明顯違背了新聞報道應該客觀公正和減少傷害的原則。不僅沒有檢查自己的價值觀，沒有做到不因受害人的民族、種族而區別對待，而且對受害人家屬造成了二次傷害，也傷害了他國人的感情。

韓國新聞協會、韓國新聞廣播編輯人協會、韓國記者協會聯合制定《新聞倫理實踐綱要》（1996年）中專門列出了“對災難等的採訪”條款，要求“記者在採訪災害或事故時,不得損害人的尊嚴,或者妨礙受害者的治療,對受害者、犧牲者及其家屬 應保持適當的禮儀。”其關於社會責任的條款中也明確提出了“不能以 特定地方、宗教、人種等為理由，有差別地對待個人。”顯然韓國這家電視台的做法既違反了一些最基本的倫理學準則、國際通識的新聞規範，也違背了自己本國的新聞倫理準則。

類似這種對別國和他人災難幸 災樂禍的做法，美國媒體在報道韓 亞空難的機組人員名單時也犯了同樣的錯誤。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的KTVU電視台在午間新聞中，播報了一份被認為是墜毀的韓亞航空 214航班飛行員的名單，將4飛行員稱為“Sum TingWong”“WiTu Lo”“Ho Lee Fuk”“BangDingOw”，並稱信息來源於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隨後分析稱，這份名單頗具冒犯性，前3個名字根據發音，很可能是“出事了”“我們飛太低了”和“該死的”的英文説法，而最後一個名字則可能是飛機墜毀過程中的各種聲響。

韓亞航空公司7月14日曾發表聲明稱，正考慮對因播報“不準確且無禮”的飛行員名單的KTVU電視台提起訴訟。如此播報失事航班飛行員名單的做法，也是不嚴肅對待災難報道，有違新聞職業倫理的一種表現。

空難報道中的人文精神

新聞報道並不是簡單地記錄事實、傳遞信息，還肩負着輿論引導、弘揚主流價值觀和文化傳承等職能。這就要求新聞工作者在傳播信息和傳承文明中，必須要有正確的價值觀，這樣才能不會因自己的價值觀產生偏頗而影響甚至誤導公 眾。2009年新修訂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也明確要求“新聞工作者要發揚優良作風，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然而，在韓亞空難報道中，一家媒體的一篇報道竟然在基本價值觀導向上犯了一個錯誤，導致在微博等新媒體上受到網民們廣泛嘲弄和批評。該媒體於7月9日刊登了一篇紀念兩名遇難女生的文章《花謝舊金山》，第一個小標題下方，赫然寫道：“如果她們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在關注她倆，王琳佳也許會驚喜地睜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葉夢圓也許不敢相信地跳了起來。”

此文發表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陸曄批評了這篇文章：“非常震驚。記者怎能寫出如此段落……這不僅是基本的新聞倫理問題，更是基本的做人底線問題”。微博上各種批評言辭激烈超乎想象，“無恥”“噁心”“墮落”“令人 作嘔”的喝斥聲不絕於耳。

該報道之所以引起專家學者和廣大網民的反感，除了寫作上採用想象的做法有違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原則，更主要的是其中基本價值觀存在偏差。作者在文字背後隱藏着一定的官本位心理。有的專家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文不僅極盡溜鬚之能事，虛構死難兩學生聽到某領導關心的激動，而且大肆渲染兩學生生前的生活細節，既褻瀆死者又令生者反感。”

人文社會科學素養是個人素質的深層次構成要素，反映了一個人所具有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水平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取向和社會實踐能力。具備人文社會科學素養將有助於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擁有基本的價值觀判斷，學會科學地認識和理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各種現象及發展規律，科學地理解和看待自身和外部世界。

無論是專業新聞工作者還是普通自媒體用户，在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中所表現的 倫理缺失和認識偏差都與他們的 人文社科素養欠缺有很大關係。

空難報道中的科學素養

災難的發生總有一些客觀或主觀觸發因素，或是天災或是人禍。這些原因總是客觀存在的，不是主觀意識憑空產生的，更不是因為上天安排、神靈懲罰，或者某種 靈異現象、超自然力量所導致的。

這是最基本的科學常識。但是，有的媒體，其中包括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為了譁眾取寵，吸引眼球，往往對一些災難事件進行“另闢蹊徑”的解釋，將災難事件神秘化、靈異化。這種在報道和信息傳播中裝神弄鬼的做法是典型缺少科學素養和職業責任的表現。2009年新修訂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明確提出新聞工作者要“宣傳科學理論、傳播先進文化、塑造美好心靈、弘揚社會正氣，增強社會責任感，堅決抵 制格調低俗、有害人們身心健康的內容”。

這種在報道中違背科學常識的做法，不僅説明自身的科學素養欠缺，而且明顯違背了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準則。在韓亞空難中，有的媒體和個人微博、微信就拿兩個遇難女孩微博上的最後博文“go”和“4444”做文章。如有的微博寫道：“兩位遇難的女同學微博最後留言，一個是寫‘go’，一個寫‘4444’，合起來念去4？真的太靈異了。”無法理解，還有的故弄玄虛，“兩個孩子，潛意識是不是知道了什麼？還是巧合。留言是‘go’和‘4444’”。

事實上，稍有科學常識的人都不會認為空難以及兩個孩子的遇難和這兩條微博會有聯繫。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從事科學傳播的公益團體微博“科學松鼠會”則從科學的角度解釋了人們對於乘坐飛機哪一區段最安全的疑惑:“從飛機結構來説，機身中段是最堅固的部分，但中段恰恰也放置着油箱，如果墜機時還有剩餘燃油，爆炸也將在這裏發生。機尾部分的乘客有過在爆炸時成功逃生的先例，但如果飛機因失速墜毀或在最終進近時發生事故，機尾又成了最危險的地方。” 

還有的人通過微博普及了為什麼乘飛機應該繫好安全帶的安全常識：“高空氣壓小，民航飛行器的機艙都會在飛行時增壓。一旦機艙破損，壓強差會使艙內的增壓空氣瞬間排出，同時排出的還有所有未固定的人和物。因此飛機巡航時也儘量不要解開安全帶，它除了在顛簸時保護你不要撞到頭之外，還能在突然失壓的瞬間保護你不被吸出去。”他們雖然不是專業的媒體人，但是這些做法卻體現了他們在災難信息傳播中的責任和品格，值得那些缺少科學素養和社會責任的媒體去學習。

公眾自然科學素養與人文社會科學素養一起，構成了一個人文化素養的兩個主要方面。新聞從業人員在提高人文社科素養的同時，還必須補上增強科學素養這門課，只有如此，才會寫出高質量的災難報道。

空難報道的終極追問

我們為什麼報道災難，是因為我們天生喜歡傳播“壞事”，喜歡圍觀別人的傷痛，消費別人的痛苦嗎？肯定不是。即便一些人有這種窺“陰（暗）”之癖，媒體也不應該花時間和精力推波助瀾。

如此，當我們連篇累牘、圖文並茂，動用新老媒體全方位報道災難的時候，我們就不應該以滿足吸引那些熱衷窺視和消費別人苦難的眼球為目的，也不應該是隻注重收視率、閲讀率和轉發率，更不是僅僅盯着為此帶來的廣告等經濟收益。

我們報道災難的終極目的，除了告訴人們災難發生的事實，反思災難背後的原因之外，告知人們如何防範災難的再次發生，避免悲劇重演，才是災難報道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相反一些媒體僅僅盯着災難的“震撼”場面描寫，無中生有的災 難“靈異事件”等，以及無節制地展示災難家庭的痛苦體驗等等諸多吸引人眼球的信息，與災難報道格格不入的消息，如此必然導致災難報道背離其本意。

在韓亞空難中，雖然有一些媒體做法有違職業倫理和人文精神，但是也有一些媒體的做法值得稱道。比如有的媒體以《韓亞空難遊學團有貓膩 收費近3萬中介層層轉包》為題，反思“此次遊學團行程安排被中介層層轉包，費用較高，遊學徒有虛名”等問題。有的媒體以《韓亞空難帶給我們的思考：並非所有競爭都是正向的結果》反思了國內外航空業激烈競爭帶來了“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千方百計降低成本，很難保證投入足夠的資源保證安全”等眾多安全隱患問題。這些反思和質疑是真正能夠有益於減少災難的聲音，在準確報道災難事實之外應該成為災難報道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