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帶給全球經濟的三大風險_風聞

俄烏方面的消息仍然好壞參半，未來地緣局勢如何仍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然而，這場衝突和制裁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卻已經真實顯現，一些風險還可能持續暴露。

上週末以來，國際油價在階段性回調後重拾漲勢。另據界面新聞援引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聯合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表示，中東和北非地區已經感受到了糧食價格上漲和作物短缺的影響。農發基金總裁吉爾伯特·洪波説：“這可能導致飢餓和貧困的升級，對全球穩定產生可怕的影響。”

近期發佈的CF40成果簡報認為，俄烏衝突或將通過抬高通脹、影響糧食安全、惡化新興市場經濟金融形勢,給全球經濟帶來重大風險。對此要保持足夠的警惕。

**第一，衝突會支撐通脹繼續處於高位，增加發達國家“滯脹”風險。**大宗商品的價格走勢在短期內難以緩和，美歐可能不得不加快收緊貨幣政策。但加息又會對其經濟產生收縮效應，經濟“滯脹”並行風險增加。

**第二，衝突加劇新興市場的經濟金融運行風險。**大宗商品漲價惡化國際收支，避險情緒促使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美歐加息進一步加劇資本外流並威脅其債務可持續性，都會惡化新興市場經濟金融形勢。

**第三，通過影響生產、限制海運和抬升成本三個途徑損害國際糧食供給，****增加“缺糧”低收入國家的政治動盪風險。**2010年，糧食價格大幅提高，曾激化北非、西亞等“缺糧”地區的社會矛盾，引發“阿拉伯之春”。

對中國而言，外部形勢或將趨於嚴峻，政策應“以我為主”。****一是要繼續加大宏觀政策力度，維持合理的經濟增速；二是人民幣匯率應更靈活有序以防範外部衝擊；三是要保障基本民生，補貼中低收入羣體的生產、生活必需品消費；四是應着力緩解大宗商品價格高企帶給中小企業的盈利壓力。

* 本文系CF40成果簡報，執筆人為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員盛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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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俄烏衝突帶給

全球經濟的三大風險

由於俄烏兩國經濟體量合計佔全球經濟體量的比重不足2%，兩國間軍事衝突對全球經濟直接衝擊有限。但兩國是重要的能源和農產品出口國，加之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可能對全球供應鏈造成較大負面影響。俄烏衝突或將通過間接途徑引發連鎖反應，給全球經濟帶來三大風險：發達國家的經濟“滯脹”風險、新興市場經濟形勢惡化風險、“缺糧”低收入國家的政治動盪風險。

一、通脹居高不下，發達國家面臨“滯脹”困境

俄羅斯是世界主要的能源和金屬礦產供給國，軍事衝突和美歐制裁帶來的供給約束，將持續拉動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據聯合國貿易數據庫統計，2021年，能源產品中，俄羅斯天然氣、煤炭、石油和液化天然氣的出口金額佔全球的比重分別為27.0%、15.5%、12.0%和8.1%。金屬產品中，俄羅斯鈀、鎳和鋁的出口金額佔全球比重分別為24.6%、21.9%和9.9%。目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已經出現大幅上漲，俄烏衝突的走向仍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在最樂觀的情形下，若兩國能在短期內達成停戰協議、恢復地緣政治平衡狀態，同時俄羅斯受到的制裁能被解除，那麼衝突帶來的大宗商品漲價對全球經濟的外溢影響或將是暫時且有限的。但這種情形出現的概率可能較小。

**在一般性的情形下，**鑑於俄羅斯自身對其安全空間的主張較為強硬，俄烏衝突可能會在美歐與俄羅斯的制裁與反制裁的過程中持續。**大宗商品的價格走勢在短期內或將難以緩和，被抬升的通脹預期可能使美歐政策收緊的步伐不得不加快。**在俄烏衝突正式發生之前，前期巨量的政策刺激和逐漸恢復的需求就使得美歐經濟出現了過熱跡象，但其貨幣當局收緊政策的行動一直較為遲緩。到目前為止，美國和歐洲的通脹水平屢創歷史新高，預計俄烏衝突帶來的大宗商品大幅漲價將繼續支撐通脹處於高位，美歐各國可能不得不加快貨幣收緊。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3月2日表示，如果通脹沒有放緩跡象，他準備在必要時加大升息幅度或加快升息頻率。歐洲央行近期公佈的2月貨幣政策會議紀要顯示，其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一致認為，通脹可能會在比預期更長的時間內保持高位，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在會上也收回了之前做出的今年不會加息的承諾。

**但是，美歐加息又會對其經濟產生一定的收縮效應，經濟“滯脹”並行風險增加。****這一風險在歐盟可能會更為突出。因為一方面，**俄羅斯是歐盟的重要貿易伙伴和投資目的地，俄烏衝突的擴散風險和歐盟對俄羅斯全面制裁的負面影響或在今後一段時間內顯現，拖累歐洲消費和投資信心、制約其經濟復甦，歐元區仍需要央行的流動性支撐。**另一方面，**歐盟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程度也相對更大，能源價格高企，使其加緊退出寬鬆貨幣政策的壓力更大。

二、多重壓力激化，加劇新興市場的經濟金融運行風險

新興市場的疫後經濟復甦進程本就落後於發達經濟體，俄烏衝突可能成為引發新興市場“完美風暴”的導火索：大宗商品漲價惡化國際收支，避險情緒促使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美歐加息則進一步加劇其資本外流並威脅到債務可持續性。多重壓力激化，新興市場經濟金融運行風險顯著提高，經濟復甦將受到較大負面影響。

歷史上，第二次石油危機後美聯儲政策收緊、全球利率回升，曾直接觸發拉美主權債務危機。1978年底，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導致石油供給大幅下降，引發第二次石油危機，加劇了西方國家的滯脹問題。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採取了十分緊縮的貨幣政策抑制通脹水平上升。1981年6月，沃爾克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從1979年11.2%的平均水平提升至19%的歷史新高，貸款利率也提升至21.5%。1982年，聯邦基金利率也維持在歷史最高水平附近。

在此期間，雖然美國成功遏制了通脹，但隨着緊縮貨幣政策而來的是利率上升、資本從拉美迴流、拉美國家貨幣面臨貶值壓力，使拉美本就不健康的、主要以外幣計價的債務結構遭受致命打擊。從1982年墨西哥首先宣佈暫停償付外債以後，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秘魯和智利等國也相繼發生債務危機。拉美國家經濟因此受到重創，失業率和通脹攀升，貨幣普遍貶值，國民收入增長停滯不前。

目前，俄烏衝突提高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避險情緒、降低了風險偏好，新興市場已出現資本外流加快現象，貨幣貶值壓力加大。並且，大幅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也會給新興市場的原材料進口國家帶來國際收支壓力，制約其經濟增長。此外，美歐收緊貨幣政策的步伐加快，由此帶來的資本回流美國和利率上升將進一步加劇新興市場的經濟金融運行風險。

三、糧食供給受損，“缺糧”低收入國家政局動盪風險加大

俄烏衝突預計將通過糧食減產、海運限制和抬升成本三個途徑，約束全球糧食供給、推高糧價，這可能激化“缺糧”中低收入國家的社會矛盾，易引發社會動盪。

**首先，****俄烏均為重要的糧食出口國，軍事衝突可能延誤糧食種植週期，導致俄烏糧食減產。**2021年，俄烏小麥出口分別為0.32億和0.20億噸，合計佔全球出口量的25.7%；兩國玉米出口量分別為0.04億和0.25億噸，佔全球出口量的14.4%。冬小麥一般在9至10月間播種、次年6月左右收割，玉米的播種期則在進入4月後就將開始。當前的軍事衝突若持續，對農作物的播種和收割都將產生負面影響。

**其次，****衝突和制裁下，兩國糧食出口均會受到限制。**例如，自2月24日起，黑海沿岸的烏克蘭最大港口敖德薩港已被暫停商業航運。此外，還要考慮到黑海航線是俄烏向糧食自給率低的西亞、北非國家出口糧食的重要通道，運輸受阻或將顯著抬升這些國家的食品價格。

**最後，****能源價格上升會在世界範圍內增加糧食生產和運輸成本。**俄烏衝突以來，能源價格大漲，化肥、農膜、農機等農業生產資料以原油為重要原料或動力。並且，燃油費用支出也是農產品運輸費用的重要組成。農業生產運輸成本的上升或將進一步推高糧食價格。

2010年，糧食減產、價格大漲，曾顯著影響到北非、西亞等低糧食自給率國家的人民生活，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導火索，並逐步演化為“阿拉伯之春”，引發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動盪。當年，主要小麥種植國（烏克蘭、俄羅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在同一時期發生的創紀錄的高温或汛情，導致全球小麥產量下降5.4%（美國農業部統計數據）。到2011年2月，小麥的國際現貨價格曾達到9.76美元/蒲式耳（美國商務部數據），較2010年6月末上漲95.2%。

2010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伊拉克和也門等西亞、北非國家的糧食對外依存度分別為62%、44%、58%、54%和95%。高企的國際糧價顯著影響了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以2010年底發生於突尼斯的自焚示威事件為起點，阿拉伯世界一些國家的民眾相繼走上街頭，要求改革本國政治體制，形成後來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運動。

這場運動直接導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家的政權更迭，由此帶來的政治動盪顯著拖累了相關地區的經濟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顯示，“阿拉伯之春”後，2010-2013年間，阿拉伯國家整體的人均GDP增長顯著落後於世界其他地區。

如今，俄烏衝突背景下，國際糧食價格再度大幅上漲。2022年3月1日，小麥國際現貨價格漲到11.19美元/蒲式耳，已較2021年同期上漲57.6%，較“阿拉伯之春”時期的最高點還要高14.7%。需警惕糧食供給受損影響低糧食自給率的中低收入國家底層居民的糧食安全，激化社會矛盾、引發政治動盪，最終拖累全球經濟復甦。

四、政策建議

**對中國而言，俄烏衝突帶來的直接經濟衝擊有限，但可能通過抬高通脹、制約新興市場復甦、影響糧食安全，顯著加大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不確定性。**政策應“以我為主”，積極使用擴張性的宏觀政策，穩定內需，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速。並對大宗商品漲價的相關風險做出針對性應對。

**第一，俄烏衝突使外部形勢更加複雜，宏觀政策應“以我為主”，以更大的力度提振投資、促進消費，穩定總需求，維持合理的經濟增速。**疫情發生以來，我國的疫情防控成就、完整產業體系等優勢使得外需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但俄烏衝突下，全球經濟政治環境再遇風險，我國外部形勢不確定性顯著提高。為維持國內經濟社會平穩運行，應着眼於通過總需求管理提振內需。貨幣政策應通過清晰的利率調整軌跡向市場釋放堅定的穩增長決心，穩定企業和市場的投資信心，並應支持信用擴張，降低實體企業經營成本。財政政策則應更積極有為，加大穩投資力度，確保我國經濟社會在面臨更大的外部不確定性時，仍能有力保障總需求穩定與高質量發展。

**第二，人民幣匯率應靈活有序，防範外部衝擊和系統性風險。**我國下階段應繼續保持並增強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充分發揮彈性匯率形成機制在抵禦外部衝擊時的緩衝器作用，為積極的宏觀調控留有政策餘地。此外，應警惕並防範在極端情形下，跨境資本在投機勢力推動下形成“羊羣效應”，引發匯率在非均衡水平的異常波動。對此類情況應及時干預，避免資本外流和匯率貶值的預期相互強化，形成系統性風險。

**第三，大宗商品漲價背景下，應對中低收入羣體的生產、生活必需品消費進行補貼，保障基本民生。**大宗商品漲價可能推高國內化肥、農藥、農膜以及農機燃油等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增加農業生產負擔，影響農民收入。此外，大宗商品漲價抬高全社會生產成本，可能向消費品領域傳導，提高油料、糧食和燃油價格，增加居民基本品消費支出。應關注民生保障，對農業生產者以及城鎮中低收入羣體的生產、生活必需品消費進行補貼。

**第四，通過結構性政策安排，着力緩解大宗商品價格高企背景下中小企業的盈利壓力。**自2020年下半年以來，上游大宗商品漲價以及終端需求不足導致的中小企業盈利受擠壓現象較為突出，中小企業經營壓力尚難見到緩解跡象。應綜合使用財税、信貸政策，一方面積極落實已經出台的中小企業税費減免、緩繳政策，減少其資金流出壓力；**另一方面，**應暢通信貸資金的流通渠道，並降低融資成本，增加其經營現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