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 | 在堅守底線的同時，我們是否需要一種更加“彈性”的抗疫治理？_風聞

陳忠 |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仍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提醒世人，我們已經進入複雜現代性、風險社會。綜觀不同國家與地區應對疫情的策略及效果，可以發現，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問題，面對複雜世界、複雜格局，應對風險社會、複雜問題，尤其需要一種合理、自覺、具有人文底藴的彈性思維、彈性智慧。

中國之所以能夠比較快地取得應對新冠肺炎的階段性成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在治理體制、機制、行為上表現出了比較好的彈性，根據疫情發展及時調整了發展重點、治理策略，及時進行了高效的社會動員，並支持、鼓勵不同區域、城市推進“一市一策”式的彈性應對。治理彈性是我國應對疫情取得階段性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一些發達國家之所以沒有利用好我國為世界疫情防範爭取到的兩個多月的時間，以至深陷疫情，是因為這些國家個體自由至上、經濟中心至上的理念與體制過於剛性，沒有及時表現出可以根據已變化的情況進行調整的文明彈性，其治理理念、體制、機制、行為缺乏應有的彈性，沒有根據已經變化的情況及時調整治理目標、治理策略、治理行為。

比較、反思全球及國內不同區域的應對及後果，可以發現，良好的治理彈性是應對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風險的重要選擇。對文明體、共同體而言，如何在複雜格局中營建兼容、非極化、具有人文底藴的治理彈性，以統籌多樣關係、謀求多方共贏、實現自身發展，是一種智慧、素質和能力。彈性是主體在對象性關係中適應變化、調適自身、持續發展的能力。彈性是主體具有制度、治理、行為等自信的重要表現。治理彈性、權力彈性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構成部分。營建具有世界文明史基礎、人文與行為哲學底藴的治理彈性、權力彈性，對於可持續應對重大公共性風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文明彈性：文明變遷的行為哲學探究

世界是一個生命體，由多樣要素有機構成。彈性是生命體、有機體持存的重要條件。彈性是一種生命狀態，也是一種生命能力，一種非極端、有張力、有餘地、有可能的生命狀態與持存能力，是主體綜合自信的重要構成、重要表現。從本體論層面看，良好的彈性是一種有機體（生命體、事物、對象、關係等）實現可持續存在、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彈性減弱是有機體活力衰減、生命力衰退的表徵。一種存在（生命體、事物、對象、關係等）具有良好的彈性，能夠相對自如地應對內外複雜關係，是其存在能力、發展活力旺盛的表現；反之，當一種存在失去彈性，過於剛硬或過於柔軟，進入某種極化、極端、僵化狀態時，往往是其生命活力、持存能力衰減的體現。

文明是一種多因素共存的生命有機體、命運共同體。彈性是文明體、共同體發展的重要條件，是文明體的重要生存智慧、發展智慧。文明彈性由制度彈性、行為彈性、理念彈性等構成，具體表現為文明體、共同體能夠兼容幷包、統籌協調、合理運用多樣制度、多樣行為、多樣理念、多樣情感，實現調適與發展的統一，自我發展與共同發展的統一。文明彈性如何，是評價一個文明體是否具有創新、發展等活力的重要指標。如果一個文明體、共同體，走向體制、機制、行為、理念、情緒等的極化、狹隘、僵化，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無法統籌內外多樣異質資源、異質要素，即文明彈性不足時，也就是這個文明體、共同體無法抵禦風險、由盛轉衰的拐點。

反思世界文明史，諸多文明體、共同體，由於比較好地營建、保持了制度、行為、理念等方面的彈性，傳承至今並不斷發展。也有諸多曾經興盛一時的共同體、文明體，由於喪失了文明彈性，在制度、行為、理念等方面走向極化、僵化，而成為衰落的主體、失落的文明。人類自我解放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不斷推進語言、藝術、宗教、科學等領域內部及之間的有機協調，使文明在總體上更具彈性，以更好地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並在這種適應中不斷獲得新的進步。文明彈性是文明體、共同體能否持續存在、不斷發展的綜合能力。良好、合理的文明彈性是文明體可持續存在、可持續繁榮的重要條件。生成、放任、催生極化的機制、行為、情緒，是文明彈性降低的具體表現。

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金融化等力量與後果的交織中，世界文明再一次處於動盪與轉折期，不同區域的文明體、共同體從不同的維度遭遇百年未有大變局。新冠肺炎是世界文明進入新變動期、轉換期的一次重大挑戰。能否自覺地營建、保持文明彈性，將成為一個文明體、共同體能否在世界格局變遷中持存、發展的重要條件。對於具體的文明體、共同體而言，增強文明彈性的關鍵，是能否智慧地統籌、處理內外兩個方面的複雜要素與複雜關係，能否智慧地營建一種有效、高效、包容、兼容的體制、機制、行為、理念，以應對內外複雜格局。對內，能否具體統籌多樣文明要素的聚集、交流；對外，能否具體統籌多樣文明體、共同體之間的交流、交換，都以體制機制、行為理念等方面的張力、彈性為必要條件。制度、行為、理念太過剛性會扼殺創新動力、阻礙文明互鑑，太過柔性又起不到凝聚作用甚至可能危及文明體自身的主體性。也就是説，只有保持良好的文明彈性、治理彈性，才會有利於文明體的發展。文明彈性與治理彈性相互支撐，文明彈性通過治理彈性具體實現，營建良好的治理彈性正在成為不同層面發展主體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行為哲學選擇。

治理彈性：治理體系的行為哲學自覺

反思我國對本次疫情的應對，可以發現，一方面，由於有了應對SARS及其他重大自然、社會等風險的經驗，我國應對現代風險的治理體制、治理機制基本建立，並在總體上具有良好的應對彈性；另一方面，我國的治理體制、機制、能力的現代化水平，治理彈性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具體完善治理彈性，對於提升我國應對新冠肺炎等重大風險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治理彈性是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特徵，是實現有效治理、長效治理的必要條件。治理彈性是原則性與靈活性、剛性治理與柔性治理、治理科學與治理藝術的具體統一，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原則在治理領域、治理實踐中的實現。具有完備、規範、高效的機制，能夠根據具體語境及變化的情況及時調整治理理念、方式、機制，是一個共同體的治理具有良好彈性的重要表現。治理彈性不是沒有治理目標、不講治理原則、不要治理主體性，而是對治理原則、主體地位的更為自覺、智慧、有效的堅守。對我國而言，推進彈性治理的最高原則，是從實際出發實現有效、良性治理，維護國家與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實現人民為本與國家發展的有機統一。營建治理彈性的重要目標，是以更為包容、兼容、智慧、有效的方式統籌多元力量、多樣利益、多樣訴求，從具體情況出發不斷謀求、實現自我發展與共同發展的具體統一。

兼顧多樣主體、統籌多樣要素，追求中庸、中道、彈性，是中外傳統管理思想的重要特點。所謂中庸、中道、執兩用中，既不是無所作為，也不是沒有原則，而是希望保持一種有張力、有彈性、非極端的狀態，以更好地實現主體性的合理增長這個核心目標。從以管理為核心到以治理為核心，是政治學、管理學當代轉換的一個重要特點。治理區別於管理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更為注重從現實條件、現實語境、具體情況出發，更為注重把握、尊重多元主體的行為規律、行為特點。也就是更為強調權力運行、社會運行的彈性化，以更為合理的治理彈性提高權力運行、社會運行的實際效果。

治理彈性是對當代政治學、管理學等片面強調計量、數據方法的一種糾偏。當代政治學、管理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日益注重以統計、數據為基礎進行權力運行、社會運行研究。這種趨向具有深刻的兩面性。一方面，計量化使政治學、管理學更為科學，對權力及對象運行規律的把握更為精細、精準；另一方面，過度追求計量化，把科學等同於計量和數據，也會使政治學、管理學失去價值目標，在科學的名義下使研究遠離真實的生活，遠離現實有生命的人，成為一種缺少靈魂和人文性的所謂科學。在不合理計量、數據思潮的影響下，強調面向現實行為的行為主義政治學、行為主義管理學，也會淪為一種新的機械化、形式主義的研究。當一個專業失去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能力時，會走向異化，甚至成為危及社會運行的壟斷力量。正因如此，貝克主張科學、理性、專業主義在批判世界的同時，應該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治理理論研究的彈性化、非極端化，對於治理彈性的實踐營建有重要影響。

強調治理彈性，也是對治理實踐中機械僵化、形式主義治理的一種糾偏。現代社會主體性日益多樣，人們日益具有多樣的需求、生活方式、思想觀念、行為方式。認識、尊重主體性本身的多樣性，尊重不同區域的治理語境、治理條件，是提高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基礎。現代社會是一個高流動、高變遷的社會，日益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各種不確定性、各種可能問題與可能風險。如果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沒有張力，沒有良好的制度、行為、理念等彈性，將難以有效應對這個高速變動的現實世界，難以實現自身的存在、進步、發展。

權力彈性：治理能力的行為哲學營建

權力是治理的核心問題，沒有權力彈性，也就沒有治理彈性。反思本次疫情應對中的成效及不足，可以發現：合理的權力配置、權力運行是一個社會有機體應對風險的核心、關鍵性因素；面對公共衞生、自然災害等重大風險，沒有合理集中的權力，也就沒有有效的國家動員、國家應對；同時，沒有權力的合理下沉，也就沒有有效的社會動員、社區動員。營建合理的權力彈性，是應對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風險，完善治理彈性的重要選擇。以權力彈性的合理化推進治理彈性營建，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但現實中，權力彈性、治理彈性往往得不到有效營建，其原因多種多樣、方方面面。從方法論維度看，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二元、二分、對立方法的社會影響仍然根深蒂固。二元、二分思維，作為一種把複雜對象進行簡化的方法，在特定的語境下有重要作用。身處複雜環境，面對複雜問題，把認識對象簡化為對立、二分的兩極，有利於人們暫時獲得一種認識和行為的支點。但問題在於，任何對象都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二元、二分關係，或者説只是在非常特殊的環境下，才會呈現出這種極化狀態。對於當代世界和社會而言，用二分框架、二元對立這種簡單化的方法已經遠遠不能達到認識與實踐的目的，只會導致認識與行動的嚴重偏差，使格局與環境更為複雜。面對治理複雜的世界、對象、關係，一些利益主體、利益共同體為了維護、固守不可言説或不能明言的特殊利益、特殊目的，會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簡化、極化的二元、二分、對立的方法建構管理機制、推進管理實踐，這是導致治理彈性得不到有效營建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二，科學、理性、專業精神在實踐中被異化運用。科學、理性、專業的靈魂是尊重規律、尊重事實。追溯近代甚至整個文明史，人類文明之所以不斷進步，其重要原因是越來越多的文明體選擇了以科學、理性、專業為原則來設計制度、規範行為、營建理念。但在實踐運行中，科學精神、理性原則、專業操守往往由於各種原因而得不到堅守，甚至走向異化。一方面，科學、理性、專業本身有待進一步完善，有些專業領域甚至成為一些主體以專業為名義謀求壟斷利益的私域、私人領地，科學、理性、專業的公共性、公共屬性被私人性侵佔。另一方面，隨着管理、行政、治理等的科學化、理性化、專業化，人們也日益趨向將不同層面與領域的公共權力及其運行看成一種需要專業經驗、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的專業領域。公共領域、公共權力的專業化，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是，如果公共權力的專業化在實際運行中走向排斥甚至壓制其他專業領域，就會導致科學、理性、專業精神的全面異化。

其三，實事求是原則在某些治理實踐中成為標籤和塗層。從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公共治理等工作取得實效的基本原則、重要保障。但在現實的治理實踐中，特別是面對複雜風險與問題，由於體制設計、主體素質等原因，不同層面的治理主體，往往更多甚至優先考慮的是如何把自己摘清，如何保護自己，如何使自己不被問責。這樣，一方面，在科學、理性、專業的名義下，各類規範程序、環節、制度日益完善；另一方面，當風險與問題來臨時，卻沒有任何主體對問題與風險擔責。形式上完善的機制成為貝克所批評的“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體系，從而無法有效應對風險，甚至導致風險的失控。這種悖論與後果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是一些治理體系的設計特別是具體運行中，沒有遵守實事求是的原則，只是把實事求是作為裝點門面的標籤與塗層在使用，從而走向了精緻的形式主義。

總之，彈性與自信相共生，很難設想，一個沒有深層自信的社會主體、權力主體會自覺營建權力彈性、治理彈性。權力彈性、治理彈性是應對複雜問題、風險社會的重要選擇，是治理自信的重要表現，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落地與實現。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下沉到基層，更好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 以權力彈性為核心的治理彈性是治理精準化、精細化的重要方法論基礎。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隨着“四個自信”的不斷推進，權力彈性、治理彈性將在我國治理實踐中更為有效地確立。面對仍在進程中的新冠肺炎疫情，尤其需要自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