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25：香港的角色（下）_風聞

從1998年到現在，為何香港的創新科技沒有發展起來，解答這個問題，其難度不亞於解讀“深圳創新密碼”。

尤其是，關於自由與創新的關係，在香港這個案例可以進行更深入的思考。有自由，為何並未產生科技創新？可見自由在創新理論中雖然十分關鍵，但它既非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探討這一問題並非本文的主題。事實上，本文將拋開這一點，主要探討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願景中，香港有哪些優劣勢，如何尋找自己的角色。

一

粵港澳大灣區政策概念的形成，本就因香港而起。但中間演變的過程，卻讓香港頗有一些尷尬。一方面，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深圳市的經濟總量於2018年超越了香港，並且因為突顯了科技產業的優勢，從而使得其自信心膨脹，部分人甚至以為可以取代香港在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框架中，擔當核心引擎角色，而在這一任務中，香港將只是一個僕從者。有人甚至提出了以深圳為中心的珠江口東岸都會區的概念。

筆者的研究恰恰認為，這只是一處誤解。姑且拋開深圳應該對香港過去40年的哺育抱有感恩之心不説，無論在國家的戰略中，還是在全球價值鏈的體系中，深圳都很難顛倒這一主輔關係。

筆者認為，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便在經濟總量已被深圳超越（接下來很可能又被廣州超越）的情況下，香港可以説仍具備許多無可比擬的優勢，只不過近年又所削弱而已：

其一，在1998年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香港仍然是全球最具制度競爭力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樞紐之一，與紐約、倫敦並稱。其海洋法系下的法治體系，對私有財產的保障，對個體權利和自由的尊重，使其對全球資本和人才具有吸引力。

其二，在一的基礎上，很長時間裏，香港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之一，具有強大的資金融通能力。香港聯交所開設有創業板，可以為創新科技提供足夠的科技金融支持。許多全球性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保險公司、投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設有分支機構。

其三，香港具有8所公立大學，這些大學在亞洲均居於前列，尤其是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這三所大學，在全球均屬於領先的大學。這表明香港是區域內的知識創新中心之一，也對科研人才具有相當的吸引力——香港諸大學的薪酬水平也是整個地區最具吸引力的之一。

其四，香港富特色的城市文化，兼具東方風情與西方生活方式，對全球各地的商業精英和知識精英們充滿誘惑，尤其對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具有吸引力——他們倘若選擇在香港定居，既可以繼續保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又可以生活在母語的生活環境中。

但是，為什麼香港沒有能夠像硅谷那樣成為全球科技精英們嚮往並雲集的科技創新中心？甚至沒有能夠成為像北京、深圳、杭州那樣吸引全球華人科技精英們的創業聖地？

在分析此問題時，評論者往往歸咎於香港所具有的以下劣勢：

其一，香港地域狹窄（面積僅1020平方公里），人口稠密，加之作為金融中心，以及政府政策（房地產）的失誤，導致香港的生產及生活成本極其昂貴，因而除了金融業和高端服務業之外，任何其它產業都無法在這樣高成本的城市生存。

誠然這是很多科技公司不會選擇在香港運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倘若它們要面向中國市場，就會選擇在上海或北京，甚至是深圳，設立辦公室或研發中心，而不會選擇香港。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後面我會説到它。

但是無法解釋的是，世界上其它成本昂貴的城市和地區，卻仍然可以集聚科技資源，而成為一個科技創新的中心。比如倫敦、紐約、硅谷（現在它已是全美僅次於紐約第二高成本的地區），以及新加坡、東京、首爾等城市。甚至國內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也都是成本極其昂貴的中心城市，這些城市的部分地區甚至不低於香港。為何它們能做到，而香港不能？

當然，你可以説，硅谷、首爾等，本就形成了創新科技產業的要素集聚，因此它們即便成本抬升，科技公司出於資源獲得性便利，仍要忍受高成本而呆在這個地區。但倫敦、紐約這樣的金融中心城市，在之前並沒有成為科技產業集聚中心，但在成本極其高昂的前提下，仍於近年開始吸引大量科技公司入駐。香港為何不能？

其二，香港製造業在1990年代遷出之後，香港形成了產業空心化的困境。也就是説它成為了一個純粹服務業中心城市，靠為區域提供金融、法律、會計、進出口貿易、物流與供應鏈管理、文化、旅遊等服務為生。然而這個服務業中心卻又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孤島經濟體。這是香港最大的困境所在。

無論是倫敦、紐約、東京，還是中國內地的上海、北京、深圳等服務業中心城市，姑且不説它們自身都仍保留了相當規模的實體經濟，更重要的是，它們與各自服務的腹地存在着緊密的且沒有任何障礙的便捷聯繫。它們皆非孤島型經濟體。

唯一與香港相似的孤島型經濟體新加坡，但它具有前瞻性的盡一切努力保留了大約佔比25%的工業製造業，因此在城市中延續了實體經濟的香火——具有工業經驗的就業人羣。而且，新加坡作為一個服務業中心，與它所服務的周邊經濟體之間，並不具有特別懸殊的制度異質性。

這其實是兩個問題：一，香港由於 製造業外移，因而在這個城市幾乎消除了工業經驗，因而也無法在工業經驗的基礎上長出科技工業經驗。二，香港由於與自己的經濟腹地之間存在着隔閡，因而無法順利地培育出自己的科技服務業中心角色。

這裏先説第一個問題。

首先，所謂香港製造業外遷，當時並非100%外遷，仍有一小部分都市型工業和部分新產業留在了當地的郊區。為何這部分工業並沒有轉型升級，發展出自己的高技術工業？

事實上1990年代，正是全球ICT產業蓬勃發展的時期，當時確有一些美商比如摩托羅拉公司曾經在香港設有很大的半導體工廠，當時即便是台灣仍未開始大力發展半導體產業，但由於當年香港政府在工業政策上未必很重視，令後期半導體產業逐漸遷離香港。

仍然有一些企業堅守在IC產業。比如1999年設立的晶門科技在香港成立，採用“無晶圓廠”模式，為全球客户提供顯示器集成電路芯片及系統解決方案，該公司於2004年4月在香港主板上市。2009年，CEC成為晶門科技的第一大股東，晶門科技有了國企的背景。2015年，華大半導體成為晶門科技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28.5%。是香港碩果僅存的IC設計公司之一。（至今香港仍有4家營收過億的IC設計公司）。

但是要説這些企業發展成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產業集羣，則顯然並沒有。IC設計產業必須與用户緊密聯繫，但香港本土缺乏這樣的終端用户。

其次，遷移到廣東地區的香港製造業，除個別輕工消費用品外，較有科技含量的電子工業在深圳、東莞地區並沒有發展出特別具有競爭力的巨頭和品牌——這也台灣形成鮮明對比，台灣的IC產業大都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如宏基、富士康等），且通過大陸設廠而做大了自己規模，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市場的份額。事實上香港人更多選擇賣掉這些生產工廠，比如陸氏王牌彩電，就是賣給了廣東惠州的TCL集團，而TCL也因此而進入彩電行業，並最終成為全球主要的彩電巨頭之一，並籍此而進入面板行業，現在已成為全球前五的面板巨頭之一。香港人為什麼沒有走上這樣的產業轉型升級之路？

再次，香港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也曾跟隨美國科網熱，而建立了一些互聯網公司，當時著名的就有Tom.Com等，但這些互聯網公司純屬曇花一現，而不是像中國大陸那樣，最終沉澱出一批類似騰訊、阿里、百度、京東等互聯網巨頭。

最後，無論是台灣，還是廣東，均由於崛起了一批科技巨頭，而形成一個顯著的科技企業家羣體。但港商羣體雖然也是星光燦爛，但大都存在於地產、零售、物流等行業，卻鮮有科技企業家羣體。

香港是亞太區重要的電子零部件貿易樞紐，許多來自美國、歐洲、日本、台灣及韓國的產品都是經過香港轉口到中國內地，反之亦然。多家跨國零部件生產商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在區內從事銷售、配送及採購活動。據HKTDCResearch2019年7月份給出的最新數據顯示，電子業是香港最大的產品出口創匯行業，佔香港2018年總出口68.3%，但業內出口以轉口為主，多屬高科技產品，尤以電訊設備、半導體及電腦相關產品為然。由此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成電路出口地；全球第二大的計算機零配件及影像錄製器具出口地；以及全球第三大的電話/流動電話出口地。香港已成全球主要的貿易樞紐，所處理的轉口貿易十分龐大，成績可觀。但是香港參與ICT產業的方式竟然只是做轉口貿易中介。

二

其三，現在説説前面提到的第二個問題。筆者接下來的論述事實上是理解香港現狀困境的關鍵，而且是許多學者沒有充分認識到的。

香港製造業北遷之後，雖然看上去形成了“前店後廠”的格局，並由此使珠三角成為香港這個服務業中心的腹地，但香港與廣東之間的聯繫卻受到了很大的阻礙。在CEPA之前，香港與中國大陸作為兩個關税管轄區，貨物往來極其不方便。2003年6月CEPA簽署之後，解決了貨物貿易的便利進出問題（事實上最後解決是2018年12月簽署的CEPA框架下的《貨物貿易協議》），但仍未解決服務貿易的跨境便利。這使得港商協調跨境的產業升級十分困難。等到2007年CEPA4（第4補充協議）開始解決服務貿易障礙，到2011年12月CEPA8（第8補充協議）、2012年CEPA10初步解決服務貿易問題之時，歷史時機已經錯失了。更何況直到如今，跨境的資金流通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更不要説跨境的信息流通了。

所謂各種跨區域經濟活動的便利展開，無非是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的便捷高效的流動。對於香港和其製造業所遷至的珠三角地區來説，倘若在1997-1998年這個時點（當時香港製造業剛剛基本完成北遷過程）看來，各種流均存在一定的不便：

人流：

當時香港人持回鄉證，尚可以較為方便地進入深圳及珠三角地區，但陸人去香港則需要辦港澳通行證，辦理過程繁瑣，一般設定為一年兩次或一年一次，此種證件僅可供事先較早計劃的旅行，根本不可能作商務之用。這意味着一間港資企業在深圳設立的工廠，僅能維持“前店後廠”的模式，所有後台作業均在香港完成，只需要個別香港工作人員定期到達深圳工廠。很難設想它聘請大陸籍的管理、研發、設計、營銷、財務等人才，進行技術升級，因為這需要總部和工廠之間大量頻繁的面對面溝通，在當時人流不便的情形下，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跨國公司也根本不可能在香港設立運營總部和研發中心，同時在深圳、東莞地區設立工廠。

當時的交通也甚為不便，即便是深港之間，也無法實現真正的通勤。所謂的通勤交通，最理想的效率至少應達到：倘若一個技術員需要帶樣品到工廠進行調試，他早上8點從家裏或公司出發，9點能到達工廠，通過一天的工作之後，他可以在下午5點左右回到公司，6點下班回家。這在1998年的深港之間也許可以實現，但該技術員一定會疲憊不堪，無法成為一個持續多日的活動。到現在這已經可以滿足了，但也無法達到像深圳和東莞之間這樣的狀態，該工作人員從位於南山的家或辦公室，可以在1小時左右的時間裏到達寶安北區或東莞的工廠，做完事情後，中午可以回到辦公室。而這種狀況才是真正的通勤。

這種狀況後來獲得的逐步改善，主要是大陸人前往香港的管制措施有所放鬆。比如2009年4鬅開始，允許深圳人一年多次往返簽註，這意味着深圳户籍居民可以在一週裏的任何時間抵達香港辦理商務，而第二天倘若有需要，仍可再前往。這一政策使得一間公司可以自由地在深港兩地分佈其各種功能，並自由地選擇聘用香港員工或深圳員工，就像一間公司可以自由地在深莞之間分佈其各種功能和聘用人員一樣。但遺憾的是，2012年因打擊水客，而將此政策改為“一週一行”，這嚴重影響到跨境的商業會晤安排。

物流：

這主要涉及到兩方面，税，和通關效率。

税的問題是單向的，因為香港自身是一個零關税地區，大陸進入香港的貨物不需要關税，但香港進入大陸的貨物則需要關税和其它一些税費。CEPA解決了香港原產地貨物進入大陸免税的問題，但這目的主要是鼓勵外資在香港設廠，從而可以獲得零關税進入。事實上由於香港已經很少有工業，時間已經證明香港已很不適合在本埠運營製造業，那麼這個政策的意義就變得很小。只有允許非原產地貨物，才有意義。

事實上，香港要想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一種關鍵性的角色，以ICT產業為例，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就必須適應能夠令整個產業鏈在全球和中國之間自由地分配其產業環節與功能，在這種自由配置中，香港憑藉其自身優勢獲得其中一種功能。但中國大陸現在尚不能完全配合這種自由配置。

這既給中國帶來了好處，也帶來了不利因素。

好處是，當中國作為全球工廠（這主要基於廉價而大量、優質的勞動力，以及較低的生態環境成本、完備的電力供應、成熟的物流供應鏈系統等）時，全球價值鏈大量向中國傾斜，依賴中國的生產網絡，但由於貨物不能在中國境內外免税的自由流動，為了提供效率和保障供應鏈的穩定性，這就迫使許多零部件在整裝廠周邊生產，迅速做大了中國生產網絡的生產規模。這是中國製造業能夠迅速成為全球第一的原因之一。

不利之處在於，當中國不再是一個優質的全球工廠（勞動力成本上升，且供求關係大為改變，環保、能耗要求提高等）時，這個生產網絡需要尋找低成本窪地時，它的遷徙就不得不全鏈條遷徙，而不給中國大陸留下一種有利且適合自己的角色。當然，這個生產網絡可能會分為兩部分，一是為中國市場而生產的部分，仍有可能留在中國大陸，而為非中國市場生產的部分，則會整體遷移到下一個生產基地。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必須兑現加入WTO時的許多承諾，讓貨物在中國境內外免税且自由地流動。除了WTO之外，中國還和東盟等地區簽訂了更多的開放貿易協議，使得貨物能夠更自由地進出中國。但遺憾的是這一進程太過緩慢，而以服裝、鞋帽等產品為主的全球價值鏈在做調整時，在其生產網絡遷離中國大陸時（21世紀頭10年），沒有等到這種貿易自由化，這導致的結果是這一生產網絡被迫去中國化。這也是香港最終在這條價值鏈裏的角色越來越淡化的原因之一。

資金流：

這首先涉及到金融功能的實現，同時亦即一間生產運營企業其內部的資金融通（籌資、資金調撥、交易結算、投資實現等）功能的自由實現。由於很多資金最終形成為資本，因此這涉及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本質，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其利益目的。但目前國內尚在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中，還需要時間。

而香港本是三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之一，是全球的資金窪地，全球資金和資本都可以最為便捷地抵達這裏。然而這也必然使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形成嚴格的隔閡，因為香港即意味着全球自由市場，與香港的便利往來就意味着與全球的自由流動。而這在現階段可能是無法實現的。

這對香港形成了既有利也不利的局面。

有利的是，由於外國資本和資金不能自由進出，而那些對進入或投資國內市場有興趣的全球資本，就不可能或難於直接進入中國運營，比如在上海或北京實現其金融樞紐功能，那麼它們最方便也最可信任的運營地點就是香港，這使得想要進入中國內地的全球資本大都在香港設立基地，作進入中國的準備。

這一方面是因為香港採取的是與紐約、倫敦同樣的法律制度，他們熟悉而信任，另一方面香港人又較為熟悉中國市場（畢竟有同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等便利），加之政府為了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又給了香港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正是這一原因，在40年裏，香港一直穩定地成為中國大陸FDI的最大來源地，並在總量上達到了70%左右。

不利的是，香港的金融體系和資本，進出國內仍被視為外資，受到外資政策的各種限制。這使得香港這個金融中心與自己服務的腹地被生硬地分割開，使自己的服務能力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一方面，北遷的香港製造業與自己的總部之間被割裂了，不能便利地實現企業配置資源的要求。另一方面，但核心腹地珠三角的企業需要使用香港的金融服務功能時，也受到了諸多限制。當然，跨國公司倘若要在香港設立其亞洲運營基地，仍然受限於這種割裂。

以香港創業板為例，它本來是香港實現自己在整個創新科技產業的全球價值鏈中的最優角色功能的科技金融資源配置平台，但受限於資金與資本的不能自由流動，當它不能在香港本土尋覓到足夠的IPO公司資源（這當然也是由於香港沒有能夠發展起足夠量的科創公司）時，本來可以在以深圳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實現這一目的，珠三角的科技公司也確有在香港融資的需要，然而雙方的這種需求皆難以實現：在香港創業板所融資金無法便利地拿回內地使用。

這使得只有那些想要開拓國際市場、或者在全球佈局其生產網絡的珠三角科技公司，才會選擇在香港上市，這樣它可以便利地在香港融資，而服務於自己的國際化佈局。這也是為什麼較少有中國大陸尤其是珠三角的科技公司，選擇在香港創業板上市，在香港創業板開板20多年後，廣東僅有20多家這類公司在香港創業板上市，但與此同時有逾100家廣東（包括深圳）科技公司選擇在深交所創業板（2009年才開板）上市。當然，近10年裏，一些民營企業出於資本或融資的目的，也增加了在境外上市的需求。

技術流：

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生產（協同創新）、轉移與擴散，對創新科技產業來説，是最為重要的資源和進步推動力。但在中國境內外，它受到了諸多限制。

對中國大陸來説，現在涉及到技術創新，有兩個重要的特點：

其一是，在主要的新技術領域，中國仍然是技術有所不足國家或曰追趕型國家，與領先國家存在着巨大的技術代際落差。在過去40年的過程中，事實上就是中國追趕和縮小落差的過程。通過中國向先進國家學習先進技術，以及跨國公司向中國的技術擴散，中國迅速縮小了這種技術代差，也由此獲得了驚人的技術升級和經濟增長。進步是驚人的，但代差和落後仍然是現實。只有在極少的領域，我們正在接近領先國家。倘若在此之際跨國公司不再向中國進行技術轉移和擴散，將有效地制約中國的技術追趕進度。

在這個過程中，科技巨頭跨國公司是技術創新的重要策源地，以及技術轉移和擴散的主要實施者。一個城市要想成為技術樞紐，它必須成為科技巨頭跨國公司的根據地。香港正是由於沒有成為科技巨頭的重要節點城市，因而沒有能夠成為全球和區域內的技術樞紐，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技術擴散。

其二，技術的生產過程，也就是創新過程，現在的一個趨勢是越來越依賴於全球協同創新，而這種協同創新更主要是沿着全球價值鏈進行。

香港之所以沒有能夠成為一個主要的創新型城市，就是因為香港由於沒有找到在ICT等產業鏈中的角色，因而在科技產業的全球價值鏈中成為一個旁觀者或輕度參與者（主要是在物流供應鏈環節承擔轉口貿易功能，以及提供部分融資功能），不能參與到這種全球協同創新之中。

現在又新增的一個嚴峻問題是，由於主動或被動的原因，中國似乎想要強調“自主創新”，從這種全球協同創新中脱離出來，構建一個有所不同的價值鏈，從而避免被技術上卡脖子。

現在中國希望香港與廣東融合，共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承擔“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角色。那麼問題來了，所謂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無非是兩種功能，一是本身成為國際技術創新的策源地，這要求香港的大學能夠將知識創新的鏈條延長到技術創新的環節，也就是建立與科技產業的密切聯繫；二是要求香港能夠成為跨國公司（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的技術樞紐。這兩者如何實現，我們後面再作討論。

信息流：

這一直是一個被人忽視的環節，但它越來越重要。

在一個全球價值鏈或全球創新鏈中，需要信息的自由流動，從而激發激活創新動能。這裏所説的信息，包括兩部分，一是傳統的信息，二是數字信息，亦即大數據。

就傳統的信息而言，市場信息與意見不能在香港與中國之間自由而高效地傳遞，影響了市場制度的合理運行。香港本是英文信息與中文商業信息進行轉換的一個樞紐，但這種功能受到了部分限制。就數字信息而言，全球各國都出於數字安全的考量，對之多少也都加以管控。

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不能自由流動，是香港過去30年所有經濟問題的根源。在1980年之前，香港經濟基本獨立於中國經濟體之時，這個問題尚無關緊要；在1980年之後，香港經濟已經建立了與中國大陸的血肉聯繫之後，這種障礙就較為明顯。

由於這五個因素，香港作為一個服務業中心，與其腹地（特別是珠三角）之間的血肉聯繫，受到了嚴重的遲滯和梗阻，資源不參自由配置，因而香港就不能順利地扮演服務中心的角色。當然，這其中一個副產品是，深圳替代了香港，成為珠三角區域的一個重要服務中心，特別是金融服務與科技商業服務。

由於這五個因素，香港人在中國大陸創造的財富，亦即GNP，不能造福於香港本土，導致GNP與GDP的背離，GNP沒有問題，但本地生產總值不能增長，就業會出問題，尤其是低教育背景者的結構性失業，和總體上的收入難以增長。遂使香港宏觀經濟（GDP）呈現出衰敗之象，嚴重打擊了香港本土的信心。

由於這五個因素，香港在1980年之前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角色（是當時亞洲生產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順利升級為科技金融和科技商務服務中心，甚至找不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在整個珠三角地區創新網絡中被邊緣化。

這就是過去20多年時間裏，在深圳高歌猛進地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同時，在香港所發生的事情。

三

香港是否能充當大灣區技術樞紐角色，還涉及到所謂外部對向中國輸出技術的態度問題。無論是1997年之前還是之後，香港事實上具有從西方獲得高技術和產品的便利。這本來應該是它發展高技術產業的一個巨大優勢，至少它隔鄰的深圳，以及其他地方所不具備的。

我在之前的《于幼軍與深圳芯片產業》一文中曾提到，1980年代末，意法半導體曾打算和深圳賽格集團合資設立賽意法微電子公司，並計劃在香港大浦工業區尋購一塊工業用地，用於發展一條集成電路前工序生產線。因為在香港設廠可以規避當時巴統協定對中國大陸的技術出口禁令。我也提到，“最終深圳政府認為前工序投資太大、風險大、見效慢、技術水平太高，決定放棄在香港大埔的建廠計劃。”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倘若當時的香港政府是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而不是嚴格侷限於所謂“積極不干預”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原則，也就是説，設想港府是一個新加坡那樣的政府，那麼它會積極介入這個重大投資案，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比如土地方面的優惠，以及税收補貼之類，甚至可以令貿發局出資投入這個科技產業項目，以分攤項目本身的投資風險。則完全有可能這個項目就會發展起來。

與此類似的還有前述摩托羅拉曾經的半導體項目。如果港府更激進一些的話，甚至可以在大埔地區形成一個集成電路產業園，吸引台灣、韓國、日本等半導體大廠進駐。那麼在新界就會形成一個類似於台灣“竹科”（新竹科學園）或“南科”（台南科學園區）之類的科技產業園區。香港作為一個創新科技樞紐的角色將大大不同於現在的結果。

四

好了，我們面要明白的是，在2020年之前，香港一直擁有前述這一優勢。倘若港府具有堅決的意志，其實有機會在發展創科方面有所斬獲。當然我們知道，無論是1997年之前的港府，還是1997之後的港府，都不可能是新加坡政府。

香港政府在介入中微觀經濟層面的政策空間一直都很狹窄。它很珍惜全世界對其“經濟自由度”的讚美。港府也很難獲得發展類似“竹科”、“南科”或新加坡“裕廊工業區”那樣的產業園區所需要的大片用地。

1951年，當年的港英政府出於保安理由，在香港新界北部邊境設立禁區，其中包括北區的沙頭角市、沙頭角鄉郊、羅湖、文錦渡、打鼓嶺和元朗落馬洲。包括香港居民在內，出入邊境禁區均需出示禁區通行證，俗稱“禁區紙”。直到2006年，香港才首次檢討解禁的可能性；2012年，港府才第一次解禁了2800公頃禁區的其中740公頃土地，2013年再解禁了710公頃。港府的計劃是最終只保留800公頃的禁區——基本上都是不可開發用地。

邊境解禁之後，港深創新科技合作區才有實現的可能。

我們必須得承認，決意開發北部都會區、提出“再工業化”的港府，已粗略具備新加坡政府的模樣。

但是，這樣的轉變，卻又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發生的。也就是説，當香港政府在產業政策方面終於表現得像是一個新加坡政府時，它卻可能同時失去了《瓦森納協定》所給予的特殊待遇（這看上去有點奇怪，但正是合乎邏輯的變化），從而失去便利地獲得高技術及設備的特殊優勢。

在這樣的變局下，我們就得在“內循環”的視角下重新審視，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使命中，它還有哪些剩餘優勢？

其一，在香港明確地“內循環化”之前，還有一個過渡期，也就是説，變局是漸進發生的。在這個過渡期內，香港仍較廣東和中國內地具有相對的外循環優勢。這是一個時間窗口，我們假設它是5年的話，香港可以利用這5年時間，抓緊時間奠定它的一些優勢基礎。

其二，“內循環化”其實重點體現為“法治邏輯”調整。因此，這同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尤其是，倘若有意保持香港特色有別於本體的法治邏輯的話，會在一定程度上挽留國際資本。或者説，仍然會保持對國際資本的相對於中國內地的吸引力。特區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要把這種剩餘吸引力發揮到最大化，並且不僅僅是對國際金融資本，而且對國際產業資本，尤其是高科技領域的產業資本以及科技金融資本。

其三，香港的8所公立大學，在加速“內循環”（除了香港教育大學之外，其餘七所均已經或即將在珠三角地區設立分校或校區，其中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設在深圳，香港科技大學設在廣州南沙），獲得“內循環”優勢的同時，弱化其“外循環”優勢。

獲得“內循環”優勢，不但意味着它們將獲得中國大陸優質生源的補充，而且大學的知識創新能力將有機會與珠三角的產業進行深度結合，也就是説，大學，至少其中部分大學，會進一步將知識創新延伸向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從而與產業有更親密的關係，因而一定程度的“斯坦福化”，而這將為香港成為亞洲級的科技創新樞紐奠定一個基礎。

而“外循環”優勢的弱化——主要體現在，與全球科技系統聯繫的弱化，以及對全球科研人才吸引力的弱化——倘若能夠獲得一個止損線的話，尤其是在自然科學研究的領域，是有可能獲得一個止損線的，那麼，它就能夠維持一種相對於內地大學的優勢。事實上，我認為在這裏，外循環優勢下行線和內循環優勢上行線，會形成一個“白銀”交叉，這個交叉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線段。這是香港大學們的機會之窗。

倘若港府能認識到這一點，併為大學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方面顯著增加撥款以對沖“優勢弱化”的話。而這正是我要向港府提出的建議。當然，大學倘若與產業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也可以從產業得到更多的研究資金。

以上三點是我對香港剩餘或新增優勢的分析。

當然，我們必須對香港固有劣勢有一個絕不低估的認知。這種劣勢至少有二：一是高成本，二是科創氛圍（科技產業經驗）的缺失——亦即香港的賺快錢文化，或曰投機文化。

高成本使得在香港本土復興製造業的難度極大。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因為製造業本身也在出現巨大變化，其中主要是AI化，另外則是所謂的硬件產業軟件化——即“新硬件”。在這樣的變化下，香港仍有機會。

機會自然主要是在“北部都會區”，亦即我所謂的“第三香港”。這裏是香港的成本窪地，其總成本事實上低於深圳的南山區。

事實上北部都會區的價值正在於同時解決上述香港兩大劣勢。倘若港府再對一些產業資本跨國公司一定的土地優惠和税收補貼的話，這種成本可以降到新硬件產業能夠承受的程度，從而對科技巨頭產生吸引力。而北部都會區毗鄰深圳，正可以將深圳的科技文化和科技產業經驗跨境延伸過來，在香港北部形成類硅谷的科技創新文化氛圍。因此，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必須引入深圳元素，真正形成深港合作結構，而不應是香港單鞭推動——後者最容易又搞成房地產項目。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一再強調香港科創的其中一個突破口，應該放在吸引科技產業巨頭跨國公司身上，使勁渾身解數，吸引2-3家標誌性的科技巨頭，在北部都會區建立其亞洲研發中心和母廠，從而使得香港成為一個亞洲級的科技樞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吸引中國科技公司來北部都會區扎推，如是，科創的氛圍即可形成。

這一定位與深圳並不衝突。事實上，深港在科創領域的合作，正是要形成一個由深圳南部（約700平方公里）加香港北部（約300平方公里），建立“研發+母廠”集羣，作為一個亞洲級的“科技創新發動機”，共同形成“中國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