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變局：改變世界與改變歷史的重大事件 | 文化縱橫_風聞

【導讀】2022年3月24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抵達阿富汗訪問，同阿富汗臨時政府代理副總理巴拉達爾、代理外長穆塔基分別舉行會談，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阿富汗問題重回公眾視野。美聯社稱此次訪問“出人意料”，中方出訪代表是自阿富汗塔利班去年8月掌權以來訪阿的最高級別外國官員之一，其背景是中方正籌備第三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會談中，王毅介紹中國在阿富汗問題上的“三個尊重”和“三個從不”，強調中國是唯一沒有傷害過阿富汗的大國。巴拉達爾重申，決不允許任何恐怖分子在阿活動，決不允許任何人、任何機構利用阿領土採取針對別國的行動，更不允許任何勢力從事破壞中國的行動。自2021年年中以來，阿富汗變局持續發酵，時至今日，其對國際格局的全局性影響已初露端倪。本文認為，阿富汗事變是美國走向衰敗的標誌性事件。在中美戰略競爭上升為世界主要矛盾的當下，中國的最終獲勝，取決於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阿富汗事變給予中國人的最大震動，是要擺脱西方話語迷霧，更加深刻地認識阿富汗，把握其中代表未來的革命性因素，並由此為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文章為《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編輯手記，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阿富汗變局：

改變世界與改變歷史的重大事件

2021年最大的國際政治變局，當屬阿富汗事變。其帶來的戰略影響，將是長期的，其對於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也是全局性的。

**▍**阿富汗事變是美國帝國主義走向衰敗的標誌性事件

近現代歷史上，美帝國主義也曾屢次陷入戰爭泥潭，敗在弱小國家手中，但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則是美國首次面對一個背後缺乏大國支持的小國對手的失敗。其中的含意是十分深刻的。它預示着，當代帝國主義霸權國家任意侵略並蹂躪弱小國家的時代已經過去，美國已經無力左右一個弱小國家內部的國家民族事務，無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國的人民。更何況美國這次是以北約的名義，動員了幾十個盟友的軍事、政治力量，最終卻落得倉皇而逃的狼狽敗局。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欲構建單極霸權的美國世紀，它四處干涉，窮兵黷武，以人權和反恐為名，不斷侵略、打壓他國。但不出多年，美國的衰敗之勢便開始顯現，其內政和外交不斷顯示出帝國末期治理失敗的種種徵兆。2008年以來，陸續發生了三個美國步入衰敗下行台階的標誌性事件：

一是自美國而發，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其後遺症迄今尚未治癒，其對美國經濟社會的傷害是根本性的，它標誌着美國財政經濟金融體系的治理衰敗。

二是起自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疫情肆虐下，美國迄今已有超4000萬人感染，66萬人死亡，這是美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失敗，在事關美國人民生命安全的根本性問題上，美國的體制機制與美國統治階級的能力發生了致命的紊亂和失靈，疫情危機證明，美國病了，而且病得不輕。

三是阿富汗事變，暴露出美國在重大國際政治衝突事件中戰略能力的下降，它的戰略規劃、戰略執行及戰略收尾各個環節混亂失效。其文職與軍職部門之間、各個部門之間、美國與盟友之間缺乏協調，組織能力明顯不足，標誌着美國國際治理與國際統治能力的衰敗。

從阿富汗撤軍，表面上看是美國國家戰略的理智選擇，它需要在阿富汗快速止血，避免無謂的資源損耗，而將主要戰略方向轉向印太地區，集中精力應對中國-俄羅斯這兩個大國競爭對手。但阿富汗潰敗的實際效果，卻產生了對美國極其不利的連鎖反應，它非但沒有生成美國集中戰略資源與大國對手競爭的有利格局，反而大幅度削弱了美國的戰略資源汲取能力，動搖了美國可加利用的戰略資源的基礎。在歐洲方面，美國的北約盟友會由於阿富汗敗局而加速推動歐洲戰略的自主性；在中東阿拉伯地區，伊斯蘭反美力量會倍加鼓舞，通過各種形式的反美運動動搖美國在中東的基本盤；在東南亞等地區，苦於美國逼迫必須在中美競爭中選邊站的各國，會毫不猶豫地堅持獨立的國家政策；而在東亞地區與東歐地區的美國盟國，則會開始掂量美國作為盟友的可靠性，為自己的未來安全做一份新的安排和打算。

這些重要的心理變化，正日漸伴隨阿富汗事變而不斷反映出來，其實際效果就是大大削弱了美國霸權體系的資源彙集能力，大大增加了美國對手的信心。這一減一增之間，阿富汗事變對美國霸權損害的含意不言自明。

**▍**重新認識塔利班，重新認識伊斯蘭

阿富汗事變，給予中國人的最大震動，是塔利班這一傳統印象中“保守落後野蠻”的政教合一組織，竟然展現出如此強大的組織能力。為此，我們需要擺脱西方話語迷霧，重新認識塔利班，重新認識伊斯蘭。

塔利班的勝利，對有着革命經驗的中國人而言並不陌生，它再次印證了中國革命展現的歷史邏輯：“堅定的信仰+堅強的組織+正確的政策策略=革命的勝利”。衡量一個國家的真實實力，可有各種計算方法，現代社會更多地將物質力、科技力作為實力計算的基礎。但塔利班的勝利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精神力與組織力才是首要的能力，精神信念的瓦解與組織能力的渙散，才是最可憂慮的。而恰恰在這一方面，當今中國面對着極大的隱患。

預判阿富汗未來的走勢，並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策略，可有各種參考因素，但有兩點，卻是研判當今阿富汗問題的最大前提：一是阿富汗經歷了40多年的戰亂，人民渴望和平與安定，這是阿富汗任何政黨、任何組織都不能忽視的基本民情；二是阿富汗存在着一個強大的組織力量——塔利班，這個組織經歷了近20年殘酷的反侵略戰爭，經歷了它第一個執政週期失敗的經驗教訓，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都日漸成熟。

認識阿富汗，認識伊斯蘭，中國人應該從西方媒體制造的話語迷霧中擺脱出來，避免簡單地透過西方的稜鏡去看被扭曲的真實的阿富汗。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伊斯蘭世界與中國等古老東方文明體共同面對着西方現代性的挑戰。近兩百年來，伊斯蘭文明與伊斯蘭國家，經歷了比中華文明還要艱難曲折的現代化建國之路。以阿富汗為例，它嘗試過西方經典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模式，也嘗試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模式，但最終都失敗了。古老的部落-家族社會、碎片化的民族構成、近代以來日益分裂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以及外部帝國主義大國的不斷干涉，都導致阿富汗的現代化之路顛沛坎坷，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今天的阿富汗塔利班運動，應將其視為伊斯蘭世界重構現代化的新的嘗試，它是伊斯蘭不甘落伍於世界現代化潮流的又一次文明覆興的實踐，它的面目雖然是保守主義的，有着許多激進的行為舉止，並與恐怖主義脱不了干係，但若將其放置於伊斯蘭文明覆興更生的歷史邏輯中去考察，則我們中華民族應對其保持足夠的尊敬。

作為一種由意識形態和信仰體系推動的社會運動，塔利班與中東、中亞等伊斯蘭國家的許多組織共享着同樣激進的價值觀，並共同以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使命，因此它們的行動不可能侷限在一國一地，而必然會溢出民族國家邊境，向周邊地區和國家蔓延。對於這樣的“輸出革命”，周邊世俗化伊斯蘭國家當然會心存憂慮，中國也不能不對此有所防備。但觀察塔利班，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它正以重建阿富汗民族國家為目標，而非以“輸出革命”為當下目標。它正進入現代阿富汗國家的執政階段，成為阿富汗的執政黨。而一旦開始執政，塔利班秉持的伊斯蘭教法革命的意識形態，必然會遭遇“革命與執政”“一國與世界”“教義與現實”等多重矛盾，並被迫不斷進行調適，以逐漸找到與現實世界相協調的治國姿態。

阿富汗事變發生的最大時代背景，是中美戰略競爭正上升為世界的主要矛盾，而中國的最終獲勝，取決於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為此，中國人需要深刻認識當代伊斯蘭世界，把握其中代表未來的革命性因素，並由此為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