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疫情期中美經濟鏡像關係_風聞

疫情暴發以來，中美兩國宏觀經濟形勢呈現系統反差或稱“鏡像關係”：一是兩國經濟增長呈現比較差異，二是兩國生產和消費復甦程度存在比較差異，三是中國貿易順差增長與美國貿易逆差擴大的外需變動反差，四是兩國通脹表現的明顯反差。

中美具體國情與決策思維不同，疫情防控策略與宏調政策表現出深刻差異，對兩國經濟反差具有重要解釋作用，這也提示了兩國宏觀政策存在交流互鑑的空間。

**鏡像關係決定了兩國調控干預均需逆向發力：美國面對嚴重通脹不得不“踩剎車”緊縮，我國則需“加油門”助推經濟增長。**日前美聯儲做出加息決定是其緊縮政策的最新標誌；我國兩會則傳達積極宏調信號，包括“加大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力度”，央行向中央財政上繳結存利潤超1萬億元，實施2.5萬億元財政擴大支出計劃等。

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宏觀政策背向而行，是多年來極為少見甚至絕無僅有現象，這對國際宏觀政策協調提出了新課題。另外俄烏戰爭外部風險以及國內疫情新情況，都對經濟形勢和政策引入了新的不確定性因素。

——盧鋒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 本文根據在作者在2022年3月15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第60期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上的演講整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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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中美經濟鏡像關係

文 | 盧鋒

圖源 / 攝圖網

本文中“鏡像”一詞，是對比較差異或反差的一個形象表述。

21世紀初年，我國開放經濟強勁增長，多年國際收支雙順差與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形成反差現象，引發學界廣泛關注。筆者2008年有篇題為《中美經濟外部不平衡的‘鏡像關係”》的論文分析這個問題。

近兩年多，中美經濟形勢在更大範圍呈現鏡像關係，不僅表現為疫情期外部不平衡的對稱性擴大，也體現為兩國經濟增速、總需求結構以及通脹形勢的反向比較特徵，彰顯兩國經濟互補性以及疫情防控和宏觀政策差異對經濟的影響。

下面先觀察兩國經濟反差鏡像的多方面表現，側重從疫情防控與宏觀政策特點方面分析其雙重成因，最後討論這方面觀察對理解目前國際經濟一些現實問題的啓示意義。

中美經濟鏡像關係表現

觀察疫情期中美兩國宏觀經濟形勢，幾方面比較特徵形成了系統反差或鏡像關係。

一是兩國經濟增長呈現比較特點。2020年受疫情衝擊兩國經濟同時大幅收縮時，中國相對降幅較小而美國跌幅更大；2021年兩國經濟反彈時，中國經濟增長絕對水平顯著高於美國，但是相對回升幅度較小而美國較大。

下圖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經濟錄得-3.4%的戰後最大跌幅，中國經濟增速回落到2.3%，仍保持正增長。部分受基數效應作用，2021年我國GDP增速反彈到8.1%，比上年增速提升5.8個百分點，然而比疫情前十年增速均值僅超出0.4個百分點，相對提升幅度為6%。作為比較，2021年美國經濟增速回升到5.7%，絕對水平顯著低於中國，不過相對其上年-3.4%增速提升9.1個百分點，另外與其疫情前十年均值比較相對提升1.53倍。

總之，去年我國經濟增速絕對水平顯著領先，不過增長低於年初市場預期，與美國比較也有弱勢之處。

**二是兩國生產和消費復甦程度的比較差異。**在疫情衝擊下經濟大幅收縮後不久，中美生產和消費都快速恢復，但是供求兩端復甦程度呈明顯反差。

**以工業生產作為供給端代表，中國復甦很快而美國大尺度滯後。**下面左圖顯示，以疫情前2019年1月基期為100，到2021年底中國工業生產指數上升到118.8，三年平均增速近6%。美國該指數到2021年底僅為98.8，尚未完全恢復到基期水平。

然而需求側的商品零售復甦則是美國快而中國緩：下面右圖顯示美國商品零售指數2021年底已增長到125.6，三年平均增長7.9%；同期中國商品零售指數增長到114.3，年均增長4.6%，大幅低於美國。

**三是中國貿易順差增長與美國貿易逆差擴大的外需變動反差。**與開放宏觀經濟自發調節邏輯相一致，上述生產與消費反差折射的兩國供需不平衡矛盾，通過貿易活動反向規模擴大得到自發調節。

美國表現是貿易逆差擴大，以此彌補國內供不應求缺口。下面左圖美國數據顯示，2019年貿易逆差為5963億美元，2020年增加到6512億美元，增長了549億美元；2021年進一步上升到9159億美元，增長2647美元；兩年共增長3196億美元，年均增長1598億美元，相當於這兩年美國GDP均值0.73個百分點。從國民經濟核算角度看，逆差增長對總需求增長負貢獻應是疫情前的數倍。

我國疫情期外貿動態調節國內供求不平衡情況正好相反：2020-2021年我國外需對GDP增量的年均貢獻率超過22%，與疫情前十年該指標平均值-2.1%負貢獻率幾近霄壤之別，顯示我國近來宏觀經濟內需不足和供大於求矛盾，通過擴大淨出口和外需增加得到合意調節。

另外上面右圖顯示疫情期中美雙邊的貿易不平衡規模也顯著擴大，初步統計顯示兩年中國對美順差總計7142億美元，年均3571億美元，比疫情前2015-2019年的均值2824.8億美元增加了約21%。

四是兩國通脹表現反差。與兩國總需求增長相對態勢相一致，疊加某些特殊因素例如豬肉價格週期對我國消費物價影響，2020年兩國消費物價共同回落背景下中國通脹水平顯著高於美國，但是2021年美國通脹大幅飆升時我國消費物價顯著走低，美國高通脹與我國消費物價低位形成反差。

下圖數據顯示，2020年中美消費物價都經歷先升後降過程，但是中國消費物價在2019年底基數較高，加上豬肉價格大幅上漲近50%，因而全年消費物價增速為2.5%，顯著高於美國的1.2%增速。2021年我國消費物價月度數從年初零值上下低點波動回升，但是全年增速0.9%反而顯著低於2020年，也低於疫情前五年2%的均值，可以説邊際存在類通縮壓力。

美國2021年CPI年度增速達到4.7%，今年1-2月仍持續飆升。具體看消費物價月度增速，2021年初延續2020年4-5月份回升走勢，年中超過5%提示已出現顯著通脹，年底達到7%的幾十年未遇通脹水平，今年2月進一步攀升到7.9%高位。

上面右圖報告2021年G20成員國CPI增速以及G20、OECD和全球CPI均值，可見美國4.7%全年漲幅在G20發達國家成員中漲幅最高，比主要發達國家中漲幅第二的加拿大的3.4%高出近四成，也少見地高於G20、OECD和全球CPI均值。然而中國0.9%的消費物價年度增速在G20新興經濟體成員中漲幅最低，在所有G20成員中僅高於全球範圍內持續通貨緊縮標杆國日本。

鏡像表現的雙重根源

為什麼近年中美經濟增長、產銷關係、外部平衡和通脹形勢出現反差和鏡像關係？

近年中美經濟面臨的最大環境變異是新冠疫情大流行衝擊，共同背景決定兩國經濟運行呈現某些類似表現，如宏觀經濟關鍵指標都經歷V型波動，宏觀部門都出台超常干預措施應對等等。

但是中美具體國情與決策思維不同，疫情防控策略與宏調政策表現出深刻差異，對兩國經濟反差鏡像具有重要解釋作用。

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是百年不遇的流行病和公共衞生事件，中美都採取了積極防控措施，然而防控方針、措施與績效存在深刻差異。面對2020年初大規模疫情衝擊，中國迅速舉國動員全力圍堵，較快實現新增病例與所有病例清零。針對後續常態化疫情防控階段的零星和散發疫情，在大力推廣疫苗全程接種同時，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的總方針，同時重視分區分級差異化精準防控。針對今年2月底以後部分地區新增病例較快增加，決策層進一步提出強化實施動態清零方針，要求堅決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

美國疫情大規模流行後也曾採取各類社交距離干預措施，不過從政府到民間一直較重視羣體免疫選項與病毒共存策略。隨着2021年大規模接種疫苗和自然免疫人數增加，各地開始嘗試逐步退出防控管制措施。在德爾塔等病毒變種大規模流行時，又間歇和局部再採用各類管制措施。針對2021年底流行的奧密克戎變體流行病學新特徵，最近出現新一輪放開“口罩令”等防控管制的趨勢。

總之，與其它主要西方國家類似，美國較早放棄清零目標，根據形勢變化實施多元化策略，試圖通過羣體免疫、與病毒共存以渡過危機。

中美疫情應對策略差異有深刻的治理體制與歷史文化原因，其防控效果與經濟影響也有重要差異。我國高強度管控模式在遏制疫情方面成效突出，確診感染病例與死亡人數比美國低出好幾個數量級（下圖），相關人均指標優勢更大。

當然任何防控模式都利弊互見，高強度管控需對社會成員選擇度施加較多限制，也有相應成本。就經濟影響而言，我國圍堵清零與動態清零對經濟供給側復甦更有利，對工業生產和出口能力恢復、增長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嚴格實施各類社交距離管控，個別地區為動態清零採取隔離封禁措施，對經濟需求面復甦客觀上也有不利影響。上述成效與美國防控模式影響形成對比，一定程度上派生兩國經濟的系統性反差鏡像。

另外兩國針對疫情衝擊下經濟收縮都實行了逆週期調控政策，不過宏觀刺激政策在規模大小、時間長短、聚焦對象上都有明顯反差，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通脹走勢與目前宏觀經濟形勢對比差異。

受疫情危機形勢倒逼，同時由於多年來宏觀政策理論思維朝激進干預方向演變作用，美國在疫情期實行了規模空前的刺激政策。筆者作了大致梳理：財政政策兩年赤字率分別超過18%和10%，財政刺激規模數倍於應對金融危機。貨幣政策零利率加上擴表，美聯儲資產規模從4.2萬億增加到8.9萬億，比上輪量寬時期2017年的4.48萬億美元峯值高出近一倍。在實施時間方面，在2021年3月經濟強勁反彈時仍追加1.85萬億美元財政援助刺激法案，貨幣超級量寬政策到去年11月才啓動購債減量，零利率政策直到最近通脹接近8%才開始改變。

我國在2020年上半年密集實施較大規模積極宏調政策，鑑於疫情形勢趨於穩定和2季度經濟快速反彈，7月底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週期設計和調節”方針，伴隨刺激政策規模和強度回調與逐步退出。2021年我國經濟增速“預期目標設定為6%以上”，宏調方針要求“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不過財政赤字率、廣義貨幣和社融總額增速等宏調指標不同程度回落，加上一些部門出台較大力度監管和產業政策客觀派生收縮性效果，經濟政策實際執行上出現邊際收緊。我國宏觀刺激較為審慎剋制，避免了美國式過度刺激帶來的過熱和通脹問題，同時也面臨着如何優化政策更有效穩增長的問題。

兩國刺激政策在供求兩端着力點也表現出對稱性差異。例如大規模基建投資一直是我國財政和產業政策逆週期調控的重要手段，另外這次疫情期我國財政扶持政策比較聚焦減税降費和組合式税費支持，對製造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等市場主體提供支持，政策意圖是通過“根部施肥澆水”達到增長、就業和民生的“三穩”目標。一些城市也嘗試實施為居民提供消費券補貼，然而財政救助政策總體呈現向供給側傾斜特徵。

美國****超強刺激政策也包含對企業和房地產信貸和其它金融（購債）支持，然而大部分財政刺激資源通過失業救濟、疫情津貼、個人信貸展期等直達個人消費主體，突顯向需求端傾斜的刺激特點。

宏觀刺激政策相對規模和持續時間差異對總需求反彈相對力度顯然有相當影響，另外宏調政策着力點不同對產消關係和通脹反差也有解釋作用。

幾點相關討論

觀察疫情期中美經濟鏡像表現並梳理分析其成因，對理解目前國際經濟一些現實問題具有啓示意義。

例如觀察兩國通脹反差有助於從國際比較角度認識美國以及全球新一輪通脹真實根源。美國當前通脹確與疫情環境有關，然而僅有疫情衝擊不足以導致美國目前近乎失控的高通脹，過度宏觀刺激政策在其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美經濟都經歷疫情大流行衝擊，然而兩國通脹呈現高低反差，從一個側面説明美國新通脹並非疫情衝擊必然結果，需結合疫情防控策略與宏觀政策差異給予全面理解。

又如疫情下中美國內產消不平衡與外部不平衡變動之間聯繫，提供了一個解釋經濟全球化積極功能的現實案例，也彰顯了**中美經濟互補性及互利合作潛力。**貿易不平衡往往引發逆差方抱怨責難，然而給定疫情下國內產消供求不平衡加速擴大的背景，藉助擴大貿易不平衡調節國內供求缺口的合理性不言自明。就中美宏觀經濟與通脹鏡像關係看，去年美國如不能擴大進口和貿易逆差，其年底CPI增速可能超兩位數，目前形勢會更難應對。當然，這兩年我國如果沒有外需擴大配合，國內經濟穩增長壓力也會相應增加。

上述觀察提示兩國宏觀政策存在交流互鑑的空間。美國在疫情期把逆週期宏觀政策工具利用到極限，如2021年初在經濟已然快速復甦背景下仍執意追加出台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已發生嚴重通脹時繼續實施零利率和追加量寬政策，缺乏跨週期前瞻性視角，不可持續的過度刺激與其通脹困境不無聯繫。我國政策謀劃同時考慮了逆週期與跨週期調節，然而二者如何更有效配合協調，特別是如何更好處理有關未來經濟走勢預期對跨週期調控效果的內生影響，也有一些新的經驗可探討總結。兩國交流借鑑疫情期經濟干預政策經驗或有助於提升各自政策有效性。

另外去年中美經濟呈現鏡像的客觀態勢，決定了兩國調控干預需逆向發力，形成當下宏觀政策取向的反差：美國面對嚴重通脹不得不“踩剎車”緊縮，我國則需“加油門”助推經濟增長。日前美聯儲做出加息決定是其緊縮政策的最新標誌。我國今年兩會則傳達積極宏調信號，包括“加大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力度”，央行向中央財政上繳結存利潤超1萬億元，實施2.5萬億元財政擴大支出計劃等。

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宏觀政策背向而行，是多年來極為少見甚至絕無僅有現象，對G20重視的國際宏觀政策協調提出了新課題。另外俄烏戰爭外部風險以及國內疫情新情況，都對經濟形勢和政策引入了新的不確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