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信息戰”的目標究竟是誰？ | 文化縱橫_風聞

✪ Gladden Pappin

✪ 慧諾（譯）

【導讀】“全民直播”的俄烏衝突把戰火蔓延到全球網絡世界，一場信息戰火熱展開。美國學者Gladden Pappin發現，西方目前拉起一道“數字鐵幕”，似乎要在互聯網中重建“冷戰”中的“美國防區”。但美歐與俄羅斯的網民被隔離後，美歐信息戰的對象就只能是其自身——此次信息戰中所炮製的虛假信息和民眾情緒宣泄，正在攪亂西方政客的戰略決策，也宣告其營造的“互聯網和企業能促進民主、自由”的幻想破滅。

本文指出，在“封殺俄羅斯”的浩大運動中，左派的**“取消文化”**已開始影響外交決策，甚至有取代地緣政治戰略的趨勢。作為該運動的背後推動者，美國網絡科技巨頭、媒體和跨國企業擁有實際的政治力量，並在其自身炮製的“網絡民意”下主導政治運動。政治決策者們把廣告營銷手段用到政治行動中，模糊了戰爭概念，造成國內和國際現實秩序的混亂。

作者認為，雖然目前歐美在戰爭宣傳上的口徑相同並且一致對外，但其內部各方的地緣戰略訴求卻不同：本土未受戰火直接衝擊的美國，致力於無差別地使用非“熱戰”的網暴攻勢，而歐洲大陸的決策者卻要考慮難民、能源、經濟等方面的實際影響。若歐美的外交政策逐漸分化，美國此次拉起的信息戰“美國防區”恐將不攻自破。

文章原刊於The Postliberal Order，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您正在駛入美國防區”：新的多極互聯網鐵幕正在落下

“信息就像一枚不能自動定位的導彈，它永遠找不到自己的目標（不幸的是，也找不到它的“反導彈”！）；因此，信息會墜毀在任何地方，或迷失在太空中一個不可預測的軌道上，作為垃圾永遠地旋轉着。”

——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

《海灣戰爭: 它真的發生了嗎? 》（1991）

所謂“元宇宙”（metaverse）也不過如此了。“一個新的鐵幕正在隔斷俄羅斯的互聯網”，《華盛頓郵報》宣稱道。“無論如何，數字鐵幕似乎正在落下”，CNN如是説。“與俄羅斯互聯網決裂，是西方曾堅持的信念的潰敗——即互聯網是一種民主的工具，將導致專制國家開放，”《紐約時報》也附議。

在“數字鐵幕”降臨前的短暫幾年裏，互聯網作為一個全球通信網絡橫跨世界。雖然大多數西方用户堅持使用西方平台和媒體，但許多人也在手機上安裝了微信甚至VK（譯者注：俄羅斯及獨聯體國家最大的社交網站），方便其與中國“互聯網防火牆”後的聯繫人保持聯繫，或通過俄羅斯的國家平台關注該國的事件。同時，中、俄的互聯網用户也可以享受來自西方的新聞和信息。

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人們對“社交媒體能促進民主”的期望遭到破滅。在**2010年時，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曾顯示，美國人曾預計未來十年他們的社會因互聯網而變得更美好；但到了2018年，AXIOS新聞網的民調卻指出，57%的美國人認為社交媒體損害了民主。**然而，“舊互聯網”的遺蹟仍然隨處可見——ICANN（譯者注：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這個管理全球DNS（譯者注：域名系統，Domain Name System）的美國非營利組織，仍然標榜着1990年代的古樸格言：“同一個世界，同一個互聯網”。

隨着最近“數字鐵幕”的降臨，互聯網用户們已被高效地傳送到了新的多極互聯網的各“防區”中——儘管他們的用户體驗並非如此。西方國家的媒體消費者並未注意到外部信息源頭的已突然消失；相反，他們讀到的是俄羅斯公民遭遇的“悲劇”，即“俄羅斯不再能訪問主要的西方平台，因而只能消費其本國的媒體信息”。實際上，鴻溝兩旁的雙方都進入了新的數字世界。當俄羅斯網民發現自己被送出互聯網的“美國防區”（American Sector）時，我們（美國網民）卻也突然被送入其中。

這個新的“美國防區”有什麼特點呢？

▍作為地緣政治的信息戰

雖然對烏克蘭土地上的各方軍事實力有不同分析，但互聯網的“美國防區”內有着統一的自信斷言：西方的信息戰使普京處於決定性的不利地位。似乎是為了證實西方對**“信息戰即地緣政治”**的信心，網絡期刊《地緣政治學》（The Geopolitics）在3月6日宣稱：“西方正在信息戰場上取得勝利”。不僅如此，諸如CNBC、Slate網、《金融時報》等多家媒體，都分別以“烏克蘭正在贏得針對俄羅斯的信息戰爭”為題發表了不同的文章。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更是不甘示弱，直接提出了她的結論：“烏克蘭人已在信息戰中贏得了勝利”。

到目前為止，西方的信息戰已產生了兩個主要後果。（1）營造俄羅斯在烏克蘭可能失敗的表象，並推動相應的軍事策略；以及（2）迫使西方公司從俄羅斯撤資。

麻煩的是，雖然使用信息戰可以作為大戰略中的重要戰術，但如今它似乎在掩蓋西方在整體戰略上的不足。俄烏衝突發生後不到兩天，類似“歐盟將提供飛機供烏克蘭使用”的虛假信息就在西方社交媒體上散佈開來。Politico新聞網此前報道，烏克蘭議會發布了一條關於歐洲承諾提供70架飛機供烏克蘭使用的推文。此後短短幾分鐘內，該假消息就衝上了美歐各大互聯網平台的“熱搜”。更重要的是，這一假信息可能推動了北約成員此前或已放棄的政治考量。

若非當時冷靜的頭腦佔據了上風，西方和俄羅斯可能已在幾個小時內直接地發生了軍事對抗。但是，這一事件已表明：過去和現在，西方決策者都過於關注熱搜，而非關注對自己局勢的分析。

相較之下，普京似乎（根據西方的説法）甚至都沒有嘗試過信息戰的遊戲。雖然他早已封鎖了西方媒體源，但他與高層的“社交隔離”會議依然使西方分析家們好奇：為何他似乎沒有在信息戰遊戲中發力。畢竟，這是一位部署了“今日俄羅斯電視台”的領導人——他在世界各地的媒體上製造張力，同時以自己的硬漢形象持續吸引着人們的好奇心。

同時，圍繞烏克蘭的未來地位和俄羅斯的在烏利益，俄羅斯堅持着一套相當明確的要求。雖然假信息是任何軍事計劃的合理組成部分——俄羅斯無疑也在傳播自己的假信息——但西方的“信息戰”卻正在對其自己的地緣政治計算能力造成嚴重干擾。

開展宣傳活動以增強決心是一回事，但西方竟把自我創造的假信息納入決策考量，我們的“信息戰”的可信度也因此受到挑戰。正如過去三週所表明的，西方信息戰的成功標誌似乎是以“轉發”量以及進一步極端的“取消”（或封殺，cancellation）來衡量的。

但是，若假信息在幾小時內就崩潰，人們對互聯網的“美國防區”還能信任多久？尤其是在關鍵期間要進行嚴肅的戰略決定？社交媒體的普通消費者可能會因無休止的報道而“顱內高潮”（agape），但美國的核心盟友和決策者會很快對此感到厭倦。

▍互聯網的決策等級體系

對宣傳的需求是每場戰爭的一部分，而宣傳自然也要針對己方開展。戰爭開始不到一週，《紐約時報》就總結了烏克蘭的宣傳工作，記錄了（實際並不存在的）“#ghostofkyiv”（基輔之魂）這一話題的興衰。斯坦福大學互聯網政策中心（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主任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承認：“社交媒體公司必須要‘選邊站隊’，並對來自反俄陣營的宣傳和假信息視而不見。”到目前為止，對於戰時的宣傳來説，這很正常。

然而，當俄羅斯基本無法訪問西方網站，而西方卻宣稱自己在信息戰方面相當成功時，我們不禁要問：西方“信息戰”的目標究竟是誰？一方面，《紐約時報》寫道：“花幾天時間觀看俄羅斯的主流新聞廣播，並研究其該國控制的報紙，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宮為淨化其戰爭行徑做了大量努力”；另一方面，這同一份報紙又指出的，西方的宣傳也往往創造了一種螺旋上升且不受控制的後果。雖然目前西方的軍事指揮部似乎想避免與俄直接開戰，但並不避諱其他任何一種形式的戰爭。

麻煩的是，對外宣傳和官方決策之間的所用的信息界限變得模糊不清。部分麻煩源於美國政客和其他決策者現已變得“長期在線”。俄羅斯的進攻剛開始，整個西方國家的網紅們就開出了一系列越發尖鋭和危險的要求清單。參議員和眾議員們低頭看他們的手機時，遭遇的是一連串無休止的信息轟炸——這是西方的信息戰。

雖然西方反應的升級主要來自於“取消文化”（譯者注：指的是人們試圖集體抵制“有問題”的公眾人物、企業等，“問題”通常包括犯罪、涉種族與性別歧視、具有歷史爭議等）的要求，但也來自對烏克蘭抵抗英雄主義的過於樂觀的期待。Liubov Tsybulska，烏克蘭“混合戰爭分析小組”的負責人（也是一名推特“大V”），一直在創作大量離奇的推文。她3月5日發推道：“在基輔，一個女人在陽台上用一罐醃黃瓜就擊落了一架俄羅斯無人機。他們（俄羅斯）怎敢想要佔領烏克蘭呢？”

自從美國的政治趨勢開始由社交媒體上一陣又一陣的憤怒情緒推動，那麼不足為怪的是，官方也使用相同的“取消文化”的工具應對情緒狂潮。正如《紐約時報》近日一個頭條標題所言：“普京被制裁了，而俄羅斯被取消了”。在網絡戰爭的自反性(reflexive)世界中，局勢升級是通過各種話題的情緒訛詐（“網絡引戰”）來實現的，而每種話題都提高了參與者“被取消”的可能性。起初，網上的激烈反應——這兒要刪除俄羅斯音樂，那兒要設立禁飛區——似乎只是這場局勢漸明卻讓人驚愕的衝突的早期特徵。但是，正如《紐約時報》所指出的，“取消文化”的自反性（reflexivity）已成為西方的外交工作的主要推力——而將西方拽入如此“中風症狀”的也正是我們自己。

▍西方企業“單一文化”的潰敗

在冷戰結束後的多年裏，人們認為西方企業在前蘇聯集團的存在將成功地傳播美國價值觀，如對自由和民主的尊重。當下，西方企業大規模撤離俄羅斯，事實上承認了它們的持續存在並不會促進非民主國家向民主過渡。畢竟，如果使用蘋果支付的狂喜足以促進民主思維，蘋果公司應保持其在俄的運營，而非關閉它。

當然，全球企業變成了能使任何國家與全球經濟脱節的政治行為體，這至少也證實了它們的本質。多年來，西方企業將自己描繪成普世價值的承載者——被永恆得鐫刻在湯姆·弗裏德曼（Tom Friedman）的“關於世界和平的金拱門理論”（譯者注：弗裏德曼認為“任何兩個開設了麥當勞門店的國家都不會彼此開戰”；隨着在資材採購、製造和銷售等領域與很多國家和地區加深彼此的依存關係，走向全球化的企業不希望看到戰爭導致的經濟倒退）。現在已很明顯，這些企業在行使政治權力。2021年，在將美國彼時的現任總統從他們的平台上除名後，硅谷平台現在可以封殺“國營”媒體賬號、標記“政府附屬”賬户，同時在其所謂“事實核查”過程中選擇哪些政府散播的信息是可靠的。Meta Platforms Inc.，這個以不祥名字而新命名的企業集團經營着Facebook和Instagram，在其歐洲和英國的服務中屏蔽了RT和Sputnik（俄羅斯衞星通訊社），同時在其整個網絡中壓制了俄羅斯國營媒體的流量。

正如《地緣政治學》所觀察到的（儘管大體上讚許信息戰），“假信息使決策複雜化，並使不合理的事情顯得合理。通過宣傳，把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這樣一個似乎不合理的步驟，洗白成宣傳戰中可接受的手段”。我們也不難看出，為什麼不斷升級的“取消”或曰“封殺”往往適得其反。UnHerd（譯者注：成立於2017年的英國保守派網絡在線雜誌）的專欄經濟學家菲利普·皮爾金頓（Philip Pilkington）就表示，對俄的油氣制裁對西方自身的傷害更大。因此，“取消俄羅斯”的文化潮流也只能證實普京的説法，即西方不僅鄙視俄羅斯政權，而且鄙視俄羅斯本身；事實上，對普京的“幫兇”進行定向制裁也許是更有效的手段。

**在耶魯大學，一位商學院教授甚至在網上列出了一個企業清單，要將未能關閉其在俄業務的西方公司“遊街示眾”。**目前，制裁俄羅斯的呼聲迅速升級為要求阻止從俄羅斯進口必需品——這將危及所有形式的西方商業和生產。企業的“取消文化”已迅速成為捨本逐末的“誇富宴”（potlatch）。“我們將封鎖俄羅斯新聞頻道！”“哦，對了，我們將停止向俄羅斯港口交貨！”“哦，是的，我們將暫停所有從俄羅斯進口的原材料！”事態的螺旋式升級使人忘記了可衡量的地緣政治目標。

▍ 作為廣告的政治行動

受媒體驅動的政治有一個主要特點：其一方面需要誇大普通活動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又要掩蓋或淡化真正的“大事件”。“戰爭”（war）一直是這場衝突的關鍵詞。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間，最激進的政治家和公共衞生當局明顯地需要將他們的公共衞生措施塑造成一場“戰爭”；在長期未有激烈的全球衝突的時代，嬰兒潮一代似乎需要一些事情能為之戰鬥。相反，11年前，在美國領導的對利比亞的攻擊中，大家又被告知，這肯定不是一場“戰爭”，而是“動態軍事行動”（kinetic military action）。

在廣告領域，術語的模糊化是常見現象：買健身房會員是“對脂肪的戰爭”，而一個藥力強勁的藥品卻只是“藍色小藥丸”。若該現象僅出現在廣告領域，它幾乎並不會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但是，在互聯網的“美國防區”中，政治趨勢也在通過這種框架發展：“你的行動是在氣候變化戰爭中的關鍵戰役！”與此同時，真正重大的政治決定卻可以被無限期地推遲——它們很容易被情緒化的修辭所取代，而情緒化的爆發往往會推動各大企業寡頭/互聯網平台的行動，又進一步推動局勢升級。

在目前情況下，媒體世界的這一基本特徵扭曲了許多西方人計算其政治和軍事行動潛在後果的能力。俄羅斯在嘲笑美國的“動態軍事行動”時也對應地將其進攻稱為“戰略軍事行動”，而西方人似乎也只能在提及“信息戰”和（法國財政部長Bruno Le Maire所言的）“全面經濟和金融戰爭”時使用“戰爭”一詞。在網絡世界的“一言堂”裏，除“實際戰爭”外，一切不被視為戰爭的行為都會被允許——而在這些行為中， 我們卻可能會意外地真正被捲入“實際戰爭”。

▍未能緩解的緊張關係

就目前而言，互聯網上的“美國防區”似乎是統一的。在英語引戰賬號的推波助瀾下，美國防區內炮製出了個基本一致的信息，即“俄羅斯即將被打敗，而西方迫切需要更多的軍事參與”。

然而，即使在西方內部，也不是所有的政治行動者都像美國精英那樣同樣超脱。“戰爭”重返歐洲大陸，不僅存在“雲”端，而且在地面上都可以感覺到。可以肯定的是，對全球衝突危機和對商品價格的上漲，美國人和歐洲人都經歷了的新的擔憂和震驚。但目前，在中歐和東歐，戰爭的影響是最直接的，每天有超過三千名難民抵達布達佩斯。因此，波蘭通過提出要將其噴氣式飛機運送到在德國的美空軍基地，強行澄清了西方的意圖和態度。

在互聯網的美國防區中，硅谷的公司們可在其平台內的“民意壓力”下，自行決定“採取行動”，將俄羅斯從全球互聯網中刪除。所有主要的平台都立即將國營的俄羅斯媒體除名，並改變其算法，取消來自俄羅斯官方媒體的搜索或推薦結果的優先級。這些事件自然會引起這樣的問題：自此以後，這些公司是否會對非洲、美洲、中東甚至歐洲的其他國家施加類似的制裁行動。

“全球互聯互動”的夢想已幻滅，而互聯網的“美國防區”能否維持其能其內部團結也有待觀察。到目前為止，歐洲各國對各自的地緣政治局勢更加敏感：每個歐洲大國的反應略有不同，反映了它們與俄羅斯的不同關係。德國立即開始重新武裝，北歐國家重新評估了它們的軍事立場，法國仍是對俄談判的指路人並懷念其過去獨立於北約承諾的日子。

就目前而言，歐洲各國被吸收到“互聯網的西方陣營”後，尚未在“美國防區”內部構成直接問題。但是，任何可能偏離美國外交政策的國家，哪怕只是一點點，都有新的理由重新評估其技術棧的獨立性和彈性。大約四年前，俄羅斯已開始計劃建立自己的“主權互聯網”。而歐洲國家，也將不得不再次評估他們在美國防區內“雲上生活”的舒適程度。

▍查理檢查站（Checkpoint Charlie）

在冷戰時期，矗立在東西柏林間的“查理檢查站”象徵着通往“自由和統一”的西方的入口。如今，我們正駛入新的多極互聯網的“美國防區”，這將打破過去三十年來困擾西方的許多幻想：全球互聯網的中立性和樂觀主義、自由資本主義能促進自由和開放的競爭並發展未來技術……

目前，新的美國防區看起來是統一的。但其中發生的真實故事是什麼？在未來幾個月裏，歐洲將會發問，它是否樂意讓自己成為美國主導的信息戰中的一個棋子。在美國，我們也將不得不發問，我們的平台所促成的信息戰是否反而阻礙了我們做出清晰和負責任的決定。

剝去其創始時的幻想，互聯網的“美國防區”的未來可能確實很短。

文章原刊於The Postliberal Order，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