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名媛到集中營難民，這個被老外當巨星的中國女人，不應該被遺忘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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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牧龍閒人

一位曾在上世紀登上世界各地報紙，

卻很少被中國人知曉的傳奇女性。

最近，B站上的一條視頻火了。

視頻開頭是一段老舊的黑白紀錄片，記錄着1945年4月，納粹德國戰敗前夕，一批難民被從拉文斯布呂克婦女集中營裏解救出來。

那是二戰期間最臭名昭著的“女性地獄”，曾關押過13.3萬名婦女、兒童和青年，其中近5萬人被迫害致死。

難民們重獲自由，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但就在鏡頭一晃而過的瞬間，畫面中出現了一箇中國女性的面孔。

她站在一眾金髮碧眼的歐洲人中，顯得是那樣格格不入。

一箇中國人，怎麼會出現在德國納粹集中營？

更讓人驚訝的是，就在所有人因獲救而高興的時候，這位中國女性，淡漠地看了眼鏡頭，嘴角微微牽動，勾出了一絲不屑的冷笑。

眼神中彷彿帶着一種穿越時間的魔力，以至於在70多年後的人們看來，仍能被其中的冷靜和孤傲所觸動。

很難想象，這樣的表情竟出自於一個剛剛經受了長期囚禁的難民。

她的身份也引起了人們的猜測，在經過網友的深挖之後，最終，一個早已淹沒在漫漫歷史長河中的名字，浮現而出。

黃訥亭。

一位曾在上世紀登上世界各地報紙，卻很少被中國人知曉的傳奇女性。

與青年毛澤東的一面之緣

1902年，黃訥亭出生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父親黃履和，浙江餘姚人，曾是清政府駐西班牙外交官，母親布魯塔是比利時貴族。

清政府垮台後，黃履和奉調回國，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職，最高做到禮賓司司長。

用現在的話來講，黃訥亭是妥妥的高幹子弟。

● 兒時的黃訥亭和父親、母親

在1980年的第5期《讀書》雜誌上，甚至記載着23歲時的毛澤東，曾到黃訥亭家拜訪她的父親。

“有一天，一個青年學生到我家來訪問……這個學生是來指責我父親的錯誤的……但他很快就明白，我父親不僅不是他前來要加以責問的官員，而且我父親根本不贊成這樣的措施。於是他們的談話就活躍起來……

“這個青年在談話中還向我父親承認，目前他還沒有辦法在各省實現一項重大的改革。他説，他的許多同伴已經到法國去，例如周恩來、陳毅……但是他自己在國內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好好注意這個年輕人，’青年走後，父親説，‘要記着他，他將來也許前程遠大。’在告辭的時候，我知道了青年的名字叫毛澤東，那時候他23歲。”

而那年的黃訥亭，剛滿14歲。

作為一個出身名門的少女，黃訥亭自幼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在上流社會的薰陶中長大。

她在法國教會創辦的聖心學校讀書，上學之餘，還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結交者非富即貴，不乏林語堂、胡適等文人豪客。

除了漢語，她精通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英語，並通過函授，拿到了芝加哥漢密爾頓學院的法律學位。

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這個受過最新式教育、見過無數風雲人物的混血兒，成了北京社交圈一道十分搶眼的風景。

但她絕不是傳統審美中的“大家閨秀”。

長相清俊，喜歡穿男裝，經常穿着男裝出席宴會；

擅長擊劍、騎馬、網球、冰球、賽艇、拳擊等各種在當時被貼上“男性標籤”的運動；

更積極投身社會活動，敢於站在集會上高舉着拳頭大聲演講，呼籲改革……

在舊社會婦女纏足的大背景下，黃訥亭的所作所為，對大眾而言是匪夷所思的，甚至讓一些遺老遺少們覺得“離經叛道”。

可黃訥亭從不屑於他們的目光，以自己前衞的思維方式和行事作風，努力將那個對女性充滿着束縛和禁錮的時代，遠遠拋於身後。

● 黃訥亭曾出現在世界各地報紙

美國藝術家野口勇對黃訥亭讚不絕口，稱她“年輕有為、英俊瀟灑”，覺得她看起來像一位“美麗的海盜”。

Le Temps（《時報》）則形容黃訥亭為“一個才華橫溢的天才”。

西班牙Estampa雜誌，更是將黃訥亭身着男裝的陽剛照，放在了雜誌的封面，在標題上註明：“中國的聖女貞德”。

這位魅力十足的東方女性，無形中影響着世界範圍內的人們對中國、尤其是中國女性的看法，將中國女性的精神風貌，大大方方地展示給了全世界。

我不是軍隊的“花瓶”

1921年，19歲的黃訥亭身着男裝參加舞會，以一支阿拉貢霍塔舞（一種西班牙傳統舞蹈），獲得了奉軍高層的賞識，被授予空軍上校軍銜。

憑藉一支舞蹈成為上校，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她不俗的背景和出身。

但一個不能忽略的前提，人家不是空架子，是真有這個名氣和能力，支撐她在當時的軍政界站穩腳跟。

● 黃訥亭軍裝照

穿上軍裝後，黃訥亭不甘做軍隊中的“花瓶”。

為了成為一名合格的軍人，她去軍校，以頑強的意志和出色的成績，完成了所有課程。

之後，又前往巴黎，在布爾歇機場受訓，學會了開飛機。

她以果決膽大出名，在當時的民國空軍中，就連男性飛行員都很少有人敢像她那樣進行雜耍飛行。

見聞廣博，膽識過人，精通多國語言，極擅社交……黃訥亭無疑是上天眷顧的寵兒，也註定有着更廣闊的天地。

1926年，24歲的黃訥亭開始擔任北洋政府總理潘馥的機要秘書，把守着北洋政府重要的經濟職位，並負責與歐洲新聞界的關係。

第二年，她被派遣到美國俄勒岡州，從事外交工作。

但不久後，國內風雲突變，北洋政府倒台，南京國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全國”。

黃訥亭像一隻飛在天邊的風箏，突然斷了線。

她只好回國，成了少帥張學良麾下的一名中尉。

然而，國民黨統治下的民國，似乎並不能成為黃訥亭從軍報國的舞台。

1929年，中東路事件爆發，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與蘇聯軍隊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戰爭。

黃訥亭明確表示，希望自己能夠上前線戰鬥。

但她還未得到批准，這場戰爭便以慘敗告終。

連續的失意，讓黃訥亭有些心灰意冷，興許是疲倦了政場上的爾虞我詐，她最終移居巴黎，開始了一段波西米亞式的生活。

有悖於傳統的“同性戀人”

波西米亞式生活，是一種非傳統的生活方式，多存在於藝術家、作家之間，不受傳統思想的束縛，也不對傳統抱有任何幻想。

1933年，31歲的黃訥亭隻身來到巴黎，結識了57歲的美國女作家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

巴尼是文藝界的社交紅人，也是公開的女同性戀，她舉辦的沙龍一位難求，匯聚着來自世界各地的名流達人。

● 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

黃訥亭起初是巴尼的司機和私人助理，後來，兩人漸漸發展成了情人關係。

面對周圍人異樣的目光，黃訥亭不以為意，她坦言：“我見到巴尼之際就明白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巴尼的引薦下，黃訥亭經常參加各式各樣的沙龍，這些或精緻典雅、或富麗堂皇社交活動，對黃訥亭而言簡直是如魚得水。

她有着迷人的東方面孔，身材修長，氣質高貴，能夠輕鬆駕馭中式旗袍，並且非常善於展示自己，“當她穿着中式服裝表演劍舞時，無人不為她傾倒”。

黃訥亭很快融入了巴黎藝術界，名聲大噪，巴尼對她的愛慕也與日俱增。

作家Helene Nera曾對黃訥亭的魅力這樣描述道：

“她的華人身份和她受到的偏愛，讓她遭到了來自巴尼眾多愛慕者和情人的致命嫉妒，現場廝殺的激烈程度和後宮眾妃爭寵的情形別無二致。”

英國記者則對黃訥亭如此評價：時尚典範，令人難忘。

但他們絕不曾想到，黃訥亭社交名媛的面具之下，藏着的是另一重鮮為人知的絕密身份。

納粹集中營裏的險死還生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二戰期間，黃訥亭參加了一系列的反納粹運動，是法國反抗運動對納粹進行間諜活動的秘密特工。

1944年5月，黃訥亭不幸身份暴露，被納粹德國逮捕，隨後送往有着“女性地獄”之稱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

● 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

這裏關押的對象多為女性，據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數據，該集中營關押過的13.3萬人中，有近5萬人死於槍擊、毒氣、苦役、酷刑或者醫學實驗，慘烈程度令人髮指。

即使處境如此惡劣，黃訥亭依然沒有喪失自己的風度。

一位一同被關押的猶太女性，在回憶對黃訥亭的印象時説道：

“她是一個獨特的女人，受過良好教育，活潑且個性堅強。”

1945年，蘇聯軍隊將要攻佔德國柏林的消息傳到了集中營，女人們看到了一絲希望。

但她們並不確定自己能夠活到那一天。

於是，她們找來一塊紅布，親手繡上自己的名字，證明她們曾經來過。

黃訥亭在紅布上繡上了“黃China”。

幸運的是，不久後，“白色巴士”營救行動開啓。

所謂“白色巴士”，是一項由中立國瑞典和丹麥政府組織的人道主義營救行動，通過秘密協商，設法將納粹集中營裏的部分“囚犯”安全轉移。

而為了避免沿途誤判，所有轉移“囚犯”的巴士都被塗滿醒目的白色油漆，刷上紅十字會標識。

● “白色巴士”行動

黃訥亭被列入了救援名單，而一些無門無路的“囚犯”，則被排除在名單之外。

黃訥亭不忍心讓一位9歲的女孩留在集中營，便找到被俘的英國間諜瑪麗·林德爾，通過層層關係，將女孩和她的母親一併加入到了救援名單中。

1945年4月，黃訥亭成功獲救，於是便有了紀錄片開頭，她面對鏡頭時那一抹令人難以捉摸的冷笑。

或許是不甘，或許是自嘲，抑或是在黑暗動盪的時局下，不自覺流露出的一種人如螻蟻、無力迴天的心灰意冷。

她本來應該去拯救別人，結果反過來，自己卻成了被拯救的對象。

這對一個一生要強的人來説，是多麼大的諷刺。

跨越時空的“重生”

重獲自由後，黃訥亭離開歐洲，移居南美洲委內瑞拉，和女友奈莉開始了嶄新的生活。

她們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同生活了20年。

● 黃訥亭和奈莉

奈莉在大使館工作，黃訥亭則因着法律專業的背景，在一家銀行擔任秘書。

工作之餘，黃訥亭仍然喜歡在家中開派對，她時而以男裝示人，時而換上中國旗袍，她的家也成了朋友們聚會的熱門場所。

60年代末，黃訥亭患重病，因過量服藥而突發中風，身體狀況急劇惡化。

她和奈莉前往比利時，在奈莉的故鄉布魯塞爾定居。

1972年，黃訥亭病重離世，長眠於布魯塞爾，享年70歲。

近半個世紀後，一部名為Every Face Has a Name（每張臉都有一個名字）的紀錄片在瑞典上映，片中出現了那個在納粹集中營裏被黃訥亭救下的9歲女孩。

● 9歲時的艾琳·克勞茲·費恩曼

她叫艾琳·克勞茲·費恩曼，如今已年過古稀，面對鏡頭，她動情地回憶着當年關於黃訥亭的一幕：

“戰爭快結束那會兒，集中營裏的狀況變得非常糟。那些人不斷用喇叭催促我們轉移到另一個叫貝爾根·貝爾森的集中營。很多人都去了。但是Nadine Hwang（黃訥亭的英文名）跟我媽媽説，別去。

“她從德國人那裏聽説有些塗滿了白色油漆的巴士就快來了，那些車會直接把名單裏的人帶出集中營，送到瑞典，然後就自由了。她設法把我們母女倆的名字弄進了那份名單。

“臨走前，我媽媽承諾，如果艾琳將來生下女兒，會取名為‘Nadine’，以紀念這份恩情。”

● 如今的艾琳·克勞茲·費恩曼

仿如生命的延續與重生，Nadine的名字在遙遙跨越半個世紀後，又一次出現在了人們的面前，帶給人們無限的悵惘與感動。

在那個20世紀最黑暗的時代，黃訥亭為國家奔波奮戰，為自己優雅而活，打破束縛與桎梏，為更多的人爭取到了苦難盡頭的一絲光亮。

前半生波瀾壯闊，後半生迴歸平凡，拼湊成了這位民國女性充滿着無限魅力、血肉鮮活的傳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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