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中國民工面臨“退場”，他們是誰？【軒講】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社會的谷智軒。最近有媒體報道，上海、天津等多地，紛紛出台規定，規範建築施工企業用工年齡管理，限制或禁止超齡農民工，從事施工行業。這些舉措，一方面是為老齡農民工的安全與健康着想；但另一方面，也提醒了我們：隨着中國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最早進城的一代農民工，已經無力再扛起城市建設的擔子。本期《軒講》就來談談，已經老去的第一代中國農民工，他們到底是怎樣一羣人？

“農民工”是一個我國獨有的現象。正常來説，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民等小生產者，會逐漸失去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不得不進入城市，進入工廠，最終成為無產階級。如果一個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打工，那他就已經是一個工人了。但在我國，受到户籍制度等限制，有相當大一羣農民，即使是進城工作以後、職業已經與工人無異，但在身份上，卻依舊是農民，也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住房、子女教育，以及醫療方面的保障，成了一個個介於“農民”與“工人”之間的存在。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實行嚴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農民進城辦事，需要憑介紹信才能住店。農民不能隨意到城市工作、也不可以在城市裏隨意走動。改革開放後，珠三角地區，率先開始承接外資的產業轉移，發展了一大批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增。而與此同時，農村施行了“包產到户”的改革。“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包產到户”和農機的普及，瞬間釋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一邊是需要大量產業工人的城市，另一邊是存在海量剩餘勞動力的農村。在城市“拉力”和農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的東南沿海地區，又出現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現象。

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允許農民自籌資金、自理口糧，進入城市務工經商，在政策上，為農民進城開創了條件。此後，每年都有近2000萬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尋找工作。社科院的張雨林教授，最早注意到了這批進城務工的農民羣體，在同一年提出了“農民工”的概念。自此，“農民工”羣體，正式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台，開始受到廣泛關注。1992年，因農業主產品全國性積壓，導致財政對庫存的補貼壓力過大，國家決定取消糧票。糧票取消後，一號文件中的“自理口糧”，也變得不再困難。農民只要進城，有錢掙，就不愁沒飯吃。於是，全國出現了規模龐大的“民工潮”。1990年，全國共有2000萬農民進城；1992年，這一數字變成了4000萬；到了1994年，又變成了6000萬。

這一時期，我國剛剛開始啓動國有企業改革，城市出現了大量的下崗工人，並沒有做好應對“民工潮”的準備。城市的環境衞生、交通運輸和社會治安，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各種犯罪新聞見諸報端，社會開始擔心，農民工的流動，會對城市生活造成負面衝擊。1994年有一份統計材料顯示，大約70%的新增刑事犯罪，都來自流動人口犯罪。

學者温鐵軍曾回憶，面對90年代農民工大規模流動的事實，國家已經開始推動改革户籍制度，在政策討論中提出不搞身份限制。到1994年，公安部户籍制度改革文件的草稿中，已經提出了按照職業和居住地，來建立户籍管理制度。但在徵求各部委和各地意見的時候，遇到了許多現實的阻力，導致改革不得不擱置。

面對氣勢洶湧的“民工潮”，和其造成的負面影響，政府不得不做出回應，在政策上大轉彎，反過來出台政策，限制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跨區域流動。1994年，勞動部頒發了《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暫行規定》。1995年，國務院轉發了《關於加強流動人口就業證和暫住證制度》。各大城市開始陸續出台規定，通過數量、證件、管理、審批和工種限制，提高農民工進入城市的門檻。比如，北京從1995年開始，把外來農民工從事的行業和工種，分別限制在13和206個，大多是城市居民不願乾的、苦、累、髒、險的崗位。農民工要是從事“不屬於他們的活”，被抓到了就要罰款。直到2000年，七部委聯合頒佈通知，加上社會輿論的壓力，北京才取消了這些不合理的限制。

農民工在城裏，只有“暫住權”，需要辦理“暫住證”才能進城。比如，北京的“暫住證”，就分為ABC三個等級，普通農民工只能辦理C級，一年續簽一次；而有頭有臉的“農民企業家”，能辦理A級暫住證，五年有效，也被稱作“綠卡”。而在實踐中，農民工除了“暫住證”以外，還被要求辦理“就業證”、“務工證”、“流動人員婚育證明”等一系列證件。90年代有個詞，叫作“查三證”，就是説警察會隨時檢查進城農民工的身份證、暫住證和務工證等證明。如果拿不出來，就會被當作“盲目流動”，遭到強制收容以及遣返。

“三證”往往收費不菲，當時在北京，辦齊三證，每年要交450元，相當於農民工一個月的工錢。而在廣州，辦理“三證”要交“四費”，每個月30-40元。光這“辦證費”，每年就給地方政府帶來數十億的財政收入。 2000年，廣州強制收容了“三無農民工”11萬人，上海收容了39萬人。出生於河北農村的演員王寶強曾經回憶過，他剛去北京的時候，有很多羣眾演員，因為沒暫住證，被“強制收容”，送到了昌平和房山去挖沙子。當時有政協委員明説了：農民工有“兩怕”，一怕拖欠工資，二怕收容遣送。

由於僅憑外觀，難以分辨市民和農民工，所以“收容制度”，偶爾也會波及到有城市户口的市民身上。2003年，廣州有個名叫孫志剛的大學畢業生，有城市户口，也有正經工作，但因為看上去像農民工，並且沒有隨身攜帶證件，遭到了“強制收容”，在收容所裏被毆打致死，引發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同年，國務院頒佈《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取消針對農民工的歧視性政策，以及不合理的規定；隨後，又出台了《城市生活無着落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叫停了對進城農民工的強制收容遣送制度。

2003年10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在三峽考察時，農婦熊德明向他舉報，有包工頭惡意欠薪。在總理的過問下，熊德明的丈夫，當晚就順利拿到了被拖欠一年之久的工資。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討薪一事，引發了全國對農民工欠薪問題的關注。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將農民工表述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展維護農民工權益和改善就業環境的專項工作。2006年，國務院頒發《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系統提出關於農民工工資、社會保障、維權機制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2007年，我國加快了勞動保障立法工作，頒佈了《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和《社會保險法》，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勞動者，提供了國家法律制度層面的權益保障。

但是，法律的出台遠非終點，而是起點。法律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落實，就無法真正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大量企業開始靈活用工，採取了勞務派遣、臨時工等方式降低成本，規避《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鄭廣懷教授，調查過珠三角地區勞動法的執行情況，結果發現：勞動法並沒有有效保護多數農民工的勞動權益。

比如説，1994年的《勞動法》第十六條，就明確規定，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勞動合同；2007年的《勞動合同法》又規定，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然而，國家統計局的《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直到2014年，也就是《勞動法》頒佈的第20年、《勞動合同法》頒佈的第7年，農民工當中，依然有62%的人，沒有勞動合同，73.8%沒有工傷保險，82.4%沒有醫療保險。

鄭廣懷教授因此提出了一個“次標準”的概念，認為法律的文本與法律的實踐，是長期不一致的。就業市場上“資強勞弱”的地位對比，並沒有因勞動法而改變。有許多勞動法規定的權利，在實際行使時，會遇到重重阻礙；而許多明顯違反勞動法的行為，實際上長期得不到懲罰，甚至是被默許。資方、勞動者與地方政府間，形成了一個彼此心照不宣、基於默契而共同遵守的“次標準”。“次標準”通常低於法定的勞動標準，讓勞動法實際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工傷保險實際上被打了個“五折”，病假工資被打了個“三折”，而周工作時間的限制基本不執行。“次標準”的存在，使得資本可以確信，即使保護勞動者權利的法律被頒佈了，也難以執行。在更多時候，資本不是阻撓立法的過程，而是着力在執法的實踐中，塑造出限制勞動法執行的“次標準”。在資本、勞動者與地方政府的動態博弈中，勞動者往往是被“出局”的一方。

其實，中央已經多次發文，要求保障農民工權益、改善農民工就業環境，要求勞動力輸入地政府，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不合理限制。解決“農民工”的問題，是改變“三農”困境、提高農民羣體收入、縮小城鄉差距的關鍵。從長遠來看，農民工待遇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但其中的一些要求，經常被流入地政府有選擇性地執行，這也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農村勞動力流動政策的變遷，讓農民工難以在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平等地享受公共資源。

就拿教育來説，由於義務教育的經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所以儘管中央多次強調，人口流入地政府，要承擔隨遷子女教育的責任。但落實到具體實踐上，不少地方政府，還是會採取本市户籍兒童優先入學的政策，限制農民工子女進入城市的公立學校讀書，比如要求農民工父母提供社保證明、工作證明、接種[zhòng]證明、居住證明等等。由於入學難，很多農民工父母，只能送子女到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這些學校多由私人創辦，租用民房或廢棄的廠房，教師水平也不高，與城市的公立學校根本沒法比。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熊易寒教授就發現，在公立中學就讀的農民工子女，存在“天花板效應”。他們在初一、初二的學習成績，並不比本市户籍的學生差，然而到了初三，成績卻迅速滑落。由於存在種種門檻，農民工子女難以在上海蔘加中考，只能被分流去讀中職。而回到原籍中考，又難以適應教材體系和學習環境的變化，就像有一層隱形的天花板，在阻擋着他們上升。他們由於對未來感到悲觀，而自暴自棄，放棄了學業上的努力，成績一落千丈。

而另一些農民工家長，則選擇將子女送回老家縣城的學校接受教育，成為留守兒童。有學者估算，北上廣深四個最發達的特大城市，“貢獻”了全國五分之一的留守兒童。不少農民工子女，從小學開始，就在學校裏寄宿。他們在家裏，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與父母缺少交流，只是偶爾收到父母從沿海城市寄來的生活費。由於在學習過程中缺少家庭的幫助，很多留守兒童，都成了其他孩子眼裏“吊兒郎當混日子”的人，被學習好的學生討厭。最終，又在中考的時候被分流，進入了中職。其實，農村學生，並不是生下來就不會讀書，也不是天性裏就喜歡“混日子”，只不過他們身上揹負的劣勢，實在是太多了。如果給他們公平受教育的機會，人家一樣能考上好大學。

而這些農民工子女長大以後，就成了“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説法，起源於21世紀初，並在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被官方使用。在“撤點並校”之後，大量的農村，已經沒有中小學了。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從小學開始，就要麼在縣城或中心鎮上的學校寄宿，要麼在父母打工的城市借讀。目前，我國有6500萬農民工，年齡在30歲以下，他們是“無土”的一代，其中的很多人，和城市户籍的孩子一起讀書、長大，已經跟城裏的孩子沒什麼區別了，他們名下多數沒有分到土地，也很少有人掌握種地的技能和經驗，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家裏有幾畝地。他們融入不進城市，也註定退不回鄉村。由於沒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很多人在成長的過程中，被中考分流，成為廉價勞動力，最終走上了與父母相似的人生軌跡。

過去40年，依靠廉價勞動力持續不斷的供應，中國創造了奇蹟般的經濟騰飛。資本是逐利的，總是通過壓低勞動力的成本，來獲取最大化的利潤。然而，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路上，資本總是會碰到一個絕對的底線，那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費用。工人是家裏的頂樑柱，需要養活自己、組建家庭、撫育後代。僱主支付的工資裏，必須包含這些最基本的費用。然而，農民工這一制度設計，通過把農民工子女教育、養老等——這些勞動力再生產中的一大部分責任，丟到農村去，使得資本可以進一步壓低勞動力的成本，滿足利潤最大化的需要。老弱婦孺被留在農村，只需要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製造了數以千萬計的留守老人與兒童。説白了，這也是一種“工農剪刀差”，進城農民的待遇和收入被壓低，為我國吸引投資和經濟騰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

今年是2022年，距離第一代農民工開始進城，已經快40年了。當年二十來歲的青壯年勞動力，如今，也差不多都五六十歲了。根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的《農民工監測報告》，目前，我國已經有7500萬農民工，年齡在50歲以上。整個農民工羣體，平均年齡41.4歲，已經突破了40歲關口。他們，正在慢慢老去。當老一代農民工累死累活，想在城市安家落户時，許多地方政府，只希望他們融入工廠流水線，成為廉價勞動力，卻不希望他們真正融入當地社會，沒有做出有利於農民工的政策選擇，錯過了最佳的時間窗口。

高齡農民工面臨的困境，是過去城鄉二元分割的體製造成的。社會保障，長期向城鎮居民傾斜，而農民離開了土地，脱離了家庭與親友的互助，又被排斥於城鄉社保之外。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養老金連漲17年，是一大惠民的好政策。但對高齡農民工來説，工作不穩定、社保續繳困難且不及時，導致他們難以在年老後，維持養老的高額開銷。農村新型養老保險的繳費年齡條件，是“男性16至60週歲；女性16至55週歲”，繳費年限十五年。大部分高齡農民工，已經超過了要求的基本年齡，每個月只能領取一百來塊的基礎養老金，滿足不了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農村醫療保險，報銷門檻相對較高、程序複雜、報銷條件限制嚴格，這也讓高齡農民工，難以真正享受到政策的好處。我們應該儘快打破這種不平等的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户籍制度，消除進城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在社會保障權利和福利待遇方面的身份差別。農民工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吃了很多苦，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既然地方政府為了安全着想，將他們從工地清退，那就應該承擔起對高齡農民工的救助責任。不能因為他們老了，幹不動了，就把他們趕回農村去，還必須確保他們離開工地後，不會老無所依，有一個有尊嚴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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