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啥由最初的國粉走到反面_風聞

我曾説過，早在改開之初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大概就是最早的、也是很狂熱的國粉了。

幾十年的時間裏，我搜集了較多的國軍原始資料。那時我搜集這些史料的目的，更多出於對國軍的崇拜。但特別諷刺的是，恰恰就是因為蒐集了較多的史料，卻讓我走到了當初的反面。也就是説，出發點與落腳點成了一個180度。

為什麼？這就要説説我瞭解到的國軍了。

來看它的戰鬥力：抗戰初期的忻口戰役，國軍以二十多個師對鬼子的一個師團又兩個旅團，結果怎樣？失敗；同樣是抗戰時的南寧戰役，國軍同樣以二十多個師對鬼子的一個多師團，結果又怎樣？同樣是失敗；武漢會戰，日軍最多時有9個師團參戰，而國軍最多時，參戰兵力達124個師，但會戰結果仍然還是失敗。誠如徐永昌在徐州會戰應注意事項的密電稿中所言，“敵現有兵力不及我五分一，竟指導外線殲滅戰，為戰史上絕無僅有之事。”整個抗戰期間有22次大的會戰，有興趣的統計一下，這22次會戰由國軍主動發起的有幾次？敵我兵力對比有哪一次不是數倍乃至十數倍於敵？又有幾次戰勝？幾多敗北？

日本鬼子裝備好，國軍裝備不如人，所以二十多個師打不過人家一個師團，這算個理由。那麼就再看與共軍的戰例：解放戰爭之初，國軍對解放區重點進攻時，其對手可還是小米加步槍呢，可那又怎樣呢？右翼山東戰場，國軍裝備精良的60個旅敗給了共軍裝備不精良的30個旅；左翼陝北戰場，國軍裝備精良的25萬兵馬敗給了共軍裝備窳劣的2.6萬人槍。幾個月的重點進攻下來，國軍整師整旅的被全殲，可你能否找出國軍全殲共軍一個營的例子？

打敗仗並不可恥，只要肯打，屢北屢戰也不無可敬佩之處，可抗戰時的國軍，這種旺盛的鬥志到了四十年代以後還剩有幾成呢？蔣委員長曾這樣評價他的國軍：“一般將領的精神、決心和意志，實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在抗戰開始的兩年，大家都有拼戰致勝的決心，有消滅敵人的志氣，但到現在幾乎完全消沉了。”（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

不消沉才怪！能借抗戰之名發財，誰還願玩命打仗呢？而要論吃空自肥，國軍軍官可謂無與倫比。曾任國府教育部長和宣傳部長的王世傑，在1941年8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各師兵員無一足額者，而且多數不足法定半額。但中央餉款均照足額髮給，故師長、旅長、團長無人不中飽；甚至一師長而每月能中飽餉項達五、六萬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誠然不厚，然中飽之餉則每每為法定收入之數十倍！此一現象甚可慮。”

時任軍法執行總監的何成濬在1944年11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獨立工兵第二團團長幹戢來寓，……談滇中情形，頗以帶兵為畏，蓋做生意、吃空額已成普遍習慣，排長以上皆富，惟士兵特苦，與同流合污，不知何日犯罪，不與同流合污，則作事處處受其牽掣，擬見委座後，即辭去此職云云。”

這説的還是國軍戰鬥意志表現最好、也是國粉們最看好的抗戰時期，若要説到三年解放戰爭時期，那就更不用説了。在這點上恐怕連國粉們也都不想説了。

有人説八路會利用老百姓，那我又要問了，老百姓為什麼要被八路利用而不被國軍利用？那就再看看它的軍民關係：1938年8月7日，張發奎在寫給蔣介石的《失守九江報告書》中稱：“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時，因運輸困難，戰時增設部隊又驟難足額，沿途鳴槍拉夫、搜尋給養，不肖者且因強姦擄掠，軍行所至，村舍為墟。職由陽新徒步經瑞昌至九江時，滿目荒涼，殆絕人跡，民眾既失同情之心，軍隊自無敵愾之氣。如此而欲其奮勇殺敵，自不可能。”1941年10月，楊森在《第二十七集團軍作戰經過概要報告書》中也稱：“此次各部潰散官兵，普遍奸擄、燒殺。甚至部隊前進、轉進中，在部隊長官率領下，亦有之。較之上海抗戰之役潰散漫延數百里，有過之無不及。蓋當時僅潰散不歸隊，尚無此普遍奸擄、燒殺也。”在抗戰時的有些地方，比如河南，還出現民眾羣起而截擊國軍的情況。《1944年第一戰區中原會戰之檢討》中稱：“此次會戰期間，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現象，即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軍隊，無論槍枝彈藥，在所必取，雖高射炮、無線電台等，亦均於截留。甚至圍擊我部隊，槍殺我官兵，亦時有所聞。”大敵當前，國難當頭，百姓們為何抗擊自己的軍隊？害苦了。逼急了。國軍對河南百姓的禍害，有的時候甚至超過了日軍。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國軍的軍紀就更不敢提了。當時的北平也好，南京也好，有幾個國軍士兵看戲、乘車是買票的？有幾個戲園子或電車是敢於跟國軍官兵要票的？有興趣的翻一翻當年的報紙，包括軍紀最好的青年軍在內，因為沒票又佔座受到戲園子的勸阻因而打砸鬧事的報道屢見不鮮，根本就不算新聞。

似這類打起仗來特慫而欺負老百姓又特橫的軍隊，我實在看不出它有多麼大的正能量。

國粉們最愛説的就是國軍將士犧牲的慘重，多少員殉國的高級將領，多少萬陣亡的士兵，等等。犧牲固然可敬，但動不動就以犧牲的慘重來説事兒，就不對勁了，從古至今還從沒聽説過以一支部隊犧牲的多寡來評判其優劣的。

要打仗自然就會有犧牲，但國軍士兵的大量犧牲，有很多時候，恰恰是這支部隊的腐敗無能所導致。據南京保衞戰當事者呂琦、李甲之、劉紹武等記述，城要破而未破時，士兵們不顧大敵當前，爭相擠出城門逃命，因受負責維持秩序的部隊阻攔，竟用機槍互射，“挹江門附近因此而自相殘殺者甚眾，殊傷心慘目。”“由於互相擁擠，造成互相踐踏，弱者倒地，強者即踏其身而過。”有的傷兵被踩倒不能起身，呼救沒人理，便拉響手榴彈與踩踏者同歸於盡。江邊渡口處，因人多船少，為爭渡船又起訌鬥，許多搶到船的在行至江中後又被岸邊沒搶到船的開槍擊沉。可憐數十萬國軍士兵，因為撤退組織的無序而成為俘虜，並最終死於日寇的屠刀。

那要問了，士兵們如此混亂，帶兵官們在哪裏呢？跑了。好多人丟下部隊自己先跑了。就拿被國粉們粉的不要不要的所謂“德械師”為例，當南京確定放棄時，除第72軍軍長、長腿將軍孫元良早就脱離部隊外，第71軍軍長王敬久與該軍第87師師長沈發藻等開過有關撤退的會議後，根本沒回指揮所進行傳達與處置便逃之夭夭，教導總隊總隊長桂永清也是留下參謀長斷後，自己單獨先逃，其第二旅旅旅長鬍啓儒更是不等會議結束，即獨自逃竄了。

如果説抗戰的士兵死於敵人的槍刀之下，還算死得其所的話，那麼，數百萬的士兵死於軍營的虐待就無論如何説不通了。 1943年夏，軍政部長何應欽曾在一次會議上當眾質問兵役署長程澤潤：全國軍隊也不過700萬人，傷亡也沒超過240萬人。你們徵了1200萬壯丁，各部隊的長官還天天來電報叫喊補充新兵，這是什麼原因？

這原因誰都清楚，要麼逃跑了，要麼虐待致死了。著名教育家、時任紅十字會會長的蔣夢麟有一段記述：“在貴陽一個壯丁收容所裏，我曾經和廣州來的壯丁談話。我問：‘你們從哪裏來？’他們説：‘廣東曲江來的。’‘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他們説：‘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只剩下十七個人了！’我説：‘怎會只剩了十七個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們説：‘沒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裏去？路上好多地方荒涼極了，不但沒有東西吃的，連喝的水都沒有。我們沿途來，根本沒有準備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點；沒有吃的，就只好捱餓，可是路卻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後，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沒有藥，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據他的考察估計，國軍所徵的壯丁，有大約四分之一就這樣死於途中。後來蔣會長把這事兒説給了蔣委員長，氣的老蔣殺了兵役署長程澤潤，但殺了一個署長又有何用呢？

上述這些例子，誰若不信，你們可以自己去考證。如今大陸、台灣、海外的各種民國史料公開了很多，只要有興趣，查找起來已經不是很難，看看我説的是個別的還是普遍的。

就這樣的一支軍隊，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值得去粉的！

抗戰期間，國軍堅持了正面戰場，多數的國軍將士沒有投降。在抗戰初期的戰場上，國軍與日軍的抵抗特別的激烈，犧牲特別巨大，許多將領為國捐軀，無數官兵血濺沙場。所有這些，當然是必須給予肯定的，英烈們的壯舉更是值得後人永遠銘記的。但什麼事都應該恰如其分，對國軍的評價也應如此。但許多國粉不這樣，他們必須得説抗戰是以國軍為主才行，非要把國軍抗戰的貢獻拔到最高才行，就太不靠譜，太過於荒謬了。

有國粉舉張自忠、高志航、八百壯士的例子，來證明蔣家王朝及國軍的正大和英勇，這恰恰説明國粉的無知。説明這些國粉不僅歷史學沒有學好，哲學也不及格。清末辛丑抗英、甲午抗日作戰中，湧現出關天培、左寶貴、鄧世昌等眾多先烈，那是否就説明滿清政權及軍隊也是正大和英勇的呢？這世上有很多人天生長了六指，那能不能因此將“伸手不見五指”改為“伸手不見六指”呢？當然不行，那是兩碼事兒。個別與全般的辯證邏輯，國粉們大概不懂。如果僅僅用張自忠、高志航、八百壯士等英烈來説明他們所屬政權與軍隊的正大，還差得太遠。

研究歷史必須的方法，就是獨立的思考，就是既不受政治宣傳影響，也不受網絡炒作干擾的獨立的思考。待你真的願意靜下來坐下來，花上三五年的功夫，到那發黃的原始檔案堆裏，找一個或幾個戰役戰鬥研究一下，找一個或幾個軍隊單位研究一下，找一個或幾個將領研究一下，只消弄清楚一兩個問題，那麼我敢斷定，就是打死你，你也再不會去做這個粉兒了。

現在我也仍然對民國的軍史感興趣，而且十分地感興趣，也仍然一如既往地蒐集着民國軍隊的各種史料，但現在的我跟八九十年代的我不一樣，尤其表現在對國民黨軍的認識上，大大地不一樣了。

（較真辯對，打假正訛，歡迎關注本人微信公眾號：牛戈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