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特·裏夫斯執導的《新蝙蝠俠》超過諾蘭的《蝙蝠俠》三部曲了嗎？_風聞

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馬特里弗斯的《新蝙蝠俠》，內在探討課題的思路上，確有諾蘭三部曲的樣貌，但在敍事文本的細化上卻尤為不及，造成了完成度的相對較弱，不足以提供“説服力”，而更多地停留在了主觀情感的打動力之上。而真正兼併了二個方面的，則只有諾蘭的版本。特別是第三部《黑夜騎士崛起》，尤其如此。

當然，在一定程度上講，這也與馬特里弗斯的“操之過急”有關，他似乎想在一部的空間裏，就完成蝙蝠俠的“自我的存在認同”到“社會性羣體影響力，英雄價值的獲得”之全過程，而即使是諾蘭，也足足用了三部才走到終點。

《黑夜騎士崛起》上映時，圍繞其展開的爭論在各大論壇媒體持續升級，讓其成為了三部曲裏最受爭議的一部。有人認為，它的160分鐘裏一大半時間都在窮極無聊，CNN甚至宣稱這是諾蘭有史以來最差的作品，《紐約客》更表示“故事臃腫沉悶”。足足一個多小時，敍事重心一直放在各色新老配角、甚至路人角色上，布魯斯出場----哪怕是作為頹廢大叔---的時間，卻遠遠不夠多。

單以第三部而言，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但如果我們將三部曲作為一個整體，同一討論主題的三個遞進階段，那麼第三部裏的這種資源配比，恰恰表現出了諾蘭給予系列的最終階段：超級英雄對於社會的羣體性影響力，“模範象徵”，才是其最重要的價值。英雄最終要做的，是引領公眾成為英雄、自我拯救，而不是對公眾悲觀、嘗試獨力拯救他們。而在成片上看，情感面的打動、敍事面的細化，也讓本作兼具了感性與理性上的較高完成度。《黑夜騎士崛起》，並不是超級英雄打壞蛋的故事，英雄的歇斯底里和挨頓老拳，遠遠多於他的正義必勝。諾蘭想拍的，並不是一個英雄的戰鬥史詩。甚至可以説，這個超級英雄故事裏，根本就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超級英雄，有的只是更加具有普世性意義的“英雄”----作為標杆的公眾人物，之於社會價值意義的探討。它由“英雄”布魯斯本人去思考、感知、分析自身，並在數次的成長與猶疑徘徊之後，完成最終的堅定思想。

整個的《蝙蝠俠》三部曲，都是通向上述答案的路程，是布魯斯叩問自我的經過。我們可以看到，諾蘭創造並始終保持着布魯斯的某種“二選一中的自我矛盾”以及最終的“破除矛盾”。

在《俠影之謎》當中，布魯斯的自我矛盾主要是自我認知上的矛盾：他是超級英雄，亦或只是又一個墮落在哥譚市的罪犯。而這種矛盾的產生和深化，主要來自於“恐懼”---哥譚市的罪犯是恐懼的創造者，而他自身亦是通過暴力來製造恐懼、藉助恐懼來彈壓罪犯的以暴易暴者。通過恐懼的極度施加，布魯斯與罪犯的界限，也隨之模糊了起來，進而引導出了布魯斯自己的困惑：拉斯艾古爾，是否便是蝙蝠俠的化身。

在開篇中，諾蘭就點出了恐懼的存在，並以此來開宗明義地強調它在本片中的重要地位---布魯斯掉入深井，並被蜂擁而出的蝙蝠所驚嚇。隨後父母被槍殺的部分中，年幼的他直面罪犯，被其施加了首次直感的恐懼。大部分時間裏，諾蘭不斷地利用“撲扇湧出的蝙蝠羣”的閃回，強調他感受到的恐懼，這使得老爺選擇”成為蝙蝠“的行為，也導向了“對自身所感受之恐懼的反掌握和反利用”。而在其導師拉斯艾古爾的教導和訓練中，他同樣接受的是“製造並運用恐懼”的能力培養。當回到哥譚後，他也用暴力手段來製造恐懼，壓制罪犯。

在高潮部分，拉斯艾古爾在作品裏的作用，徹底顯現了出來：他成為了想炸掉哥譚的恐怖分子。這讓拉斯艾古爾與布魯斯，實際上形成了一體兩面的關係----運用恐懼的能力、一切的作戰技巧，甚至從師承關係上，兩者都如出一轍。而諾蘭正是借用這種關係，結合拉斯對布魯斯的拉攏，點明瞭他的矛盾：在布魯斯眼中，和自己一體兩面、且為導師的拉斯是恐怖分子，那麼他又會當自己是什麼呢？進一步地，諾蘭將之放大到了“哥譚罪犯”的層面：布魯斯究竟是超級英雄，還是與本市的所有罪犯一樣、是另一個施加恐懼----如同槍殺布魯斯父母的罪犯施加給他一樣----的墮落罪犯？

在這部電影中，諾蘭創造並引導着布魯斯的自我認知矛盾，並最終讓他破除“二選一”的迷惑----製造恐懼的暴力只是手段，我就是超級英雄---從而完成了“蝙蝠俠”英雄屬性的確立。

而到了《黑暗騎士》，諾蘭創造的自我矛盾更加深化了：首先，布魯斯面對小丑---一個與自己完全形成鏡面對照一樣、同樣製造恐懼達到目的的存在。且在電影中，諾蘭也通過小丑的台詞和各種鏡頭構圖的隱喻來強調二者的內在一致和對照性。這是一次對拉斯艾古爾和布魯斯關係的再現，比起第一部中表達的尚嫌隱晦，這一次它更加入骨，也更加明顯---小丑有效的恐懼製造能力、癲狂的暴力、和反覆對布魯斯強調的“我們是一樣的”，讓其陷入的矛盾。

比起第一部，它的表達更加外露和明確：我是以暴制暴的蝙蝠俠，還是一個臉上不化妝的“惡之人性“的小丑——相比“恐怖分子”身份的拉斯，它更深入到了“本性”的部分。

另外，在這部電影中，諾蘭讓布魯斯的矛盾更加深了一個層面：如同老爺鏡面一般存在的小丑，似乎提示着老爺“人性本惡”，而他也在小丑的有意勾引下，不斷地接近着內心中陰暗的區域。小丑對布魯斯本人的挑釁、對瑞秋的威脅，讓他逐步地控制不住內心“殺掉小丑”的衝動，而這也正是小丑的目的。小丑誘導布魯斯往自己內心的陰暗面中傾斜，並利用“瑞秋和哈維二選一”事件來讓他做出“私情”的選擇，放棄哈維，並結合此前對“白衣騎士”哈維的墮落誘導成功，讓他從“無法大公無私”的私情化、對哈維正義之心的信念動搖，這兩個角度上，都被迫直面了“人性本惡”。在最後，小丑想要創造輪船上犯人互相引爆炸藥放出“人性本惡的煙花”，並瘋狂地要求布魯斯殺死自己，從而徹底地證明“人性本惡”。

小丑的出現，徹底激化了布魯斯的恐懼。出於對失去城市和親人的恐懼，他的手段越來越暴力，不殺人的信條更像是將暴力行為正義化的自我安慰。為了表現這一點，諾蘭適當地在第二部的動作戲中，加入了更有破壞性的攻擊，例如敵人更加奇葩的關節彎曲度。此時的他對上小丑，就像是看到了鏡子裏的自己：同樣遊離於制度之外，同樣手段極端，甚至同樣遮蓋着面容，與之不同的，只是模糊抽象的“正義”與“非正義”之區別。在審訊室一場戲裏，小丑説，“你和我是一樣的。”從而引發了布魯斯突如其來的暴走和歇斯底里---與其説他是憤怒，倒不如説是對於自己行為的質疑和恐懼，害怕自己已經變成了致力於消滅的存在。

系列發展到這一步，布魯斯的恐懼，已經不再是對”敵人“的恐懼施加，而更多地變成了對於自己的恐懼，這便構成了之於第一部的升級：恐懼為手段而抑制犯罪的英雄蝙蝠俠，由於對自身---作為化身的”小丑“，與明面上的自己----的恐懼，愈發極端暴力，無限接近於不殺信條的打破邊緣，這也正是小丑對他誘導的目的：看到自己的恐懼，以及由恐懼而生的更多陰暗面，感受到人性的本惡，從而成為自己恐懼於成為的罪犯”小丑“。布魯斯的敵人是小丑，倒不如説是他自己，因為小丑其實就是他的另一面：一個脱去了正義外衣的暴力份子。而一旦他因恐懼過度而極端地打破了”不殺的正義信條“，外衣不復存在，他便也只是一個純粹的暴力分子。不殺的信條對接着人性的善意，而善意的打破則帶來暴力體現出的本惡。

第二部裏的蝙醜對決，諾蘭將小丑無限地神化，而蝙蝠俠則更多地不在狀態和暴怒不休，讓風格更加黑暗和絕望。布魯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關於自己未來的打算---第一部的結尾表明“當五年蝙蝠俠，然後迴歸正常人”，第二部的哈維登特也説“我不知道蝙蝠俠是誰，但他肯定不想帶一輩子面具。”可見，對於自己私刑者的身份，此時的布魯斯，更多是對自己行為正義性的不確定，以及對自己是否另一個小丑的恐懼，他並不完全認同作為蝙蝠俠的自己。

在第二部的結尾，光明騎士哈維丹特隕落，戈登無奈地説，“小丑贏了”，布魯斯回答“我們不能讓他贏。”第二部的蝙蝠俠始終在小丑的攻勢下被動掙扎、反撲乏力，因為他無法直視這個“韋恩二號”，咆哮和失控更加強化了色厲內茬和對自己的恐懼。而最終的結局中，他看到的終究也只是”希望“----船上的罪犯們展現了人性本善的光明，但布魯斯自己在瑞秋和哈維之間猶豫的”非英雄“行為，以及哈維隨後的犯罪，讓他意識到了超級英雄的難存：任何人，哪怕是哈維甚至他自己，都會有非英雄的一面，在他自己身上便是“恐懼”----恐懼於失去瑞秋，而失去了作為超級英雄的決斷，並隨着這種恐懼而愈發施加以暴力，引發更多的黑暗側面。

在第二部中，布魯斯的自我矛盾，並非單純的“超級英雄或是罪惡犯人”之身份認知，而是基於此的“本善或是本惡”的人性矛盾，由此產生了“如此本性之人，是否值得拯救”的糾結。這是對他自己的，也是對於外部社會中旁人的。由此，第一部的“只針對自我身份認知”，升級成了“人性認知，針對外部他人”。

在最後，諾蘭扭轉了此前小丑的一路勝勢（對布魯斯的戰略壓制之勝，人性本惡論證之勝）---他沒有殺死小丑，戰勝了自己的陰暗面，而輪船上的犯人也沒有引爆炸彈。這帶來了第二部較為複合的結尾。蝙蝠俠作為”罪犯“定義而消失，布魯斯也做回了富翁。此時的他，無法再維持對超級英雄的信念，也看到了複雜人性中的”光明一面“之存在。因此，”蝙蝠俠承受罪犯之名“而消失，掩蓋哈維墮落帶來的絕望，維持住世間普通人們的光明之心。

這便是此時的布魯斯眼中，”蝙蝠俠“的唯一價值，他對人心的光明懷有希望，但認為黑暗面使自己的“英雄”蒙塵，只配在黑夜中揹負而行，隨之放棄英雄身份。他所做的，也是對於外部社會的單方面給予。

而在最後的《黑夜騎士崛起》，“人性複雜，無法成為超級英雄；人性光明，奉獻於外界”的糾結之後，矛盾來到了“英雄價值在何方”，一種對於超級英雄之存在價值的認知建立。隱退的布魯斯發現，犯罪依然猖獗，人性的光明面並沒有自發地擴大開來，他對世界的“給予”毫無作用，這便構成了他再次出手的動機。那麼，英雄究竟應該為外部社會做出什麼樣的影響，人性光暗混雜的個體又能否成為這樣的英雄？

電影的前半部，諾蘭否定了那個“一己之力奉獻於他人，個體的超級英雄”。我們看到了一個弱小的布魯斯。雖然他被迫重新出山，但阿爾弗雷德一語道破天機，“現在的你根本對付不了貝恩，你還沒準備好。”雖然他穿上了蝙蝠俠的戰鬥服，完成了身體上的復健，但內心還在畏縮於陰暗面的“恐懼”、否定着作為蝙蝠俠的自己，不認可擁有人性非光明面的自己、可以撐起超級英雄的屬性。由此，在潛意識裏，他知道自己敵不過信念堅定的貝恩，所以當聽到阿爾弗雷德的質疑，他才會反覆低吼“我可以！不要小看我！”，繼而在行動中急功近利。進一步地，布魯斯和貝恩的對決，形成了諾蘭對“個體超級英雄”的直接否定。在二者的單挑中，貝恩説，“你躲藏在黑暗中，所以你戰勝不了我，因為我就是黑暗。”與始終躲避着自己的韋恩相比，坦蕩蕩承認了自己惡行的貝恩，堪稱不可撼動。決勝點不在於武力，而是能不能直面自己。布魯斯最終貢獻了一場歷史性潰敗。

在深坑監獄，伴隨着逐漸雄壯的配樂，老囚犯道出了對待恐懼---人性軟弱之黑暗面---的最終答案，“擁抱你心中的恐懼。”不是戰勝恐懼（壓制本惡一面），也不是利用恐懼，而是擁抱恐懼，直面帶有人性複雜性的自己，承認它的存在，承認自己並非一個“可以獨力戰勝一切，拯救世間的超級英雄”，但卻坦然接受它，繼續戰鬥，而非放棄。

進一步地，在最後的大決戰，諾蘭完成了三部曲中最經典的鏡頭：以黑暗為掩護，以偷襲為主體，以“恐懼”為武器的蝙蝠俠迎着陽光，挺胸抬頭，大踏步穿過混戰的人羣，再次迎戰貝恩。他不再需要圍繞“陰暗面”而行事，也沒有再一人奮戰，試圖“給予”他人，而是與所有人一起作戰。之後米蘭達的反轉，則是諾蘭團隊和第一部首尾呼應的設計：杜卡德告訴韋恩恐懼，開啓他的“英雄之路”，而韋恩的“英雄認知完成”，也由杜卡德的後人來見證。

諾蘭完成了“矛盾中的迷惑破除”：經過失敗的老爺醒悟，超級英雄的價值不在於“拯救”，而在於“圖騰”，英雄的存在可以鼓舞民眾的鬥志、喚醒民眾的自我拯救。在最終戰中，布魯斯第一次與民眾站到一起，和所有人一起戰鬥，也不再是“黑夜騎士”、站在了陽光之下---黑夜騎士只能承載黑暗試圖力挽狂瀾，而走出黑夜亮相於所有人前面的白衣騎士才能引導羣眾的自發奮鬥。隨之，在又一次單挑中，老爺武力值大增，徹底壓制了貝恩---與前一次單挑相反，構成了對探討主題的引導作用。

另一方面，人們對於蝙蝠俠的的認識改變，則同樣對應了“英雄意義”的主題探討。他試圖討論，公眾人物對於社會的價值。在第一部，布魯斯最初決定要使用蝙蝠這樣一個形象，就已經開宗明義，“不能作為一個普通人，要成為一種傳奇，一個符號。”他試圖讓自己變成一個讓犯人恐懼的符號，以此來達到攻心的目的，這是諾蘭在電影中首次提出符號這個概念，並將之安插於劇情裏，使之與故事融為一體，貫穿三部曲的始終。

在第一部裏，韋恩成為蝙蝠俠，以這樣的形象打擊罪惡，而與這等英明神武的俠客相比，傳統的正義保衞者：警察、律師、官員，則是一片狼藉，除了和韋恩緊密相關的瑞秋和戈登。第一部營造出罪惡之城的氛圍，凸顯出蝙蝠俠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的符號性，同時也突出了他的獨力迴天。在韋恩被稻草人暗算逃離的一場戲中，小男孩用熱切的眼神看着他，“你就是那個人，對嗎？”，其狂熱程度只能用頂禮膜拜來形容。

民眾需要得到拯救，蝙蝠俠則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他成為了一個“英雄”的符號，其他人不需要做什麼，只靠他一人之力就可以力挽狂瀾。僅憑他，是否能夠帶動整個社會的發展？他的價值，是不是直接推動社會的發展？第一部的末尾，韋恩拿起象徵着罪惡之王小丑的卡牌，説道，“我來對付他。”諾蘭在第一部的結尾留下了這樣一個懸念，蝙蝠俠一個人是否能夠戰勝罪惡？標杆人物的價值是否體現在對社會的直接作用上？

到了第二部，諾蘭給出了他的答案。小丑肆無忌憚，即使擁有蝙蝠俠，哥譚市依然掙扎於墮落的底線，而韋恩本人，則在和小丑的對抗中處處受制。蝙蝠俠沒有力拔山兮之力，公眾人物也沒有翻天覆地之能。諾蘭在第二部中安排了更多的正義助力登場，哈維的出現成為了第二個“英雄”。韋恩帶領着戈登和哈維，和小丑的犯罪集團展開全面對決，但是卻屢戰屢潰。顯然，這一次的結論是：即使標杆人物擁有了更多的幫手，擁有了更多的“符號”，在明處的法律層面打擊罪犯，配合布魯斯的暗處制裁，也無法帶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第二部的結尾，已經為最終的答案留下了鋪墊：羣眾的自發力量。小丑沒有看到焰火，但它的失敗並不是蝙蝠俠所賜，後者只能旁觀，而是兩艘船上普通民眾的捨己為人。諾蘭提高了民眾的形象，這也將成為第三部探討中的關鍵因素：對於公眾行為的號召、激發、引領，才是英雄對於社會的價值，所有人幫助自己，而非一個人幫助所有人。

大眾與蝙蝠俠的關係，是三部曲的重要元素。從第一部面對蝙蝠俠受傷無人理睬的冷漠，到了第三部中普通警察們對抗貝恩集團的奮勇、民眾對蝙蝠俠犧牲的凝望。大眾的覺悟不斷提升，主動行為也愈發增加，蝙蝠俠在其中，起到的是催化劑的作用。正是因為有了標杆，人們才會拿自己來與之相比較，人們才會覺悟自身的不足。為此表達，第三部裏着力打造的，是警官布萊克。他只是一個收拾小罪犯都要氣喘吁吁的普通人，但是在和布魯斯有所交集後，便以之為標準。本作的反抗者，由蝙蝠俠和戈登到布萊克，繼而到整個警察體系，逐步擴大。

由此可見，標杆“蝙蝠俠”的真正作用，不是拯救一切，而是讓所有人都想成為像他一樣的人。只有作為社會最大構成部分的普通民眾，才擁有改變環境的力量。在第三部的收官，諾蘭安排了很多孩子的鏡頭：在蝙蝠飛機帶着核彈掠過時，孩子們指着空中，“那是蝙蝠俠！”；蝙蝠飛機炸開，目睹了蝙蝠俠犧牲的孩子們眼神憧憬；當蝙蝠俠雕像落成，孩子們環繞四周。蝙蝠俠自然是符號，但卻不是對犯人“壓迫”的符號，而是對公眾“號召”的符號。在三部曲的前兩部，布魯斯最終只能隱退，而第三部裏，更是先被貝恩徹底擊破。光憑他一個人，做不了什麼。但如果下一代都像他一樣，那麼等他們成長起來，社會就會向前發展。

因此，諾蘭安排了結局：蝙蝠俠死了，但卻並未如第二部一樣消失，而是長存為雕像，則普通人布魯斯則活着。作為普通人的布萊克，成為了繼任者羅賓——英雄也只是普通人，但符號意義卻可以號召普通人，讓後者可以成為英雄。人的黑暗面，讓超級英雄難以完成拯救世界的壯舉。但同時存在的光明面，卻可以讓所有人都成為——不夠“超級”的——“英雄”，形成社會的環境。

對於“社會”這一落腳點，表達還有很多層面。三部中反派的共同點，是對於現有體制的完全破壞，從零開始。顯然，諾蘭認為這只是恐怖主義，甚至給杜卡德安排了撞樓這樣影射9-11的行動計劃。貝恩正是象徵意義最為外露的一位。貝恩炸燬橄欖球場的一場，擁有市長等社會名流入座的貴賓席，中產階級才有能力購買的內場座位，以及底層民眾購買的低價區，讓球場本身就象徵了階級分明的社會體系。貝恩將之炸燬，便是對於階級制度的徹底破壞。而隨後關於“權力屬於人民”的演講，以及底層階級瘋狂搶奪富有階級的畫面，很難讓人不聯想到某種形態下的社會主義。有很多人便説，這是諾蘭給社會主義寫的情書。

顯然，社會主義或任何主義，都不能有此暴力行徑，這更像是小丑與失去信條的布魯斯做得出來的犯罪。這樣一種病態而畸形的“自由”和“民權”，帶來的是對於“極端社會”的否定。貝恩集團對蝙蝠俠集團的混戰，也幾乎是非常明確地暗示了當時的華爾街暴亂。滿嘴“自由”的貝恩，最終目的是爆炸，將所有人都炸死，體制維護者亦或是“革命者”，一概勿論。

而與三個反派相對的，是既有社會的捍衞者：蝙蝠俠。雙方的交鋒實則理念的交鋒。最終，蝙蝠俠的獲勝也代表了諾蘭的傾向：不要進行徹底的暴力，那只是人性之“惡”的表現，不能帶來任何東西，只有毀滅，而是要相信社會中人光明一面的存在，更加積極地引導它。“符號”的存在意義，便是激活並引導社會的羣體光明面。

因此，從諾蘭的三部曲中，我們可以看到諾蘭對於超級英雄的人物設置：始終保持自我認識的矛盾性，並不斷完成矛盾的破除，然後在三部曲的遞進中做逐步升級的“自我認識矛盾，破除，升級矛盾，再破除”。並且，第一部的“針對自我身份”，第二部的“針對自我本性，也針對社會“，第三部的“本性下的英雄確立，英雄對社會的意義”，也是層層遞進。最後，才形成了三部曲整體的“最高立意”。

而馬特里夫斯的版本，在類似架構思路的情況下，就顯得粗糙太多了。無論是刑訊室的勾引，還是最後對蝙蝠俠引導入絕望的“展現人性”，以及對蝙蝠俠“成為自己”的目標，電影對謎語人的設計，都有着《黑暗騎士》的影子。然而，稍遜一籌的是，後者裏的小丑，讓蝙蝠俠經受了初戀被殺、白色騎士哈維丹特墮落的巨大打擊，從而生出了不可遏制的報復之心，而對船上囚犯的考驗也更加深刻。這樣一來，蝙蝠俠的“殺”更有動機，“不殺”更加困難，而囚犯們展示給他的“社會希望”，也更加明確。

到了本片裏，他的不墮落，起始於對父親“非絕對正義，卻也非邪惡”的理解，讓他重建了對“光明仍然存在”的信心，進而有了對如今這座哥譚市的一種接受——一迎接他的是被法爾科內收買之外的那部分警察，而在結尾處的企鵝人也同樣沐浴在了陽光裏，暗示着如今哥譚正邪交雜的狀態。世界被黑暗籠罩，但仍有希望之光，人心並非絕對正義，但也絕非全體的徹底邪惡。有堅持下去的動力，而又有必須對抗的東西，才構成了蝙蝠俠作戰的“希望”，而不是已然大獲全勝的“圓滿”。任何作品中的蝙蝠俠，都在糾結於自己行為的正邪定義，也會迷惑於被拯救者們的價值幾許，而本作給出的所處狀態、開解出路，或許是較為接近現實狀態的。

它的結尾是給予面向未來的希望，而不是針對現今的勝利，因此不必將邪惡驅逐乾淨，只要留下曙光即可。即使企鵝人這樣的存在同樣站立當場，但正派警察們的存在，已然足以讓蝙蝠俠眼中的哥譚，從片頭的漆黑變為結尾的朝陽了。在開頭，他融於環境的黑暗，從黑暗中走出，彷彿融進了社會的極端暴力之中，與罪犯們一樣地給予恐懼，讓之無處不在。而在結尾，他則站在了朝陽的街頭，而他感受到的環境本身，也開始有了光明，從給予恐懼的“復仇者”成為了創造希望的英雄。

遺憾的是，重中之重的“由家人到世界”之信念傳導，在片中的展現顯然太短了。作為開解關鍵的父子情感線索，出現、發展、收尾有些倉促。當然，重中之重的“對社會的感受”層面上，蝙蝠俠眼中的社會管理羣體，其對於蝙蝠俠的反饋，還是得到了比較完整的表現，前者對後者從“全員皆黑”到“看到正義”，後者對前者從“排斥牴觸蝙蝠俠、只接納布魯斯”到“支持蝙蝠俠”，串聯起了整個作品，構成了蝙蝠俠看待社會的心緒轉變過程。然而，作為直接轉折的父親，是布魯斯心中的絕對正義者，也在其光環打破後將布魯斯直接推向極端方向，又由阿爾弗雷德的“為了家庭”而演生出對“正義”的最終理解，是對於世界看法之變化的凝聚存在，其信念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對世界的看法。

這種設計本身是恰當的，但在片中卻被表述“人對世界的感受”“感受的直觀呈現”等環節搶去了風頭，有些過於輕飄了。蝙蝠俠的絕望，從外部人等，到貓女，落於父親，逐層感受，由遠及近，漸次打擊到他的信念根源：家庭。而他的重建，也由家庭開始，到拯救貓女，最後是對外人，逐步擴大而形成了“對社會“整體的信心。這個前後的結構是工整的，但作為“陣眼”的父子部分，卻單薄得難以支撐起這個結構。

比起諾蘭，馬特里弗斯給出來的東西，顯然單薄了很多。以他”一部對三部”的情況來説，這無疑是一次毫不意外的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