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與個人感受的煽情!問題的本質呢?耶魯畢業韓裔撰文:（美國）亞裔一直活在恐懼中_風聞

紐約時報

父母商店經常被搶

1977年，我的父親、母親、兩個姐妹和我從首爾來到紐約的一年後，父母在曼哈頓韓國城經營着一家小小的珠寶批發店。它更像是一個攤檔，位於百老匯第30街和第31街之間，面積為200平方英尺。在那裏，他們一開始賣14k金項鍊，後來又賣給街頭小販和小賣部老闆黃銅和鎳首飾、塑料發珠、馬尾辮託和髮夾。

曼哈頓韓國城

每天早上6點，爸爸媽媽就從我們租來的一居室房子裏出來，住在皇后區埃爾姆赫斯特區範克里克街（Van Kleeck Street）一棟低矮的紅磚建築裏，乘地鐵去商店。為了慶祝安息日，他們只在星期日關閉商店。我和姐姐們上的是第102公立學校，我是小女兒。因為我出生在11月，所以我通常是班裏最小的，也是很安靜的。幾個漂亮女孩輪流欺負我，我説不出原因，我從不尋求她們的注意。有時候，如果一個比我大的女孩想和我打架，我姐姐不得不介入。在課堂上，我發現很難集中注意力。我只關心我自己的事，什麼也不説，什麼也不做，我想把自己變小 ，這樣我就不會被注意到。我尤其關注我的父母，因為我害怕失去他們。我日夜為他們的安全擔心，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他們的世界。這個世界對我來説太危險了。我妹妹上幼兒園的時候，媽媽會在3點前離開商店衝回家，留下爸爸在店裏關門。有一次，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跟着媽媽上了火車，並在格蘭德大街她那一站下了車。陌生男子在樓梯間抓住她，她尖叫起來，引來了周圍人的注意，才成功逃走。後來爸爸就買了一輛車，開始開車上班。那年，我們搬進了同一棟樓後面的一套租來的兩居室，可以俯瞰停車場。到了晚上，我會在窗前等他們平安歸來。

有兩次，小偷在夜間闖入商店，觸發了警報和電話，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有人藏在大樓的共用地下室裏，鋸斷了商店牆壁上柔軟的石膏板。還有一次，小偷從後門破門而入，警方從未找到罪犯。保險公司從未支付這些索賠。房東説入室盜竊不是他的責任，所以爸爸安裝了一堵鋼筋加固的牆和一扇鐵門。儘管做了更多的安保措施，還是發生了搶劫和搶劫。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就在商店打烊之前，媽媽掃了前面的人行道。鐵門的一部分已經打開了。兩個穿着軍大衣的武裝男子把她逼得走投無路，他們把她推回到店裏。一個把我父親關在後面，另一個則強迫我母親交出她們辛苦掙來的錢。他們偷走了我父母用借來的錢買的金銀項鍊，當強盜們帶着贓物衝出去後，雖然警察出現了，但這兩名男子從未被抓住。

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個星期六我和爸爸去商店幫忙。我們開了門，還沒等我們去拿咖啡，三個戴着面罩和手套的槍手就來搶劫了我們。如果我閉上眼睛，我還能看到那把槍，我告訴自己不要害怕，如果我們把錢都給他們，一切就都好了。爸爸遞給我三個托盤，裏面裝着金子和收銀機裏所有的現金，然後交給了劫匪。我們向警方報了案，但一無所獲。父親不再出售黃金，轉而購買更便宜的金屬，試圖減少持械搶劫的誘惑。多年以後，在某一天，爸爸和我從31街向西走到停車場。一個矮個子男人從後面走過來，搶走了爸爸的皮挎包，裏面放着商店的保險箱鑰匙和現金。爸爸衝在他後面，喊道:“快停下來，他（小偷）拿了我的包!”我從未見過他跑得這麼快，他跟在小偷的後面。就在離先驅廣場幾個街區的1號梯前，一名不當班的消防員從摩托車上跳下來抓住了這名男子。消防隊員從車站衝出來把他按倒在地。警察趕到後，一名警察將他的腳放在了這名男子的頭上，而另一名警察則清空了他的口袋:避孕套、口香糖包裝紙和一把刀。警察狠狠地踩在年輕人的光頭上，我看了看小偷的臉，發現他只是一個男孩。後來，我們被告知他16歲，和我當時的年齡差不多。

姐姐被喊“中國佬” 我被乞丐告知“喜歡中國女孩”

紐約地鐵

在80年代，我和我的姐妹們乘坐地鐵去各自的高中。我們坐火車往返至少花了四個小時。一天下午，在一輛擁擠的E型列車上，我姐姐突然被一羣十幾歲的孩子包圍了。其中一個把手伸進她的夾克，偷走了她的錢包。她想把錢要回來。**他們嘲笑她的臉，叫她“中國佬（Chink）”。**人羣中沒有人幫助她，到了下一站，這些人就走了。他們拿走了她的現金和地鐵卡，然後把錢包和身份證扔在地上，一個陌生人注意看到了，撿起錢包，寄還給了我們。

從1986年到1990年，我上了耶魯大學（Yale）。來到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New Haven, Conn），這裏讓我感覺很熟悉，就像我的家鄉一樣，但我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偶爾，我會沿着教堂街走到阿提克斯書店咖啡館喝杯咖啡。穿着邋遢衣服的行乞老兵會走過來抓住我。他們會説:“我喜歡中國女孩（Chinese girls）。”我會盡力訓斥他們，然後輕快地走開，旁觀者從不幫助我。

我在一個保守的基督教家庭長大，學會了穿着得體。我堅信，你應該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穿什麼就穿什麼。然而，即使穿着近乎男性化，我也會被注意到。我沒有遮住臉。

上大學時，我參加過反對種族集會，參加過“奪回夜晚（take back the night）”的婦女遊行。在提高女性保護意識的日子裏，不同的人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女性侵犯的憤怒。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在學校裏，曾有男性對我進行過性侵犯，但我從未告訴過任何人。在集會上，男女談論被強姦和襲擊的事，而在人羣中，我拿着一支點燃的蠟燭聽着。在我的周圍，我看到年輕的受傷的面孔，沐浴在小小的火焰的光芒中。我不知道我站在那裏是否有什麼不同，但我開始明白，我不是唯一一個在乎的人。在法學院的時候，我和一個男人約會過，然後分手了。他在學校跟蹤我，有一次，我發現他在一輛停着的車裏等我回家。他一直纏着我，直到我清楚我在和另一個男人約會。就好像他認為在我不屬於別人之前他對我有權利一樣。然後，在我22歲的時候，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並在24歲結婚。

畢業後受到職場騷擾 成為作家開始思考

當我成為一名年輕的公司律師時，客户和同事都對我進行了不恰當的觸碰，並告訴我他們的亞裔女友或妻子的事。在商業環境中，你應該是理智的，所以我會改變話題，然後儘量避免和他們獨處。我專注於工作，避開社交活動。1995年，我放棄了律師的職業，開始寫作。很長一段時間，我在家工作，後來我開始公開演講，並在一所大學教書。我現在是中年人了，比以前強壯多了，我不能容忍任何愚蠢的行為。

自從亞洲人開始抵達美國以來，他們就遭遇了敵意和拒絕，往往得到州和聯邦立法機構的批准。可悲的是，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擔心日本的發展，隨着中國成為超級大國，恐華症也開始抬頭。自9/11以來，對伊斯蘭的恐懼以及對錫克教徒和印度教徒的襲擊一直在持續。如今，新冠疫情和煽動情緒帶來了更多的仇恨浪潮。

我是否合理地期望另一個人或政府機構以某種完美的方式保護我的安全?我不能這麼説。這不是我的經驗。像我這樣的人經常能找到合理的變通辦法。但你我都知道，一個變通辦法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案，而且一個臨時的解決方案也不可能適用於所有需要它的人。亞裔付出了本土主義恐懼的代價。

隨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和社會服務的削減，我們當中的弱勢羣體得不到治療而變得無家可歸。與此同時，美國針對亞裔的襲擊事件也在增加。攻擊者還可能認為我們在身體上和政治上都很軟弱，不願組織、反應或發言。對一些人來説，在內心深處，我那普通的韓國人的臉—小而淺的眼睛，圓鼻子，高顴骨，筆直的深色頭髮——讓他們想起了失敗的戰爭、妓女、難民、貧窮、疾病、廉價勞動力、學術競爭、騙子、性競爭、寡頭、有毒的養育、工業化或性或色情成癮。**這樣的提醒喚起了什麼感覺?**不信任、失敗、污穢、羞辱、疾病、死亡、恐懼、嫉妒、焦慮和輕蔑。一個精神極度痛苦的人大喊着他想要一把槍，殺死儘可能多的亞洲人，這一激動人心的宣言，我能理解嗎?

作為一個作家，我能憑直覺知道他在想什麼。從我幾十年的採訪中，我瞭解到，幾乎每個人都認為她是自己故事中的英雄。大喊大叫的人是否認為他是在從那些危險的人—也就是像我這樣的人手中拯救他的人民?還有一些人自我控制得足夠好，可以把他們的種族主義言論噤聲，所以我可能永遠不會聽到他們充滿仇恨的坦白。然而，當他們願意的時候，他們會以一種小小的或宏大的姿態，讓我感受到他們內心深處的慾望，想要消滅一個像我這樣的亞洲人。適應性是有用的。我們可以努力改變需要改變的事情，也可以努力改變我們無法改變的事情。但對於那些希望從受害者那裏得到所有解決辦法的人，我必須問:這怎麼公平合理呢?作為一個社會，難道不應該拿出地方、州、國家的解決方案嗎?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有太多的人因為我們不可改變的特徵，種族、性別、殘疾、性取向和身份、種族出身和宗教，而被鄙視和拒絕，只要有可能，我們中的一些人就會換工作、換房子、換教育、換衣服、換安全協議、換身體、換名字，換如何消磨時間，換與誰共度時光，抱着一種渺茫的、或許是徒勞的希望，希望自己的改變能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與眾不同。但我問你:我們是否應該改變讓我們改變的人呢?

53歲的我不再是一個移民女孩。不過，像大多數人一樣，我仍然在為年邁的父母、姐妹、丈夫、兒子和不斷壯大的家庭守夜。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他們的世界，我想有安全感，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擁有它。這麼多年來，我的面部表情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在我的小眼睛後面，有一道光，是我用來看你的，在它閃爍的時候，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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