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縮性”反思 || 大視野_風聞

秦朔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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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為什麼？

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後，相關部門在“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方面，開始形成共識。

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在“2021-2022中國經濟年會”上表示，2022年要積極推出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縮效應的政策。

今年3月16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專題會議，強調有關部門要積極出台對市場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財政部、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等多部委迅速表態，部署落實。央行當天中午就召開處級以上幹部會議傳達會議精神，財政部當天傍晚通過新華社表示“今年內不具備擴大房地產税改革試點城市的條件”。

3月17日工信部也開會表示，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

這一系列表態的背景是什麼？是在日益嚴峻的三重壓力下，中央提出的穩字當頭、穩中有進的總要求。一段時間以來，無論投資還是消費都很乏力，疊加人口老齡化加劇、年淨增人口趨近於零，以及疫情擾動、地緣政治風雲突變、中美摩擦常態化等因素，挑戰是巨大的。

中央重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上上下下，從政策到執行，大家都真抓實幹，我們的增長和就業就能穩住。否則，中國創造的兩大奇蹟（經濟快速發展奇蹟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蹟）就可能被打斷。

現在就業總體能穩住，主要是靠億萬人民在市場經濟中自找飯碗，自造飯碗。靈活就業就是典型形態。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1年末，我國就業人員為74652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為46773萬人。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説，較為公認的數據是城鎮靈活就業人數約2億多人，占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逾50%，再過15年左右達到70%是可能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盧鋒教授説，靈活就業從2003年不到5000萬到現在2億多了，增長得相當快。

這麼多人選擇靈活就業，和勞動者尤其是年輕勞動者偏好有一定自由度的就業方式有關，也是市場現實使然。前一段有一條熱搜“90後為何越來越願意接受靈活就業”被罵的厲害。有人説：“這個熱搜是哪個不知人間疾苦的不嫌事大？這不是因為很多人找不到（固定）工作麼？”有人説：“靈活就業、考研、考公、考編等內卷不是説明經濟走勢了麼？”還有人説：“我天天吃糠咽菜是因為這些健康嗎？”當時我在喜馬拉雅音頻對此有條評論，我説問題改成“如何對90後靈活就業多些關心”就會好一些。

**真希望那些習慣收縮性打法的同志多些同理心，多些共情，既然沒有那麼多鐵飯碗，對人家自己弄的泥飯碗不妨多些包容，不要動輒以“影響市容”“影響秩序”“無照經營”“用工不規範”等等讓其收縮。**規範是需要的，但規範是一個過程，而且要寓規範於服務之中。

韓文秀副主任在談到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時，説了兩段很中肯也很合乎經濟規律的話，值得方方面面用心體會——

“經濟運行是一個有序演化的動態過程，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都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後破，穩紮穩打，要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不把長期目標短期化，系統目標碎片化，不把持久戰打成突擊戰。”

“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相互關聯的複雜系統，要防止出現合成謬誤，避免局部合理政策疊加起來造成負面效應，還要防止分解謬誤，避免把整體任務簡單一分了之，更不能層層加碼，導致基層難以承受。制定和實施政策都要堅持系統觀念和實踐標準，遵循經濟規律，以實踐效果來檢驗政策的成敗優劣。”

言外之意，我們有些政策是先破後立甚至破而不立，搞短期突擊，層層加碼，弄得下面難以承受。所以要慎重，要防止合成謬誤。

收縮性思維的作怪

上節是對“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的解讀。

單就個人觀點，我認為宏觀政策既有擴張性的，也有收縮性的，一切要根據實際情況和客觀需要而定，收縮性本身並不是貶義詞。在供給側改革中，國家搭建了一些硬約束框框，如生態環保天花板、防風險底線、反腐敗紅線等等，都是必要的。政府力推“放管服”，即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但放權不是放任，監管永遠都存在，只是要不斷優化和法治化。

經濟主體和地方政府一般都比較喜歡擴張性政策，所謂“在發展中解決問題”，但不顧產業規律盲目上項目，高槓杆擴張，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教訓也很慘痛。等出了問題，又簡單粗暴地“一關了之”“一禁了之”，從沸點到冰點，也是極大的資源浪費。

因此，對“慎重出台收縮性政策”，我認為也不能理解成：凡是收縮性政策都是不對的，以後就不要出了。這不客觀，也不可能。還是要實事求是。

當下的很多問題，在我看來並不是收縮性政策本身的問題，而是收縮性思維作怪的問題。

任何收縮性政策都有其具體指向，但收縮性思維把這種指向放大了，似乎管制的越多、越寬、越嚴、越細越好，越“收”越正確；而包容審慎監管、柔性監管、智慧監管、留有探索空間的監管等建設性的態度與做法，往往被認為“不正確”，所以就算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也不願擔當。

我舉點例子。

五六年前我應邀擔任廣州一家做企業銷售人員培訓的公司的董事，因諸事繁忙，沒有具體參與過，前不久提出退出，董事會也通過了。公司到工商局辦理董事變更手續，審批結果是：根據國家“雙減”政策，要求刪除企業名稱中的“教育諮詢”（變更企業名稱）及刪除“教育諮詢服務”經營項目。企業找我商量，説更名和刪除經營項目影響太大，能不能繼續掛着？我也很為難，説以後年審不還會遇到這種問題嗎？

“雙減”減的是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和做企業培訓有什麼關係？難道“教育諮詢”行業乾脆消失，或至少表面消失，才算是落實“雙減”？！這還是在中國的“商都”廣州！

被“雙減”無辜波及的不止是教育諮詢，我同學投資了一家做童書繪本的企業，還有朋友投資了一家做校園收付費卡系統的企業，只是因為公司名稱有教育，前一個原來已經過了會現在也不能上市，後一個連IPO材料也不敢報。都擱在那兒。而它們的業務和“雙減”根本無關。

還有朋友投資的工廠，因為涉及易燃易爆用品，雖然是國家倡導的智能化方向，非常安全，但這兩年每年都有幾個月要停工，説是為了保障重大活動安全。工廠在西南，離重大活動舉辦地有幾千裏，但“為了大局”也要停，由此導致投資回報不達預期。

這都是很典型的把有着明確具體的時間、空間、範圍指向的收縮性政策，隨意擴大化的情況。

還有的是，企業確實出了問題，如某著名主播偷逃税被追繳並處罰款，處罰是應該的，但老老實實配合罰款，也向社會表達了歉意，能不能讓其繼續營業？假如不能讓流量那麼集中，要去中心化，能不能改成一週賣一次兩次？據説“有污點的人不好再賣貨”，那過去有的企業創始人都判刑了，也沒關了他的店啊。

疫情防控也有不少層層加碼。有些地方沒有疫情，或只是個位數的情況，服務業的店面卻一直不許營業，“知道怎麼關，不知道怎麼開”“知道怎樣嚴，不知道怎麼松”。

而且這些問題，基本都加在民企身上。多年來反覆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但落實起來不容易。一個確實是毫不動搖，越來越強大，另一個則時不時地搖晃，很脆弱，民企就算做得已經很大，現在也感到自己不過是一家普通公司，隨時可以被替換。

**民企有自知之明和謙卑意識，這固然也好，但當民企出現一種較為普遍的“收縮性思維”，值得社會高度關注。**目前它們還在靠慣性成長，在競爭壓力下也會繼續努力，但如果企業家內心深處，“怎麼安全着地”的思慮代替了創新、探索、突破的激勵，接下來的發展是堪憂的。靠什麼和國際競爭？靠誰去承擔只要是創新就必然會有的風險？假如越來越多行業，都產生了一種“民企只能噹噹配角，份額佔多了要逐步讓出來”的收縮氛圍，這是一種什麼示範？怎麼體現“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到底誰在起決定性作用？

收縮性政策並不可怕，只要是在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範疇之內。可怕的是收縮性思維的擴大和流行，打着“正確”之名，事實上卻在損傷市場主體的信心。

收縮性思維從何而來？

中央大政方針的着眼點是高質量發展，近年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三去一降一補”“脱虛向實”“房住不炒”“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在高質量發展中推動共同富裕”，都有清晰指向，總目標是為了實現更好發展，即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我們看到，不少龍頭企業、科創企業、專精特新企業、新消費企業，這些年實現了快速增長。包括靈活就業者，儘管工作性質並不那麼穩定，但只要有一技之長，肯付出，總能找到一個途徑，養家餬口，再圖進一步發展。從世界看，對中國製造的依賴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對中國經濟，理應保持信心。

但為什麼現在相當部分的市場主體，對未來開始抱着防禦性、收縮性態度、“多做不如少做，如果資產能賣個價最好不做了”呢？有人説是因為“意識到自己不是主體”，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國家一直是這麼説的，憲法也規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保護其合法的權利和利益。既然是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社會主義建設者，為什麼還會惴惴不安、“嘴上有信心，心裏沒有底”呢？

我有時會問企業家：你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掙的錢也清清白白，政府也很禮遇你們，招商引資都待為上賓，怎麼也有這種擔心呢？

聽到的答案，概括起來，最多的是三種：“真要找，誰沒點事呢？説你有事就有事。”“你看誰誰做的那麼大都翻車了，所以做的越大越危險。”“你看網上那麼多要‘清算資本家’的聲音！萬一哪天變成真的了呢！”

我原來並不太關注，不知道網上還有這類聲音，一關注真是嚇一跳。比如，社交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説法，“早該清理資本家了”“最終要消滅私有制”。還有大量的聲音，把今天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如貧富差異，都視為是市場機制、資本等等造成的。而且這種氣氛不斷蔓延，似乎有財富、有知識、留過學、和外資有關等，都是一種罪過。國家的目標就是共同富裕，科教興國，對外開放是我們的基本國策，中央領導多次強調對外開放的“四個堅定不移”，怎麼在社交媒體上，只要一有人帶節奏，撲面而來的跟帖大把大把都是將財富、知識、對外開放解讀成“非法鑽空子”“剝削壓榨”“侵吞國資”“割韭菜”“賣國”“帶路”等等呢？！太荒謬了！

這樣一種越來越強烈、很普遍的社交媒體輿論氛圍，恰好和一些收縮性政策的出台相遇（儘管政策目的是為了更健康的發展），使不少企業家以為“這就是上面的意思”。收縮性政策針對的只是部分行業和部分情況，按理説，不在這些行業的企業家不應受什麼影響，但事實是也受影響，因為他們被社交媒體上充滿“敵意”的氣氛所影響，以為接下來就“輪到我們了”。更糟糕的是，這些似是而非的聲音得不到有力澄清，甚至可能有些地方有些部門慢慢也覺得這就是“正確”，他們就帶着這樣的“正確理解”去執行政策了。這樣，“收縮性”的擴大化、教條化和形而上學，自然而然就會發生。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有時我自己都有些迷茫。化解的辦法，一是到生產實踐第一線感受企業家的拼搏與創新，汲取真實的、令人鼓舞的正能量；二是讀《黨章》《憲法》、黨代會報告和十四五規劃等報告，去體會上面到底是怎麼想的。

讀了以後確實思想就清楚了很多。

我們決不能説，網上對當下社會問題的批評和不滿都是空穴來風不值一提“不是蠢就是壞”，但網上對這些問題的歸因與對解決問題出路的認識，顯然存在比較大的偏頗。由於社會也沒有提供很好的有説服力的解釋，導致這些聲音形成了內卷性的自我膨脹，上綱上線的大口號和粗暴低俗的泄憤謾罵相互激盪，似乎只要清算了資本家、企業家、精英分子，一切都好了。

一些聲音把革命戰爭年代推翻三座大山那一類説法，把“文革”時期“反修防修”“造反有理”那一類意識，簡單“移植”到當下，更是錯得離譜。

《黨章》第一條，“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廣大企業家羣體擁護黨的領導，很多都是黨員，在創造先進生產力，怎麼能把他們當成“假想敵”？！

《黨章》説，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但這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怎麼可能再搞純而又純的計劃經濟體制？！

《黨章》説，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黨已經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做了歷史結論，怎麼還有些聲音要回到那些教訓裏？！

《黨章》説，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中，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各項工作都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什麼是中心？明明白白！

《黨章》説，必須把改革開放同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全面落實黨的基本路線，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主要防止什麼？一清二楚。

讀了這些，就有了定心丸。就不會被網上那些似是而非、事實上是和中央方針背道而馳的東西所惑。

什麼是“左”？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時説，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

什麼是“左”？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指出，“左”的表現主要是否定改革開放，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甚至用“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影響和衝擊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讀《黨章》《憲法》，你會發現總綱和序言部分都特別長，因為要反映黨和國家一步一步的實事求是的探索過程。我們每個人的觀念也要與時俱進，與之保持一致。如果企業家多看看這些，就能增強定力和對不良輿論的抵抗力。

有人説“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當然是對的，但很多教訓也證明“不做虧心事也怕鬼叫門”，如果輿論中充斥的不是正聲，而是顛倒黑白的話。

大是大非不可含糊

這篇文章從收縮性政策談到收縮性思維，以及“左”的影響，是希望探討當下一些問題的深層次癥結究竟在哪裏，多少助力於一些問題的解決。

我和企業家有不少接觸，深感企業家精神是中國至為寶貴的經濟驅動力，也寫過不少反映民企呼聲的文章，比如2020年的《像扶貧一樣安扶企業家的心》。

為什麼要寫這些文章？是因為實實在在感到企業家的心態，已經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值得政府和社會重視。

前幾年和企業家交流時感到，他們的關注點和呼聲主要還是政策如何落實到位。中央領導在2018年11月1日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指出，“我們出台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實不好、效果不彰，在平等保護產權、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等方面還有很大差距”。有些政策制定過程中前期調研不夠，沒有充分聽取企業意見，沒有給企業留出必要的適應調整期；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過程中，有的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惜貸不敢貸甚至直接抽貸斷貸；對一些民營企業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些不規範行為，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按照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原則處理，讓企業家卸下思想包袱，輕裝前進。

這些話很温暖，也指明瞭方向，但某些地方某些部門某些手握權力者，在落實中打了不少折扣，有的甚至反向而行，讓企業家感到茫然，莫衷一是。

最近這一兩年，一些企業家的擔心主要已經不是政策落實力度的問題，而是“到底是不是自己人”的問題，不少人甚至擔心“會被清算”。也就是説，擔心深化了，在一些安身立命的問題上也開始擔心了。

要化解當下企業家羣體的精神疑慮，以下兩點都必須解決：

**一是政府在出台相關政策時，要更加清晰地説明目的是什麼，不是什麼。政策出台前要進一步加強和利益相關方的溝通。**與此同時，企業家也要仔細去讀文件的全文、原文，不要在社交媒體上聽風就是雨，自己嚇自己。比如，只要從頭到尾讀了中央領導在《求是》上發表的《紮實推進共同富裕》，就不會把共同富裕當成“殺富濟貧”和“平均主義”。

二是針對社交媒體上比較混亂的針對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企業家的聲音，要清晰地給出回應。有些大是大非問題，絕不可含糊。

當然，這不是説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一切做法，都沒有問題，都不能質疑。那就會走向另一種形而上學。事實上，改革開放是不斷深化、優化的過程，不斷體現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但基本路線是穩定的，“三個有利於”作為各項工作總的出發點和檢驗標準也是明確的，即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也應該是我們評判企業家、投資家等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基本尺度。

智信之路任重道遠

對當下社交媒體上的很多言論和情緒，坦率説，我很不解，所以最近花了不少時間去看，試圖釐清為什麼身在同一時代，人們對時代的看法卻如此不同。

剔除那些純粹是罵人、發泄情緒、造謠傳謠的東西，剔除那些故意渾水摸魚的東西，我有一些有價值的發現，主要是發現了一個過去自己有所忽略的問題——我們看到的是一箇中國，但又不是一箇中國；是一個世界，但又不是一個世界。

像我這樣年齡的人看到的中國，是通過改革開放，從封閉落後僵化、“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變革而興，極大提升了人民的福祉和發展的中國。我們的觀察起點是“否定文革”，走向改革，走出封閉，走向世界。而現在不少“打工人”一出生就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他們對歷史的大變革沒有切身感受，對於現實客觀存在的各種壓力、困難則有很強痛感，於是天然有一種傾向，就是把問題歸咎於市場經濟，歸咎於富人、資本家云云。我們看到的歷史是有幾個不同橫截面的，他們看到的就是一個平面。我們過去幾十年建立的市場經濟秩序，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是他們希望改變甚至打破的秩序。

像我這樣年齡的人看到的中國與世界，是從美蘇爭霸、中國被孤立、在意識形態上“反帝反修”的時代，走向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把經濟建設作為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大力引進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與國際經貿規則接軌的世界；是《聯合國憲章》、全球化、國際貿易與分工、WTO主導的世界，而中國是融入世界的巨大受益者。而現在不少“打工人”看到的世界，是一個大紛爭、充滿矛盾、衝突與分化的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動力在減弱，各種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急劇上升，全球治理體系的有效性越來越弱，各唱各的調。

我們當年看到的美國，想象中的美國，因為遙遙領先，真的很美，而現在的美國雖然仍是超級大國，很有創新和活力，但無論是其國內治理還是國外形象，都在走下坡路。美國還有很強實力，不想維護什麼（如WTO）什麼就不靈，但美國再要按自己的意志，想得到什麼就得到什麼，也不再容易。美國對中國的敵意越來越強，很多敵意都源於一成不變的意識形態刻板印象，但美國也明白改變不了中國的道路，也抑制不了中國的發展，所以大方向就是競爭/抑制與合作並行，不和諧也不破裂。

**所以，怎麼看待昨天和今天，怎麼看待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怎麼看待中國和美國，不同年齡、背景、條件的人會有差異，這也很正常。**我在閲讀一些80後、90後縱論國是、持之有據、汪洋恣肆評點世界的文章時，常常有“後生可畏”“不可限量”之感。每一代人都在自覺擔當屬於他們的時代責任，對我們這樣一個有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知識分子傳統的民族來説，我相信再給我們幾十年，不僅民族復興大業可成，我們也會真正形成活力豐沛、充滿自信、廣被認可的精神財富和知識財富，形成更具光譜説服力和認同感的中國觀與世界觀，造福民族也貢獻世界。

但這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需要我們站的更高看的更遠，決不能自亂陣腳，更不應把自己人，把寶貴的建設力量、創造力量當成"敵人"。

我越是更多地閲讀更加多元化的內容，就越是覺得，中國輿論場存在一定的建設性對抗和論辯張力，不是壞事而是好事。真理是不會被任何人終結的，只有不斷追求和探索真理的姿態才能永續。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

我們對於一切認真思考國家和民族命運、真正關心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立場和觀點，都應該給予充分的表達空間，所謂“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但是，對於瀰漫在社交媒體上而對社會已經產生不良影響的言論，對於否定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機制、否定企業家作用的那些“左”的極端聲音，對於偏離《黨章》《憲法》規定、為追逐流量而以偏概全“帶節奏”的做法，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和明確回應。近年來這些東西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很多有分辨力的人覺得“不值一提”“不值一辯”，而智能推薦和流量法則又讓這些聲音越來越強，越傳越廣。

那些撕裂的，反智的，不講道理的，破壞性而非建設性的聲音，不應該是一個邁向偉大復興的民族的選項，這些聲音也是對所有為了祖國現代化建設付出了滿腔熱忱的人們的巨大不公。

梁啓超曾寫道：“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曰：‘中國羣治當以無信仰而獲進乎，抑當以有信仰而獲進乎？’”他説“信仰問題，終不可以不講”，而他當年的選擇是佛教，因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獨善，乃入世而非厭世，乃無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別，乃自力而非他力。

今天信仰自由，我們也有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但梁啓超式的命題並未過時，我們的智信之路依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