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悲歌歌一曲：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三）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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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1. 陳獨秀之後瞿秋白突然崛起，背後透露出共產國際什麼樣的用人導向？

2. 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上最高領導人，是否真的只是一個純粹的形象代表？

3. 李立三的錯誤最嚴重之處是什麼，以致他被扣留在蘇聯長達15年？

4. 共產國際對待毛澤東的真實態度是什麼？博古中央為什麼要長期對其打壓？

5. 王明作為黨內少有的左傾右傾雙料選手，其錯誤根源是什麼？

相看兩厭（1927年7月—1935年8月）

　　大革命失敗，讓同志們痛心疾首。中國同志在反思失敗原因，共產國際同樣在反思。

　　不久，國際的反思有了結果。

　　首先是進行人員調整。羅易、鮑羅廷、維金斯基全都被召回，另派新的國際代表。革命失敗的責任，則由原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來背，他被認定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為什麼要説“原”？因為此時陳獨秀已經辭職了。

　　陳獨秀這些年雖然名義上是中共的當家人，實際上做不得主。他除了跟維金斯基關係不錯，跟馬林吵、跟鮑羅廷吵、跟羅易吵，他實在是吵累了。而他的長子延年的犧牲，更是讓他沮喪。他已經無心也無力再領導這個黨走出困境。

　　陳獨秀是否犯了右傾錯誤呢？不能説沒有，他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面前缺乏主動作為與勝利信心。但是完全由他來背鍋，顯然是不公平的。（在建黨百年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中，錯誤的定性已修改為“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接着是進行戰略調整。斯大林提出了中國革命的“三階段論”。

　　簡單來説，他將中國革命分為民族革命、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三個階段，革命的對象分別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個階段劃分和我們在歷史課上學到的是一樣的，卻引發了我黨第一次左傾錯誤。

﹡第一次左傾錯誤

　　原因在於，斯大林搞錯了當時中國所處的革命階段。在他看來，國民黨背叛革命，就説明其代表的資產階級已經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中國革命的歷史階段由此快進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矛頭就要調轉指向資產階級。

　　斯大林對革命階段與鬥爭對象的判斷，大大早於中國的現實，從戰略層面就犯了“左”的錯誤。

　　新任的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就是帶着這份錯誤的戰略來到了中國。

　　羅明納茲的到來，推動了中共之後的三個趨勢。

　　第一個趨勢是中共領導人與蘇聯的關係更加密切。

　　陳獨秀辭職之後，中共在7月12日進行過一次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而在羅明納茲到位後，在他提議召開的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上，推出的中央正式負責人是瞿秋白。

　　瞿秋白1922年春加入共產黨，並非建黨元老。但他早在1920年就作為特派記者常駐莫斯科，並曾在1921年兩次見到列寧。回國以後，他長期擔任鮑羅廷的翻譯與助手。蘇聯方面對他很熟悉。

　　瞿秋白之後的革命經歷以及最終英勇就義，使他無愧於“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稱號。但是當時他之所以能脱穎而出，成為繼陳獨秀之後中共第二位最高領導人，個人的蘇聯背景確實是共產國際考慮的重點。

　　第二個趨勢是堅決地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

　　之前，中共已經按國際的指示發起武裝暴動。召開八七會議時，南昌起義已經舉行，會後毛澤東被指派領導秋收起義。除此之外，瞿秋白領導的中共中央制定了全國總暴動的策略。先後佈置在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的計劃，又佈置了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一系列的“工農總暴動”。

　　這些行動一掃國共合作以來各種妥協退讓長期累積的壓抑，以對國民黨反動派大肆屠殺的仇恨，引爆了工農羣眾中藴藏的革命能量。中共在不斷地鬥爭中，最終摸索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發展造就出自己的武裝力量，更重要是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政治與軍事幹部，積累起中國革命的堅實家底。

　　但是，這些行動往往準備不充分、發動過快過急，制定的攻佔大城市的目標過高，大多數暴動最終都失敗了。使大革命失敗後保留下來的革命力量進一步遭到了國民黨的殘酷鎮壓，大量我黨早期優秀領導者犧牲。因此，瞿秋白領導中央的這段時期，後來被總結為犯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第三個趨勢是四面樹敵。

　　按照“三階段論”，鬥爭的首要目標對準了資產階級。中共中央制定了沒收資本家的企業、實行工業國有、徵發有產階級財產、工廠歸工人管等政策。在農村則實施“豪紳階級與中間階級，同被打擊”。

　　1928年3月，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岡山，指責毛澤東制定的政策“太右”，燒殺太少，沒有“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如果沒有對當時中央政策背景的瞭解，是看不懂井岡山的這段歷史的。

　　毛澤東後來回憶説：“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

　　由於樹敵過多，好不容易組建起來的紅軍面臨孤立局面，發展艱難。而在城市組織的工運、學運、暴動也難以撼動國民黨的統治。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歷了清末的腐朽與長期軍閥割據後民不聊生，而蔣介石基本做到了“國家統一”，其領導的國民政府成為這一時期唯一的合法政府，起碼滿足了國人對穩定的追求。社會普遍希望能儘快開始國家建設。從1927年開始，國民政府進入了所謂的“黃金十年”。

　　再加上反動派對進步力量的瘋狂屠殺，普通民眾對革命噤若寒蟬。革命形勢不可避免地轉入低潮，這不是光靠不斷地發動暴動與起義就能扭轉的。

　　此時的中共領導層顯然是過於急躁而盲目衝動了。這次路線錯誤直到羅明納茲1927年12月因參加蘇共十五大回到蘇聯，才開始被糾正。

　　在莫斯科，羅明納茲遭到了“中國問題專家”米夫的挑戰。

　　羅明納茲離開中國時，廣州起義尚在準備之中。羅明納茲宣稱廣州起義必將勝利，但不久起義失敗的消息傳來，而且被共產國際熟知且非常重視的張太雷犧牲。廣州起義的失敗，加上1927年下半年一系列起義失敗的責任被一起追究，共產國際於1928年2月對羅明納茲進行了批判並撤職。

　　隨後在1928年3、4月的臨時常委會上，瞿秋白做了深刻檢查，正式結束了全國範圍內的武裝暴動，黨內左傾盲動的行為逐漸平息。

　　隨着羅明納茲的倒台，共產國際決心對中國革命的戰略進行重大調整。

　　1928年6月，鑑於國內白色恐怖嚴重，共產國際召集了100多名中共代表在莫斯科舉行了六大。

　　中共六大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於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羣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羣眾工作，積蓄力量。

　　但是，六大同時強化了共產國際對蘇聯經驗的輸出。

　　在蘇聯的經驗裏，革命成功是依靠在中心城市裏進行暴動取得的。奪取中心城市後，其他城市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效仿。奪取了城市，農村就是順帶手的事，如此這般就能取得全國的勝利。

　　而要奪取中心城市，黨就必須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以工人階級為主要力量才能發起暴動。

　　從這兩點核心經驗出發，六大將黨的工作重點仍然放在城市，並且為了爭取工人階級，大舉提拔工人出身的幹部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六大的36名中央委員中工人佔了22人。

　　中共一直是由學者與青年學生等知識分子羣體進行領導，共產國際主導的這番大換血，既是對蘇聯經驗的機械照搬，也體現出對中國黨原有領導層的整體不信任。

　　鑑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共產國際決定改為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代表團的團長就是瞿秋白。

　　這樣，瞿秋白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職務順勢解除，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為第三任總書記。

　　新的班子組成，一切都按照國際認為的理想狀態開始運行。但是後來的事情發生了偏差。

﹡第二次左傾錯誤

　　偏差出在國際國內兩個方面。

　　先説國際方面。

　　斯大林之所以提出“一國社會主義”，是基於世界革命形勢總體處於低潮期這一判斷。但是當時間來到上世紀20年代末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陸續陷入經濟大危機之中，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形勢的變化再次喚起蘇共與共產國際的希望，他們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

　　“第三時期”理論與前面提到的“三階段論”並不是一回事。

　　這個理論是把1917年以後的世界革命形勢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1917至1923年，這是革命的高潮期。在十月革命勝利的感召下許多國家都爆發了起義。

　　第二個時期從1923至1927年，則是資本主義穩定時期。西方國家在美國的帶領下經濟繁榮，社會矛盾總體平和，沒有給革命創造太多機會。

　　第三個時期就是從1928年開始，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矛盾重新不斷冒頭，最終出現大危機的總爆發。而這第三時期就是實現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全面勝利的巨大機會。

　　基於這套理論，共產國際積極準備轉入全面反攻，在世界範圍發動罷工與起義。受共產國際最新判斷與指示的影響，中國黨內原本逐漸平息的躁動又開始抬頭，第二次左傾錯誤開始醖釀。

　　再説國內方面。

　　新的中共中央班子是由共產國際親自選拔指定的，特別是總書記向忠髮根正苗紅，所以新班子上任以後躊躇滿志，很希望有一番作為。

　　在許多史料的描述裏，向忠發似乎只是個形象代言人，本人並沒什麼能力。其實向是做工人運動起家，年紀大資格老，在工人隊伍裏威信是很高的。

　　向忠發雖然沒有在中央幹過，缺乏經驗，但是這個人還是有一定的格局，能夠接受年輕人的意見，特別是對周恩來的工作能力很認可。因此，在周恩來的輔佐下，中央的工作開展得有模有樣，全國的革命力量有了穩步的發展。

　　而隨着工作步入了正軌，以向忠發為首的中央卻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幹起仗來。

　　因為前期一系列馬失前蹄，中共的領導層不再把國際代表當作神明一樣膜拜。當國際代表對中共的政策進行具體指導時，他們往往會多思考一下：不會又是在瞎指揮吧。而且越來越多的時候，中共中央開始敢於堅持自己的觀點。

　　從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遠東局在富農、改組派、游擊戰爭、赤色工會等問題上產生觀點分歧。向忠發親自與遠東局多次當面交流，卻發生了激烈爭論。雙方誰也説服不了誰，但是遠東局總能請來國際指示進行強壓。

　　這就激起了向忠發的脾氣，你能告老師我也能。為了擺脱被動局面，中央決定派周恩來作為代表親自前往莫斯科進行報告。

　　周恩來於1930年3月出發，5月到達莫斯科。費了大勁得到的結論卻是雙方各有對錯，共產國際好好地和了一把稀泥。向忠發極力主張的這次越洋告狀並沒有告贏。

　　但是周恩來這一走，卻走出了大事。

　　接替周恩來輔佐向忠發的是李立三。李立三是工運出身，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就是由他擔任主要領導取得成功的。此人年輕革命激情足，南昌起義就是由他最早提議的。

　　充滿激情的李立三接手後不久，5月上旬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三方爆發中原大戰，同時桂系、粵系軍閥也趁機對蔣介石集團發動進攻。華夏大地狼煙四起，突然間似乎新的機會出現了。

　　興奮異常的李立三搞出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以武漢為中心舉行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定下“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目標。

　　在嚴重脱離實際的目標指引下，各根據地的紅軍向中心城市發起進攻，造成了大量損失。李立三主導中央的這段時期，後來被總結為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但李立三的錯誤最嚴重的不是在軍事上，而是在政治上。他批評共產國際“不瞭解中國革命發展的趨勢”，堅定認為中國才是世界革命的核心，蘇聯應該立即停止社會主義建設，將全部資源和精力用來支持中國革命，並與世界帝國主義決戰。還聲言“在佔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產國際説話了”。

　　這一系列“尾巴搖狗”的企圖讓共產國際大受震撼，迅速安排瞿秋白、周恩來回國糾正中共中央的嚴重錯誤。

　　瞿、週二人回國後，在9月組織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會上李立三承認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接着離開中央領導崗位，並於當年年底前往莫斯科。之後他被留在蘇聯反省和工作了15年。我黨這位早期的高層領導完整地錯過抗日戰爭時期，直到解放戰爭時期才重新登場。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這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共產國際的強力干預下很快就結束了。而李立三之所以能夠在很短時間就形成聲勢，除了其激進主張滿足了黨內對革命勝利的迫切渴望之外，他的言行中表現出的對國際以及蘇共的不滿，其實是黨內增強獨立自主意識的共同願望。而後者，恰恰是共產國際最為忌憚的。

　　雖然李立三的錯誤只有短短幾個月就被撲滅，但是共產國際思來想去還是不放心：既然遠東局Hold不住局面，就改派一個得力干將吧。

　　就這樣，米夫這個狠人作為新的遠東局書記來到了上海。

　　米夫的辦法是再次給中共領導層換血。在他看來，陳獨秀與瞿秋白代表的知識分子，以及向忠發與李立三代表的工人，都靠不住。而他手裏正好掌握着一支新生力量，絕對可以原原本本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意志。

　　這支力量就是米夫擔任中山大學校長期間培養的一大批中國學生。

　　莫斯科中山大學全稱是“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是為了紀念孫中山，由鮑羅廷建議於1925年開辦的。這所大學建立之後，原來與其他國家學生一起在東方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就全部轉入了這所大學，後續的中國留學生也都是在這所學校接受培養。米夫在建校時任副校長，後升為校長。

　　米夫的這批學生已經回國，並且在他的不斷努力下已經有不少進入了中共的各級領導機關。在糾正“立三路線”的過程中，以王明、博古為首的留蘇學生派勁頭很足，他們甚至能比總書記向忠發提前獲知國際的最新指示。每當王、博等跳出來發表意見，向忠發對他們批評一番之後，看到的國際指示卻是與王明等人的觀點一致，向忠發又不得不紅着老臉承認錯誤。

　　經過幾次較量，老同志終於看清了形勢。等到米夫在1931年初組織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時，向忠發徹底喪失了原來的心高氣傲，完全附和米夫的意見。

　　最終的結果是向忠發保住了總書記的位子，而瞿秋白、李立三和李維漢被踢出政治局，周恩來也被批評。王明等人大舉進入了中央，並實際掌握了中央權力。

　　米夫對這個結果非常滿意，認為自己終於打造出了一個由“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組成的中共領導班子。而確實如他所料，這套新班子在接下來的四年中都在忠實地按照國際要求工作。

　　但恰恰是王明與他的同學們製造了我黨歷史上的第三次左傾錯誤，差點完全毀掉紅軍和整個中國革命事業！

﹡第三次左傾錯誤

　　實際上，共產國際本意是要糾正立三中央時期的過左政策，因此在批判“立三路線”的同時，做出了一個重大政策調整：明確指示中共將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毛澤東和他所創立的根據地受到了空前重視，贛西南、閩西兩蘇區被統稱為中央蘇區。

　　1931年6月16日　中共中央發出《中央給蘇區各級黨部及紅軍的訓令》，確定中心任務是加強和鞏固紅軍、擴大蘇區，並依託中央蘇區建立蘇維埃國家政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隨着城市白色恐怖加劇，特別是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央做出了向中央蘇區轉移的決定。但是王明不願意去環境艱苦的農村，而是潤到莫斯科接任了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長。中央的權力被他轉給了更為年輕的博古。

　　而就在這個時候，“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蘇聯從誕生之日起就時刻防範帝國主義對其本土的進攻，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據東北立即勾起了蘇聯高層對“14國武裝干涉”的回憶。

　　為了避免再次落入兩面夾擊的境地，一方面蘇聯與日本多次進行聯絡，希望雙方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是空前膨脹的日本軍國主義根本不正眼瞧蘇聯的請求，他們還想再重演日俄戰爭的輝煌呢。另一方面，共產國際給中共下達緊急任務：保衞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

　　由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反應迅速，率先高舉武裝抗日的旗幟，並派周保中、趙一曼等到東北，協助與領導東北義勇軍及各抗日武裝的鬥爭。這些行動獲得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支持。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的國民黨政府遭受廣泛唾棄。民眾大規模開展罷工、罷課、抵制日貨、進京請願、組織反日團體和廣泛宣傳抗日主張等反日運動的同時，與南京政府發生衝突，甚至出現了搗毀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和毆傷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等重要官員的事件。許多重要城市陷於混亂，就連蔣介石也被迫短暫辭職下台。

　　而在國際上，世界資本主義的嚴重經濟危機完全爆發。“世界上主要工業製造業國家的生產各種製造品都縮減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而1932年的世界貿易值只及三年前的三分之一”。

　　這一空前的經濟危機的爆發，簡直與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對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預言一模一樣，而且似乎到處推進着革命高潮，使“深刻的革命危機”在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也“迅速成熟”。

　　面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共產國際及其指導的臨時中央都表現得非常振奮。

　　而當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滬會戰發生時，共產國際甚至頭腦發熱地認為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翻版在中國出現了，正是推翻國民黨政權，實現革命目標的大好時機。

　　臨時中央發表一系列決議，在國統區廣泛組織開展罷工、罷課、示威遊行，並重新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第三次“左”傾錯誤最終成形。

　　由此招來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反撲，黨在城市中力量遭受空前破壞，完全無法開展工作。最終於1933年1月，臨時中央遷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瑞金，結束了我黨中央早期一直在城市工作的歷史。

　　隨着黨中央的轉移，終於完成了我黨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這本該成為糾正這次左傾錯誤的契機，但之後左傾錯誤卻愈演愈烈，直至丟失整個中央蘇區被迫開始長征，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臨時中央已經積重難返了。

　　之前，為了貫徹共產國際指示與加強中央權威，臨時中央對堅持獨立思考、老唱反調的毛澤東進行了多輪批判，並且已經將其排除在軍隊之外，專職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改變既定方針，等於承認毛澤東的正確，實在是羞刀難入鞘，臨時中央很難做。

　　如何對待毛澤東，共產國際其實早有明確的態度。

　　毛澤東開創的農村割據道路以及根據地不斷的擴張的亮麗成績，讓共產國際從最初的看不上看不懂到重視肯定，再到蓋章認可為中共的工作中心。毛澤東的卓越才幹，共產國際打心眼裏認可。

　　其實毛澤東的優秀更早就已經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重視，馬林、鮑羅廷都青眼有加，把他推上了黨的領導層。但是毛澤東的強烈自主意識，在與國際指示不一致時表現出的桀驁性格，又讓剛經歷過李立三的國際頗為忌憚。

　　因此，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態度可以總結為一個詞：馴服。但是共產國際對毛澤東之才實在是愛得要緊，因此千萬叮囑臨時中央只能運用“同志式的影響”讓他改改性子。

　　對毛澤東的“熬鷹”還沒有成功，臨時中央的頭當然不能低。

　　而同時在他們看來，臨時中央指導下的蘇區局面相當地好。第四次反“圍剿”在沒有毛澤東領導的情況下依然取得了成功，更加堅定了臨時中央的信心：只要忠實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蘇區一定能夠發展得更好，起碼不比毛澤東干得差。

　　為了進一步學習蘇聯經驗，臨時中央總負責博古請來了共產國際特派員李德作為軍事顧問。

　　後續就發生了一系列軍事失敗。戰術上的原因是由於李德生搬蘇聯經驗、執意以陣地戰與強大敵人進行直接對抗，最終拼不過消耗，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

　　而更深層的戰略上的原因，則是因為紅軍的心態變了。

　　紅軍的武裝割據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重要的一點是建立了根據地。依託根據地發展，快速獲得補充，軍隊不僅做軍事工作，還要做發動羣眾的政治工作，這些都是偉大的創舉。正是這些創舉避免了紅軍落入歷史上農民起義軍淪為“流寇”，老打勝仗卻越打越少的境地。

　　但是紅軍對待根據地並不是一味死守。當敵人過於強大時，紅軍就放棄根據地保存實力，到其它地方開闢新的根據地，或者在合適的時機再打回來。這種靈活的戰術使紅軍能夠避免在敵人進攻中遭受過大的損失，並且迅速恢復越打越強。

　　但是在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後，原有的蘇區、根據地就成了國家的領土。土在國存，土失國亡，紅軍的進退勝敗，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而成為關係整個國家存亡的政治問題。

　　蘇維埃共和國政權的建立，既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中共需要向人民證明自己的政治能力，建立革命的現實目標。但同時也成為紅軍不得不負擔的成本，被政治的和地域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縛起來，漸漸失去靈活性和流動的可能性。

　　不僅如此，保衞政權和國家的使命，必然要激起人們進攻和決戰的強烈願望與激進情緒，以至對形勢發展、敵我力量對比等狀況，做出“左”的錯誤估計。

　　最後的結果證明，以當時中共與紅軍的實力，無法保衞已經獲得的革命成果。紅軍最終被政權的成本壓垮全面崩潰，丟失中央蘇區，被迫於1934年10月開始長征。

　　而在長征中，中共中央失去與共產國際的電台聯繫，無法再用國際指示壓制黨內的不同意見。最終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代表在場的情況下進行了高層領導的更替，毛澤東實際成為最高領導人，邁出了中共獨立自主的最關鍵一步。

　　共產國際花十年之功，才最終選拔出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中共領導班子。但是四年之後因為其與中國革命實際的嚴重脱節遭到反噬，最具有自主意識的中共領導人突破束縛走上前台，帶領全黨同志義無反顧地走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

　　在國內同志們經受艱苦的考驗，最終完成脱胎換骨的蜕變之時，遠在莫斯科的王明開啓了個人政治生涯的新階段。

　　長征開始之後，因為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共產國際只能依靠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的王明與國內進行有限的聯絡。

　　王明在此之前已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書記處書記與主席團成員。他不但直接參加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和決策，而且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世界革命運動的核心成員之一。中國人在國際共運中所達到的地位，王明已經登峯造極。

　　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王明就開始思考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到1935年這一思想基本成熟。在這一年的8月，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並公開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確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號召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國防聯軍，解放國土，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

　　八一宣言的發表在中國國內乃至國際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鼓舞了廣大人民的愛國熱情，推動社會各階層對中共的充分肯定，並積極響應合作抗日。同時，它也為國共兩黨的再度合作指明瞭方向。

　　王明能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一方面是由於他遠離了國內兩黨你死我活的激烈對抗環境，能以較為超脱的心態在更高的層面思考如何取得抗戰勝利的戰略問題，另一方面與他在共產國際工作，受國際指導思想變化的影響有直接關係。

　　面對當時法西斯主義掀起的反共狂潮，共產國際號召各國共產黨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與各國政府進行合作共同對抗法西斯的進攻。

　　這一政策要在中國落實，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的企圖，確保蘇聯的東線安全，斯大林與共產國際斷定，只能依靠國民政府的力量。且不説當時中共中央生死未卜，就算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其虛弱的力量在他們看來也無法承擔領導全國抗日的重任。

　　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王明提出了統一戰線的主張。而且後來正是仰仗這一功績，王明試圖上演“王者歸來”。

　　同時又因為他提出這一主張背後對國共兩黨力量的片面估量，使得他這位曾經左傾錯誤的主要代表，腳下一滑又去犯了右傾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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