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方向只有一個”: 七精英激辯俄烏戰後的美國大戰略 | 文化縱橫_風聞

✪《

外交政策》專家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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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璐瑤（譯）

【導讀】近一個月來，俄烏衝突引發持續關注。近期美國《外交政策》邀請七位外交政策研究人員，分別是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中山俊宏（Toshihiro Nakayama）,香農·奧尼爾（Shannon K. O’Neil）,拉賈·莫漢（C. Raja Mohan）與羅賓·尼布萊特（Robin Niblett），討論後烏克蘭戰爭時代的美國大戰略（U.S. Grand Strategy After Ukraine），分析這場戰爭將如何轉變美國的外交政策，包括後烏克蘭戰爭時代下歐洲的戰略定位、中美關係、美國與其亞洲同盟之間的關係，以及烏俄事件對美國的警示等問題。

**本文原載《外交政策》，由“法意觀天下”****編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後烏克蘭戰爭時代的美國大戰略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持續近一個月，將其稱為劃時代轉變已有老生常談之感了。這是自1945年以來歐洲的第一場全面的戰爭。數十年來美國及其盟友從未如此團結，甚至德國也意識到需要再度武裝。

如今，戰爭的衝擊使得拜登政府急於重寫其國家安全藍圖。美國國防部發布的用於闡述應對長期安全挑戰方法的國防戰略，原定於2月發佈，現在已被推遲。當這份美國政府最重要的安全文件的修訂版被髮布時，將反映出新的現實情況，也即，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的安全，而戰爭的拖延使得這種改變仍無定論，特別是對於這一衝突在多大程度上拉近了中俄的關係，亦無確切結論。更重要的是，前所未有的經濟戰爭在內的西方國家作出的回應，突然給外交政策戰略家們提供了一個更大的戰略工具組合，得以為將來規劃所借鑑。

直到一個月前，美國的大戰略似乎完全集中在中國和印度太平洋地區，這場戰爭將如何改變美國的大戰略？我們請七位主要的外交政策家進行了分析。

歐洲安全交還於歐洲

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

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的大戰略集中致力於維持歐洲、東亞以及波斯灣的力量平衡，波斯灣地區參與程度較低。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維持上述力量配置的能力造成了最深遠的挑戰，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並沒有改變這一事實。展望未來，拜登政府不應因為烏俄問題，便將其注意力從重建國內實力與平衡中國力量這一更重要的任務上轉移開。

烏克蘭戰爭表明，由歐洲為其自身安全承擔更大程度的責任，不僅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行的。這場戰爭給歐洲人敲響了警鐘。歐洲人曾以為，基於既有的國際法規範、國際機構、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現狀，加之美國的安全保障，歐洲大陸不可能發生大規模戰爭。俄羅斯的行動殘酷地提醒我們，硬實力仍然無比重要，歐洲自詡為“公民強權（civilian power，或譯為柔性強權）”的角色是遠遠不夠的。英國、芬蘭等各國政府都作出了有力回應，不同於以往的預測——歐洲內部將出現戰略混亂而導致歐洲大陸無法有效地應對共同威脅——即使持和平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立場的德國也不例外。

這場戰爭也暴露了俄羅斯長期以來的軍事缺陷。儘管經過數月的計劃和準備，對普京來説，俄羅斯對實力較弱的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是一場令人尷尬的失敗。無論普京可能期待何種結果，目前很明顯的一點是，俄羅斯根本沒有強大到可以還原帝國狀態的地步，而且隨着歐洲的復甦，其實力將愈顯勢微。

此外，即使俄羅斯能夠憑藉殘暴戰術和人數優勢迫使烏克蘭投降，俄羅斯的實力也將繼續下降。只要普京繼續執政，歐洲和美國都不會與俄羅斯恢復正常關係，現在實施的制裁將在未來幾年內繼續削弱已經飽受打擊的俄羅斯經濟。若俄羅斯在基輔扶持一個傀儡政權，將會迫使俄羅斯在烏克蘭土地上駐紮大量士兵，並面臨佔領國軍隊通常會遇到的頑固叛亂。而每一個被部署到烏克蘭的俄羅斯士兵都不能被用來攻擊其他任何人。

底線在於，歐洲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應對未來俄羅斯造成的威脅。北約歐洲成員國的潛在實力一直遠遠大於其東部的威脅。這些國家人口總數幾乎是俄羅斯的四倍，國內生產總值是俄羅斯的十倍以上。即使在戰爭之前，北約的歐洲成員國每年的國防開支也是俄羅斯的三至四倍。隨着俄羅斯真實軍事力量的暴露，各國對歐洲自衞能力的信心應該大大增加。

基於這些原因，烏克蘭戰爭是美國與其歐洲盟友之間重新設計分工的好機會，美國關注亞洲，歐洲自行承擔主要的防禦責任。美國應該放棄長期以來對歐洲戰略自主的反對立場，積極幫助歐洲同盟實現部隊現代化。北約下一任最高盟軍指揮官應當是一位歐洲將軍，而美國領導人應該將美國在北約的角色限定為最後防禦者，而非作為第一反應者。

將歐洲安全移交給歐洲的進程應逐步進行。烏克蘭局勢問題仍未解決，歐洲的防禦能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恢復。從長遠來看，美國、北約和歐盟還應該努力構建一個不排斥俄羅斯的歐洲安全秩序以增強歐洲的穩定性。這還須有待俄羅斯的新任領導，但應該作為現在點明的一個長期目標。

9·11事件後，美國被迫捲入了一場代價高昂的所謂的反恐戰爭，並被誤導而進行了對中東的改造。拜登政府今天絕不能犯類似的錯誤。烏克蘭問題不容忽視，但它並不能成為美國在當前危機解決後對歐洲作出更深承諾的理由。中國仍然是其唯一的競爭者，而成功地開展這一競爭應該仍然是美國的首要戰略任務。

經濟戰爭永遠改變了戰略工具

香農·奧尼爾（Shannon K. O’Neil）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副主席、研究副主任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可能會使人想起20世紀歐洲的殘酷歷史，但美國及其盟國作出了21世紀式的回應，實施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和金融制裁，同時也提供了一定數量的軍事援助。這不僅是為了避免與一個核大國衝突升級而作出的調整，也是一次打破了幾個世紀以來的戰爭打法與大國地位定義之傳統的大膽嘗試。美國沒有實際佔領土地，而是展開金融征服與經濟破壞。這是一次虛擬而非實際的圍困，但目標都是迫使俄羅斯屈服。

這可能永久地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策略，對美國的戰略前景產生深遠影響。

當然，這一結果是不確定的。過去通過制裁手段沒有或很少帶來政權的更迭或戰爭的結束。正如我們在烏克蘭看到的那樣，即使是大規模的制裁也沒有帶來明顯的勝利成果。西方國家將發現，制裁並非沒有後果，甚至會有傷亡。制裁引起的物資短缺與物價飆升將對歐美經濟造成困擾。平民，尤其是世界上較貧窮國家的平民，可能會因為食品價格暴漲而面對死亡，或因房屋斷電而忍受酷熱或寒冷。

但是，**如果美國取勝，且經濟戰迫使普京撤軍甚至失去權力，那麼它將從根本上重塑大戰略、聯盟的性質以及大國的等級制度，對21世紀產生深遠的影響。**美國將以一種新的霸權手段重新確立主導地位，並通過使其他挑釁者意識到自己難以免受經濟與金融戰爭的破壞性影響，從而產生威懾效果。它將預示着一種新的非軍事軍備競賽，各國競相建立自己的系統和區域商業區，重新配置經濟力量以達平衡。最終，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將重新定義大國的含義以及未來衝突的性質。

保持對中國的戰略關注

中山俊宏（Toshihiro Nakayama）

慶應大學美國政治和外交政策教授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將會更多地改變地緣政治的觀念，而非地緣政治的現實。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可以被視為短期挑戰，但從中長期來看，中國仍然是主要威脅。如何平衡這兩者將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雖然注意力往往被吸引到此時此刻，但我們必須維持戰略重點。我們可以期待普京之後的俄羅斯發生重大變化，前提是世界還沒有被帶入地獄。

然而，美國的注意力不得不被移轉至歐洲戰線。面對俄羅斯通過使用武力重新建立勢力範圍的企圖，美國別無選擇，只能以力量來對抗。即使是歐洲，其與美國之間的差距明顯加大，也重新發現美國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德國對其防禦態勢的檢討就是基於這一前提。

美國不具備對兩個領域作出全面長期承諾的行動能力，也不具備持續關注能力。但地緣政治的現實要求美國對這兩個領域做出承諾。若果真如此，那麼美國在歐洲與印度洋-太平洋戰線上的盟友夥伴將別無選擇，只能更積極地投入。好消息是，有跡象表明這已成為現實。

美國將不會直接干預烏克蘭。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北約成員與非北約成員之間有一條明確界限。雖然這種邏輯不能直接應用於亞洲，但毫無疑問，美國的信譽被如何看待將取決於美國在烏克蘭的行動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

打造跨大西洋的世界

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

“新美國”智庫首席執行官

**關於普京對烏克蘭軍事行動的共識是，我們正處於全球事務的拐點，後冷戰時代已經結束，如果普京獲勝，他將改寫自由國際秩序的規則。**這種行動的程度與以往相比是否產生了質的改變？

2014年普京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違反了國際法，當時他製造了克里米亞事件。美國在未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式批准的情況下入侵伊拉克，也違反了國際秩序的統一規範。蘇聯和美國在冷戰期間都入侵了自認為屬於其勢力範圍的國家。

在這種情況下，拜登政府將中美競爭提升為其安全政策的焦點的愚蠢性便愈加明顯了。美國本應首先關注歐洲，建立跨大西洋的經濟、政治、安全和社會議程，並儘可能地將其擴展到整個大西洋半球。與中國競爭的最佳方式，是認識到被歐美視為“後院”的大陸應該得到更優先級的待遇。

俄烏問題強調了歐洲作為美國軍事盟友的不可或缺性，同時作為經濟、道德和法律問題上的盟友更是如此。然而，歐洲卻有不同看法。儘管俄羅斯的行動似乎正在説服歐洲主要國家增加國防開支，但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拉近與美國的關係。相反，他們是在為未來做準備，一個歐洲可能無法依靠美國支持的未來。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曾談及購入新一代戰鬥機與坦克，但堅持認為必須在歐洲大陸上與其歐洲夥伴共同建造。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北約的敵意以及美國政治體系的持續失調使歐洲領導人感到不安，即使他們對拜登政府積極的外交舉措表示讚賞。

美國應鼓勵歐洲為發展更強大更協調的泛歐防務所做的一切努力，同時拜登政府應推進新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條約以及數字共同市場。美國還應該鼓勵加強歐洲與南半球國家的關係，即使承認這些關係往往帶有後殖民主義的包袱。而在普京下台後，**美國政府應該支持歐洲建立一個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脈的新安全架構，或許在國家集團之間建立相互交叉重疊的防務合作圈。**北約永遠不可能延伸到太平洋一帶，所以應該尋求其他框架。

事實上，**這一重新規劃的美國大戰略將把民主國家放在中心位置，但不應將其目的設定為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之間的鬥爭。**相反，西方應該關注民主和法治的許多優勢，如個人能動性、自治、透明度、問責制、更公平的財富分配，以及在人權受到侵犯時的追索途徑。當然，將這些價值置於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會迫使其更有必要首先在國內實現這些價值。

賦權同盟，共擔責任

拉賈·莫漢（C. Raja Mohan）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俄羅斯和中國同等視為威脅，與其不同的是，2021年拜登政府的臨時指導意見主要側重於中國，拜登總統甚至向俄羅斯總統普京伸出了橄欖枝，尋求一種穩定可預測的關係，便於美國政府專注於其在印太地區的優先事項。

不出所料，俄羅斯的行動使人們對拜登向印度-太平洋地區戰略傾斜的可持續性產生了疑問。美國是否有足夠的政治能力和軍事資源來同時應對歐洲和亞洲的挑戰？部分亞洲國家擔心，俄羅斯在歐洲構成的威脅可能迫使拜登放鬆中美對抗。

儘管美國政府試圖通過外交途徑尋求中國的幫助，以阻止普京的戰爭，但2月4日中俄聯合宣佈的“無限制”夥伴關係使拜登無法在歐洲或亞洲戰場之間做出選擇。此外，中俄的地緣政治軌跡建立在對美國的深刻不信任之上。中俄任何一位領導人與美國通過談判達成單獨和平的空間似乎都很小，況且俄羅斯被削弱的前景可能會使兩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如果美國政府現在同時面對來自兩國的挑戰，那麼它必須增強其盟友的能力，並使亞洲與歐洲的責任分擔安排現代化。**幸運的是，拜登政府的大戰略有如此操作的足夠空間。它特別強調建立一種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所説的“由靈活的夥伴關係、機構、聯盟和國家集團組成的格狀結構”，這已經在亞洲獲得了相當大的吸引力。

正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近日所説，**美國在亞洲形成了“五四三二”的格局，即強化“五眼聯盟”，兜售“四邊機制”、拼湊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收緊雙邊軍事同盟。**對拜登政府在亞洲的格局，沒有比這更好的批註了。由於普京在烏克蘭的戰爭，歐洲在地緣政治方面的“長期休假”已經結束，歐盟終於準備好為自身防禦付諸更多行動，其中包括德國重新武裝的歷史性決定。

如果美國的歐洲盟友在確保其本土免受俄羅斯威脅方面承擔更多責任，那麼美國政府就沒有理由因歐洲安全問題而降低對亞洲的關注。與歐洲人最近的頓悟不同，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特別是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已經準備好為亞洲安全承擔更大責任。

在可預見的未來，亞洲和歐洲都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實現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平衡。但是，通過加強自身安全建設，它們有助於提高美國國內對這兩個地區作出持續軍事承諾的政治支持。通過促進其盟友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及增加政治發言權，美國可以在其軍事力量的支持下，在亞洲和歐洲建立持久的地區力量平衡。美國與一個共擔安全責任、得到賦權的聯盟，將使亞洲和歐洲更易於探索對近期遏制與長期和解的平衡。這一結果能夠加強美國大戰略的持久目標，即防止任何一個地區被一個大國所支配。

美國的挑戰是保持俄羅斯的孤立地位

羅賓·尼布萊特（Robin Niblett）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Chatham House）所長兼首席執行官

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揭示了歐洲安全秩序的薄弱狀態，同時促使其進行改變。普京長期以來宣傳反對北約和歐盟的東擴，宣稱這一自由民主浪潮將給俄羅斯利益帶來的風險。他曾兩次試圖阻擋這一浪潮，第一次在2008年的格魯吉亞，第二次是2014年烏克蘭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被推翻後，對烏克蘭展開的第一次攻擊。

歐美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習慣了因此產生的戰略模糊性。至少在普京搬出克里姆林宮之前，讓俄羅斯因克里米亞和在烏克蘭東部的戰爭而受到持續的温和制裁，同時慢慢增加對北約和本國國防的投入，這似乎是一種持續卻不太盡人意的現狀。總的來説，俄羅斯似乎是全球安全架構中的一個小角色，它干涉選舉，偶爾進行網絡攻擊和有針對性的暗殺，並重新介入世界各地的不穩定國家。

在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期間停滯不前的努力後，這為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區建設地緣政治軸心創造了空間。這一軸心加強了美國與該地區主要盟友的安全關係，從與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的四國夥伴關係到三方安全聯盟“AUKUS”（Australia-UK-US），使其在不同層次的強度上正式化。

美國的印太戰略也需要對中國採取越來越強硬的態度。美國對技術轉讓進行了限制，並因相關事由對其實施制裁。對於拜登政府而言，現在是時候表明世界沒有進入中美兩極對抗，而是進入了民主世界與兩國之間的全球較量。

將兩國一起納入西方的制裁軌道，將使這兩個大國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這場危機中，將中國與俄羅斯分開的嘗試將是非常困難的事。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公開的經濟支持，對中國進行二次制裁的威脅將給美國更廣泛的戰略帶來重大風險。中國市場將繼續對歐洲和亞洲國家發揮重要作用，而俄羅斯經濟則不然。如果衝突不僅發生在西方和普京之間，而且發生在西方和中俄之間，那麼維繫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聯盟就會困難得多。

很少有國家願意跟隨美國回到這樣一個嚴酷分裂的世界中。我們面臨的挑戰，仍然是使俄羅斯因其對一個主權鄰國的軍事行動而被孤立。如果可能的話，還要避免美國的戰略負擔，即必須處理與盟國的兩場衝突的風險，而盟國對這種情況的態度比俄羅斯在歐洲單獨構成的威脅要矛盾得多。

美國的對俄政策在亞洲難生實效

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傑出研究員

俄羅斯對烏行動給美國戰略帶來的教訓很簡單，即地緣政治的實用主義比道德上的絕對主義觀點更能維持和平，後者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而不考慮地緣政治的後果。

當然，俄羅斯的行動必須受到譴責。然而，那些魯莽地主張烏克蘭加入北約並促使西方國家提供武器的人，對於將烏克蘭地緣政治的“羔羊”引向屠宰場並造成大規模全球動盪，也應當承擔一些道德責任。如果喬治·凱南、亨利·基辛格等主張地緣政治實用主義的人所提出的警示得到了認真對待，那麼所有這些痛苦和折磨本都可以避免。

參與印太政策的美國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出的最大思維轉變，是放棄黑白分明的政治視角，這一視角導致他們只與盟友夥伴合作，例如AUKUS或者包括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在內的四方安全對話。相反，美國需要學會在地緣政治上採取務實的態度，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集團展開合作。

在制定未來戰略時，美國政策制定者可以考慮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一個根本區別。俄羅斯儘管扮演着能源供應國的角色，但其經濟只是輕度融入了歐洲的地緣經濟空間，而中國的經濟則完全融入了亞洲。例如，2020年東南亞國家聯盟與中國的貿易額幾乎是其與美國貿易額的兩倍。

美國印太戰略的批評者正確指出的是，這一戰略的漏洞是缺乏長期經濟政策。這一漏洞甚至大過這一現實，即美國無力制定與大多數亞洲國家一致的地緣政治務實戰略，而這些國家對將中國納入其區域集團卻沒有異議。事實上，他們認識到，將中國納入多邊集團是最好的辦法。如果這種地緣政治上的實用主義能夠阻止亞洲戰爭的爆發，那麼它將遠遠優於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道德絕對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