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第一部，入圍這三項奧斯卡的“動畫紀錄片”卻顆粒無收_風聞

公眾號：動畫學術趴/babblers

作者/ 下野家例

編輯/ Pel

“拍電影不能作為一種療法嗎？”

昨天早些時間，第94屆奧斯卡學院獎獲獎名單如期公佈，我們也第一時間發佈了動畫類獲獎速報。（點擊閲讀：奧斯卡動畫類獲獎速報，《魔法滿屋》獲最佳動畫長片！）

在獲得提名的動畫電影中，除了《夏日友晴天》《尋龍傳説》等商業大作，還有一部獨立動畫電影吸引了許多影迷的目光**，它同時提名最佳國際電影、最佳動畫長片、最佳紀錄長片三****大獎項，這在影史上尚屬首次。**

由喬納斯·波赫·拉斯穆森（Jonas Poher Rasmussen）導演的丹麥動畫電影**《逃亡》（Flugt，英文名Flee），講述了一名從青少年時期逃亡到丹麥的阿富汗難民阿明**（Amin Nawabi，化名），在即將與同性伴侶結婚前，向朋友袒露自己深埋多年的過去的真實故事。形式上，《逃亡》既是動畫電影，也是紀錄片。

《逃亡》海報

圖/FINAL CUT FOR REAL

本作在聖丹斯電影節、昂西動畫節等國際節展上也收穫了極高的肯定。The Hollywood Reporter評價此作“擴展了紀錄片的定義，一部具有力量的，關於個人掙扎及自我探索的回憶錄”，The Guardian稱“這是一部不可能忘懷的作品”。

《逃亡》獲得昂西動畫電影節最佳動畫長片水晶獎（圖/FINAL CUT FOR REAL）

《逃亡》獲得聖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單元紀錄片評審團大獎（圖/FINAL CUT FOR REAL）

《逃亡》目前也在豆瓣上，獲得8.2分的較高評價（圖/豆瓣）

那麼，《逃亡》究竟是一部怎樣的動畫電影？動畫與紀錄片，這樣一對看似相距甚遠的影像類型，如何在《逃亡》中得到統一。幕後，又是什麼樣的創作理念和生活經歷造就了這樣一部特殊的作品？

-下文包含部分劇透-

一、當阿富汗上空的風箏折落到佈滿寒意的大海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是進入到《逃亡》正片時的第一句話。以真實為底色，兩條時間線的敍事逐步開啓。

 “現在進行時”的故事部分，包含導演本人與阿明的訪談——阿明躺在一張牀上，起初顯露出不安的神色（即使出於保護當事人的考慮，我們只看到他的動畫形象），以及每次訪談結束後，導演對阿明與卡斯帕（Kasper，阿明的伴侶）的跟拍。

“過去時”的部分，則是阿明對導演講述的——從童年開始，一直到其青少年時期的回憶。

據筆者對相關人士的諮詢，臨牀專業人士對特定恐懼症來訪者進行心理干預時，在首次談話期間，會先引導對方回憶與恐懼體驗有關的最初經歷，而非直接瞭解當前的症狀體驗。有來訪者會直接回溯到10多年前發生的某件事。喬納斯·波赫·拉斯穆森採用了類似的方式——阿明對着面前的攝影機，深呼一口氣，回想起他小時候穿着小裙子到處跑的時光，那是1984年的喀布爾（阿富汗首都）。

不安的神情

愜意地聽着音樂，在好天氣放風箏，和夥伴踢球打鬧，炫耀自己擁有的明星卡片……阿明他們的少年時期原先與和平年代的許多人一樣無憂無慮。

“有一個場景是他和他哥哥在喀布爾打排球。當我們在製作這一段時，我突然意識到我和他的生活是多麼的相似。我們同歲，聽過同樣的音樂，看過同樣的電影。他在喀布爾打排球，我在家鄉踢足球。（後來）在這個打排球的場景中，士兵們突然出現，並追趕他們到街道那兒。就在那時，他的生活走向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1]”

導演喬納斯·波赫·拉斯穆森

喬納斯·波赫·拉斯穆森接受採訪

直到1980年代，阿富汗的局勢急轉直下，阿明父親作為異見者遭到逮捕，再也沒回來。阿明一家人察覺到危險，踏上了殘酷的逃亡之路。

阿明一家人通過旅遊簽證來到俄羅斯，暫時安頓在一棟公寓樓裏，由此前已經逃到瑞典的大哥籌錢送他們偷渡。阿明、母親、哥哥和兩位姐姐等待了一年，終於湊到了讓姐姐們偷渡到瑞典的經費。

姐姐和其他幾十位難民一起乘輪船渡往瑞典，被人販子塞進逼仄的集裝箱，留下了強烈的心理陰影。

阿明兄弟和母親後來也試圖走水路偷渡離開，但中途遭遇事故，被愛沙尼亞政府臨時收容半年，接着遣返回到俄羅斯，繼續過着苟且的生活。

集裝箱

阿明和哥哥因為到外面看了一次麥當勞新店開業，就差點被當地警察抓走，阿明甚至目睹警察們準備性侵一名被捕女子

再一次偷渡時，為避免上次的失敗，家人安排阿明獨自乘飛機離開。到達機場後，他撕掉俄羅斯的假護照，把人販子提供的故事（全家被殺，一個人流亡海外）捏造成自己的真實經歷，以博取官員的信任。

在這充滿煎熬的幾年裏，阿明見識了太多人情冷暖，輕視生命的人販子、腐敗罪惡的警察、郵輪上俯視難民的乘客、來收容所拍攝報道（然而無濟於事）的記者、還有那個偷渡路上一起聽歌，把自己金鍊子贈予阿明的酷男孩……

阿明逃到丹麥後，帶着愧疚的心情，不得不將自己的創傷記憶包裹起來，雖然暫時在丹麥安頓下來，但他始終害怕故事被戳穿危及家人，或是因性取向被家人拋棄。而且，他還肩負着要回報家人的信念，努力成就學業與事業。

阿明能以匿名的方式，將上述種種吐露給導演，足見導演在這一過程中的耐心陪伴，在放鬆的對話中，阿明道出與愛人的矛盾，道出他在面臨人生選擇時，自己“冷酷又利己”的內心體會。

二、動畫+紀錄，《逃亡》的特別之處

《逃亡》在今年的奧斯卡同時提名最佳動畫長片及最佳紀錄長片，而無論從動畫或紀錄片的角度審視，《逃亡》也確實足夠特別。

阿明並不像真人實拍的紀錄片那樣，作為被攝物直接出現在鏡頭面前。導演通過動畫的形式，隱藏了阿明一家人的具體身份。在談及為何採用動畫紀錄的形式時，導演提到：“故事幾乎都發生在過去，我想展示80年代阿明的童年、阿富汗以及90年代的莫斯科，但更重要的是，阿明想要匿名，影片既要隱藏身份，又要再現記憶，這使得動畫成為了完美的形式[2] 。”

《逃亡》中同時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覺風格。第一種出現在導演與阿明交談時以及大部分回憶片段——雖然動作流暢性不足，不過動畫仍抓住了必要的細節，致力於還原真實反應，例如下圖深呼吸和抹掉淚滴的橋段。

眼角滲淚

影片的動畫指導Kenneth Ladekjær説動畫師們研究了導演和阿明交談時的實拍片段，動畫師力求讓觀眾覺得躺着説話的阿明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非角色，所以他們特別關注了阿明手是如何移動、如何閉眼睜眼這類微動作[3]。

第二種視覺風格則用來表現阿明一家最恐懼的時刻，描繪對象只有基本的輪廓，炭筆質感畫出模糊不清的黑白背景，五官也往往被隱去, 不斷流動，沒有固定的形狀——就像我們的記憶。

而到了紀錄這部分，《逃亡》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Waltz with Bashir，2008）及《白塔》**（The Tower，2018）等其他動畫影片一樣，都採取了在動畫部分插入真人素材的手法。

《和巴什爾跳華爾茲》

《和巴什爾跳華爾茲》講述主角（導演本人）為了找回自己於第五次中東戰爭期間參加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的記憶，與前參戰士兵、記者及心理學專家等人交談，在全片最慘烈的場景——大屠殺結束後的難民營，完成了從動畫畫面到赤裸裸的實拍影像的接合，視聽衝擊力達到頂點。

《白塔》

而講述現代黎巴嫩貝魯特難民營中，一個巴勒斯坦人家庭的生活狀況與戰爭回憶的動畫電影《白塔》也有意利用了真人素材，華蒂和姑姑拿着家庭相冊看家人們的照片，裏面都是真人照片，這些素材除了告訴觀眾角色年少時的樣貌，還讓觀眾切實看到了難民營的真實景象。

與二者相似，《逃亡》藉助真人影像，一方面起到了加強影片的真實性、可信度的作用。尤其是影片在結尾，阿明和卡斯帕相擁於花園的段落，在兩人的動畫形象離開鏡頭後，緊接着出現了花園的實拍鏡頭，再次強調這是真實的故事。

《逃亡》片尾

三、它不止是一個關於難民的真實故事

《逃亡》是一部涉及戰爭、難民、LGBTQ等大量社會議題的作品，同時，青春、家庭、友誼以及愛情等個人經驗，也在片中有相應體現。

本片的執行製片人之一，曾憑藉其在《金屬之聲》中的表演而提名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里茲·阿邁德（Riz Ahmed），在接受IndieWire的採訪時[4]，表示：

這不是那種某個傢伙出現並説“嘿，讓我放個攝影機”的紀錄片。這是兩個已經認識了25年的朋友第一次向對方敞開心扉的過程，為此他們花了大概8年時間……我們經常看到倖存者或難民的故事被塗上非常緊迫、暗淡的色彩，（這種做法）喪失了人的主體性。《逃亡》把我們置身於情感的過山車、置身於妨害他們愛的生活的那些想法，置身於面對情感時的迴避心理。故事的核心實際上是這些當下的關係，而不是對過去的痛苦的迷戀。

《逃亡》成功讓阿明在安全的環境中，傾訴自己埋藏已久的過去。

而《逃亡》的另外一位執行製片人尼古拉·科斯特-瓦爾道（Nikolaj Coster-Waldau），在同一場專訪中也表達了自己對電影主題的看法：

喬納斯在阿明身邊創造了這個安全的泡泡，這樣阿明就可以説出故事。我們總是在談論“小作”和“大片”，這隻事關預算嗎？因為有時小作帶來的影響可能很大。《逃亡》帶來的情感影響使它成為一部“大片”……儘管我不是難民，但我們都能與阿明的經歷的某些方面產生共鳴。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為自己的身份認同，為無法敞開心扉接納自己而苦惱。

里茲·阿邁德

尼古拉·科斯特-瓦爾道

它不止是一個關於難民的真實故事。

正如“逃亡”在片中的兩層含義：它既表示過去的阿明逃離戰亂和故土，也表示現在的阿明試圖通過這部動畫紀錄片以及影片外積極的生活，逃離自我封閉的狀態。

結語

現代電影、動畫誕生100多年來，受到最多關注的往往是那些虛構作品，角色、奇觀和模因被當作圖騰般崇拜。然而《逃亡》卻反其道而行之，不僅用動畫敍述了阿明的個體回憶，展現上世紀阿富汗-俄羅斯-丹麥的社會現象與隱秘歷史——

更重要的是，受訪者與創作者彼此信任，袒露心扉製成動畫影片，這樣的過程本身更凸顯溝通的價值。如侯孝賢所説的那樣“讓電影服侍我們”，敍述本身即是收穫。

“拍電影不能作為一種療法嗎？”

“拍電影不能作為一種療法嗎？”——這是《和巴什爾跳華爾茲》中常年夢到惡犬追殺的男人問導演的話，在一定程度上，《逃亡》以正面的方式回應了此問題，它主動且自覺地為阿明構建了可將內心託付出去的場域，導演也完成了其關照者的角色，造就這樣一部特殊的“動畫紀錄片”，接下來，或許會有更多類似的作品延續這種方向吧。

參考資料：

[1]Det Danske Filminstitut: Jonas Poher Rasmussen om ‘Flugt’ (2021)

[2]Animation World Network: Jonas Poher Rasmussen Talks ‘Flee’

[3]Animation World Network: ‘Flee’: An Animated Documentary Recounts a Harrowing Personal Trauma

[4]IndieWire: ‘Flee’ Advocates Riz Ahmed and Nikolaj Coster-Waldau Make the Case for the Movie’s Historic Oscar Od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