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隔離期間心理健康問題及應對方式_風聞

劉萍 | 文  

每次突發的公共衞生事件對人們的身心健康都是嚴峻的挑戰。

新冠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些居民甚至出現了不良情緒、替代性創傷、心理應激反應，民眾的心理健康問題面臨嚴峻考驗。

隔離期間面臨的心理問題

1、各種負面情緒和感受

近期，新冠疫情再次捲土重來，讓民眾的生活、工作、學習再次被強行打破。尤其對需要居家隔離的人來説，兩年多來的防疫疲憊感疊加新疫情擴大化的緊張，形成了較大的心理壓力，導致人們產生了焦慮、煩悶、抑鬱、恐懼等負面情緒。

**焦慮。**焦慮是一種自己不能控制的、沒有明確對象或內容的恐懼，感到有某種實際不存在的威脅將至，而產生緊張不安、提心吊膽的痛苦體驗。有研究表明，新冠隔離導致居民產生了巨大的恐慌和深深的擔憂（宋斐翡，2020）。以上海為例，由於部分生活物資的緊張，以及疫情信息過載，夾帶着各種信息帶來的不確定性，都容易讓人們產生茫然擔心的痛苦體驗。

**煩悶。**居家隔離打破了以往生活的規律，不用按時起牀和出門，也不盼望週末和節假日，總有一些時間感到無事可做。如此多的空閒時間，在狹窄的生活環境裏，容易讓人煩悶不堪。

**抑鬱。**抑鬱表現為情緒低落、思維緩慢、語言動作減少和遲緩，還有可能出現興趣缺乏以及樂趣喪失。新冠疫情期間，羣眾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鬱傾向（王英雯，2020）。非典期間，100%醫務工作者有抑鬱症狀（王發強，2003）。民眾長期處於疫情的緊張和壓力下，也有可能產生易激惹、睡眠障礙、肌肉緊張性疼痛等抑鬱症狀的表現。

**恐懼。**新冠有着一定的致死率，而“無症狀感染”帶來不可預知性，加上最近發生的國內外重大致死事件，增加了人們對死亡的恐懼感。疫情期間，每天增加的疑似病例、確診病例，也會給大家帶來衝擊，讓人感到恐懼。

2、有可能產生心理應激

**心理學領域把新冠疫情導致的隔離事件稱之為應激性創傷事件。**在面對這樣的事件時，人們內心的平衡被打破，可能出現認知、情緒和行為等的失衡。

心理應激是個體通過認知和評價，察覺到應激原的威脅或挑戰時，引起的心理、生理機能的一種緊張狀態。**如在同一小區發現感染者或熟悉的親朋同事被感染，居民容易產生急性應激。**即使沒有以上情況出現，超過一週以上的隔離，也容易產生慢性應激。

急性應激和慢性應激均可引起神經內分泌系統異常、免疫功能降低等情況發生。身體在心理應激狀態下，會導致機體內血清腎上腺糖皮質激素和兒茶酚胺的水平增高，這也被看作是心理應激的標誌。

大量實驗及臨牀研究表明，心理應激對機體免疫功能具有重要的影響。各種心理應激均可導致機體的免疫功能降低，並降低機體防禦疾病的能力。

兒童青少年是應激事件中的脆弱人羣，更易出現精神、心理方面的疾患。有研究者曾對新冠期間的1708名小學生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他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應激反應，尤其在情緒管理、應對學習壓力及親子關係等方面問題尤為明顯。

3、容易導致壓力過載

有一部講述人類壓力的紀錄片叫《壓力殺人真相》，從這部紀錄片中可知，壓力會激活杏仁核，引起腎上腺分泌更多的皮質醇（Cortisol），壓力會導致心跳加快，影響心臟健康，壓力還會使自律神經過於活躍，令血壓升高，繼而有可能導致血管破裂，引起死亡。

還有，壓力還會導致免疫細胞中的ATF3基因激活，影響免疫細胞發揮功能，繼而引發癌症。

另外，體內堆積過多的壓力荷爾蒙（Cortisol）還容易引起感冒、出疹過敏、胃炎、胃潰瘍、經濟艙症候羣（注：一般經濟艙的座位非常狹小，有可能造成血栓，並引發呼吸困難等情況）、糖尿病和抑鬱症等身心問題，因此壓力是不易察覺的沉默的殺手。

有研究者在線上對620位居民新冠疫情期間體育鍛煉、心理健康情況進行調研，發現49.0%的居民睡眠質量非常差和比較差，28.4%的居民感覺精神壓力比較大和非常大（林宇等人，2022）。

隔離期間，由於停工停產，許多家庭面臨着房貸、車貸等大額支出的經濟壓力，擔心有可能生病的心理壓力，對未來擔憂的緊張壓力。多重壓力的疊加，就產生了壓力過載的情況。

4、有可能出現人際關係失衡

隔離期間，使得個人的私密空間缺失，會形成空間壓力。在壓力環境中，夫妻之間、長幼之間有可能產生矛盾，甚至矛盾激化。

親子之間的矛盾尤為突出。親子相處時間驟然增多，有部分家長本身就很難適應隔離生活，再加上有些家長陪孩子學習是件困難的事，家庭矛盾頻發，親子之間無法有效溝通。

**約有一半兒童學習不在狀態。**曾有在線上網課的心理狀態調查顯示，有46.75%的小學生認為自己能夠適應網課學習，38.46%的小學生認為自己無法適應網課學習。在沒有老師的監督下他們總是難以堅持，面對電腦注意力易分散，是小學生在家上網課時普遍會遇到的問題。如果父母不能接受孩子不在狀態是正常的，就很容易產生矛盾。

**大多數青少年不願與父母溝通。**青少年處於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亂的衝突階段，強烈渴求獨立的心理空間，有強烈的獨立意識，進入溝通的閉鎖期，他們寧願孤獨，也不願與父母敞開心扉。

2020年3～4月對上海市初、高中生共11596名進行調查，結果發現中學生孤獨發生率分別為52.44%（楊曉塵等人，2021）。他們有可能無聊、煩悶、孤獨、易激惹，生活沒有規律，作息混亂，懶言少語，沉迷網絡遊戲，經常用刷抖音、微信、微博等手機APP揮霍時間。一旦父母去評價或制止他們的行為，有可能發生激烈衝突或他們以完全封閉自己來逼退父母。

應對方式

隔離期間的民眾，面臨的包括但不限於以上提及的負面的情緒和感受、心理應激、壓力過載和關係失衡等心理問題。在心理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如何應對呢？

1、特殊時期，對人的心理環境要有基本認識，降低對他人的期待

隔離對每個人都是挑戰，情緒會受到影響，容易產生心理應激，壓力會增大，家庭成員相處難度增大，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另外，研究表明兒童和青少年適應隔離是很不容易的，34.78%的青少年有焦慮情緒，12.8%為中重度焦慮者，而疫情隔離措施導致的同伴交往減少也使得52.44%的青少年有孤獨感。

有了這些基本認識，接下來要調整重點，把身心健康放在首位。從心態上放鬆，降低對自己和家人的要求，與自己和家人都要親切友好地相處。寬待自己，做60分的自己，不苛求完美。善待家人，用60分的標準看待家人，不當“警察”，不嚴控制，不指責批評。

家庭成員之間相互給予鼓勵與關懷，可以做一些家庭小遊戲、活動等，提高互動性，減少負性情緒的產生。

對於個人層面，可以通過關注科學可靠的信息排除恐慌感，制定一些切實可行的小目標，轉移注意力，放些輕鬆的音樂，發揮自己的愛好等，來疏導不良情緒（鄭建盛，2020）。

研究發現，每次突發的公共衞生事件中後期或結束後，都有人因在事件中感受到過大的壓力而選擇自殺自傷，或由此產生需長時接受治療的心理障礙。

特殊時期，我們要全然地關愛自己和温暖地關照他人，以期相互攜手順利度過。

2、提高身體免疫力

**規律作息。**隔離期間，家庭需制定時間計劃表，以保持有條不紊的生活秩序。尤其是充足的睡眠對提高免疫力有很大的幫助。多項研究表明，睡眠時長與抑鬱之間有相關關係，此結果表明，較好的睡眠時長是抗抑鬱的。（王京京等人，2022；趙穎，2021；張鳳梅等人，2013）

**加強體育鍛煉。**鍛鍊能減緩狀態焦慮和特質焦慮，鍛鍊者能更少地感受到緊張、抑鬱、憤怒和焦慮情緒，體育鍛煉已經被證實是一種有效的心理保健手段，並在相關研究中得到了體現（張力為，2017）。徐濤等人（2022）對1011名青少年進行研究表明，運動具有明顯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的作用。隔離期間，父母應帶着孩子制定運動計劃，並幫助孩子養成運動習慣。

**減少上網時間，降低接收負面信息量。**隔離期間，很多人選擇用電子產品打發時間。新聞學對人性的弱點早有研究，人們喜歡關注負面新聞，因為負面新聞最容易調動人的情緒。很多自媒體也掌握了獲取流量的“密碼”，利用這一人性弱點，報道負面新聞以博取眼球。各短視頻平台都有大數據算法，只要你打開幾條負面報道，它就會自動推送更多的負面內容到你的面前。當你的大腦大量吸收負面內容，這個過程中很有可能就產生了替代性創傷。

替代性創傷是指人在目擊了某些殘忍、破壞性場景之後，因為超出了其心理和情緒的耐受極限，從而會產生一些心理上的異常，使自己出現嚴重的身心困擾，甚至精神崩潰。

另外，前面提到的應激既受到心理因素、生理因素的影響，也受外在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降低接受負面信息量，也會降低應激反應。

隔離期間，要用讀書、運動、做家務等其它休閒方式替代上網衝浪的行為，以降低心理創傷的可能性。

**更加註重社交。**保持和家人朋友的交流，通過定期視頻聊天和肢體語言交流，宣泄緊張、焦慮等不良情緒，減緩隔離期間的煩悶、壓抑感。

對於孩子而言，同伴支持是一種基於尊重、分享、互助而建立的給予和接受幫助系統。通過支持、友誼、責任共享等途徑，同伴可以為青少年提供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工具性支持，青少年經常遭受的孤獨、抑鬱等問題會慢慢在這種支持中得以化解（Solomon，2004)。研究發現，同伴的支持性關係是青少年在遇到危險情境時的一項重要的保護因素（Jackson et al.，2000)。

**建立求助路徑。**對於成年人，如果感到心理痛苦或無助，需及時找心理機構求助。對於未成年人，父母要帶着孩子做社會支持系統的梳理和盤點，要非常清楚，在家庭中，除了父母，還有哪些親人是可以幫助孩子的。另外，父母應引導孩子在學校與老師互動，幫助孩子在學校找到至少一位信任的老師，遇到任何困難孩子可第一時間向這位老師尋求幫助和支持。父母要鼓勵孩子在遇到壓力、感到痛苦時與學校的心理諮詢師預約會談。

作者簡介：心理諮詢師，美國加州整合大學應用心理學碩士在讀，北京大學心理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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