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像雕刻只是藝術作品嗎?從漢代畫像石中看見更豐富更生動的歷史_風聞
浩然文史-浩然文史官方账号-全博士团队创办的文史科普自媒体2022-03-30 08:09

畫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從人類文明誕生之日起就表達着個人或羣體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新石器時代的陶片畫與今天解構主義的畫作,無不體現着人類對於自身永恆的思考。但同時,畫又極具時代性,從不同歷史時期的畫中,我們又能夠感受到特殊的時代樣貌。
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漢代,畫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漢代百姓崇信“事死如事生”,在他們的墓葬中,常常有雕刻的畫像石。這些題材不同的畫像石,表達了墓主人以及其子孫後代的美好願景,為我們提供了觀察漢代社會的新鮮角度。
一、格套與榜題:認識畫像石的法寶
漢代的畫像石題材豐富,內容生動,有神話人物、歷史事件乃至於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場景。介於古今時代差異巨大,且漢代畫像石不似今天畫作那樣具象,單從畫像內容本身,我們難以判斷具體的意涵。這時,畫像石的格套與畫像石邊的榜題就成為了認識畫像石的敲門磚。
所謂格套,指的是描述同一內容的畫像石有着相應的格式與固定的套路。例如著名的伏羲女媧圖,其形制與畫面佈局一望便知。古代,工匠有嚴格的户籍和繼承製度,一代又一代石匠便繼承了這種格套。不同種類的石刻有着不同的印模,石匠通過這些印模在石頭上打樣,利用墨線打底,再進行鑿刻。這大大提升了工作的效率,也使得表達同一主題的畫像石有着大致相同的內容表現。這些格套體現在畫像石的方方面面,例如畫面的佈局、特定建築與人物造型。一幅畫中,人物處於何種位置,車馬雲氣如何排布,都有着固定的套路。具體的人物,例如西王母、孔子、官員,根據不同的身份,石匠們雕刻出了不同的造型。

伏羲女媧圖
從工匠的角度説,這當然是出於技術傳承的需要,是同一羣體內部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經過長時間的技術整合,以及不同石匠的交流,形成了特定模板。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當時人們所共同接受的藝術形象。這些墓葬中的畫像石,不一定是完全寫實,更多的體現了民間的一種“理想化”訴求。例如山東畫像中經常出現羊、牛、鹿車,其中羊即是祥,代表吉祥,鹿即是祿,代表富貴。所以,這些格套也是漢代大一統背景下,民間傳統不斷傳播整合的結果。當然,格套並不代表每個畫像石的內容都相同,不同區域相同內容的畫像石也會有着不同的表現,體現出地域特色。石匠們也會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在套路中加入許多的變化。
除了格套外,榜題也能幫助我們識別畫像石。所謂榜題,就是指畫面旁邊的文字。其意義在於,當出現了時人不熟悉的人物,或者雕刻並未嚴格按照格套時,標註榜題,可以提示人們畫像所傳達出的意義。榜題大多是人物的名字,在畫中人物較多時,將名字刻出,方便識別。例如下圖中的榜題,為我們標識頭戴斗笠、手持工具的大禹形象。“禹長於地理,脈泉知陰,隨時設防,退為肉刑”的文字更是説明了治水的傳説在漢代廣為流傳,其作為聖王被後世所膜拜。

畫像石中的大禹
二、射侯射爵:現世功名的追求
對現世的強烈追求,是中國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地方。漢代的畫像石中經常出現的射侯射爵圖,就是當時人們對現世功名追求的體現。
該圖的主體是人站在樹下,張弓搭箭準備射樹上的猴子或者鳥雀。雖然該畫的實際內容十分清晰,但其背後的意涵一直以來卻有着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其與西王母有關,有人認為射鳥是為了去惡兆,亦有人認為射猴與後世《白猿傳》的傳説有關。近年,邢義田先生的研究將其命名為“射侯射爵圖”,為我們提供了更為合理的解釋。
為何樹下的人要射猴子和鳥雀?猴子和鳥雀代表了什麼?這需要我們返回到漢代的具體歷史場景與思想背景中去了解。侯與猴相通假,揚雄《法言》曰:“生舍其木侯而謂人木侯”,其中的木侯便是沐猴而冠的沐猴。在漢代,封侯是至高無上的榮耀,非有功不得封侯。“馮唐易老,李廣難封”,飛將軍李廣縱使名聲再大,但由於出征匈奴無功,也終身未能封侯。建功立業,封侯拜將是平常百姓所能企及的最高目標,射猴也就成為了獵取功名的象徵。雀在漢代與爵相通假,《陳留耆舊傳》中有言:“雀者,爵命之詳”。戰國以來推行軍功爵制,爵位成為了社會地位的象徵。漢代的社會體制長期以來是“爵本位”的,爵位與實際所獲得的經濟利益息息相關。可以説,射猴與射雀代表了漢代人們的追求,即使是在地下的世界,也要比照現實世界追求封侯賜爵。

射侯
其實,採用射這種方式,也極具歷史傳統。根據《禮記》的記載:“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先秦時期,道術尚未為天下裂,貴族階層作為社會權勢掌握者,需要熟練精通各種技藝,也就是六藝,其中射是重要的一項,是勇武的象徵。用射箭這種方式考察貴族子弟的學藝情況,然後再封侯賜爵,在漢代或已不存在,但該文化傳統依然得以延續,被人們借用畫像石的方式重新表達出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該畫中的樹是桂樹。桂樹在漢代傳統中與立官有關。《漢樂府·相逢行》中説:“中庭生桂樹,華鐙何煌煌。”桂樹成為富貴的象徵。因其為赤色,也與火德的漢家聯繫起來。如此來看,射桂樹上的雀和猴,還表達了對漢室的認同,是謀求漢家王朝的功名。由此可見,在一幅圖中利用各種不同的內容,表達了一個完整的意涵,體現了先民獨特的想象力。
三、文與禮的傳承:孔子見老子圖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文野之分是辯別華夷的標誌,而禮儀更是華夏引以為豪的文化規範。這其中,軸心時代先秦時期的諸子為中國思想起了開創之功,在後世也獲得了崇高地位。儒道兩家作為中國思想的精華,在漢代的畫像石中,有着怎樣的碰撞?
在後世的嚴肅歷史研究中,老子的事蹟晦暗不明,孔子是否問禮於老子也存在爭議。但在漢代人的思想世界中,似乎這並不成為一個問題。漢代畫像石中經常出現一個主題便是孔子見老子。畫中,老子手持曲杖,為一個老者的形象,孔子則十分恭敬,身後跟隨着顏回等弟子。《史記》有言“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其事件在漢代應當有着十分深厚的歷史背景。

在後世,隨着儒學成為正統,以及宋明理學以來儒學道統論的發展,孔子成為了聖人,其地位也在老子之上。但在百家爭鳴剛剛結束的漢代,情況並非如此。漢初無為而治,奉行黃老之術,老子的地位甚高,即使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老子的影響依然沒有下降,甚至到了東漢時期,桓帝仍然派人祭祀老子。漢代人信奉長生不老之術,而老子的道家思想,恰好提供了具體的修身養性的方法。縱使黃老之術作為治國之道已被儒學所取代,但在民間思想中仍然佔據了重要地位。反觀孔子,在漢代並未受到後世那般尊崇。漢儒的觀念中,周公為制禮作樂之人,而孔子繼承了周公的事業,故時常以“周孔”並稱。相比之下,孔、老的地位在漢代並未有太大的差別。

孔子見老子圖多見於山東地區,該地區在先秦便以文化昌盛著稱。古人為學講求尊師學聖,不學不成。儒家的孔子尚以道家的老子為師,作為非聖人的普通人,求師他人便是平常之事。孔子見老子圖,更能體現漢代人對教化,對師道聖人的重視。
在孔子與老子之間,有一位推車的孩童,他又是誰?學者們已經指出,這位孩童應當是項橐,也就是達巷黨人。圖中他推着蒲車,面對孔子,似乎孔子在問禮老子前先要與其交流。據記載,“大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論語》中也有明確的記錄:“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此則故事本來與孔子見老子並不相關,但漢代先民將兩者相結合,因為兩者反映了相同的內涵。孔子尚有不及七歲童子之處,這一方面體現了“聖人無常師”的精神,也可能表達了墓主人對現世未能成聖遺憾的釋懷。
四、七女為父報仇:失傳的故事
漢代畫像石有許多反映了當時的民間故事,這些民間故事由於時代久遠,文獻佚失,並未流傳下來。但從畫像石的內容中,我們仍然可以窺見這些故事的蛛絲馬跡。
七女為父報仇,從現存的畫像石來看,描述的應當是故事進行到高潮的內容。在渭水橋上,七女包圍了長安令(咸陽令)的馬車。之後,長安令落入水中,七女又轉移戰場,在渭水中刺殺長安令。故事的前因後果,我們已不得而知。長安令究竟如何對待了七女的父親,七女又是如何歷經萬般險阻,終於在渭水上包圍長安令?但至少我們可以從畫像石中看到早已失傳的故事的冰山一角。
在漢代報仇文化興盛,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似乎報仇都為男子之事,女子主內本不應承擔這個責任。或許故事中有情節是七女的兄弟不願為父報仇,七女不得不踏上報仇之路,以此對軟弱男子進行貶斥,並讚頌七女的行為。《史記》所載文帝時緹縈獨自到長安為父申冤的故事與其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當時的性別文化之下,女性報仇應當是少見的情況,所以才成為民間流傳的故事,並在畫像石中得以宣揚。

文史君説
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曾提出過“圖像證史”的方法。在圖像中,我們不僅可以一定程度窺見歷史的真實,補足傳世文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從圖像的“畫外之義”中,我們更能體會到該時代人們的精神生活,從圖像中慢慢拂去歷史的表象,雖然不能直接進入歷史世界,但卻留給了我們進入歷史的精神空間。對於傳世文獻遺存相對稀少的漢代歷史來説,畫像石為我們打開了尋找漢代先民生活的另一扇門。
參考文獻
司馬遷撰:《史記》,中華書局2019年版。
邢義田:《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中華書局2011年版。
邢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三聯書店2020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秋山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