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 為什麼“胡煥庸線”才是撬動中國未來30年的突破口? | 文化縱橫_風聞

✪ 房寧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

【導讀】近年來國際局勢日趨緊張，有關中國“雙循環”戰略的討論十分熱烈。房寧先生指出，國際格局的競爭性更為明顯，我國發展正面臨“制約壓制”的外部困境；經歷近40年高速發展後，我國已進入經濟“平台期”，結構性短板突出，未來15年至30年是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高風險期。

他認為，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是困擾我們的兩大問題，要突破這一瓶頸，需要重新重視“胡煥庸線”線，即“璦琿-騰衝線”的經濟地理與社會地理意義。在他看來，“璦琿-騰衝線”反映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以及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倒置和錯配的基本國情，是一條“基本國情線”。他認為，在暢通“雙循環”的戰略背景下，開發“璦琿-騰衝”一線將是中國未來工業化“第二波”的關鍵組成部分，同時也將成為現代化發展的“新邊疆”和“前沿陣地”。

**本文原題為《關於中國經濟社會新發展格局的思考——兼論開發“璦琿-騰衝線”的戰略意義》，原載《人民論壇》2022年2月（下），總第73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關於中國經濟社會新發展格局的思考

——兼論開發“璦琿—騰衝線”的戰略意義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世紀新興大國力量迅速發展，歐美國家經濟“新常態”與政治“新民粹”引發社會動盪和政治衝擊，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世界經濟政治多極化體系漸趨成勢，世界格局發生着歷史性重大變化和變革，而當前國內外形勢也正發生着深刻變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正在努力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中國正面臨着新的戰略機遇和巨大的風險挑戰。

在當前形勢下，長期以來推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而“我國經濟已經在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面對世界經濟發生新變化以及對我國經濟產生的新影響，黨中央提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新思路，即“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這一思路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經濟發展內外“雙循環”格局，正在逐步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戰略方向。

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新的戰略性轉變，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審時度勢，揚長避短，積極探索，最終構建起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新發展格局。

▍ 中國面臨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深刻變化

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制定了跨世紀經濟發展戰略，加入到產業資本全球化進程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獲得經濟快速發展契機。中國經濟憑藉自身改革開放和外部經濟全球化之利，抓住戰略機遇期，獲得了長達30餘年的高速發展，從一個貧困落後的農業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開闢了“MADE IN CHINA”時代。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佔居世界第一的美國經濟總量的70%以上。

從國際形勢與格局看，2008年是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的重要轉折之年。這一年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爆發，最終演變為全球性經濟大衰退，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世界性經濟發展長週期。這一波經濟長週期發展由產業資本全球化帶動，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解釋，就是產業資本的國際循環與週轉，它使“資本流遍世界，利潤流向西方”，客觀上促成了全球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巨大發展，構建了世界經濟新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體系。

然而，2008年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再一次將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結構性、週期性矛盾充分暴露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來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出現逆轉，世界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結構調整期。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經濟危機以來，產業資本全球化出現了新動向，國際經濟環境明顯趨緊。

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外部環境也發生變化，中國與外部經濟體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經濟體的關係從以互利為主逐漸演化為以競爭為主。這一轉變也是從2008年開始的。逆全球化趨勢的出現促使主要國家之間的戰略博弈更加明顯深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遏制中國發展逐漸形成共識並開始採取協調性行動，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開始由“有利寬鬆”轉向了“制約壓制”。面臨

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對中國構成了新挑戰，帶來了新矛盾，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着較大不確定性。特別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席捲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經濟社會危機，世界形勢更加動盪，增加了中國對外經濟、社會、文化交往的困難。可以預見，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的外部及周邊環境面臨的複雜局面仍將持續。

▍ 未來十五年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考驗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出現跨越式大發展，經濟持續30餘年高速發展，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發展實現了“起飛”。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全國工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1621.4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313071.1億元，而隨着大中小城市數量的不斷增多，人口普查城鎮化率也從1982年的20.91%提升至2020年的63.89%。

歷經持續30餘年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初步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也已起步。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經驗來看，**在工業化“起飛”階段完成後，依照普遍規律將進入平緩發展的“平台期”，即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轉入中低速增長時期。**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出現持續減速，標誌着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入中低速增長階段。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在取得歷史性進步的同時，以往追求速度和規模擴張的發展模式也面臨諸多問題，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性矛盾日漸突出，在發展的平衡性、協調度和可持續性方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其主要表現是國民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相對較低。**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13年至2019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60%左右，這一數據與發達經濟體70%、80%的水平相比，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對外出口，而消費佔比較低，**説明中國經濟存在成長結構性的短板。**此外，中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這是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品質提升的突出問題。這些都意味着中國經濟從數量增長向品質升級的轉型遠未完成，中國在國際經濟分工體系以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體系中仍處於中低端位置。

從制度層面看，中國的體制優勢在於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體制的優勢將力量集中於一處，充分調動資源用於某些特定發展領域，形成“利出一孔”的政策效應，有利於提高發展的集約性和效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是一種強化體制，這種體制有優勢也有短板。根據熵的理論，任何一種資源的開發都是對其他資源的覆蓋。在強化和集中使用資源的過程中，意味着必然忽視甚至捨棄其他方面，任何體制都不可能集中力量解決全部問題。

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強化體制可以很快取得一些成效。在國際上，日本明治維新後快速崛起就是典型範例。“舉國體制”這個詞就是來自日本明治維新初期的語彙。工業化早期具有粗放型、模仿型、追隨型的形態特徵，此時舉國體制具有明顯優勢。但是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尤其是在以創新驅動為發展動力的狀態下追求內涵式增長時，舉國體制就需要改進與升級。

在30餘年快速發展之後，我國眾多技術領域仍然處於明顯的落後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體制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和缺陷，因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

從世界工業化、現代化歷史經驗看，工業化、現代化從數量增長到品質轉型的時期是一個關鍵時期，它決定着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最終成敗。**這一時期又是社會矛盾的多發期，是現代化進程中的高風險期。**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戰略判斷，正是針對處於工業化、現代化關鍵時期，中國面臨的矛盾和風險。中國如能在未來15年至30年間度過工業化、現代化的高風險期，即可最終躋身於世界先進行列，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社會進步。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遭遇到了複雜和困難的局面，必須進行新的探索，形成新的思路與戰略，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要帶動經濟社會實現全面可持續發展，最終跨越現代化的最後艱難階段。

通過對亞洲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比較研究發現，隨着工業化的推進，諸多亞洲國家的社會結構隨之發生重大轉變，而當國家城市化率超過65%或70%時，會完成社會轉型。根據亞洲經驗，**一方面，凡是那些城市化率超過了65%的國家和地區最終都跨過了現代化最後階段的風險期，成功實現了現代化。而另一方面，當那些城市化率低於60%的國家遇到政治動盪時則陷入了劇烈的社會衝突，嚴重者則致使已有工業化成果損失殆盡，甚至淪為“失敗國家”。**因此，65%的城市化率成為我們觀察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測試指標。我國正處於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關鍵時期。依照國際經驗，我國能否最終成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65%以上的城市化率是重要測試指標。

對於我國城市化率問題要結合本國情況進行認真研判。我國仍保有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户籍制度，這是研判中國城市化率時的重要特殊國情。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3.89%，户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4%。中國口徑的城市化率或城鎮化率與國際通行的標準不同。我們認為，在中國應使用“同等國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概念，以獲得衡量城市化率問題在學術上的一致口徑。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2035年這個時間節點的含義之一，**就是屆時中國的同等國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應達到65%。**因此，未來十五年的發展至關重要。

▍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中，中國東南沿海及這一地區的大城市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城鎮化，這可以視為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第一波”。通過研究發現，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存在所謂“共時態”和“歷時態”問題，即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及水平在一定的歷史區間和區域內呈現出一定的共同性和差異性。

2017年春，我們的研究團隊沿貫穿南北的京杭大運河進行了一次長距離徒步考察。在總里程三千餘華里的實地考察中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共時態”和“歷時態”問題。

我們發現，對中國的共時態認知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僅存在於人們的觀念形態中。而事實是中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態和水平呈現出明顯差異，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存在時間上的差異性。

京杭大運河上的南運河、魯運河迤邐千里，沿線以種植業為主的鄉村地區儼然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風貌。出天津沿大運河一路走到江蘇淮安，沿途所見村鎮基本沒有食宿條件與相應設施，村裏無餐廳，鄉鎮無旅店，餐飲、住宿要到縣城才能解決。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國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村地區的商品率和貨幣化程度還比較低，也意味着中國仍然存在廣大的半自然經濟區域。

然而，渡過長江到達杭嘉湖平原等地後，我們可以用“2035年的中國”來形容其發展水平，這裏預示着中國其他地區發展的未來。中國各區域發展呈現出很強的歷時態特性，猶如一條“時光隧道”顯示出中國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居於不同發展階段之上。**發展不均衡性是認識當代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一波”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既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巨大進步和社會面貌的歷史性改變，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劇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固有的不平衡格局以及不同地區間的差距。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實際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充分”是就整體而言的，中國東南沿海及各大中心城市已經達到相當發達的程度，這些地區大多數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而中西部地區的社會發展水平還處於相對滯後狀態。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中關於京津冀、長江經濟帶和長江三角洲的人口情況，這三地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分別達到68.61%、63.22%、70.85%，而西部地區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27%。這種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性意味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不平衡”造成和加劇的。

**長期以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鄧小平同志早在1988年《中央要有權威》一文中提出“兩個大局”的構想，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兩個大局”**構想就是通過縮小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推動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為解決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發展不平衡問題作出了許多努力，最主要措施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中部地區崛起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這些措施對於改善當地經濟社會狀況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經過多年努力，雖然東北地區、西部地區自身有所發展和提升，但這些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卻仍在擴大。2019年，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生產總值分別為50.98萬億元、21.75萬億元、20.49萬億元和5.01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廣東一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就約等於西部雲南、廣西、內蒙古、貴州、新疆、甘肅、寧夏、青海八個省（自治區）的總和。

這説明中國區域發展依然存在着巨大差異。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也説明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間。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構建新發展格局，應認真深入地探討和總結“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取得的成績以及經驗教訓。

▍ 開發“璦琿—騰衝線”：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突破口和戰略重點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自近代以來一直存在並被關注。1935年經濟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在《地理學報》發表的《中國人口之分佈》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璦琿—騰衝線”概念，他利用自然環境而非政治區域為單位，科學測算出了當時中國的人口密度，首次揭示了中國人口的空間分佈規律。這條線也被稱為“胡煥庸線”。

中國東西部之間的人口地域分佈差異很大，以黑龍江省璦琿（1956年改稱愛琿，1983年改稱黑河）和雲南省騰衝之間為兩點劃一條直線，在中國地圖上大致呈45度斜線，以此為界，將全國分為東南和西北兩部，這條空間上的虛擬界線就是著名的“璦琿—騰衝線”。

經濟區域發展不均衡和資源分佈不均衡是中國國情的顯著特徵之一。總體來看，“璦琿—騰衝線”劃分了東南部地區與西北部地區兩大差異地帶，這是一條集中反映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狀態的經濟地理分界線，更是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歷時態的分層線。

“璦琿—騰衝線”標示這種不均衡性的基本國情，即中國內部的地理、氣候、資源、人口、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民族的分界線刻畫出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條件和基本國情，並對國家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國情以幅員、人口和自然資源及其分佈為最基本內容，“璦琿—騰衝線”堪稱反映當代中國國情的“基本國情線”。

中國自然資源、經濟資源和人口資源分佈不均衡，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個規律性現象。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發生歷史性巨大變化，從一個農業國發展成為迅速崛起的工業化國家，但是“璦琿—騰衝線”所反映的人口分佈規律卻依然沒有改變。

人口分佈的差異產生出以人的活動為核心的數據差異，反映出不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例如區域用電數據、運輸物流數據、滴滴出行數據、騰訊QQ同時在線數據、夜間燈光數據均可標記中國這條人文地理分界線。

作為支撐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第一波”經濟社會發展物質基礎的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長期以來在“璦琿—騰衝線”東西兩側形成時空分佈的倒置與錯配。“璦琿—騰衝線”以東的國土面積佔全國的38.12%，以西的國土面積佔全國的61.88%；“璦琿—騰衝線”以東人口約佔全國人口的90%左右，以西人口則僅有約10%左右。

豐富的自然資源成為支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利條件，中國居世界之首及世界前列的水能和煤炭資源分佈極不均衡，集中分佈在人口稀少、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絕大部分分佈在“璦琿—騰衝線”沿線或以西地區，遠離東部地區中經濟發達、資源集中消費的地區。

尤其對於中國國民經濟以及未來發展極為重要的水能資源的70%分佈在西南三省市和西藏自治區，而煤炭資源總體呈現出北多南少、西多東少的特點，煤炭產區主要集中於內蒙古、山西、陝西、新疆、貴州、山東、安徽、河南等8個省（自治區），分佈極不平衡。

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我國的人口資源和消費市場主要集中於東部或沿海地區，即主要集中於“璦琿-騰衝線”以東地區。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力資源和消費市場迅速成為中國擁有的兩大經濟社會資源。中國擁有包含14億多人口的全球最大且最具潛力的統一市場，還有包含4億人的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羣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突破1萬美元。但中國的經濟功能區主要集中於東部地區，形成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級城市羣。

發達國家經驗表明，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我國國內需求潛力在不斷釋放，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在不斷增長。2019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達到408017.2億元，消費市場和消費能力空前擴大，東部地區創造的GDP和消費總額佔全國的一半，而西部地區卻僅佔20%左右。

與豐厚的自然資源和廣闊的幅員相比，“璦琿—騰衝線”沿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比較落後。2019年“璦琿—騰衝線”沿線26市（州、盟）的GDP總值為4849.97億元，僅佔全國GDP總值的4.77%；沿線26市（州、盟）的2019年公共預算收入為4050.76億元，僅佔當年全國公共預算收入的2.13%。

“璦琿—騰衝線”兩側的人口與資源配置的失衡，造成了中國經濟佈局的嚴重不均衡性，是中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基礎性原因。胡煥庸先生曾在20世紀80年代就構想出交集理論、網絡節點理論、連橫合縱理論等有助於區域協同發展的分析理論。

正因為如此，從另一角度看，迎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挑戰，構建新發展格局正是要突破這一瓶頸，實現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帶向“璦琿—騰衝線”沿線區域地滲透和擴展，在“璦琿—騰衝線”一帶形成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第二波”，並以此為基地進一步向西部推進和延伸，進而構建出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新格局。

“璦琿—騰衝線”沿線區域具備了延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基礎性條件和資源，具備形成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第二波”的基礎性、潛在條件。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90年代針對解決沿海與內地貧富差距問題時指出，“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

“璦琿—騰衝線”北起我國東北邊境的黑龍江省黑河市朝西南45度方向跨越全國版圖至西南邊境雲南省騰衝市，綿延近3700公里，沿線經過黑龍江、內蒙古、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四川和雲南8省（自治區）的26個地級市（州、盟），幅員93.62萬平方公里，佔國土總面積的9.72%；沿線區域擁有耕地約1959.32萬公頃，佔全國耕地面積的14.52%；沿線人口近7000萬，佔全國人口的4.99%。“璦琿—騰衝線”沿線及以西擁有大量的自然資源，我國的水能、煤炭及森林資源集中於此。

“璦琿—騰衝線”沿線區域藴藏着巨大的自然資源、經濟資源，藴含着巨大的發展潛力。從自然地理空間的角度來説，相對於我國東南沿海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璦琿—騰衝線”沿線區域是未來我國工業化“第二波”和現代化發展的“新邊疆”“前沿陣地”。“璦琿—騰衝線”沿線區域既有必要又有條件成為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點區域。

綜上所述，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直面發展“不平衡”以及由“不平衡”引發並加劇的“不充分”兩大問題。“璦琿—騰衝線”反映出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以及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倒置和錯配的基本國情，是中國的一條“基本國情線”。“璦琿—騰衝線”兩側人口與資源配置的倒置與錯配，是制約中國經濟社會未來發展的瓶頸。

“雙循環”戰略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促進國際循環，而國內大循環戰略的實施，需要關注和重視“璦琿—騰衝線”沿線區域的戰略地位。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基本發展戰略策略的選擇與制定，離不開“璦琿—騰衝線”所反映的基本條件與國情。

從這一意義上而言，“璦琿—騰衝線”沿線區域是中國未來工業化“第二波”和現代化發展的“新邊疆”和“前沿陣地”。

本文原題為《關於中國經濟社會新發展格局的思考——兼論開發“璦琿-騰衝線”的戰略意義》，原載《人民論壇》2022年2月（下），總第731期。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