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透俄烏衝突：金融資本比工業資本更喜歡製造動盪_風聞

美國作為孤懸於歐亞大陸之外的大國，其在歐亞大陸的基本戰略就是“分而治之”。

為此，美國的基本政策就是利用自身能力在全球製造“可控混亂”，摧毀當地獨立自主的基礎，使歐亞大陸始終存在“潰瘍面”，由此不斷從中漁利。

尤其近年來，隨着金融資本在美國政治中影響力增大，美國對外政策的好戰性日趨凸顯。俄烏衝突就是典型案例。

表面看，俄烏衝突是俄羅斯主動出兵烏克蘭，但實則是美國推動北約持續東擴、離間歐俄關係的必然結果。這場衝突爆發後，美國想方設法延長俄烏衝突的持續時間，藉以渾水摸魚。

華爾街銅牛雕塑

經濟金融化趨勢使美國更加好戰

戰爭總是與攫取財富密不可分。在不同歷史時期，由於社會生產方式的根本性差異，“會下金蛋的雞”即財富來源的含義迥然不同，由此霸權國家遵循的權力邏輯也迥然不同。

在農耕和遊牧文明時代，最大限度地兼併領土、掠奪人口、擴大地理空間是關鍵。

近代以來，工業資本主義大行其道，尤其是英法等歐洲工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崛起，極大改變了國際權力體系對財富的界定和獲取方式。這一時期，發展和壯大製造業成為國家獲取財富的關鍵。歐洲工業國的要務，就是儘可能打開和擴大別國市場，獲取穩定的原料供應，為此它們竭力倡導自由貿易。只有在推進自由貿易受阻後，西方大國才會訴諸戰爭，以便將那些“化外之邦”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

美國曾長期佔據世界第一大製造業大國地位。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日趨從工業資本主義轉向金融資本主義。

1960年至2017年間，美國金融業佔GDP比重從14%增加到21%，而製造業佔比則從27%下降到11%。與此同時，金融業的利潤從17%增加到30%，製造業的利潤則從49%降至17%，縮減了三分之二。

1973年至2000年間，美國勞動生產率（即每小時GDP）年平均增速不到1%，而這僅僅是19世紀均值的三分之一。

另有統計表明，1947年至2012年間，美國GDP增長了63倍，其中製造業增長了30倍，金融業增長了212倍。金融資本在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中日趨佔據主導地位。

工業資本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可以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吸納大量就業，而且工業資本獲利要經歷原料採購、加工生產、產品銷售等諸多環節。因此，其同樣需要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只有資本擴張受阻才會動用武力。

相反，金融資本獲利從一開始就脱離了實體經濟環節，主要通過“賤買貴賣”“低買高賣”實現，經濟波動越大，資本價值變動越劇烈，金融資本越有機會渾水摸魚，通過做多或做空，從中漁利。

因此，金融資本比工業資本更喜歡製造動盪，通過戰爭等破壞性手段攫取超額利潤。

“可控混亂”：金融資本時代的戰爭新方式

金融資本本身並不創造財富，而是憑藉對資本的佔有，參與瓜分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金融資本過度膨脹，意味着由實體經濟創造的利潤，要由無處不在的資本來主導分配，平均利潤率由此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乃至趨近於零。可以説，金融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虛胖和浮腫”的表現，也是國家走下坡路、資本主義“進入秋天”的徵兆。

在此背景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藉助兩大方式：

一種方式是層出不窮的金融炒作和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漸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

另一種方式，就是通過“製造災難”實現國家間財富再分配。這種靠製造災難掠奪財富的生財之道，也被稱為“災難資本主義”，即發戰爭財、國難財。因此，相比於工業資本，金融資本更喜歡製造戰亂。

與此同時，美國“債務經濟”惡性膨脹，也使其熱衷於在世界各地製造戰亂。美國在二戰期間就有公共債務，但債務數額隨着時間推移而急速增加。1945年美國公共債務只有2580億美元，到2020年初美國債務總量已超過23萬億美元。美國每年僅支付的公共債務利息就超過2700億美元。到2022年2月，美國債務總額突破30萬億美元。

美國實現“經濟繁榮”，更多是一種“錢生錢”的貨幣再生產。據美國著名學者安德森·維金推算，美國每獲得1美元GDP，必須藉助5美元以上的新債務。美國要想維繫表面經濟繁榮，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億美元。而資本天性喜歡“低風險、高收益”的投資場所。

換言之，只有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比美國更加動盪與混亂，鉅額資本才會乖乖地迴流美國，用以支撐美國經濟發展繁榮。

在此背景下，美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喜歡打仗，其動機甚至不再是工業資本時期的擴大市場、尋找原材料，而是通過製造“可控混亂”，使其它國家或地區陷入動盪，迫使世界資本回流美國。美國這種基於金融霸權的戰爭邏輯，徹底顛覆了傳統國際經濟體系的行為邏輯，是一種最反動、最腐朽的霸權主義。

“可控混亂”原屬物理學範疇，指一個開放體系中，在“有序”和“混亂”兩種狀態之間，還存在“秩序失衡”和“可控混亂”的中間狀態。20世紀七八十年代，該理論首先被用於企業危機管理，隨後被引入國際政治領域。

“可控混亂”的核心思想是：美國應利用其通信和全球動員能力，在對象國各領域製造、複製和擴散混亂，摧毀其獨立自主的基礎，使之陷入混亂，開啓轉型，藉以維護美國的利益和安全。

簡而言之，“可控混亂”的理論邏輯是：

其一，國際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混亂體系。

其二，一定的政治衝突必然使被攻擊的政治體系陷入混亂狀態。

其三，混亂對美國並非壞事，美應將“混亂”視為機遇，甚至主動製造“混亂”，而不是使其保持長期穩定。當全球陷入“可控混亂”，美國成為“秩序之島”，就可以從中獲得戰略利益。 

“可控混亂”為美國顛覆他國政權提供了理論依據。美國知名戰略學者布熱津斯基、“非暴力戰爭之父”吉恩·夏普等，都十分推崇“可控混亂”概念。目前，該理論日漸受到美國決策層的青睞和推崇，日益從理論探討進入實操階段。

總之，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西方大國策動戰爭尤其是“混合戰爭”，重點不再是獲得原料、擴大市場，而是製造“可控混亂”。有學者指出，當前美國和北約的戰略，已不再是贏得戰爭或衝突，而是創造無休止的混亂，藉以控制當地人民、國家及資源。

 中東亂局和俄烏衝突是犧牲品

中東地區就是美國製造“可控混亂”的典型犧牲品。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一度陷入戰略對手迷茫。“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將伊斯蘭世界視為主要威脅以及美國塑造國際新秩序的主要突破口。小布什政府接受夏蘭斯基、劉易斯、亨廷頓等人觀點，謀求利用阿拉伯世界的族羣、部落、教派的斷層帶，重塑阿拉伯世界，並將該戰略稱為“創造性混亂”。

冷戰結束至今，美歐先後發動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這5場地區戰爭，看似是為“反恐”和“民主”，實則是服務於壟斷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需要。

從更大範圍看，根據美方統計，二戰結束後的70年當中，美國在中東地區共實施過41次軍事行動。每個遭受美國直接或間接軍事幹涉的國家，都為美國銀行、公司、投資者重新分配財富提供了機會。

美方剝奪這些國家的土地、勞動力、市場和寶貴資源，通過製造“可控混亂”，極大削弱了中東國家的發展能力，將其變成“第一世界”的資源供應國，以方便進行貿易掠奪和攫取財富，進而控制全球的金融、軍事和信息資源。

而那些遭受軍事打擊的中東國家，則日漸喪失自主發展能力，面臨無窮無盡的苦難，淪為西方經濟體系的附庸。

正在發生的俄烏衝突，同樣是美國製造“可控混亂”的典型案例。

正如美國國會前眾議員加巴德所説，本來只要美國説一句話，保證烏克蘭不加入北約，就可以阻止俄烏衝突的爆發，但美國拒絕這樣做。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又想方設法延長其持續時間，藉以向歐洲和烏克蘭兜售武器，並從歐洲擴軍計劃中大肆獲利。

曾在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工作26年的富蘭克林·斯平尼在其博客文章中指出，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五角大樓、K街（華盛頓遊説公司聚集地）、軍工企業以及整個國會大廈內，都在悄悄地開香檳慶祝。美國肆意製造緊張局勢、操縱恐懼心理、妖魔化他國，是為了讓國防預算在未來持續膨脹。

當前，隨着金融資本惡性膨脹，其“災難資本主義”本性日趨發作，由此導致國際社會越來越不太平。只有世界上所有熱愛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實現大聯合，使和平力量超過戰爭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世界和平，防範“可控混亂”。

文/林海虹、田文林(分別系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