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戰爭的底層邏輯_風聞

最近上海的疫情着實讓人揪心。作為我國最發達的經濟區域，出現每天數千記的感染案例，這無疑是一個嚴重的挑戰。

當然我今天不是來贅述對於上海人民的關心，於我而言，關心祖國所面臨的一切困難，這是渾然天成的事情，沒必要用力去渲染。

今天我想説的，是從更高的層次去看待新冠疫情，以及其背後關於生物戰爭的底層邏輯。

1. 生物戰爭的緣起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核威懾確實給人類帶來了和平。而基於鷹醬所推行的，某種“羅馬帝國式”的奴隸制般的國際秩序，加上參與者對於這種被剝削關係的默認，因此核威懾下的和平又多了一份更為堅實的保障。

然而事物是在發生變化的。當**“羅馬帝國”**無法維持，當斯巴達克斯領導起義，當高塔之王的王座被巴巴託斯的千風給撼動時，所謂的在位者自然會想法去突破核威懾所帶來的，無法被撼動的和平。

在這樣的基礎下，它會謀取一種新的手段去馴服自己的僕從。這種手段如同原子彈剛從曼哈頓計劃裏蹦出來一般，充滿了霸凌天下的降維打擊感。

這個全新的武器，就是生物武器，而由此激起的，全新的降維打擊，就是生物戰爭。

生物戰爭之所以成為高塔之王的選擇，基於核威懾對於核武器的捆綁。同時也基於高塔之王在此領域強大的技術優勢。

這種技術優勢在短期之內無法被其疆域內的他者所掌控，因此就可以成為其維持霸權的終末之失。

2.生物戰爭比核戰爭更加可怕

生物戰爭比核戰爭更加可怕。因為核戰爭於當下而言，是不可能輕易發生的戰爭形式。一旦發生了，就意味着山河破碎，人間煉獄，雙方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然而生物戰爭卻是可以潤物細無聲的，具有極強的隱蔽性與精準打擊能力。

而且，就新冠疫情肆虐的結果來説，即便生物戰爭達不到殺人滅族的作用，但只要達到打擊目標經濟的效果，其造成的殺傷力也是顯著的。

或者説，打擊經濟系統的效果，可能會比直接殺人還要明顯。

經濟越是發達的地區，經濟分工越是精細化的地區，生物武器對之造成的破壞力就越大。

同時，越是社會管理秩序度高的地方，生物武器對於其政府管理造成的干擾就越大。

因為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分工，而分工則會使產業在地理層面分佈開來。而生物武器可以恰好地切斷產業之間交流的**“物流”與“人流”**渠道。

而社會管理秩序程度越高，往往體現在中央權力的集中上。中央權力的集中在提供統一調度優勢的同時，也會帶來中央無限承擔社會責任的壓力。同時習慣此種政治文化的國民，也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個國家的權力中心應當解決任何問題。這就使得，在面臨生物武器打擊時，中央政府必須調集大量的資源來維持國家的穩定。

可以説，結合經濟發展程度與社會治理模式兩個特性來看，生物戰爭簡直就是高塔之王量身為中國定製的戰爭方式。

其殺傷力遠超核戰爭那不顧一切的破壞。畢竟，讓人們簡單明瞭地死去，未必比得上讓其痛苦萬分地活着來得更殘忍。

遺憾的是，我們很多朋友對於戰爭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熱戰”甚至“核戰”的層面，呼籲國家增加核彈頭來保障安全，卻始終沒有意識到生物戰爭才是我們正在面臨，也即將長期面臨的，最直觀最切膚的戰爭威脅。**（雖然我個人也不反對增加一些核武器，但這對於生物戰爭來説卻是杯水車薪的）

這些朋友顯然不完全理解理解上兵伐謀，攻城為下，攻心為上的道理。

3. 在生物戰爭面前，中國當代主流經濟學的邏輯問題

在生物戰爭面前，中國當代主流的，基於GDP增值的經濟學是有着嚴重的邏輯問題的。

因為這種源自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思潮，本質上是一種**“和平時代”**的產物，缺乏戰時思維和底線思維。

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那本身也是一個兩極世界走向單極，且我們無限融入美國戰略體系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基本和平”**是有客觀環境保障的。

然而就如同《三體》中所展現的，當人們習慣於躺平在和平的温牀裏，以此為思維慣性去看待一切，就自然會漸漸將善於鬥爭的羅輯替換為善於妥協的程心。

當世界的基本格局發展變化，當生物戰爭成為了其對付崛起者的降維打擊的武器時，這種基於和平時期而產生的經濟學思維，是不是就已然落後於時代了呢？

全球化、自由化、資本化----這些體現在經濟一側的思潮，與人們對和平刻舟求劍式的固有執念之間的關係是微妙的。

或者説，只有當和平是一個充分且必然的前提時，經濟系統才可能朝着**“唯GDP”**的程度去不斷演化。

俄烏戰爭讓我更清晰地看到了，一個大國在國際舞台上博弈的底氣是什麼。不是虛高的GDP數值，而是實打實的，對於產業技術、能源、糧食等各個領域的自主能力。

這也是戰爭時期的邏輯，也更應該是我們面對生物戰爭時該有的邏輯。

然而很可惜，無論是在經濟學領域，還是在社會各個方面的思考上，我們的輿論界都缺乏一種深度的，戰時思維。我們仍然是習慣於和平年代的羔羊，即便是已然承受新冠疫情的重大創傷，卻依然單純地、天真地相信那個由美國主導的**“偽-人類命運共同體/羅馬奴隸制帝國”**。

我們的一些學者，仍然將如何提高GDP作為經濟發展的唯一考量，我們的一些媒體大V，還在吹噓只有城市化才能帶來高經濟增長，他們缺乏最起碼的，應對生物戰爭的底線思維，

4. 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我們必須掌握反制生物戰爭的手段

目前我們遭遇的生物戰爭，應當處於初級階段，即仍然以人造病毒的方式來打擊目標，這種方式因為人類對病毒原理掌握的有限，極有可能產生誤傷。

而未來的生物戰爭則極有可能是以《三體》中，襲擊羅輯的基因武器為基本形式。

面對生物戰爭，還在高呼GDP至少的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客觀地説，就鷹醬目前在生物技術層面對我們的優勢，那是非常的大。

直接的生物武器不説，光看看中國對於**“蔬菜等經濟作物種子”**的進口依賴度，就知道我們在這方面有多被動。

各位想想為何國家這幾年突然開始強調**“種子安全”、“糧食安全”？為何突然開始強調“內循環”、“鄉村振興”**了？

看看那些自以為比國家高層看得還清楚的鍵政大V們，有幾個真正意識到了生物戰爭的威脅？

在我看來，反制生物戰爭手段，其基本面有兩點：

1）掌握能與對手抗衡的生物技術

2）調整我們的“文明生存方式”，以削弱生物戰爭對我們的影響

第一點，如同別人有核武器，我們也要造出核武器的邏輯。

那麼具體到現實中，就是我們要大力發展能夠自主的生物技術。這其中包括**“基因研究與應用技術的自主”、“病毒微生物研究與應用的自主”、“醫學研究與應用技術的自主”“種子研究與應用技術的自主”、“農資相關應用技術的自主”。**

這其中特別要提到“醫學研究與應用技術的自主”，因為**“中醫”**被西方現代醫學/神學理論體系圍攻已然是一種社會現象。我認為這種現象是不合理的，不如廢醫驗藥，用療效來證明一切。

中醫的整體論與辯證治療的思維與西醫的還原論靶向治療的特性相結合，是有利於我們構建自主獨立的醫學研究與應用技術體系的。

單純拿**“雙盲實驗”**來否定中醫，這是一種自廢武功的愚蠢行為。

第二點，如同三體人為了避免亂紀元對自身文明的破壞，選擇了用脱水來規避傷害一樣。

調整文明生存方式，具體到現實中，就是生態文明戰略的實踐。

習主席提到的**“兩山戰略”、國家近年越加重視的“鄉村振興”**問題，都是在着力解決現代經濟演化過程中，以城市化為載體的重大弊端。

我們當代的主流經濟學，強調GDP增值，即我在《經濟三相波2.0簡述》一文中提到的盡全力放大消費波動。這種波動以城市所產生的聚落效應來完成，這一面確實有利於經濟數據的增長，但另一面卻完全忽略了應對**“生物戰爭”**這種為現代經濟系統量身定做的戰爭方式的需要。

未來的中國，如何通過合理分佈**“城市經濟/經濟大波”與“縣域經濟/經濟小波”，如何解決產業結構中分與合的辯證關係，這將決定我們能在“技術相對落後/技術比較優勢喪失”**的前提下，如何有效地抵禦生物戰爭對我們造成的破壞。

而鄉村振興/縣域經濟振興，已經遠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國家的戰略安全問題。對此我們不應該還停留在糾結這麼搞**“能不能掙快錢”**的唯利是圖的階段，而是應該想想“如果不這麼搞，那我們的文明該怎麼在生物戰爭的攻勢下存活”。

結語

互聯網的輿論環境應當是多元的，這我從不否認。但多元之上，我們看問題的思維應該是趨於完備的。

兩者一個是寬度的問題，一個是深度的問題。而當我們的輿論環境只追求寬度，不追求深度，那麼這種深入不下去的，蹭蹭不進去的多元化，在我看來就是意義不大的。

同樣，如果意識不到生物戰爭的客觀存在，仍然相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是歲月靜好的，是一個充滿着白左氣息的和平世界，那麼由此推導出的任何辯經式的討論，都是毫無價值的。

也同樣，如果意識不到技術進步是一體兩面的，只有將技術進步與文明生存方式調整結合起來，才能形成攻防一體的應變之道，那麼即便你的暴論輸出得再危言聳聽，其底層邏輯依然是崩得一塌糊塗。

如同陳平老師所講的，21世紀是生物科學的世紀，生物戰爭將是比核戰爭更殘酷的戰爭形式。

而比這更加殘酷的是一句發自靈魂深處的叩問：

面對此般威脅，我們到底做好了準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