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26：東莞不是深圳_風聞

寫下這一個標題，內心頗感躊躕。深莞關係於深圳而言，與深港關係幾乎同等重要，但是兩個城市的政府隔膜如此之深，現在的進展遠不如已經建立了合作機制的深港關係。

一

還記得2019年4月20日，著名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在深圳（“大灣區與深圳的未來"高峯論壇）作了一個演講，這個演講中的主要論點經過網絡傳播，頓時驚駭了整個華人世界：

“（兩年前）我有機會帶幾位來自西方的朋友到深圳南山的海旁一行，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説：‘記着我説的吧。你們這一剎那站着的土地，就是這一點，分寸不差，有朝一日會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誇張嗎？那當然。將會靈光嗎？這類推斷老人家很少錯。三十年前我推斷上海的經濟將會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斷深圳一帶將會超越上海。困難重重，沙石多，但假以時日，我應該對。”

“這推斷其實不難。國際經濟發展的中心歷來要靠一個灣區，舉世皆然也。大家今天朗朗上口的粵港澳當然也是一個灣區，只是奇怪地’深’字不在其內。無可置疑，名字打不進’粵港澳’的深圳將會是這灣區的龍頭。可不是嗎？今天還在發展中的深圳的經濟不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個台灣。兩年前我推斷十年後深圳一帶會超越美國的硅谷，還有八年我認為在時間上這推斷不需要改。”

很多人覺得張五常的講話完全信口開河，是因為忽視了他後面強調的另外幾段話：

“地理的形勢非常好當然是深圳發展得有看頭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個可能更為重要的因素，是東莞就在隔壁。東莞不是一個普通的工業區，不是温州那樣專於小商品，不是蘇州工業園那樣名牌滿布，不是陽江那樣專於一兩項行業。東莞（某程度也要算進同在深圳隔壁的惠州）是無數種產品皆可製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我認識不少在東莞設廠的朋友，非常相熟的一個造玩具，一個造模具，一個造餐具，一個造展出架。他們做得辛苦，但從他們那裏知道，在東莞，廠與廠之間，廠與山寨之間的互相發放的方便是我平生僅見。我也對崑山這個大名的工業區有點認識，因為先父遺留下來的拋光蠟廠是在崑山。崑山多是台灣客，廠家一般專於自己的名牌，但論到行業的多元化與工作的互相發放的方便，東莞冠於地球應該沒有疑問。”

“我肯定地推斷深圳將會超越硅谷，主要是硅谷沒有一個像東莞水平的工業區。不僅今天沒有，永遠也不會有。今天，東莞一間工廠專業員工的最低包食宿的工資，約美國西岸不包食宿的三分之一，而東莞的工業最低市價工資是遠高於我也知道的江西與河南等地--高一倍多。這是地理的位置之別使然。”

“拿着東莞的一個勞動員工的最低市價工資（包括食宿）在國際上比較，東莞約美國的三分之一，約歐洲的先進國家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則又倒轉過來：印度的工廠員工的最低工資，約東莞的三分之一，越南約東莞的四分之一，非洲約東莞的五分之一。換言之，從國際工業產出的最低層的市價工資看，東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我喜歡用這分水嶺來衡量國際上的工業產出競爭，大概的產品勝負可以算得快。”

“讓我解釋清楚一點吧。目前東莞的工業的最低市價工資是發展中國家最高的，但跟發達國家卻最少是一與三之比，有三分之二的闊度差距。把這分水嶺強行收窄，中國的工業就會轉到越南、印度等地方去。我們希望這闊度收窄，但要由闊度更大的國家--如越南、印度--在下面推上去。這解釋了為什麼十一年前我反對新《勞動合同法》反得那麼厲害。經濟學不是深學問，只是能把幾個簡單原則用出變化的學者鳳毛麟角。”

“今天的深圳，因為有東莞與惠州的存在，在國際上競爭無疑是有着一個重要的甜頭。這優勝之處會因為工作人員的知識層面的提升而逐步減少。換言之，工作人員的知識愈高，深圳與西方的先進之邦的工資差距愈小。升到最高的世界級人馬，深圳的工資卻又高於西方的先進之邦了。”

如果張五常教授口中的深圳僅僅是指1980平方公里的深圳市，那麼他的上述觀點確實太"誇張"了。但如果他指的是"深圳都會區”，或者説叫"深莞惠"地區，那麼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持他的樂觀態度（更何況他還為他的樂觀觀點預設了幾項條件，如果那幾項條件真的實現了，確實可以樂觀），當然不要去計較GDP數字問題，而是指一種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功能。這是有可能的。

二

回顧東莞市過雲40年的經濟成長，具有明顯的階段性，且與深圳的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隨從、共震關係。

讓我們回到1978年。

在1979年深圳建市併成為地級市和副省級城市之前，行政上隸屬於廣東省惠陽地區，當時的惠陽地區轄駐地惠州市及惠陽、博羅、河源、連平、和平、龍川、紫金、惠東、寶安（今深圳市）、東莞等1市10縣。之後1979年撤銷寶安縣，改設深圳市，由省直轄；1988年1月，國務院批覆將東莞市升格為地級市，直屬廣東省管轄。也就是説，深莞原都是惠陽地區下轄的一個縣。

在1978年這個時間點上，深莞惠地區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地區，由於臨近邊防前線，國家未在此佈局任何重要的工業和科技設施。改革開放給兩個城市同時帶來了工業化的歷史機遇。

如我前面文章所提到的，1979年的對外開放，最先飲頭啖湯的是香港輕工製造業，大規模北遷珠三角，到1997年，香港僅在深圳的工廠就有12400家之多。在東莞的港資工廠沒有深圳那麼多，但也相當於深圳的一半左右。深莞承接港資製造業轉移的過程基本是同步的，但這些工廠大部分優先選擇深圳，畢竟有地利之便。

1988年之後，台資的輕工製造業也尾隨港資工廠進入深圳和東莞地區，1992年之後尤其加大了投資規模。台商投資的領域遍及電器及電子產品、五金及五金製品、工業用原材料、鞋業、機械和傢俱等。

相對來説，台資工廠偏愛東莞多過深圳。一方面來説，台資有愛扎堆的特點，另一方面，他們喜歡一起到一個小地方，這樣與當地政府談判時，比較有叫價能力。倘若對手是強勢的地方政府，則往往很難討到便宜。到1996年時，就已經有了"全國台商三分之一在廣東，廣東台商三分之一在東莞"的説法。據東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下稱台協）統計，協會成員從1993年創會時的360家發展到最高峯時2006年的3530家

1993-1994年，厲有為在深圳實行不歡迎"三來一補"政策後，大量盤踞在深圳的此類港資工廠紛紛遷往東莞。這導致港資輕工製造業工廠在東莞的規模超過深圳。

港台"三來一補"工廠在東莞鋪開，使東莞在1990年代中後期成為"東莞塞車，全球缺貨"的"世界工廠”。統計數據顯示，1996年至2002年，東莞連續7年出口總值位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三位，僅次於深圳、上海。事實上應該是深莞地區共同成為"世界工廠”，但是東莞市總強調"東莞是世界工廠”，而深圳市則只強調，“深圳及周邊地區"成為世界工廠。

1990年代中期深圳開始轉向IT製造業和通訊設備等科技產業，而東莞也開始吸納此類製造業投資。來自台灣的產業投資最初主要是消費品製造業，但隨着1990年代中後期PC（個人電腦）市場的迅速升温，集聚在東莞的台灣投資逐漸變成了以PC製造產業鏈為主。

如果我們站在1999-2000年這個時間節點來觀察的話，當時的東莞、惠州（聯想電腦當時華南的研發和銷售在深圳，主力工廠在惠陽）和深圳本土及外資的IT製造（除了本土的聯想、長城電腦等之外，還有富士康代工的蘋果電腦，以及戴爾、索尼等外資在深圳的生產工廠等等，以及開發科技、深南電路等諸多電腦零部件生產商）共同構成了全球最大的IT製造基地，所謂"世界工廠"的全球聲譽，其實是在此時方形成。當時很著名的兩句流行語説：在深莞惠三市的區域範圍內，一台PC所需要的零部件全都能夠生產，可以順利地組裝出一台PC機。

東莞市政府發佈的報告聲稱，1994年10月，中共東莞市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確立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戰略，其內涵是由勞動密集型工業向技術密集型工業邁進，使"數量型"經濟逐步向"質量型"經濟轉變。“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標誌着東莞經濟開始了升級轉型。但這一所謂的轉變，只體現在東莞市在原來輕工消費品製造的基礎上，增加了PC製造業而已，而並不能表明東莞"由勞動密集型工業向技術密集型工業邁進”，得出東莞由數量型經濟向質量型經濟轉變，純屬自我溢美之辭。

不過東莞市確實也做了一些事情，以更好地從深圳承接產業轉移。比如1997年東莞由市財政出資17.4億元建設了莞深高速--一條南北走向貫穿東莞中部腹地的高速通道，開創了全國地級市自籌資金建設地方性高速公路的先河，這條連接深圳中心區、全長41公里的高速公路於2000年9月通車。

此外，在烈火烹油的年代裏，東莞政府自信心十足地想要提升自己的城市地位，規劃建設了一系列新城區和關鍵基礎設施。

2001年，《東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0―2015）》通過，成為構建新城市中心的佈局之綱，根據此規劃，決定在南城建設CBD，以克服東莞中心城區首位度過低的問題：5年間實施市級重點工程164項，總投資296億元，完成東莞大道、松山湖大道、東部快速、常虎高速、環城路等建設，以圖書館、展覽館、科技館、大劇院、行政辦事中心等一大批公共建築為核心建設中心城區。

此外2001年8月東莞決定將松山湖建設成為一座集科技、產業、生態、人文為一體的生態科技新城，作為東莞未來的經濟和科技中心。2002年1月10日，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奠基，園區規劃控制面積72平方公里。

2002年，東莞市決定開發建設虎門港為集裝箱港，目的是將東莞所產生而輸入深圳港的集裝箱貨運量截留一半左右通過虎門港輸出。在虎門港失敗後，又推出了"水鄉特色發展經濟區"的規劃，把東江北幹流和南支流流經區域，包括中堂、道滘、望牛墩、麻涌、洪梅、萬江、石龍、石碣、高埗、沙田和虎門港開發區均納入其中。

2008年，又決定開發長安濱海新城，斥資近200億元填海12平方公里，加上原有可開發用地，共計達20平方公里。

這些由政府主導投資的大建設項目，除松山湖外，其它都算不上成功。尤其是，在作為與深圳配套的產業基地的角色下，東莞試圖取代深圳的服務中心角色的各種努力，包括CBD和集裝箱碼頭。

但是另一種由民間推動的產業升級確實在悄然發生，那就是在製造業大繁榮的帶動下，伴隨着大量的勞動力人口集聚，與之配套的生活性服務業迅猛地發展起來，誕生了諸多餐飲及零售服務的著名品牌連鎖企業，最典型的如台資的名典咖啡和莞資的真功夫快餐，以及如今已擁有1.5萬家門店的美宜佳連鎖便利店。當然更為著名的就是遍面東莞33個鎮街的高星級酒店，其中僅五星級酒店就將近40家。

很可惜的是，這種市場自發的產業轉型升級，後來走入了一條畸型繁榮的死衚衕，一場風暴之後，花葉飄零。

三

2008年金融危機是一件改變全球價值鏈格局的一件事。

雖然在此之前的2001年金融危機和科網泡沫破滅，已經影響到深圳的產業結構，迫使輕工消費品製造業進一步遷出深圳（其中一部分即遷往東莞），但深圳十大傳統製造業的空心化卻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才告完成。而東莞則是在2008年之後才開始出現製造業大批外遷的狀況。

這個以服裝鞋帽等為代表的消費品加工業，是最早全球化、形成全球價值鏈的工業產業，也是最依賴於低成本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最初在1950、60年代由美歐轉移到日本（集裝箱運輸也正在此時得以發明），60、70年代又轉移到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國家和地區，也有小部分轉移到了泰國、馬亞西亞等所謂亞洲四小虎地區；80年代末才由港台轉移到中國大陸。

2008年前後，對這一產業鏈的打擊是多方面的：除一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市場需求不足之外，原材料價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上漲，人民幣大幅升值、政策環境（主要是環保）日益嚴格，東莞"三來一補"模式的黃金時期走向了終結。對它們形成最大打擊的則是2008年中國政府修訂《勞動合同法》，使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在中國大陸的成本急劇抬升。

大量此類工廠遷出中國大陸，遷往越南、柬埔寨、孟拉加國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有的甚至遷徙到非洲國家。沒有遷出的則大多陷入困境甚至倒閉。在最高峯時，東莞的台資企業有6000多家，大多以製造業為主。到2014年，這個羣體，已經降到4000多家，近三分之一的台企，退出了東莞。而伴隨着"大撤離"而來的是近500萬外省市民工被拋入失業大軍。據當時媒體報道，2009年東莞製造業十停去了四停，產業工人一年中喪失150萬，1600家台企、2000家港企從東莞撤離。據廣東某工業協會的一個內部統計，從2009年到2015年，有超過4000家企業倒閉。

雪上加霜的是，在2010年和2014年，東莞市按照上級要求進行了兩次大規模掃黃，對東莞的生活性服務業造成進一步打擊。

東莞經濟由此陷入嚴重困難。據《南方都市報》報道，2009-2014年這6年間，東莞的GDP增速已有4年未能完成當年的目標任務。

就像之前的20年東莞經濟一直是深圳開放經濟的追隨者那樣，東莞這一波的經濟蕭條，最終還是需要在深圳帶動下走出低谷。

自2008年富士康成為蘋果智能手機的主要代工廠，富士康在龍華和觀瀾的生產基地最多時達到45萬員工，而且迅速在深圳原關外地區形成一個龐大的供應商生產網絡，並延伸到東莞地區。之後華為、中興、小米等加入進來，使得這個手機產業鏈迅速膨脹到成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生產中心。東莞本土的步步高系也成為這個生產網絡的一部分。

1995年，段永平在東莞成立了步步高公司。2000年前後，步步高旗下的通信公司開始介入手機業務。蘋果智能手機的崛起曾令段打算關掉手機業務，但2004年段永平和陳明永決定創立OPPO，並在2010年使之成為一個智能手機品牌；另外2009年段永平與沈煒共同創立VIVO公司，並於2011年亦進入智能手機市場。二者皆以低價策略搶佔中國中低端智能手機市場，並進入亞非拉地區市場。2019年，步步高系已成為東莞市第二納税大户。如同華為終端一樣，步步高系同樣利用了富士康所打造的ICT供應鏈，但是成為東莞本土崛起的鏈主企業。

自2009年深圳頒佈了《深圳市城市更新辦法》，推動城市更新成為主要的土地整備來源，以及2010年開始推動關內外一體化，疊加上環保風暴，還有2008-2009年和2015-2016年深圳兩次房地產價格暴漲，特別是後者，導致深圳營商成本急劇抬升，打擊到深圳ICT產業鏈，被迫遷出深圳，而東莞的松山湖科技園區和各個鄰深鎮街則成為主要的承接地和最大受益者。

這一波遷徙潮的高潮是2018年7月華為的南方研發中心整體遷往華為松山湖基地。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由此成為東莞經濟增長的龍頭，也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

如前所述，東莞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是2001年11月經廣東省人民政府批准設立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位於大朗、大嶺山、寮步三鎮之間，地處東莞市的幾何中心，控制面積72平方公里。坐擁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和14平方公里的生態綠地。松山湖園區按照功能佈局，從北向南依次劃分為北部工業區、中心區、台灣高科技園和南部區四大片區：北部區是高科技產業、研發平台聚集區；中部區是教育、研發、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IC設計產業聚集及高新技術創業區；台灣高科技園是台灣高端產業項目主題園區；南部區是研發總部、金融服務、文化創意、生物技術產業區。

但在2010年之前，松山湖的發展並不令人興奮，當年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調研松山湖園區，還批評松山湖發展得太慢，缺少大項目。

2014年以華為終端基地落户松山湖為典型標誌，深圳產業外遷驟然加速。2015年之後，來自深圳的高科技公司迅速充滿了松山湖。華為產業鏈上的許多企業都已經或正在遷往松山湖及附近地區的路上，這包括歐菲科技、藍思科技--在松山湖收購了倒閉的台資聯勝科技的產業園，總投資50億元建設藍思科技（東莞）有限公司，並投資45億在塘廈建設新廠區。

毗鄰華為南方基地的光大We谷，也因此搭建了一個華為產業鏈生態圈，引進了一批諸如中航國際、軟通動力、易寶等華為生態系企業，入園的企業超400家，其中深圳企業佔比雖然僅在20%左右，但其就業人數佔該園區的超過一半。

繼華為之後，另一個"世界500強企業"深圳中集集團宣佈將投資60億元在松山湖打造"中集智谷"項目，項目佔地530畝。項目首期將引進中集集裝箱板塊總部、中集學院、中集研究院、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東莞邁科科技等。佔據全球無人機市場份額超過一半的大疆無人機，也宣佈將在松山湖購買32畝土地，啓動松山湖總部計劃，未來將建設全球研發和銷售中心。深圳大族激光收購了總部位於東莞、實力同樣強勁的粵銘激光，併入駐松山湖園區。此還包括順豐、康佳電子、易事特、匯川技術、德威工業機器人等眾多深圳科技公司。

由此可見，是深圳企業大規模進駐而成就了松山湖的成功。

2019年，華為系東莞納税36.46億，成為東莞市的第一納税大户。東莞市也因為擁有華為終端、步步高系兩大智能手機公司，而號稱世界手機之都。

自2015年至今，東莞經濟再次繁榮，並緊緊地捆綁到了深莞惠ICT產業鏈上。2021年東莞全市生產總值達到10855.35億元，突破萬億大關；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1.1萬家，工業增加值5008.81億元；當年工業投資同比增長25.3%，兩年平均增長17.9%；國家級高技術企業數量達8600多家，高技術產業（製造業）佔製造業投資比重54.0%。

2020年東莞市電子信息產業總產值近1萬億元，加上深圳2.8萬億和惠州4千億，三市合計約4.2萬億元，佔全國22萬億的約20%，是全國最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

在2018年之後深圳經濟增長乏力的同時，東莞卻表現出較好的增長勢頭。似乎出現了此消彼長的狀態。這可能也説明，東莞仍處在第二產業迅猛增長的工業化中後期階段，而深圳則似乎進入了後工業化階段。這是一種饒有興趣的對比。

四

當我們説東莞成為珠江口東岸地區創新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時，我們的下一句話，就應該探討東莞在這個網絡中的角色。

為什麼東莞市打造南城CBD不成功、做虎門集裝箱港不成功、而做松山湖就成功了？

那是因為，在珠江口東岸的都會區和創新網絡中，已經有香港、深圳在行使CBD的功能，而且行使得相當好，看不出有沒取代的可能性，因此大公司和中型公司的總部就會願意放在香港和深圳，因為那樣可以便捷高效和相對低成本地獲取人才、資本、管理等要素資源，獲得各種（包括法律、會計、設計、管理諮詢等）生產性服務，並且很容易建立與全國、全球的商務聯繫。這些功能香港和深圳具有比較優勢，而東莞則不具有這樣的比較優勢。因此，東莞市砸兩三百億來打造南城CBD，既是一項失敗的錯誤決策，更是巨大的資源浪費。

同樣，在香港葵涌港、深圳港已經承擔起區域內高效的集裝箱班輪掛靠服務的前提下，東莞根本既不具備條件（內河港口）、也無必要取代香港和深圳的此一功能。因此建設虎門集裝箱港仍然是一項錯誤決策。

這就是我為什麼説，東莞不是深圳。

解答為什麼松山湖會成功，某種意義上就是解答在珠江口東岸地區創新網絡中，深圳和東莞各自應該是什麼角色。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張五常教授所強調的，東莞所提供給深圳的，是一個相對低成本的工業區，而且是一個功能強大的工業區。事實上這是一個以ICT產業鏈為主要特色的科技製造基地。

但松山湖又絕非僅僅是一個工業區，而是兼具了研發功能。這是讓深圳如鯁在喉之處，因為深圳絕不僅僅定位於一個服務中心，而且要求自己必須是研發的中心，這樣才是一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華為把其華南研發中心搬入松山湖，刺痛了深圳，因為這相當於宣佈，深圳不再是一個適於研發的城市，而東莞比深圳更適合。

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我個人的看法是：

1，松山湖並不能改變東莞本質上是一個科技製造基地、一個工業中心這個定位本身，如果東莞放棄其對製造業的定位，而要整體上做一個所謂"創新樞紐”，那東莞最後一定會失敗。而現在東莞政府嘴裏所説的"科技創新”，跟他們在1990年代就説自己"從勞動密集型工業向技術密集型工業邁進"，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一種政治説辭而已。

2，本身，研發和製造就不是那麼截然分明的兩個環節，很多研發是必然要跟着製造走的，尤其是在製造技術環節的研發。完全與製造脱節的研發，比如説所謂"應用基礎研究"，也不一定就不可以在一個工業區裏進行，一定要在服務中心那裏進行。

3，華為的華南研發中心搬遷東莞，是一個特例，這是華為作為一個全球跨國公司，像Google、Facebook那樣，追求到郊區建造自己的"科技小鎮"的後現代思維。深圳在其關外地區沒有滿足華為的這一後現代思維，松山湖才填補了這個空缺、滿足了這一需求。

4，華為搬遷，是深圳自己的政策失誤，而不能怪東莞搶奪自己的資源。事實上在成本急劇抬升使自己不再適合於製造業和與製造緊密相關的研發的同時，深圳沒能夠在自己的機荷高速以北地區打造出與松山湖同樣或更好的創新空間，才是問題的關鍵。

在機荷高速以北，我所謂的"北深圳"地區，政府既放任房地產商在此大規模抬高房地產價格，排擠製造業，又不能利用自己的力量改造遍地由原住民股份公司低水平開發的工業區，打造出像松山湖一樣適宜於研發的創新空間。是深圳政府的不作為，才給了東莞松山湖機會。

5，城市定位是在市場競爭中實現的，我覺得有東莞這樣大張旗鼓地宣佈自己的"科創理想"，並對深圳構成競爭壓力，是一件好事情。沒有誰有權力規定，東莞只能做深圳的配套工業區，而不能發展科創；而研發則必須放在深圳，因為深圳天然是創新樞紐。

深圳要想成為創新樞紐，就必須讓自己適宜於成為研發中心，就必須控制自己的成本，並提供研發需要的配套資源，提升自己的競爭力。而不是不許別人成為研發中心。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東莞市既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又走在錯誤的道路上。

所謂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是指東莞市在實際的操作中，仍在堅定不移地做大做強製造業，與此同時又希望追求創新資源，並作出一定的努力，松山湖就是其所做最正確的事情之一。所謂走在錯誤的道路上，是指其在追求創新資源的時候，好大喜功，浪費太多資源在自己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地方，而在自己應該做得更好的地方，比如吸引產業鏈上跨國公司的科技製造產業投資項目上，做得遠遠不夠。僅僅吸引深圳科技企業溢出是不夠的，東莞應該主動補珠江口東岸地區的製造短板。

讓我們看看東莞市做了哪些事情。東莞力圖建立自己的大學和科研體系：

其一，在辦大學方面，現在主要是三個點，一是東莞理工學院，一是香港城市大學（東莞），一是大灣區大學。在2022年東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強調"大灣區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加快籌建，東莞理工學院建設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學示範校成效顯著"。

東莞理工學院創辦於1990年，有松山湖、莞城兩個校區，2015年9月被確定為廣東省重點支持的高水平理工科大學建設單位。目前有教職工1600人，在校生2萬餘人。

大灣區大學則是馬化騰在全國兩會上提出的Idea，最後東莞搶到了這個項目，現在正在籌辦之中。

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則是"城大"意圖進軍大陸，而與東莞市合作的產物。辦學規模不大，總體計劃招收學生6000人，其中本科生2400人、碩士研究生2600人、博士研究生1000人。選址大朗鎮屏山村及松山湖，校區用地面積523.9185畝，分為兩期進行規劃，其中一期用地面積179.5656畝，總投資估算額12億元；二期用地面積344.3529畝（包括湖及山體），總投資估算額9億元。

除此之外，東莞還在吸引其它國內大學入駐。2006年，松山湖園區引入廣東工業大學設立華南設計創新院，2019年廣工與香港科大、東莞理工學院合作在松山湖設立國際機器人研究院。此外北大在松山湖設立了北大東莞光電研究院，華南理工大學則設立了華南協同創新研究院，華中科技大學在松山湖設製造工程研究院，電子科技大學設立電子信息工程研究院，上海大學設立納米技術研究院，廣州中醫藥大學設立了中醫藥數理工程研究院。

其二，在科研方面，尤其是基礎研究方面，東莞也做了許多努力。

2011年，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與廣東省合作，在東莞大朗鎮建設"中國散裂中子源"大科學裝置（簡稱CSNS），2018年，項目一期建成，包括：一台80MeV負氫直線加速器，一台1.6GeV快循環質子同步加速器，兩條束流輸運線，一個靶站，7台中子散射譜儀、輻射防護系統及相應的配套設施，隨着科學研究的深入，未來中子反射譜儀將達18台。CSNS據稱是我國"十一五"期間重點建設的十二大科學裝置之首，是國際前沿的高科技多學科應用的大型研究平台，CSNS裝置的建成及運行（預計將會有600名左右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常年開展科研工作）必將對南方各省、全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產生長期、巨大的科學影響及社會、經濟效益。

2018年11月，中科院與廣東省政府在廣東簽署《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合作協議》，作為重點合作項目，高能所與東莞市簽署了《關於推進南方光源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協議》。南方光源項目有望落户在松山湖片區。

東莞市拿出"中子科學城"參與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並建議與深圳市光明科學城協同參與，構成珠三角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核心區。按照東莞市的規劃，“中子科學城"面積53.3平方公里，包括松山湖南部片區9.2平方公里、台灣高科園片區6.7平方公里、大朗象山片區11.7平方公里、散裂中子源及生態綠地25.7平方公里。中子科學城轄區內囊括了已投入運營的中國首台、世界第四台脈衝型散裂中子源，以及已開工建設的省級平台松山湖材料試驗室，今後南方同步輻射光源也有望落户於此。

對於東莞市的上述努力，我個人認為，東莞理工學院的建設發展，是正確的方向，莞市應該進一步擴大東莞理工學院的辦學規模，再建2-3個校區。城大（東莞），倘若不需要東莞財政出錢，僅僅是出地皮，問題不大。但是大灣區大學的決策，過於草率了，辦大學是很燒錢的事情，以東莞市的財力，沒必要去爭這個東西，長期來説，也一定辦不好。

中子科學城，倘若是以粵財政出錢為主，東莞市只出地皮，問題也不大。因為這個東西對東莞來説根本沒啥用，更主要是為深圳和廣州，或者説是為大灣區服務的，或者説是為國家做貢獻。《2022年東莞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散裂中子源二期”、“先進阿秒激光"等大科學裝置，以及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等，倘若後續需要東莞往裏砸錢，個人建議要慎重。對於這種浪費錢對自己又沒有太多用處的東西，所謂"純成本中心”，為何不讓深圳、廣州去燒呢？東莞應該是一個務實的城市，沒必要如此愛慕虛榮。

東莞在強化製造業方面的任何努力我都高度讚賞。比如其提出"全面實施穩鏈補鏈強鏈拓鏈工程，力爭五年實際投資超6000億元，全市引進培育千億企業超過5家，百億企業超過25家，形成萬億級的新一代信息技術，五千億級的高端裝備製造，千億級的新材料、新能源、服裝鞋帽、食品飲料，百億級的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萬、千、百"億級產業集羣發展梯隊"、“設立戰略性新興產業基金，劃定約70平方公里產業基地，推動形成松山湖生物技術、東部智能製造、東莞新材料、東莞數字經濟、東莞水鄉新能源、臨深新一代電子信息、銀瓶高端裝備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些都很好。對於東莞追求R&D投入強度提升至4%之類的目標，我更是不以為然。東莞沒必要搞這些虛頭巴腦的東西。

這些都是技術問題，現在的關鍵是，無論是東莞政府，還是深圳政府，均沒有把雙方視作一個整體，雖然從經濟體角度來説，二者，再加上惠州，完全是一個共同的經濟體，共享一個產業鏈網。受行政力的阻礙而無法實現一體化，這是目前共建珠江口東岸地區創新網絡最困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