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Fast Follow遇上內卷，一個時代終結了_風聞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靠着fast follow策略、監管改革，越來越多藥企、資本投身創新藥事業，中國的創新藥行業終於有了一些上得了枱面的產業積累，國產PD-1、ADC紛紛登場。

回想世紀初，伊馬替尼上市，國內仿製藥時隔6年多方才立項研發；到2014年底，O藥剛在美國獲批，國內多家PD-1的臨牀研究已經熱火朝天；時至今日，國內外新藥研究的時間差更是進一步收窄。

這是fast follow的勝利。只是今日，國內藥企fast follow的跟進時間點，已從上市藥物悄然前移至III期、II期，甚至臨牀前階段，競爭者的數量也從過去的幾家擴增到十幾家，甚至幾十家。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必然是內卷。

本土創新藥企的fast follow正在遭遇“內卷化”，PD-1單抗的今天，極有可能就是其他靶點fast follow的明天，如果以市場潛力判斷，可能日子還不如PD-1。

我們已經歷創新藥繁榮的第一波，千帆競發，但不是所有的Biotech都如願成為Biopharma。也許，以信達生物為代表的Biotech是最後一批靠fast follow策略成功突圍的公司。

產業週期正進入下一階段，嚴重的同質化過剩現象迎來淘汰賽。一個時代正在緩緩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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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中時代紅利的快速跟隨

Fast follow指的是快速追蹤新藥的模式。在不侵犯專利的情況下，對first in class藥物進行分子結構改造或修飾，尋找作用機制相同或相似的新藥研發模式。

雖然如今fast follow模式遭受質疑，但不能否定的是，若沒有這一模式，國內藥企是很難在短短十年時間內躍遷為Bigpharma。

典型如以仿製藥起家恆瑞醫藥，通過fast follow模式快速切入創新藥賽道，成為Bigpharma。

不過，以恆瑞為代表的創新藥企們能夠依靠fast follow模式起家，不僅是因為自身的努力，更是因為彼時我國創新藥正處於從無到有的轉型期，時代紅利疊加自身努力共同造就了恆瑞們的崛起。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

彼時，大家都在醉心於仿製藥研發，僅憑仿製藥，藥企也能賺得盆滿缽滿。至於創新藥，在1949-2008年近60年時間中，僅5個I類新藥上市。這也與當時的大環境密切相關。

2005年原食藥監總局局長鄭筱萸下台後，整個藥監部門被邊緣化，藥品審批人手不足。與此同時，大量仿製藥提交上市申請，藥品審批大量積壓，一個創新藥可能要等五六年才能審評。

國外創新藥要想進入國內市場更加困難。彼時國內外臨牀數據並不互認，新藥進入國內需要重新進行臨牀試驗，加上進口藥物臨牀上市審批時間長，導致進口藥物海內外上市時間間隔極長。

2012年，我國患者用上進口的新藥的時間要比美國晚7、8年。以藥王修美樂為例，2002年修美樂在美國上市，直到2010年才在國內獲批上市。

對患者來説，中外藥物上市時間差無疑使患者痛失使用最新的治療藥物的機會。但對於國內藥企來説，這一時間差則成了發展的機會。

國內藥企可以通過fast follow模式，對海外創新藥進行快速跟隨研究。Fast follow相比於first in class，最大的優勢在於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為是“依樣畫葫蘆”，因此fast Follow藥物的成藥性大大提高，失敗的風險降低，研究開發的時間週期也縮短，同時對人才和資金要求相對降低了。

再加上2015年開始，中國製藥工業界進入大變革時代。隨着國內藥審提速，整體自主新藥報批週期被壓縮到五年左右。而對於早期安全性數據豐富或海外已獲批上市的特殊品種，從臨牀到上市申請的週期可以被進一步壓縮至3-4年。

政策、人口、成本紅利……Fast follow成了藥企最容易實現快速價值變現的途徑，也促進了國內創新藥的蓬勃發展，國內外創新研究的時間差不斷收窄。在某些領域，國內藥企和海外藥企可達到只有2年時間差，甚至可以同期競爭。

以PD-1為例。2014年7月，O藥上市成為世界上第一款PD-1；君實生物、百濟神州以及恆瑞醫藥則在2013年先後遞交PD-1專利申請。

2018年6月，O藥獲批國內上市，7月K藥也獲批上市。同年12月，君實生物的特瑞普利單抗獲批為首個國產PD-1藥物；次年5月，恆瑞醫藥的卡瑞利珠單抗也獲批上市。

醫藥研發從分子篩選到臨牀試驗，上市需經歷漫長的階段，最起碼10年以上。如果從基礎研究到最終上市，全球第一個PD-1用了12年時間，而國內第一個PD-1從臨牀獲批（2015年）到上市只用了4年時間。

在PD-1上的fast follow，為恆瑞醫藥、信達生物等跟隨者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僅2020年一年，四款國產PD-1的銷售額已超過90億元。

這就是fast follow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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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Fast Follow遇上內卷

實際上，國產PD-1並不是國產創新藥先驅，埃克替尼才是。2011年，當國內藥企都沉迷於仿製藥時，埃克替尼便已經獲批上市。

早早上市的埃克替尼，不僅為貝達藥業帶來了無數榮耀，也帶來了“無盡”財富。上市10年，埃克替尼累計銷售額已超過100億。憑藉埃克替尼，貝達藥業更是成功登陸資本市場，市值一度超過600億。

某種程度上，埃克替尼的勝利，是fast follow策略、me too產品的勝利，PD-1則為fast follow添了一把火，但也將其帶入內卷深淵。

2015年藥監局做出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加上2018年港交所的18A新政出台，允許未盈利生物製藥公司上市。這讓曾經被棄之一隅的創新藥熱度逐漸上升，資本紛紛開始湧入這個充滿着奶和蜜的地方。

2018-2021年，國內一級市場生物製藥領域融資額近2000億元，隨之而來的是如雨後春筍一般生長出來的創新藥企。

但與此同時，新的靶點和新的藥物並沒有迎來同樣的飛速增長。

根據《中國新藥註冊臨牀試驗現狀年度報告（2020年）》顯示，臨牀試驗數量最多的前幾個靶點依然是PD-1、 VEGFR等耳熟能詳的靶點，其中PD-1更是有75個藥物在申請登記臨牀試驗。

靶點扎推導致的後果便是真正的創新藥稀缺、創新藥價格競爭激烈、臨牀資源浪費。

Fast follow策略本身並沒有問題，但時移勢易。如今的fast follow正在遭受三方圍剿，已不再安全。

第一重圍剿，來自海外創新藥物的正面衝擊。

2017年，中國正式加入國際人用藥品註冊技術協調會（ICH），國內外的藥物臨牀試驗、生產標準等得以趨向一致，將可以按相同的技術要求向多個國家或地區的監管機構申報。

對於國內患者來説，這意味着他們將有望比原來更快使用國際新藥，但對於藥企來説，則意味着fast follow的窗口期正在逐漸縮短。

具體來看，在2013年時獲批上市/進口的生物藥審評時間在1600天左右，而如今則僅需300天。

除了審評時長縮短外，國內與海外藥物獲批時間差也在縮短。比如羅沙司他膠囊在中國實現了全球首發上市；默沙東九價HPV疫苗更是在受理8天后就有條件獲批上市。

隨着國內外藥物審批時間窗口的縮小，fast follow模式下的國產創新藥，難以繼續搶佔國內的先發優勢。

第二重圍剿，來自自身跟隨節點前移的風險。

隨着國內外創新藥獲批時間差縮短，不少國內fast follow的藥物，跟進的時間點已經從國外上市藥物悄然前移至first in class藥物尚處於臨牀Ⅲ期、Ⅱ期、Ⅰ期甚至臨牀前研究階段。

跟隨節點的前移，也意味着藥物研發所面臨的風險增大。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數據，藥物從臨牀一期到上市成功率19.3%，而從臨牀三期到上市成功率則有51.3%。

國內藥企也已經開始嚐到fast follow所帶來的風險。

就拿PD-L1/TGF-β這一藥物來説，在ASCO 2018年會上，默克的M7824展現出優秀的臨牀一期數據後，國內諸多創新藥企立即跟隨佈局。

但在隨後的幾年中M7824臨牀遭遇四連敗，PD-L1/TGF-β變得生死未卜。隨着first in class藥物失敗，國內選擇跟隨的眾多玩家也處在進退兩難的位置，繼續研發失敗概率大，放棄研發前期投入打了水漂。

第三重圍剿，則是來自license in（授權引進）的降維打擊。

2013年再鼎生物成立，開啓了一條license in的新路線。具體來説，就是通過資本支持獲得藥物授權，直接引入創新產品管線，從而大大縮短創新藥研發週期。

和fast follow相比，license in 打的也是時間差，只不過這種模式更快，幾乎可以和國外藥物研發進度保持同步，快速跟隨變成了慢速跟隨。

典型如同RC48。RC48是榮昌生物通過跟隨策略佈局的第二代ADC，在2021年獲批上市。但尷尬的是，國外ADC已經迭代到了第三代。國內第二代ADC剛剛入場，雲頂新耀便已經通過license in將第三代ADC藥物Trodelvy引入，不出意外的話2022年這款產品將會獲批上市。

三重圍剿之下，通過fast follow模式躍升為Biopharma的通道幾乎關閉，fast follow模式也在爭議聲中走向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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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Follow時代正在落幕

時來運轉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藥企扎堆fast Follow，意味着同質化產品對存量市場的激烈搶奪。

利潤壓縮後，藥企是否具備強有力的銷售渠道，成本是否足夠低能夠支撐企業繼續創新與拓展，是所有想靠fast follow逆襲的藥企需要思考的。

尤其是2019年來醫保局啓動的4+7藥品集採，倒逼醫藥行業意識到創新是趨勢，突破性的創新藥才是有價值的創新。

時代呼嘯而過，經歷創新藥繁榮躍進後，不是所有的Biotech都如願成為Biopharma。某種程度上，以信達生物為代表的Biotech可能是最後一批靠fast follow策略成功突圍的公司。

眼下，藥物研發靶點扎堆，真正的創新藥稀缺，fast follow黃金時代隨之落幕。那麼國內創新藥又要走向何方？

覆盤美國Biotech發展歷程，我們或許能找到答案。

就以吉利德為例，從1987年成立至今吉利德成立至今只有三十年時間，卻成功邁入全球製藥top10行列。

實際上，在成立的前五年時間，吉利德都沒有收入，前八年時間一直都沒有盈利。

直到2011年11月，吉利德通過收購Pharmasset公司，獲得了治療3個慢性丙肝藥物，其中Sovaldi和Harvoni創造了丙肝治癒率升至90%以上的神話，在2014年這兩款藥物為吉利德帶來了179.75億美元銷售額，也將吉利德推向了Bigpharma的行列。

從吉利德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爆款產品對於一家Biotech來説，至關重要。

當然這也不僅限於吉利德一家，覆盤絕大多數藥企的成功，背後都有一款爆款產品作為支柱，這保證其有足夠的現金流建立自己的銷售隊伍並支撐後續研發管線。而這些產品，幾乎都是First in class或Best in class產品。

回到國內也是如此，恆瑞醫藥、信達生物能有今日，也離不開fast follow大單品PD-1的助力。而如今的大環境，已無力使fast follow將更多Biotech送上Biopharma或Big pharma的位置。

對於一個靶點而言，Big pharma和Biotech同時跟隨，Biotech完全不佔優勢。即便在進度上稍微領先，但在後期的藥物商業化之路上，由於沒有Big pharma那樣廣泛的資源，Biotech也難以放量。

換句話説，小藥企繼續做fast follow很難出頭。對於它們而言，想要翻身農奴把歌唱就只有瞄準first in class藥物或者Best in class，做出真正的臨牀有效性，才能有機會崛起。

往前看，創新藥的狂歡派對還將繼續，只不過將不再屬於fast follow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