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農奴》全部由藏族演員出演，受邀參加國慶觀禮周總理接見_風聞

 作者：朱安平    發佈時間:2022-04-02 07:05:42

（節選）

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酷統治和深重壓迫，曾是西藏曆史最黑暗、最野蠻的一頁。直至20世紀中葉，隨着西藏和平解放、平息武裝叛亂、實行民主改革，終於實現向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跨越，迎來西藏人民當家作主的嶄新時代。八一電影製片廠1963年底攝製完成的《農奴》，就是這一翻天覆地巨大變遷的藝術縮影。它通過描述農奴強巴一家人的悲慘遭遇，用真實感人的藝術形象，深刻揭露舊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的罪惡本質，生動表現了廣大農奴頑強不屈的反抗精神，有力闡明瞭“共產黨來了苦變甜”的真理。影片融紀錄與故事、詩與戲劇於一體，風格凝重而簡練、深沉而含蓄，具有強烈視覺衝擊力和巨大心靈震撼力，不僅彪炳於新中國電影史，而且在國際上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為了百萬農奴”

西藏被稱為“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卻曾長期處於封建農奴制的黑暗之中。約佔其人口5％的官家、貴族和寺廟上層僧侶三大領主，不僅在經濟上佔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場和絕大部分牲畜，而且在政治上享有買賣、殺害農奴的特權。廣大藏族人民毫無做人權利，終年掙扎於飢餓和死亡線，為擺脱封建農奴制度殘酷統治，曾不斷進行請願、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裝反抗等鬥爭。1951年西藏實現和平解放時，鑑於西藏曆史和現實的特殊情況，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肯定了改革西藏社會制度的必要性，同時對改革採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卻根本反對改革，企圖永遠保持農奴制度，以維護既得利益，與國外反華勢力相勾結，組織一系列武裝叛亂和分裂活動，殺害中央駐西藏幹部，殘害擁護改革的西藏羣眾，並於1959年3月10日公開撕毀協議，宣佈“西藏獨立”，發動全面武裝叛亂。為了維護國家統一和西藏人民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人民一道堅決平息叛亂，有步驟地實行民主改革，開創了西藏曆史的新紀元。

影片《農奴》正是西藏平定武裝叛亂和實行民主改革的產物。因創作《柳堡的故事》《海魂》而蜚聲影壇的著名編劇黃宗江，從1959年平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武裝叛亂起，就着手這方面創作準備，先後四次去西藏體驗生活，最長時間達半年之久，對西藏的過去和現在有真切瞭解，深感平定叛亂和民主改革後西藏農奴的翻身變化。

《農奴》劇本創作之所以歷時數載，因這一題材涉及極其複雜而又敏感的民族、宗教、特殊的軍民關係等方面，政策性強，難度比較大。黃宗江就曾遇到“感觸很多，不知從哪裏寫起”“怎樣寫法，總是確定不下來”等困惑。經大量採訪調研，反覆學習領會毛澤東主席“種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的指示以及相關文件精神，逐漸明確劇作需要概括這三方面的內容：它應從階級本質揭露舊西藏那個最反動、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的農奴制度；應運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説明是誰在為結束和消滅這種制度而鬥爭，又是誰在瘋狂掙扎，妄想延續它，大嚷大叫地在保衞它；應顯示出我黨我軍在西藏人民革命中的偉大作用和西藏人民在民主改革後和全國人民一起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前途，由此形成劇本的主題。

令黃宗江創作思路豁然開朗的，是1960年4月那次從西藏回到北京，看到報紙上刊登的一則消息：西藏有農奴主在解放軍到達後，指使人把持當地農會，打開糧庫私分糧食，也給一箇中年農奴分了一份。但這個農奴還是去報告解放軍，主人就派人暗殺他。農奴脖子上被捱了一刀，鮮血淋漓趕到解放軍駐地，後來被用飛機送至北京301醫院搶救。黃宗江立即趕到醫院看望，這位農奴的傷口已經縫好，並能開口講話，他激動地説：“我現在的手是人的手，現在的腳是人的腳了！”還不住地表示：“我很想看見毛主席。”黃宗江乍一聽有些不解，經他解釋才明白，原來入院後，護士細心地把他的手腳洗得乾乾淨淨，這在他生平還是第一次。護士告訴黃宗江，這位農奴對毛主席的感激和熱愛之情，超出了語言所能表達的程度，常常把毛主席的像頂在頭上，以表示對各族人民偉大領袖的敬愛。

雖是偶遇“插曲”，卻使黃宗江震撼不已：在萬惡的農奴制下，農奴連自己的手和腳都不屬於自己，只有解放了才真正成了自己的手腳。他從那位農奴眼睛裏閃動的純樸無比的光芒，不僅讀到了感動，更悟出了“黨的真理、毛主席的真理一旦照亮了農奴們的眼睛，它將發出什麼樣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任何反動派也阻擋不了的。”他意識到自己的這部作品就應當反映農奴生活的這種變化，通過農奴在新舊社會的不同經歷來揭露舊西藏農奴制的罪惡，歌頌我黨對西藏民主改革的必要和成果。於是，在他的構思裏逐漸出現了兩組互為對立的形象：一組是以強巴等人為代表的農奴形象，必須大力歌頌他們的翻身解放鬥爭；另一組是以土登活佛和郎傑父子等人為代表，勾結國外反動派死心塌地反動到底的大農奴主的形象，這是要無情揭露的。就在兩者之間的反覆激烈衝突中，展現野蠻殘酷的農奴制與農奴要求徹底解放的尖鋭矛盾，昭示這種制度必然被推翻的歷史趨勢。黃宗江一次又一次、一稿又一稿地寫了下去，劇名經歷了《裝啞巴傳》《強巴的遭遇》《鐵匠與啞巴》等變化，最終確定為《農奴》。

讓農奴演《農奴》

對於演員的選擇，黃宗江與李俊同樣高度一致，一開始就都主張選用藏族演員。演員出身的黃宗江認為，農奴出身的演員經過一段時間培訓，進行本色表演應該不成問題。李俊1954年為拍攝紀錄片到西藏，在為農奴的苦難震撼的同時，也對他們依舊那麼熱情和樸實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想讓農奴們以主人公的身份在銀幕上訴説自己的悲慘命運，這不僅更有意義，而且更能保持原汁原味的西藏風格。

當攝製組抵達拉薩與西藏工委宣傳部接頭，得知西藏話劇團有一批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的藏族學員，他們的畢業彙報演出劇目《文成公主》在上海引起轟動，周總理看後高興地表揚説：“你們是高原話劇的種子，要在高原上生根開花。”李俊大為振奮，馬上調看藏族演員演出的三個藏語獨幕劇。儘管大家聽不懂藏語，但感覺到舞台上藏族生活氣息濃厚，表演也很自然，對選用藏族演員產生了信心。

年輕藏族演員們第一次聽劇本，就表現出極其可貴的巨大熱情。現場除朗誦者聲音之外，室內靜得出奇，演員們都聚精會神地聆聽，劇本中農奴主令人髮指的罪行，農奴們所受的殘酷剝削和迫害，令他們時而咬牙切齒憤恨不已，時而憂心忡忡熱淚盈眶。後來在影片中扮演強巴的旺堆，聽完劇本後立刻主動要求扮演郎傑這個人物，問他為什麼選這個反面角色，他回答説：“要揭露老爺們吃人的狠性！”後來扮演郎傑的穹達則表示：“為了拍好《農奴》，就是做個羣眾演員，也要盡全力去工作。”隨之在重排三個藏族獨幕話劇過程中，攝製組的人員又通過突然提問要求解答他或她所扮演人物的思想感情，或有意突然改變一下原來舞台調度，從中瞭解他們的適應和即興表演能力，並從文學劇本中選出14個片斷，由演員自報安排角色，每個角色配有幾位演員，分組進行獨立排演練習，使攝製組對每個演員的表演氣質和創作資質，有了更多瞭解和把握，為最後確定角色打下基礎。

                                               【扮演強巴的藏族演員旺堆】

由誰扮演強巴是關注焦點，與這個中心人物能否站立起來關係極大。導演提出扮演者應是一個過去曾是農奴的演員，不僅在外形上應當高大、粗獷，而且在內心方面必須十分深沉、藴含。經反覆慎重考慮，目標指向旺堆。在過去的生活經歷裏，他除了沒有裝過啞巴以外，幾乎與強巴完全一樣，祖輩是拉薩次角林寺莊園的“屬民”，他生下來就成了小農奴，父親給老爺趕騾子出門運東西在外失蹤，自己五六歲起在地上爬着給少爺當馬騎，在農奴主皮鞭下長大，雖曾三次逃亡，出家當過苦工喇嘛，但一直未逃出農奴制藩籬。正如他後來所説，飾演強巴就是自己生活重現。在此前的表演訓練中，他的表現也很出色，各方面條件都很符合，唯一不放心的，在於劇中強巴被迫裝了半輩子啞巴，開口後也只説了一句話，使強巴形象的塑造失卻語言這一重要表演手段，必須通過眼睛來表達人物內心世界，他能否勝任呢？正是通過一個名叫“我的遭遇”的小品練習，旺堆終於獲得確認。他站在小舞台上，向特邀前來觀看的藏族羣眾講述自己經歷，起初還有些侷促不安，但很快進入童年和青年時期的悲慘遭遇狀態，舞台變成了控訴的講壇，講完之後他的感情還平靜不下來，長久沉默一言不發，那雙深沉的眼睛證明“會説話”，導演等攝製人員一致感到，面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強巴形象。

全片角色分配確定後，攝製組又安排演員到農奴家庭訪貧問苦，參觀領主家園、寺廟以及叛國活佛反動罪行展覽等，結合自己過去的遭遇進行回憶對比，在此基礎上轉入案頭分析和實際排練。導演、攝影、美工從不同角度介紹電影中表演特點，以及不同於舞台表演的特殊條件和要求，從劇本中選出28場戲，按照演員不同情況逐場逐段排演，使之更為深刻認清西藏農奴與農奴主之間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更進一步激發階級感情和提高思想覺悟，明確影片中的人物不是演員自己，而是經過概括、集中和提煉的藝術典型，一步步逐漸接近角色，將人物“做什麼”和“怎麼做”固定下來。

由於有切身的生活體驗，又經過精心培訓，藏族演員們很快進入狀態，實拍中在導演的細緻耐心的啓發引導下，表演認真發揮出色，不僅具有“樸素、自然、真實、感人”特點，而且顯示了全身心投入的忘我精神。無論年齡最大的旺堆，當年以30多歲飾演青年強巴，還是低齡飾演大齡，演奶奶的拾雀卓瑪23歲，演60多歲曲佩活佛的邊巴頓珠只有26歲，從化妝到形體都克服了很多困難。就連從拉薩業餘歌舞團挑選來扮演童年強巴的小旺堆，也是生下來失去父母在黃連泡大的小農奴，西藏民主改革後被送進孤兒院，表演中將自己悲慘遭遇與強巴童年不幸緊緊聯繫在一起。拍攝“小強巴偷吃供果”這場戲時，小旺堆一天沒吃飯，其他人奇怪地問為什麼，他説怕忘了過去捱餓的滋味演不好戲，餓着肚子演更逼真一點。

《農奴》於1964年國慶15週年前夕隆重上映，作為第一部揭露西藏農奴制度和反映西藏人民解放的藝術影片，在各方面引起強烈而巨大反響。《農奴》攝製組獲邀登上天安門參加國慶觀禮，遊行行列中專門有一輛矗立強巴塑像的《農奴》彩車。周總理親自接見旺堆，握手稱讚“你演得不錯”。旺堆和黃宗江隨中國電影代表團，參加了在印尼雅加達舉辦的亞非電影節。繼1981年捧得馬尼拉國際電影節金鷹大獎，1994年又獲國家民委頒發的少數民族“騰龍獎”紀念獎，成為少數民族題材經典影片，迄今仍為專家學者解讀分析的重要電影樣本，其拍攝手法亦被新的導演推崇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