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之爭”是人類歷史的最大悲劇_風聞

一、序言

都説政治是經濟的延伸，歷史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問題，那麼，經濟作為理解歷史的關鍵，它走什麼道路，怎麼發展，採取什麼模式，就是認識歷史的核心問題。

帝王與百姓，富人與窮人，權利與義務，專制與自由……最後都匯聚到“公與私”的鬥爭上。“天下為公”亦或“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輪番爭奪“替天行道”的大旗，都聲稱自己是真理，有無可置疑的正確性。

在“公與私”的矛盾中，人類進行了難以計數的殘酷鬥爭，演繹了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悲劇。這個悲劇至今沒有停止，依然在吞噬無數生命，毀壞無算的財富。然而，這一切不過是荒誕的笑話，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

二、悲劇

 什麼是悲劇？

黑格爾認為，悲劇中的矛盾雙方各有片面的合理性。他們進行殊死鬥爭，結果兩敗俱傷。最後，分裂的“倫理實體”在更高層次上重新統一，實現了“永恆正義”的勝利。 

黑格爾對悲劇的闡述有很大進步。他指明瞭衝突雙方的重要特徵，即“各有片面的合理性”，且各自的合理性和正確性都足以證明對方的那個合理性和正確性是“錯誤”的。

當然，這個理論也存在不足，就是“倫理實體”和“永恆正義”的含義十分晦澀，更重要的是沒有給出悲劇的解決方法。多數人只是從黑格爾那裏看到他對悲劇的梳理、歸納和描述，但是對結局不明所以，更不清楚避免悲劇的辦法。因此，黑格爾的悲劇思想是有“神秘化”色彩的，即給人“無力感”。人們只能經歷悲劇過程，接受悲劇現實，卻難以避免悲劇。

馬克思説，“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句話正中要害，説出了很多哲學家的“通病”。即一個不包含“改造方法”的哲學體系是“不完備”的。因為，“改造和改變”是這個世界存在與運行的基本事實，甚至是“本意”。人們無法想象一個不能改造，不會改變的世界將如何存在。

雖然對於具體的人，或者在具體的歷史時期，確實存在一些人類無法改變的東西，比如物理規則，但是像“悲劇”這樣的對象，是不能將它歸因於“人性無法改變”而不給出解決辦法的。因為“物理規則”是一個“剛性存在”，而悲劇在現實中是一個可由人類智慧調整的“彈性存在”。即使人類無法徹底消滅悲劇，但是隨着人類智慧的發展，許多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在悲劇理論上，甚至在整個哲學理論中，不給出改造辦法的理論是有缺陷的。本文將以人類歷史上的“公私之爭”為例，結合黑格爾的悲劇理論去探究解決辦法，並借用“倫理實體”和“永恆正義”兩個概念，加入自己的新思考，去揭示經濟和歷史的規律。

三、各有片面的合理性

經濟問題之所以對政治和社會發展如此重要，是因為歷史是一個“價值運轉”過程，而“價值”也是經濟的核心問題。政治博弈，權利角逐，説到底是以經濟利益為首要目標的。這又集中體現在財富的分配製度上。

財富的生產與分配高度關聯，互相影響。人們為了更好地生產財富，激勵能動性，對分配模式，也就是社會制度和經濟模式，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和改革。但簡化之後，無非是“公有”與“私有”兩種模式。

“公有模式”意味着它傾向於按人數“均分”財富。好處是矛盾少，有保障，能兜底。壞處是“養懶漢”，損害經濟活力。因此，人們對公有模式做了改進，就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但是，這個“勞”的衡量標準主要是“勞動時間”，即依據勞動時間的長短來分配財富。這比純粹的“均分”要好一些，但是面對“磨洋工”現象，“按勞分配”常常不能達成“公平”，所以在實踐中依然不如私有制更能激發勞動積極性。為此，人們又提出了考核辦法，落實在“計劃生產”上，即依據“計劃”進行生產並考核，以保持勞動積極性。 

但是，這裏也有個問題。因為財富生產與方法創新息息相關，而創新是沒法計劃的，尤其是基礎科學的重大創新，更是沒法計劃。那麼，用“計劃生產”來服務一個“不能計劃”的事物，結果自然是“創新”被束縛，人們的活力被限制。蘇聯敗給美國就與“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富於活力有關。公有制的“舉國體制”最終沒有贏得勝利，輸給了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全民活力”。

當然，“私有模式”也並非常勝將軍。它雖然用“私有”和“剝削”挑起了嚴酷的競爭，用低收入的“恐怖”和高收入的“誘惑”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能動性，但是它按照生產資料所有權進行財富分配的方法同樣有“致命”缺陷。這個致命缺陷是，私有、競爭、剝削共同把經濟的週期性變化推向了危機，推向了“經濟自殺”。邏輯是這樣的： 

財富是由科技創新決定的，但受到分配方法的影響。比如，石器技術能生產的財富，無論如何難以超過鐵器技術生產的財富。這就是自然科學劃定財富的“可能邊界”，而財富的分配方法（屬於社會科學）通過影響科技的傳播和勞動生產的積極性，決定實際財富在“可能邊界”內的漲落。

這就形成了一個隨科技創新變化而發生的財富增減過程。當一個重大科技創新出現後，社會的新增財富就增多。其後，隨着這個創新的潛力被挖掘殆盡，社會的新增財富也逐漸減少，消失。如果遇上天災、疫病，社會財富總量還有可能下降。

在社會財富總量處於停滯或下降的時期，私有制下的“競爭”會由於新增財富變少而加劇。沒有哪個私有者敢放鬆剝削，因為誰放鬆剝削就意味着在競爭中敗北，會被淘汰，而淘汰的結局是恐怖的，因為社會保障很低。這裏插一句。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福利是以其他被剝削國家的“極低福利”為代價的。任何一個國家在資本主義的私有秩序中競爭失敗，福利都會低到慘不忍睹。所以，為了避免恐怖結局，私有者不會停止剝削，不會停止對利潤的追逐，而是變本加厲地展開。

可是，“新增財富”是科技創新決定的。如果科技創新放緩，那麼新增財富減少的趨勢就無法改變。而科技創新又不是人類能控制的，人類只能被動適應，所以私營經濟追逐的“利潤”無法從新增財富中來，就只能從別人的損失中來。這就激起了“零和博弈”，導致了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越是堅持私有、競爭加剝削的市場經濟模式，不斷用金融或財政手段刺激市場經濟，企圖挽救頹勢，它就越是產生“反效果”，加速擴大貧富差距，進而使有效需求越來越少，市場規模越來越小，經濟循環越來越弱，最後走向“經濟自殺”，即爆發“經濟危機”。 

可見，“公有和私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因為各自的“片面合理性”都會導致“經濟危機”。無論是按“勞動時間”分配財富，或者按生產計劃、消費計劃分配財富，亦或按資本所有權分配財富，都會有“不公平”或有損於“創新”的時期，進而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在財富生產三要素“方法、勞動和資本”中，只有依據真實的財富生產貢獻進行分配，公平才能得以保障，經濟才能避免走向危機。 

即，有創新時，以創新為第一標準進行分配，讓創新者獲得更多財富。因為，沒有“好方法”， 人的“活動”沒法變成“勞動”，“資本”也無法從它的自然狀態變為人類可用的財富。因此，“方法”或者説“創新者”是財富生產的第一要件，貢獻最大。

在原有科技創新的潛力被挖掘殆盡，不再帶來新增財富後，要以“勞動績效”為第一標準，讓勞動者獲得更多財富。因為，此時的財富生產主要是勞動者實現的。如果被創新者拿走過多，會有失公平，傷害勞動者的積極性，並由貧富差距擴大引發“經濟危機”。

當然，在現實中，創新者依靠知識產權拿走過多財富導致經濟危機的情況是不多見的。實際情況是，創新者依靠知識產權獲取的財富，加上他們在生產中的領導地位，使他們變成了“資本家”，加入了依據“資本”獲利的隊伍。而“資本”，這裏指除了“方法”和“勞動”之外的生產要素，多是“死物”，本身並不能從自然狀態自動變為財富。因此，“資本”不具有生產財富的能力。所以，“資本所有權”永遠不應該成為財富分配的第一標準。依據“資本權屬”分割大量財富的極不公平的，還會導致“零和博弈”，引發經濟危機。資本家要想多分財富，必須成為創新者或勞動者，依據創新成果和勞動績效獲得更多收益。 

四、週期之謎

縱觀人類歷史，能夠明顯發現一些週期循環現象。比如，王朝的興衰，經濟的進退，財富的漲落，以及“公心”與“私利”的交替等。“週期”常給人一種宿命感，甚至神秘感，似乎人類只能順從它而不能駕馭它。

人們對此有過很多分析，但闡述不是很清楚。這種宿命感其實是受到“科技創新”的影響，因為新增財富主要是由科技創新實現的，而科技創新無法預測和計劃。這就讓人們感覺到經濟的發展乃至國家興衰是由一種神秘力量在掌握。

當然，“週期”對於人類來説也不是完全“失控”的。人們發現興衰還常常與“公平”有關，也就是與財富分配的正誤有關，而這又表現為“公利和私利”的角力。 

因此，“週期”受兩個因素的影響，分為 “大週期”和“小週期” 

“大週期”由新增財富的多寡判定。它受到科技創新的影響，帶有偶然性，只能被動適應，不能計劃。在古代，科學技術不發達，財富增減主要受自然環境影響，是不能預料和計劃的，也是被動的。大週期分為“上升週期”和“停滯或下降週期”。前者以財富生產為核心。後者以社會治理為重點。

“小週期”依據財富分配方法判定，分為偏向集體利益的“公利階段”和偏向個人利益的“私利階段”，並由此衍生出“計劃經濟模式”和“市場經濟模式”，以及“集權”或“自由”的社會治理方法。小週期主要受社會科學影響，帶有主動性。“公利階段”以社會治理為重點。“私利階段”以財富生產為核心。它們隨“公平”程度的變化，在兩個大週期，兩種經濟模式，兩類社會治理方法之間進行轉換。

大週期和小週期是互相配合的關係：

當大週期是“上升週期”時，由於自然條件好，或者出現重大科技創新快，新增財富增加較多。此時，小週期適合採用私有制市場經濟模式。它有利於激勵個人創新，激發勞動積極性。由於新增財富多，所以矛盾衝突相對較少。如果採用計劃經濟模式，個人行動會受限，使科技創新在一定程度上被約束，而依據勞動時間進行分配也不公平。因此，在這一時期採取計劃經濟不利於經濟發展，甚至會引發社會問題。

當大週期是“停滯或下降週期”時，因為科技創新放緩或者自然條件惡化，新增財富在減少。此時，市場經濟模式會由於對私人利潤的追逐引發“經濟自殺”，因此採用公有制計劃經濟更為合適。它通過限制競爭來減少“零和博弈”，又通過降低“私人利潤”來避免“貧富差距的擴大”，進而化解“經濟危機”。

大、小週期的正確配合是十分重要的。社會在科技未倒退，生產能力未下降的情況下出現經濟危機，無法保持原有水平，基本都與大小週期錯配有關。 

五、百萬年的答案

據説從早期猿人算起，人類有六百萬年的歷史。在追求幸福生活的過程中，人類不斷摸索正確的方法。然而，在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後，關於哪種社會制度和經濟模式更好的問題，人類仍在爭論甚至搏殺，至今缺乏共識。

令人沮喪的是，人類已經發現了歷史進程的週期性特點，卻依然堅持採用“二選一”的辦法，即在“公有和私有”，“計劃和市場”，“集權和自由”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這種“從一而終”的決絕心態，在歷史的週期性變化中顯得十分可笑，甚至愚蠢。 

人類為什麼明知任何一方都只有“片面的合理性”，歷史會在兩方之間週期性循環，卻還是堅持只選擇一面呢？因為人類並不清楚要依據什麼進行選擇。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人們當然知道“公平”是判斷的依據，但對“公平”本身卻有截然不同的認識，尤其在財富的生產方面，分歧特別嚴重。

一些人認為“勞動者”才是財富的生產者，理應獲得更多財富，並進而要求實現“公有制”，施行集權的“計劃經濟”。 

另一些人則認為“方法”、“權利”或“資本”才是財富的來源，因此創新者、貴族或者生產資料所有者，如奴隸主、封建主和資本家，才應該獲得更多財富。作為少數派，他們主張“私有制”，並發展出自由的“市場經濟”，以對抗公有制計劃經濟對他們權利的剝奪和財富的分割。

如前所述，財富生產過程中，貢獻大小的順序依次是：方法、勞動和資本，即創新者、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 

由於創新主要來自個人，或少數人，而他們在歷史上沒有獲得財富回報的有力保障，因此就將自己創新所得的財富轉化為“私有的生產資料”來確保收益，這就催生了“私有者”和“私有制”。這不但讓創新者可以依據“創新”獲得回報，還使得他們在沒有創新時可以依據“資本權屬”繼續分割財富。於是，原本“公平”的分配就變成了“不公平”的分配。 

而勞動者作為財富生產的必備要素，由於貢獻小於創新者，大於資本所有者，因此“公平”的分配要視創新情況，也就是新增財富的情況而定。當創新較多，新增財富較多時，勞動者不應分割過多財富。而創新停滯，新增財富消失後，勞動者則變為財富的第一生產者，因此應該分割更多財富。 

換言之，為了實現“公平”以避免經濟運行被損害，財富分配要依據創新情況和新增財富的變化有所偏重，在創新者和勞動者之間，也在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間，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集權和自由之間，進行適時調整。唯此，“公平”才能得到保障，經濟運行才能穩健前行。 

歷史中的悲劇，經濟與社會的大動盪，與人們錯誤地理解財富生產過程有重大關係。由於對財富的本質及其生產過程缺乏正確認識，人類長期陷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迷霧”中，總是認為只能“二選一”，“吊死在一棵樹上”，而不能“兩個都要，適時變化”。

於是，公有和私有之爭，計劃和市場之爭，集權和自由之爭，就被放大和錯配了，使它們從“小週期”的身份變為比“大週期”更大的身份，即“歷史階段”——“公有制階段”和“私有制階段”。 

原本應該是小週期配合大週期，現在反過來了。要麼是讓“公有、計劃、集權”不變，去經歷兩個大週期，導致一時對，一時錯的局面。要麼是讓“私有、市場、自由”不變，也去經歷兩個大週期，同樣導致一時對，一時錯的局面。這就是歷史會出現大起大落，大治大亂，大喜大悲的原因，也是“週期”為什麼一定要惡化到危機爆發才能轉變的原因。 

這個錯誤，簡單説就是“錯配”，就是把判斷標準搞錯了，讓本來應該靈活變化的小週期處於僵化死板的狀態，從而導致人類無法主控的“大週期”在“小週期”裏惡性運行，造成了週期性的崩壞。 

歷史雖然默默無語，但是無數的悲劇都在向人類訴説，“公有和私有”、“計劃和市場”、“集權和自由”對社會運行來説，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協調互動的，階段性交替的。為了實現這種靈活性，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是應該具有包容性的。這就是歷史規律和經濟規律的真諦。 

在“二選一”中爭論誰更有“靈活性”和“包容性”，並不惜為此大開殺戒，“剃頭”，“掛路燈”，都是極其愚蠢的。

六、倫理實體與永恆正義 

世界是發展的，也是多樣的。這意味着“效率”和“豐富性”是自然進化的兩個目標，也是兩個原則。人類的所有言行都受這兩個原則的支配。而“效率”的提高和“豐富性”的擴大又意味着“不同”，即“分化”。這不僅形成了“效率”的高低之分，也造成了“豐富性”的新舊之別。

但是，由於資源的有限性，世界又是“統一”的。不同的“效率”之間會競爭淘汰。豐富性也不可能無限分化。因此，不管人類願不願意，世界都是在不同力量的角逐中保持“統一性”的。 

世界既“分化”又“統一”，這就讓“協調性”成為一個重要標準，或者説“底線”。無論做什麼，“分化”一旦過了“協調”這根線，就會催生對抗，啓動“物競天擇”的程序，進行“生死選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淘汰之後，對抗消失，分裂重回協調統一。 

在黑格爾的悲劇理論中，由於衝突雙方“各有片面的合理性”，因此都不會被徹底消滅。雙方始終處於“分化”狀態，但又是“合一”的。這就是“倫理實體”——“和諧的秩序”。 

“倫理實體”之所以從“分化”變為“分裂”，導致“對抗”，是因為分化之後走向“極化”，而“極化”之後“不再變化”。正是這個僵化死板的“不再變化”使得“分化”最後因為“過於”極化，“始終”極化，而使“分化”變為“分裂”，進而催生“對抗”。 

所以，實事求是，靈活變化，包容和諧，就是化解悲劇（衝突）的方法，也就是“永恆正義”的真諦。 

當然，這並不容易實現。關鍵在於搞清楚實事求是和靈活變化的判斷“依據”和“標準”是什麼。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知道歷史發展是能量運動，是價值運轉，在人類社會是看經濟運行情況。因此，判斷的依據和標準就是“科技創新”和“新增財富”的狀況，也就是“上升週期”還是“停滯或下降週期”。依據這個判斷，通過對小週期，也就是對“公有和私有”，“計劃模式和市場模式”，“集權與自由”進行動態調整，人類社會就可以平穩運行，健康發展。反之，社會就陷入週期性危機，導致悲劇。這就是人類歷史運轉的基本邏輯和基本路徑。 

七、結語：世界形勢

2000年，歐美發達國家經歷了“互聯網泡沫破滅”。隨後，科技創新放緩的形勢愈加明顯，經濟發展也逐漸減速。債務問題開始積累並蔓延全球。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隨即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導致“歐債危機”。 

中國經濟的崛起給世界帶來了一絲希望，但是由於科技創新並未取得突破性進展，所以全球經濟形勢並未根本好轉。隨着中國房地產經濟發生性質改變，債務問題也逐漸加重，而此時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國債規模已經達到30萬億美元。 

這種經濟形勢很好地説明了“新增財富”的狀況，以及科技創新的疲軟。歷史再次要向“公有和計劃經濟”方向轉變，以避免“經濟自殺”。這在現實中就表現為“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統治力在下降，原來圍繞“科技”和“資本”建立的秩序在鬆動，瓦解。這種趨勢引發了一系列變化。

一是，在各個國家內部，羣眾運動開始興起。在華爾街，在巴黎，在南美洲的街頭，在中國的互聯網上……越來越多的羣眾在共同行動，反對資本的壓迫和剝削，反對借創新之名進行欺詐。“內卷”、“躺平”，不婚不育，“共同富裕”等話題被熱議，成為影響社會情緒的重要因素。 

二是，在國際上，製造業國家和資源型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正越來越多地反對“高科技國家”和“金融大國”的掠奪，企圖改變原來圍繞西方，特別是美國，建立的財富生產與分配秩序。因此，國際衝突在增多。不僅原有的矛盾未解決，新的矛盾還在增加。衝突正從邊緣地帶向核心地帶發展，比如在歐洲發生的“俄烏衝突”，以及西方內部盎撒同盟和歐盟裂隙的擴大。 

總體來看，各種矛盾衝突仍然呈現出“公私之爭”的特點：

一、“集體與部分”的矛盾 

當全球經濟發展遇到困難，而頭號經濟強國喊出“美國優先”的時候，“集體”就瓦解了。各國紛紛開始效仿，都聲稱要把本國利益放在首位。於是，唯利是圖的行動在增加。各種不負責任的金融和財政政策大量出現，比如天量的“貨幣放水”。各種顯失公平的政治手段也日趨極端，比如封鎖，制裁，甚至暗殺和侵略。大亂鬥在加劇。 

究其原因，其實是因為科技創新放緩，新增財富減少，使得財富分配標準從“科技”變為了“勞動”。也就是説，“公平”的含義已經從“圍繞科技創新建立分配秩序”向着“圍繞勞動建立分配秩序”的方向轉變。 

這種轉向就要求社會制度和經濟模式都發生變化。通過減少“私有制”成分來減少“私人利潤”。通過減少“市場經濟”來減少“競爭關係”。通過減少“私人利潤”和“競爭關係”，即約束“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來解決“經濟自殺”問題。目標是讓人類保住現有財富水平不下降。下降會引發爭奪，導致衝突，引起動盪，破壞健康穩定的發展環境。 

所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及其所需的“集權”手段會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歷史選擇，而這必然遭到資產階級的反對，遭到“高科技國家”和“金融大國”的反對。因為，他們不是勞動者，也不是製造業國家。他們會在歷史轉向中失去財富，失去原本圍繞他們建立的財富分配秩序。他們採取的反動手法有：

1. 在國家內部，將勞動羣眾的不滿引向國家矛盾、種族衝突和文明對抗，將經濟下滑的原因説成是其他國家、種族、文明搶走了財富，意圖將羣眾運動從“左翼”引向“右翼”，引向民族主義，甚至不惜引向極端排外仇外的法西斯主義。也就是用“外部矛盾”來掩蓋內部問題，不惜發動戰爭轉移焦點，避免羣眾把矛頭指向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和經濟模式。

2.在國際上，故意隱藏 “民主自由”思想的“資產階級”屬性，淡化人們對於私有制市場經濟造成“經濟自殺”的認識。它們一邊進行自我美化，拉大旗作虎皮，用偷樑換柱的辦法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裝扮成“公利模樣”，一邊又大力抹黑其他國家反抗資本壓迫，反對霸權欺凌的行動。

“脱鈎”和“挑動羣眾鬥羣眾”就是當前西方國家的主要鬥爭策略。目的是阻止勞動羣眾實現聯合，阻止製造業國家和資源型國家實現聯合，以“民主自由”為武器在競爭國家內部製造混亂，使其無法團結一致，以此來維護資產階級的集權專制，維護高科技和金融資本國家不合理的既得利益。 

換句話説，就是想用“私利與私利”的鬥爭，代替“公利與私利”的鬥爭。通過教唆和慫恿人們為私利而戰，攪渾形勢，渾水摸魚，使人類錯判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進一步將人類推向深淵。 

在過去，由於全球化程度低，各國經濟中“內循環”的比例較高，因此這種損人利己的行為是可以得逞的。但是在當代，全球化已十分發達，“分工”早已突破國家邊界進入全球範圍。所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想採取慣用伎倆來維護自身利益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們不能在本國內部完成“方法、勞動和資本”三個要素的整合，必須去國際上進行聯合才能維持原有財富水平。因此，他們不能再以國家、種族或文明為單位來進行原有水平的財富生產，而是要以“人類”為單位去思考財富問題。這恰恰是“私有”的弱項，“公有”的強項。 

二、“各有片面合理性”的鬥爭 

由於人類沒有真正理解“靈活和包容”這個歷史規律和經濟規律，因此在當下這個矛盾集中爆發的時期，衝突各方都呈現出鮮明的“片面合理性”的特徵。 

“民主自由”既被人們用來反抗資本壓迫，但是人們又看不清這個觀念本身就是建立在資本之上的，是被“異化”了的。人們在“民主自由”與“資本”的“貌合神離”中苦苦掙扎，既享受它的寬容，又苦惱於它的野蠻，畏懼它催生的“經濟危機”。可是儘管如此，大多數人還是不接受“社會主義”，心存芥蒂，彷彿那是歷史進程中的一次意外。人們至今沒有正確理解社會主義的歷史意義，沒有明白“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歷史價值，尤其是療救私有制“經濟自殺”的積極作用。 

而在社會主義這方面，從蘇聯失敗後，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逐漸西化了。它們搞土地私有化，搞私有制市場經濟……因而也隨西方的“經濟自殺”一起陷入“經濟危機”。另一些國家則繼續堅持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種違背經濟規律和歷史規律的做法使得它們一直經濟困難，一直不得民心，一直擔心被顛覆，因此也就一直實施專制統治，一直被大多數人類所拒絕。 

人類就在這種“各有片面合理性”的矛盾中，互相指責，互相鬥爭，循環上演歷史悲劇。一直沒有正確理解靈活與包容，沒有明白大、小週期互相配合的邏輯。

萬幸的是，歷史終於出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他將對立的雙方做了“融合”，因而具備了獲得更大“靈活性”的可能。這給人類提供了新的希望。 

但需要警醒的是，人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解還是淺顯的。從當下中國經濟隨西方一起走入困境就可以發現，人們對“改革開放”的理解是有錯誤之處的。那些將“改革開放”的成就説成是市場經濟的功勞，因而必須堅持市場經濟“主導地位”的觀點，恰恰説明人們未能正確理解“靈活與包容”的歷史真諦。

“改革開放”的成功是“靈活與包容”得到恢復的結果。不堅持靈活包容，不堅持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可能毀於一旦。人類的未來是否能避免過去那些悲劇，逃脱“各有片面合理性”的衝突，尤其是“公私之爭”，“計劃和市場之爭”，“集權和自由之爭”，還不能完全確定。因為這些爭鬥目前還在激烈進行。 

全人類的命運將越來越聚焦在中國身上，聚集在中國人破除迷信，突破歷史侷限性上。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富裕”……等“靈活包容”的載體能夠繼續完善，順利實施和實現，人類才能改變“原地踏步”的現狀，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經歷了“公有制階段”和“私有制階段”後，人類能否走入“兼容階段”，將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喜劇還是悲劇的判斷依據。

可參考本人文章：

1.歷史類：《人類文明的秩序》、《從底層邏輯理解世界及其趨勢》。

2.經濟類：《模式之爭背後的歷史玄機》、《有關“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兩個嚴重錯誤》。

3.國際類：《俄羅斯現狀給中國的警示》、《中歐應聯手結束“美蘇時代”》、《“俄烏衝突”中國應該這樣站隊》。

4.社會類：《説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大輿論戰役”》。

上述文章可在主頁獲取。一些文章因為審核原因發佈在同名“知乎”和“微博”賬號裏。歡迎關注，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