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堂錡｜走出“雙城記”——“地方”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路徑_風聞

張堂錡｜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文刊載於《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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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尋常卻奇崛

從文學的民國機制、大文學史觀到地方路徑説——李怡對中國現代文學視野的拓寬、學術觀念探討的深化以及研究方法的獨闢蹊徑，不僅使其成為21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而且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持續發展提供了許多開創性的理論資源和有效的方法路徑，這些充滿蓬勃活力的觀念與廣闊的視野，勢必在未來的現代文學研究中展現其學術生機與深遠影響。耐人尋味的是，李怡所提倡、主張的這些概念，其實都不是他的“發明”，但無疑的，他的重新“發現”使這些名詞概念煥發出新的意義與生命。以“大文學”概念為例，早在1909年，日本學者兒島獻吉郎就曾出版過一部《支那大文學史》，稍後，謝無量於1918年也出版了《中國大文學史》，可見此一名詞早已出現，但李怡從民國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視角出發，撰文著書重新發掘、闡釋其意義，甚至出版刊物《大文學評論》，才使得這一概念再度受到學界的重視及討論。

“地方路徑”概念的提出也是如此。現代文學界早就注意到區域文化／地域文學在作家創作及文學史敍述中不可忽視的環節作用，嚴家炎在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所寫的總序中就曾指出：“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來説，區域文化產生了有時隱蔽、有時顯著然而總體上卻非常深刻的影響，不僅影響了作家的性格氣質、審美情趣、藝術思維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內容、藝術風格、表現手法，而且還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學流派和作家羣體。”文學之有地域性／地方性，以及地域性／地方性如何影響和制約文學的發展，顯然早已是文學研究界的共識，不是新鮮的看法。然而，正是這種看似尋常的見解，卻在李怡的洞見下，以“地方路徑”為名，又生髮出新的理論啓發和學術突破的可能性。

宋代王安石的《題張司業詩》有一名句：“看似尋常最奇崛”，在此借用並稍微改動而成“看似尋常卻奇崛”，拿來説明這幾個學術概念在學界引起注目和討論的現象。有些人以為這些是自創新詞，甚至是譁眾取寵，實際上都是古已有之，是尋常不過的“常識”，然而，當我們覺得“卑之無甚高論”時，習焉不察的惰性往往使這些“常識”失去了學術更新的動力，從而使這些名詞/概念的生命力逐漸萎縮消退。李怡及相關論者對“民國文學”“大文學史觀”“地方路徑”等概念/方法的重新挖掘並賦予新意的貢獻正在於此：他們讓尋常變得不尋常，讓奇崛變得不奇崛，文學史研究、書寫的突破可能與翻轉新機，或許也正在於此。

王安石《題張司業詩》

走出“雙城記”，發現“地方”

文學的“地方路徑”説相較過往的區域／地域文學論點有了更為深入細膩的分析和思索，可以説，它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格局，也像是一條線索，串聯起一個文學史認知的新脈絡。從政治色彩鮮明的“區域”到文化地理學的“地域”，再到更貼近作家創作個性與文學史實的“地方”，這是文學史書寫空間的思維突破和形式超越。在這一思路中，以民族國家為邊界的敍事框架固然是文學史書寫的主流，但地方敍事不應被排除在歷史書寫之外。每一個“地方”都是民族國家共同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李怡在《“地方路徑”如何通達“現代中國”》一文中，表述了這樣的結論：“‘地方’不僅僅是‘中國’的局部，它其實就是一個又一個不可替代的‘中國’，是‘中國’本身。從‘地方路徑’出發，我們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誇與自戀，而是通達形色各異又交流融通的‘現代中國’。”也就是説，在過往民族國家文學的宏大敍事框架下，“地方”往往被視為整體文學史架構下的一部分，其獨特性與創造性也因此被遮蔽或消解。“在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過程之中，不僅有‘文學中國’的新經驗沉澱到了天南地北，更有天南地北的‘地方路徑’最後彙集成了‘文學中國’的寬闊大道。”“地方”不能僅僅被視為完善中國文學整體景觀的一種“補充”，它不是“屬於”，而可以是一種“等於”。局部與整體不必然是簡單的對立、高下或歸屬關係，而更應該是雙向、融合、對話、動態的複雜關係。

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有人以“雙城記”來概括，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在北京、上海各領風潮，京派與海派二分文壇，鴛鴦蝴蝶派與左聯都在上海誕生，而五四與北大則使北京成為思想文化的主陣地，即使抗戰時期重慶成為陪都，但也只是被稱為“大後方”。“京滬中心論”是我們認識、解釋中國現代文學行之有年的定論，雖然這樣的定論是不爭的事實，但除此之外，眾多“邊緣”地方的文學個性也不應該被輕易淡化，“條條大道通羅馬”，解釋現代文學史的路徑不是隻有北京與上海這兩條路而已。對“地方”的重新發現，最終也可讓我們重新看待和發現北京與上海的文學“位置”。

走出“雙城記”，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廣闊的地方。這個帶有後現代“去中心”思維的主張，已經跳脱往昔文學研究的思考定勢以及文學史書寫的常態模式，將為今後重寫／重構文學史帶來更為廣闊的學術研究視野。復旦大學欒梅健教授在他具有影響力的專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中分析了現代文學的起源因素包含傳播媒介的變革、稿費制度的確立、社會形態的嬗變、文體革命的要求，以及科舉制度的廢除、讀者羣體的轉變等，但當時他並沒有意識到“地方路徑”所可能產生的推進作用，如今加入這方面的構想，將會使現代文學發生論的問題探討更臻完善。

欒梅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生論》

李怡曾反省自己在1990年代初期寫作《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一書時，因為生活在重慶，沒有機會深切感受成都文化，直到後來親見三星堆、金沙遺址後，“那種巨大震撼幾乎在一瞬間改變了我固有的‘中原文化’心態，如此‘偏僻’的所在，竟然也誕生過如此發達如此異樣的文化！我們曾經被建構起來的中原中心觀念完全失語”。在他倡導“地方路徑”的代表性論文《成都與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地方路徑問題》中，他以四川作家李劼人、吳芳吉、郭沫若、吳虞等人所具備的“地方品格”，從另一個側面指出“擺龍門陣”的兼容幷包態度正是五四以來新文學所強調的“多元並生”精神，而這樣的精神如果僅僅以個別“發達”“進步”城市為中心來解釋，恐怕是不完全的。像成都這樣的內陸城市，一樣有屬於自己的獨特經驗與故事，一樣有自身某種難以取代的地方特質，而且，它也以自身的姿態參與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進程，但文學史敍述並沒有給予相應的重視。打破線性敍事模式的單調與偏見，融入多元空間的要素與視域，重新考察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問題，思考中心/邊緣的位置問題，是“地方路徑”説給我們帶來的最大的觀念啓示。

澳門：“地方路徑”説的另一個參照

除了成都，澳門也許可以作為“地方路徑”説的另一個參照樣本。和成都位處內陸不同，澳門是南中國海上的蕞爾小島，儘管它曾經以中西文化交流的灘頭堡的形象而為人所知，但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的時空網絡中，它的存在幾乎被遺忘。長久以來，澳門文學總是被以“港澳文學”或“港澳台文學”籠統概稱，但相較於港台文學，其能見度與討論度都與兩者相距甚遠。很長一段時間內，澳門是“文化沙漠”的印象深入人心，其文學面貌也模糊而缺乏特色。

然而，這樣的印象當然是一種誤解。產生誤解的原因，一部分即來自中國現代文學的“雙城”敍事格局。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主戰場都離澳門很遠。較早關注澳門文學的劉登翰在他主編的《澳門文學概觀》一書中即指出：“自晚明以來，澳門特殊的地位使它逸出於中國政局變動的中心，其並不完全隔絕卻又處於邊緣的位置，屢屢成為避亂而來的文人學子的‘武陵桃源’。”既是避亂而來，則亂平多半離去，由此造成澳門文學主要是一種“植入”的樣貌，而非“根生”的狀態。早期西方傳教士來到這裏，目的是為了進入中國，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但實質上它扮演的是“中介站”角色，長期以來澳門文學缺乏自主性，往往受到外在因素的牽制而難以形塑自身清晰的面貌。歷史上作為葡人管治下的小地方， 它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為廣州、香港所遮蔽，在整體的中國文學史的版圖中，它的點綴甚或缺席，似乎也沒有引起太多人在意。

此外，過去研究界對澳門文學忽視的另一個原因是，當五四思潮猛烈衝擊中國大地，震波輻射中國台灣、香港地區，甚至東南亞各地，但鄰近的澳門卻始終水波不興，彷彿置身事外。直到1920年代，澳門文壇基本上還是舊體文學一統天下。當新文學席捲中國文壇之際，澳門卻誕生了由馮印雪、馮秋雪兄弟等人創立的第一個舊體詩社“雪社”。雪社自1913年成立至1934年出版《六出集——雪社第五集》，活動與創作持續了二十多年，是“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以本土居民為骨幹的文藝團體的作家羣落”，也是“澳門民國文學社團中持續時間最長、組織較為固定、活動形式較為多樣、創作最為豐富的澳門本地詩社”。根據澳門前輩作家李成俊的回憶：“澳門早期新文學活動應該説是‘九一八’救亡運動以後逐步開展起來的。”如此看來，澳門新文學的起步明顯落後於其舊文學。

因為這樣，澳門文學一直沒能獲得現代文學研究者的青睞，即使其舊體文學十分風行且著作豐盛，但在新文學為主流的文壇，它自然不易在文學史書寫中佔有一席之地。其獨特的地方性、本土性，被淹沒在民族國家宏大敍述的歷史傳統中。如果能夠換位思考，不把澳門文學視為整體文學史的局部或附屬，而開發其地方敍事的豐富性，我們將會發現，澳門文學不僅能匯入文學史的大傳統，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學史的傳統。至今，在澳門文壇，舊體詩社的活動依然活躍，多種詩刊定期出版，報紙副刊也有固定的發表園地，詩作數量十分可觀，許多新文學創作者還保持着兼擅舊詩的寫作傳統。以澳門基金會每年定期出版的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為例，除了小説、新詩、散文外，特別有一卷是舊體詩詞，它和新詩平分澳門詩壇！這就是澳門文學的地方性，是他們正在走着的道路，在華文世界，我們看不到有像澳門這樣重視舊體文學的其他城市。

隨着澳門文學研究的日漸深入，一個有趣的發現是，澳門新文學並不是在九一八之後受到內地文人推動才逐漸興起的，鄧駿捷在研究“雪社”的過程中，找到1928年出版的馮秋雪、馮印雪、趙連城三人的詩詞合集《綠葉》，該合集為“雪社叢書”之一，書中除了舊體詩詞，還收錄了新詩共13題15首。如鄧駿捷的分析，這是“澳門新詩史及新文學史上的重要標誌，即是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澳門已經出現了一批較為成熟的新詩作品，一個新詩作者羣，以及第一個新詩的女作者。同時亦説明了‘雪社’不僅是從事古典詩詞創作的文學社團，而是一個新舊文學兼有，嘗試創作多種形式詩歌的羣體，這無疑使得它在澳門文學史上的地位更顯特殊和重要”。這種新舊文學並行共存、不分軒輊的現象，已然成為澳門文學的一個特色、傳統。本土作家及其詩歌創作，有力地説明了澳門文學除了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還自發地多方嘗試，讓新舊文學在澳門平行發展，各自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而形成其地方文學傳統。

正如李怡所言：“回到中國自身，有各種不同的路徑，但是努力突破宏大的統一性的歷史大敍述，轉而在類似區域、階層、族羣、性別等領域鈎沉歷史的小故事，就是行之有效的選擇。”澳門雖小，卻有傲人的文化。澳門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但它也保存着自身特殊的地方特色，這個有趣又有意義的個案，為我們討論“地方路徑”帶來了另一種文本形態與理論資源。

吳冠中名作《魯迅的故鄉》

地方，説是“新”路徑，其實這條路上早有許多前行者摸索、實踐，在各個“地方”孕育出了屬於自己的文學風貌，闡釋了地方／地域的多元文化生態，現在我們不過是追隨前人的腳步繼續往下走，試圖走到人跡少至卻可能有一番奇崛風景的地方而已。魯迅説：“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鄉》）我們已經看到，往這條路上前進的人越來越多，一條關於文學發生／發展的研究道路／思路正在前方成形。成都也好，澳門也好，並不是未受到關注，但是關注的程度遠遠不夠。“地方路徑”説讓我們得以思考另一種文學空間平衡的可能，走出“雙城記”，看到的將會是四面八方的無限生機，其學術影響與新穎意義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