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討論與新冠病毒共存？_風聞

首先，新冠病毒在可預見的幾十年內不可能從人類社會消除了。

是否要跟新冠病毒共存，這不是我們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必須要承認的無奈事實。

今天，我們仍執行“感染病例清零為目標導向的政策”，是因為目前新冠病毒感染仍有較高的死亡率。（注意，並不是感染後死亡率）

感染後死亡率=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人數÷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

死亡率=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人數÷總人口數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要清零的難度在增加。

我們過去能實現病例清零，其實是因為把社交隔離執行得很到位。

即，把感染者、密切接觸者都予以隔離。從而在物理上把病毒的傳播鏈條堵住。這個措施比任何疫苗都更有效。

但是，社交隔離的效果好，卻存在百密一疏的風險。

而且，社交隔離存在成本很高的問題。

隔離的人數少，隔離的範圍小，那還可承受。

一旦隔離的人數增多，隔離的區域偏大，那隔離的成本就會急劇上升；對整個社會生活的干擾就越大。

現在碰到一個挑戰：新冠病毒的變異方向是傳染性越來越強，這點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就導致一個問題，即依靠社交隔離來阻斷傳播的成本在增加。

因為我們需要隔離的範圍在擴大，隔離的人數在增加。

這讓依靠社交隔離來阻斷傳播的負擔越來越不能承受。

無論是當年的武漢，後來的西安，還是現在的上海，我們都可以看到全城封鎖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生活不便、醫療擠兑等等，這些都是社交隔離的代價和成本。

那麼，我們在付出如此巨大代價的同時，收穫了什麼呢？

我們收穫巨大！

美國人因為沒有嚴格的執行社交隔離（其實他們也執行不了），單純依靠疫苗、藥物來抗疫。結果是直接死於新冠的人數超100萬，而超額死亡人數則遠超100萬。

這直接導致了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下降；導致了美國5歲以上的所有年齡組的人的年死亡率都增加了。

（美國自2015年-2020年的每年死亡人數變遷）

實際上，恰恰是我們的社交隔離措施，讓新冠疫情對公共健康的危害主要集中在武漢，而沒有波及全中國。

然而，情況在發生變化。

首先，新冠感染後的死亡率在下降。這種下降是基於兩個原因：

既往感染導致的抵抗力

疫苗接種後的抵抗力

雖然總的死亡率還很高，但感染後的重症率、感染所致死亡率在大幅度下降。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

忙碌的醫護人員 圍繞着一羣刷手機的輕症新冠病人，而一羣真正的重症病人卻無法進入醫院而得到救治。

無論是當事醫生，還是局外人，都會懷疑：隔離治療這樣的無症狀、輕症的新冠感染者，有意義嗎？

如果説，面對這樣的情形我們還可以説：目前新冠病毒所致的總死亡率還很高；所以，我們要繼續這樣隔離。

但我們還是要反問：

①新冠病毒所致總死亡率如果足夠低，還要繼續這樣社交隔離嗎？

②我們能否用更好的疫苗來壓低感染人數，從而減少隔離人數偏多所致的衝擊？

③我們能否改進社交隔離政策，從而減輕社交隔離政策的負擔和壓力？

我們必須回答好這3個問題。

公共衞生政策是要做 “利弊權衡”。我們不可能只為很小的收益，而付出巨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