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雷激盪下漳州 ——漳州戰役九十週年紀念之一_風聞

       謹以此文，紀念參加過漳州戰役的紅軍將士們，尤其是犧牲的烈士們！

寫在前面的話

      發生在1932年4月的漳州戰役，距今已過去整整九十年。有關論述這場戰役的專著及文章可謂汗牛充棟，筆者認為比較好的是珍夫先生所著的《漳州戰役紀實》——該書不僅較為客觀真實地再現漳州戰役的大致過程，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了其時毛澤東與“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矛盾與鬥爭。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再好的文章也存在瑕疵，該書對一些史實考證得不夠細緻，有些文學性具體描述未提供出處。因此掩卷之餘，難免給人留下某種遺憾和意猶未盡的感覺。

      筆者的父親是這場戰役的親歷者——其時為紅四十五師第一零三團機槍連司號員，欲以紅軍戰士的後代和一名業餘黨史軍史愛好者的視角，審視漳州戰役的前因後果以及漳州戰役期間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即可作為對之前有關漳州戰役論述缺憾的補充，亦可加深對漳州戰役歷史意義的理解。

                                                                                                         於2022年4月1日夜

發生在九十年前的漳州戰役，是紅軍時期的一場著名戰役。令人感嘆的是這場戰役的發展進程，可謂一波三折——經歷了毛澤東提出向東發展策略被否定堅持打贛州，到贛州戰役失敗東進戰略再次被提出又再次被否定後，在敵我態勢不利局面下方同意東進並逐步演變成漳州戰役的複雜過程。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向東還是向西發展的戰略選擇方面的衝突與分歧，實際體現的卻是歷史框架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與審時度勢量力而行革命路線之間的爭拗。實事求是地説，漳州戰役正是經過毛澤東的苦口婆心與不懈努力，抓住敵我態勢發生變化契機才得以實現的。由於戰略選擇正確戰術部署得當，東路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不僅取得了戰役的空前大勝，而且開闢了閩贛蘇區大發展的嶄新局面。

       令人遺憾的是，漳州戰役的勝利並未能扭轉蘇區中央局某些領導的錯誤認識，其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不斷遭到指責與批駁，時至當年10月的第一次“寧都會議”上，毛澤東不但遭到嚴厲的批判，並被逐出了蘇區中央局核心領導圈，喪失了指揮紅軍作戰的權利。隨着毛澤東的靠邊站，臨時中央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逐漸佔據上風，使得閩贛蘇區良好的發展勢頭不久就被遏制。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進入閩贛蘇區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更是佔據絕對統治地位！隨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紅一方面軍主力不得不撤離閩贛蘇區，從起初的向湘鄂贛轉移演變成漫無目的的“西征”。歷經“湘江戰役”等一系列痛苦失敗之後，中國共產黨人才意識到“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危害！“遵義會議”糾正“左傾”錯誤路線後，中央紅軍才逐步踏上正確的道路，最終取得萬里長征的勝利。

    通過以上歷史進程不難看出，漳州戰役是閩贛蘇區發展歷史中的分水嶺——由於慣性作用閩贛蘇區的發展到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達到鼎盛。可惜的是好景不長，隨後閩贛蘇區便開始進入下坡路——在不到兩年時間的時間內，朱毛紅軍及蘇區人民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根據地地便喪失殆盡！所以，今天重新審視漳州戰役的來龍去脈以及勝利的取得，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

    那麼，圍繞漳州戰役都起過那些波瀾呢？又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

一、戰役背景

      1932年3月上旬的一天，在瑞金城東十餘華里的東華山古廟外山路上，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根據《毛澤東年譜》中的記載，匆忙趕來的是臨時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項英，受周恩來委託特地來請毛澤東下山——“項英談了贛州前線戰事失利的情況，並轉交了中革軍委來電，請毛澤東暫停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注1）項英離開後，毛澤東隨即開始收拾行裝，準備趕赴贛縣的江口圩。

      大概因為突然天降大雨，毛澤東下午三時才開始下山。按照某些文章的説法，毛澤東冒雨趕到瑞金城後，安排警衞人員抓緊時間餵馬、準備雨具火把的同時，自己則去找已調到紅軍學校當教員的郭化若，讓他用紅軍學校的無線電台，將用兵方案電告正在前線指揮的朱德等。可惜的是，這段記敍卻很難經得起歷史的推敲——郭化若非但在其回憶錄中沒有提及此事，而且明確地記敍他是當年6月才被調到紅軍學校的。當晚，毛澤東等騎馬經西江、小密，進抵于都的黃龍後換乘小木船，順貢水下至江口圩。

      毛澤東抵達江口中革軍委前線指揮部時，贛州戰役已告失敗，參戰的紅軍部隊全部撤離戰場，集中到贛州城以東只有十幾公里的江口鄉附近及以南地區休整。毛澤東簡要地瞭解了贛州戰役的前後情況後，鄭重向周恩來提出召開中央局擴大會議，檢討贛州戰役並研究下一步戰略發展方向。這次會議即史稱的“江口會議”，漳州戰役的大幕由此徐徐拉開。

      紅軍主力在江口停留期間，除了“江口會議”之外，還發生了一件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這就是其時中革軍委下達的對紅五軍團進行分編的訓令。從這個訓令下達的時間點以及出台前採取的措施及內容等不難看出，顯然源自其時蘇區中央局的某些領導對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及其有關將領心中的疑慮。

      為行文方便及有助於閲讀，話分兩頭，先來論述擴大會議。

（一）江口會議

      關於毛澤東出發及抵達江口圩的時間，可能是由於文獻史料等都含混地記載為3月上旬，故有關著述出現了兩種的不同説法：一種是，毛澤東的出發時間被認為是6日，趕到江口圩的時間為8日上午。而另一種説法則是，毛澤東於9日下山，12日上午抵達位於江口圩。筆者傾向於前一種説法，主要理由是：4日紅三軍團最後一次攻城失利，7日凌晨國民黨軍出城反擊，當晚紅軍攻打贛州的部隊撤圍。8日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正式下令結束贛州戰役。所以，如果毛澤東9日方下山——其時贛州戰役已結束，怎麼可能建議將紅五軍團投入戰鬥？而且毛澤東自始至終，一直是反對硬打贛州的。從瑞金城到江口圩的路程，約為一百公里之遙，因此毛澤東下山的時間應為6日，否則8日上午無法抵達。

      筆者之所以要考證毛澤東下山及抵達時間，當然不會無緣無故——這與中革軍委與總政治部分編紅五軍團和“江口會議”有着莫大的關聯，尤其是“江口會議”——根據明確史料記載，此次中央局擴大會議是有毛澤東經過調查後，向周恩來等提議在前方召開的，主要目的是檢查打贛州的問題以及研究下一步的戰略選擇。弔詭的是，不僅毛澤東下山及抵達江口圩的時間沒有明確記載，就連“江口會議”的起止時間同樣如此。

      有關“江口會議”確切的起止時間，所留下的文獻資料中並無明確的時間記載，只是籠統地記載為是年的3月中旬。按照贛縣縣委黨史辦的考證：“江口會議應以三月九日到三月十三日（正式開會時間）。”（注2）但這很難經得起時空的推敲！根據戰史記載，贛州戰役是於7日下午方將出城反攻的敵軍逼退。紅軍參戰部隊當夜開始撤離戰場，幾萬大軍須交替掩護，最少一天時間才能安全後撤到江口一帶。根據文獻資料記載，會議是毛澤東向周恩來提議召開的，而且會議擴大到各軍團的主要將領。所以，即使8日下午做出召開會議決定，推斷會議最早開始時間不會早於10日——根據《任弼時年譜》中的明確記載：“3月8日 和陳琮英在汀州重逢。”（注3）從瑞金到江口圩的路程二百華里出頭，毛澤東等日夜兼程走了一天半，而從汀州至江口圩的路程足有三百多華里，所以即使任弼時9日一早開始出發，最快也要兩天才能趕到！由此推算，10日後開會才是真實可信的。

       另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的16日“同項英等發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員會對植樹運動的決議。”（注4）以及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於17日發佈《關於攻取贛州的意義及教訓的訓令》和中革軍委於18日依據“江口會議”決議發佈的軍事訓令推斷，“江口會議”的結束時間當在15日前後——這也從側面佐證，會議大約在10日後召開的，如果會議的確持續了五至六天的話。從相關文獻資料中透露出信息以及有關文章及著作的描述來看，“江口會議”只有兩項議程：一是對贛州戰役的得失進行檢查，二是研究決定紅軍主力下一步的戰略方向。這裏的疑問是，既然只有兩個並不複雜的意向，為什麼會議竟然開了如此長的時間？這當然是因為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毋庸置疑的是，爭執的雙方，當然是毛澤東與項英、任弼時及顧作霖等。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會議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對贛州戰役的評價問題。其時以項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大員們，似乎對攻克贛州城依然不死心！這從當時紅軍主力撤離贛州後進行休整的地區可瞧出些許端倪——紅軍主力只不過向贛州城東北轉移了二十餘公里，主要集中在江口圩以西及以南地區。江口圩位於贛縣的東部，平江和桃江兩條支流在這一帶匯入贛江上游的貢水，緩緩流向西南方的贛州城。這裏距離贛州城雖然近在咫尺，但早已屬於紅（蘇）區的範圍。這足以證明，項英等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們對打贛州還是戀戀不捨，更重要的是，他們固執地認為，打贛州是臨時中央的旨意，何錯之有？！

       毛澤東之所以建議周恩來召開擴大會議，當然是心有所圖——在之前研究攻打贛州的中央局會議上只有他和朱德不同意打贛州，因此想通過會議擴大到個軍團主要將領來增強質疑攻打贛州的聲勢和力量。出乎意料的是，聽完各軍團的彙報——尤其是紅三軍團有關作戰損失後，毛澤東指出強行攻打贛州城是十分錯誤的，但項英、任弼時、顧作霖等中央派下來的大員們拒不承認打贛州的失敗，強詞奪理地説攻打贛州依據的是臨時中央和中央局的決議，所以這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確的。並説勝敗乃兵家常事，從贛州撤圍並不等於不再打贛州了，甚至強硬的提出只要時機成熟，還要繼續攻打贛州。大概是因贛州戰役的失利，作為前線指揮者的朱德不好説話，而林彪等將領第一次出席這個級別的會議又是列席，未見有他們發言的記敍——恐怕也很難站出來批評上級。因此項英等人仗着人多勢眾、又秉承臨時中央的旨意，不但一個接一個輪番發言並對毛澤東展開圍攻。

       1931年11月，在瑞金的蘇區中央局領導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圖片取自網上）

       據説在會上與毛澤東爭論最激烈的，除了項英就是顧作霖——筆者猜測，攻打贛州之前説“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很可能就是這個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兼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書記的顧作霖了！據説這倆人在此次會議上，不但激烈反對毛澤東的意見和主張，還時不時地用一些難聽的話語進行諷刺和挖苦！他們對毛澤東的態度到底有多惡劣，時任紅一方面軍代參謀長的郭化若在其回憶錄中有一段描寫——在之前舉行的總結第三次反“圍剿”的會議上，“有人指着鼻子罵毛澤東同志是‘富農路線’、‘狹隘的經驗論’。我記錄都記不下去了，……”（注5）毛澤東的這個“狹隘的經驗論”雖然是拜任弼時所封（注6），但任弼時説話原則性較強，大概還不至於指着毛澤東的鼻子“罵”！而項英雖口無遮攔但畢竟文化水有限，比起時年只有二十四歲、上過大學滿口馬列的顧作霖顯然不可同日而語，大約“富農路線”及“狹隘的經驗論”之類的詞語很難脱口而出。

       最令毛澤東意外的是彭德懷！按理説對於贛州戰役的失敗他應當深有感觸，可他不但不支持毛澤東，依然毫不悔改地站在項英等“左派”一邊——主張再打贛州！更離譜的是，彭德懷的態度十分強硬，甚至在爭論中火力全開——毛澤東後來形容道：“……，中央蘇區江口會議，我們倆個人鬥。……。我是寸步不讓，你一炮來，我一炮去。”（注7）由於彭德懷一味固執地支持項英、顧作霖等的錯誤觀點，朱德等及其他與會的紅軍將領又未表態，因此毛澤東不僅在會上勢單力薄，簡直成了成了孤家寡人！如此一來，毛澤東試圖通過對贛州戰役的戰略失誤提出批評，以便扭轉“左傾冒險主義”戰略意圖的預想便付之東流。

       多年之後，彭德懷在其《自述》中不無遺憾地回憶道：“當時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見，中央局可能會重新考慮。”（注8）對於其時支持項英、任弼時、顧作霖等人的原因則解釋為：“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的決定，帶有極大的盲目性。”（注9）可造成的惡劣後果是，由於無人支持，毛澤東只能放棄“抵抗”——轉而婉轉地指出：贛州久攻不克已成事實，即使拿下恐怕也很難守住，並將贛州比喻為雞肋，詼諧説留給蔣介石去啃吧！可這樣一來，不僅使他對贛州戰役唯一作出正確判斷的觀點和意見無法得到伸張，反而使拒不認錯的項英、顧作霖等的錯誤觀念變成了正確的！於是毛澤東隨後，不得不忍受任弼時及項英等人的嚴厲批判，並被橫蠻無理地指責為反對攻打贛州是嚴重“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最終，江口會議以“紅軍這次攻贛，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決議，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確的”，作為對贛州戰役失利的最後結論。

       會議接着開始研究第二個議題——在研討下一步往哪個方向發展時，繼續堅持“左傾冒險主義方針”攻佔一二箇中心城市就成為理所當然——項英等多數蘇區中央局的成員主張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奪取贛江流域左近的中心城市。彭德懷又放了一炮，提議紅軍主力開到湖南去。毛澤東對這些主張表示堅決反對！認為紅軍主力應撤回根據地，一邊肅清白匪的土圍子，一邊休整部隊，籌備糧草和輜重，為打破敵人的下一次“圍剿”做準備；同時提出，在閩西、贛南兩蘇區連成一片的大好形勢下，即應有計劃的向贛東北發展——繼續打通贛南與贛東北，使中央蘇區得到進一步擴大與鞏固。但這顯然與臨時中央“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左傾錯誤方針相牴觸，於是項英、任弼時等人“反而批評説這是‘不瞭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和‘對中心城市之奪取過分恐懼而產生的右傾機會主義觀念。’”（注10）認為下一步紅軍主力應夾贛江而下，“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儘快將贛江兩岸的蘇區聯成一片，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實現中國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勝利。

       在會議結束後的3月17日，王稼祥在以總政治部名義發佈《關於攻取贛州的意義及教訓的訓令》中，不但拒不承認贛州戰役的失敗是方針策略的失誤，反而不點名地變相批判毛澤東。18日，中革軍委依據“江口會議”精神發佈新的中革軍委訓令：任命林彪為紅一軍團及中路軍總指揮，聶榮臻由總政副主任調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統領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組成中路軍。以紅三軍團為西路軍，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治委員。中路軍（紅十四軍另有任務）和西路軍夾江而下——在贛江東、西兩岸活動，以便逐次奪取贛州、吉安、樟樹等贛江流域中心城市，實現革命首先在江西省勝利的任務。

       俗話説“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儘管毛澤東提議召開“江口會議”的設想沒有實現，未能達成從戰略上扭轉“左傾冒險主義”的目的，但時任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的一個舉動，為之後的漳州戰役留下轉圜的餘地——朱德在會議即將結束時提出，他留在蘇區指揮紅十四軍等部，建議毛澤東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軍委委員的身份跟隨中路軍行動，項英、顧作霖等人雖欲反對，見周恩來點頭表示同意後只好作罷。19日，中路軍所部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離開贛縣向寧都集中。

（二）分編紅五軍團

       1932年3月12日，中革軍委突然發佈訓令，對紅一、三、五軍團進行重編：“現為指揮作戰便利起見，特將各軍從新編成一、三、五軍團。以四軍、十五軍編為一軍團，……。以五軍、七軍、十四軍編為三軍團，……。以三軍、十三軍編為五軍團，……。”並“着各軍團、各軍務於三月二十號以前編制完畢，具報本會存查為要。”（注11）中革軍委的這個《訓令》，明顯是專門針對紅五軍團的——總政治部在頭一天（3月11日）下達給各軍團政治委員關於分編問題的指示信中毫不避諱，頭一句便開門見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把五軍團分編。五軍團三個軍分開，以十四軍編入三軍團，十五軍與四軍編一軍團，十三軍與三軍編五軍團。”（注12）

時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圖片取自網上）

       鑑於“指示信”是下達給各軍團政治委員及政治部的，間隔《訓令》下達的時間只有一天，加上政治紀律的約束，很可能對寧都起義將領保密。因此不難想象，這個突如其來的《訓令》，對於剛加入紅軍不到三個月的紅五軍團及其總指揮季振同等而言，不啻為晴天起驚雷！此時距離紅軍贛州戰役失利，也不過僅僅過去五天。實事求是地説，紅五軍團在這場戰役中是立下大功的——若無紅五軍團的及時投入以及拼死搏殺，擔負攻城任務的紅三軍團恐怕很難逃脱慘敗、甚至全軍覆沒的命運！

       那麼，中革軍委到底是出於何種考慮，非要將首戰即立下戰功的紅五軍團拆散呢？所針對的主要是那支部隊呢？換言之主要針對的又是誰呢？通常説來，即使需要分編，也應保留隊伍的骨幹——也就是主力。無復贅言，紅五軍團的主力是紅十五軍——該部隊不僅武器裝備要強於其它兩個軍，而且在原二十六路軍中就是第一主力。但在總政治部下達的“指示信”中，明確地指示要將紅十五軍劃歸紅一軍團，保留在紅五軍團的是紅十三軍。熟悉紅五軍團歷史的大都曉得，紅十五軍的前身是原二十六軍的第七十四旅——季振同的基本部隊，紅十三軍改編自原董振堂的第七十三旅。稍微動動腦子就會明白，將紅十五軍調離紅五軍團顯然針對的是總指揮季振同——通過釜底抽薪，切斷他與其嫡系部隊的聯繫。

       中革軍委為何要採取這個措施呢？當然不會是毫無來由的！中共第二十六路軍特支發動寧都起義時，為能促成第二十六路軍全軍參加暴動，故臨時抱佛腳，硬是通過趙博生等做工作，極短時間內將季振同及其所部第七十四旅拉進起義隊伍。由此不難看出，季振同及其所部參加起義的信念，相較於寧都起義骨幹董振堂及其第七十三旅明顯要薄弱。此外，季振同起義前一直與馮玉祥保持有聯繫，且一直保有借道紅區返回北方的企圖。加上中共之前發動的南昌起義因蔡廷鍇部的反叛造成失敗的教訓記憶猶新，因此對季振同及其所部起義的動機及是否會反水，蘇區中央局某些領導始終心存疑慮。

       那麼既然如此，為什麼紅五軍團在九堡整編時中革軍委沒有分編，反而在贛州戰役失利後突然下手呢？這當然與贛州戰役有着莫大的關係。

       正規出版的軍史中，有關贛州戰役最後一天（3月7日）的戰鬥，基本上都是寥寥數語、一帶而過——例如，《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中的記載為：“特別是紅5軍團第13軍及時馳援，全體官兵以高昂的鬥志和奮不顧身的精神，用大刀同敵人肉搏，掩護攻城部隊撤至白雲山、天竺山一帶，迫敵停止在小南門外柑子園、劉家營一線。隨後紅軍撤圍贛州。”（注13）而《中國工農紅軍紅三軍團史》中的記敍大同小異：“激戰中，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親率警衞營和第五軍團第十三軍趕到，在天竺山、白雲山一線以大刀同敵展開肉搏戰，掩護攻城部隊撤出戰鬥。”（注14）上述記載給人的感覺是，似乎紅五軍團第十三軍衝上去沒多久，三下五除二就將國民黨軍的進攻部隊打退了！然後紅軍就從容撤圍走了。可國民黨軍嫡系陳誠的第十一師有那麼好打嗎？如果這麼好打，為何不一直尾追打進贛州城？！實際天黑之後，紅軍攻城部隊便開始從戰場撤離。

       根據此戰親歷者，時任紅三軍團第一師第二團政治委員方強回憶：“7日凌晨4時，敵人分3路對紅軍進行反擊。兩路從城內反擊，一路沿章水向紅軍左翼迂迴。”（注15）“我團撤至南門外時，又與從章水渡河迂迴包抄過來的敵軍遭遇。……。在血戰中，紅軍打得十分英勇頑強，有的部隊與敵人展開了肉搏戰；有的紅軍戰士拉響手榴彈憤怒地衝向敵羣，與敵人同歸於盡。”（注16）“當時，敵軍死死咬住我攻城部隊不放，我撤敵追，我反擊敵後退，就這樣我們同敵人反覆進行了20多次反擊戰。……。7日上午，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親率警衞營及總預備隊紅5軍團第15軍趕到增援。當日下午3時，第15軍投入戰鬥，在天竺山、白雲山一線同敵人展開肉搏戰。他們在發揚各種輕重武器殺敵的同時，充分發揮了紅5軍團的特長，全軍赤膊上陣，手持閃閃發光的大刀衝鋒前進，勇猛砍殺敵人，從而擊潰了敵人，打退了敵人的反擊，掩護了我攻城部隊撤出戰鬥。”（注17）

       那麼，到底是紅十三軍還是紅十五軍援救了贛州城下的紅三軍團？綜合史料記載和親歷者回憶，前來救援的主力是紅十三軍，但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是紅十五軍！

       根據明確的史料記載，中革軍委3月1日趕到贛州前線後，重新調整了紅五軍團的作戰部署：將紅十五軍調至贛州城西南側的沙石埠（鎮）一帶——由漳水南岸的五里亭至三江口一線設置陣地，阻擊可能南渡的來援之敵；紅十四軍部署在贛州以北、贛江東岸儲譚的南北一線，控制贛江右岸並威脅和牽制陳誠（羅卓英）部側後；紅十三軍則配置在贛州城東南側的華子林一帶，作為由中革軍委直接掌控的總預備隊。中革軍委這個部署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全力掩護紅三軍團攻打贛州城！3月5日拂曉，彭德懷指揮紅三軍團所部，發起第二次對贛州城的總攻擊！可由於攻打西門和南門坑道進水，致使棺材炮受潮無法點燃，無法發動進攻。而負責攻擊東門的紅七軍雖然爆破成功，但因敵第三十二旅黃維部已進入贛州城，已得到增援的敵馬崑兵力充足，故紅七軍連續發起四次衝鋒都未能成功！至此，不但紅三軍團已無力繼續攻打，中革軍委也束手無策。

       7日凌晨四時，主力已到達的敵羅卓英部，開始向紅軍攻城部隊進行反擊！由於紅三軍團缺乏準備，三路敵軍同時發動進攻，部隊一下子被打亂——失去有組織抵抗！尤其是攻擊西門的紅一師，由於師部遭襲被打亂指揮系統，損失慘重——連師長都被俘。各團只能各自為戰，相互掩護後撤。天大亮之後，朱德發現戰場形勢不妙，果斷將總預備隊投入戰場反擊。上午九時許，由華子林匆忙趕到的紅十三軍主力立刻進入戰場，在天竺山及白雲山一帶，同敵第三十二旅黃維部兩個團及馬崑部一個團大部，展開激烈的短兵相接！由於敵軍兵力過多，一時間形成相持不下的僵局，朱德不得不親自率領總部警衞營也加入戰鬥！可儘管如此，依然未能扭轉戰場的頹勢！危急時刻，突然一支人馬，從贛州城西南側衝殺過來！儘管這支部隊只有一千來人，但由於手持的武器多為花機關（衝鋒槍）加大刀片，正在贛州城西南與紅三軍團第一師等部短兵相接的敵兩個團，很快就頂不住敗退到贛州城下。此時，在城樓上指揮的黃維等見勢不妙，立即下令攻擊天竺山、白雲山一帶的敵軍回撤！在位於城牆上的重機槍等火力掩護下，沿小南門外的柑子園、劉家營一線設立臨時陣地。

       那麼，這支扭轉戰場態勢的紅軍部隊來自何方呢？請先參考下圖，通過紅三軍團各部的位置及攻城的過程，來直觀地瞭解一下。

       此圖為紅三軍團攻打贛州城的大致過程：敵軍反攻之前，紅三師已調至紅二師的側後。右下角的天竺山與白雲山一帶，是7日雙方混戰的主戰場。紅一師的戰鬥，主要發生在城西門至南門之間——即本圖的左下角。由此可確知，那支從西南側邊趕過來的援軍，只能是位於五里亭一帶的紅十五軍所部。由於紅十五軍的這次出兵救援是因情況緊急擅作主張，事先沒有得到上級批准，因而戰後遭到追究並被審查——“就在這次軍事行動中，**師長蘇進調動部隊引起了懷疑，被認為有‘反水嫌疑’。**在戰況非常緊急的情況下，他被立即撤職，反覆審查，後來將工作調整為紅軍大學教員。”（注18）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蘇進是在贛州戰役尚未完全結束時被撤職審查！不久，紅四十三師師長盧壽椿，也被撤職審查。

       蘇進之所以遭到審查，是被懷疑有帶隊拖槍“反水”的嫌疑！那盧壽椿呢？顯然是因為出擊援救的部隊中，有一部分是從他的部隊中抽調的——紅四十三師是以原季振同七十四旅第一團為主改編的，只有該團裝備的全都是花機關（衝鋒槍）。依據蘇、盧二人後來行蹤推測，對他倆的審查似乎是不了了之——筆者猜想，一是肯定向上級打過招呼的，因為政委就在旁邊；二是畢竟是援救有功，又未發現二人有“反水”的真材實料。可即便是這樣，二人的嫌疑卻始終沒有被消除，盧壽椿被調到紅校任軍事教官，蘇進則被任命為紅一軍團隨營學校總隊長。紅四十三師及紅四十四師師長職務，則分別由李青雲和王鴻章接任。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紅五軍團、尤其是紅十五軍強悍的戰鬥力，不僅震驚了國民黨軍第十一師，同樣也震撼某些始終對季振同等持懷疑態度的中央局領導！假若這支紅軍中兵力和裝備最大、最好的部隊一旦來個“窩裏反”——“拖槍反水”，整個蘇區豈不危險萬分？！這應該就是要強行、儘快分編紅五軍團基本原因和邏輯——不難想象，分編的決定肯定是在王稼祥11日下達分編問題指示信之前做出的，再加上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須經蘇區中央主要領導的批准，所以決定很可能是在8日最遲9日做出的。如果僅僅是對紅五軍團進行分編，估計季振同等恐怕只能在心裏嘀咕——畢竟王稼祥在指示信中對分編做了貌似公允的解釋，可後續採取的措施就更加令人瞠目結舌——要紅五軍團上繳駁殼槍！毫無疑問，主要針對的是紅十五軍——其它兩個軍只有個營級手槍隊，據説被調出的駁殼槍有三千多枝！

       蘇區中央局及中革軍委採取的這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措施，要説是對紅十五軍的關心和愛護恐怕很難説得過去！若説季振同和黃中嶽等不會產生負面情緒大概沒人敢相信——之後不長時間，季振同便提出離隊前往蘇聯學習的申請。

      註釋：

      注1：見逄先知等著《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第398頁。

      注2：見贛縣縣委黨史辦1988年4月編纂的《江口會議及東（中）、西路軍的成立》，附件之十九“江口會議時間的考證”一文。

      注3：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182頁。

      注4：見逄先知等著《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第399頁。

      注5：見《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88頁。

      注6、7：見《毛澤東同志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海會議）上的講話摘錄》。

      注8、9：見《彭德懷自傳》，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83頁。

      注10：見《中區風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第182頁。

      注11：見《中共黨史資料》第十一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288、289頁。

      注12：見《中共黨史資料》第十一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289頁。

      注13：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01頁。

      注14：見《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史》，國防大學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80頁。

      注15：見《紅軍反圍剿回憶史料》，第108頁。

      注16、17：見《紅軍反圍剿回憶史料》，第109頁。

      注18：見錢江著《胡耀邦與蘇進將軍》，“蘇進積案的來龍去脈”一節—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http://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10-07-29/215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