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人、知識精英與意識形態_風聞

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這幾天，關於華東地區直轄市的疫情防控問題是國內互聯網的焦點輿論話題，同時也是國際輿論相當關注的新聞重點。許多“與病毒共存”的論點再度浮出水面，並且隨着國際疫情和防疫形勢的變化，論點論據推陳出新。對於普通人來説，其實限於生活被影響程度，信息接收差異，思考方式來説，持有什麼樣的立場可能都不奇怪。但是，我們在國內很多高知羣體中，卻會看到持共存，尤其是休克式共存的觀點很普遍，而他們中的不少人佔據着社會和輿論的關鍵位置，持續利用自己的聲量造成遠大於普通人的影響。

儘管他們的觀點已經被反覆從科學和現實上證明錯誤，卻毫不動搖，甚至可以説從20年新冠疫情伊始就沒動搖過。究其根源，這一切不過是因為，科學沒有邊界，但人有階級。筆者今天就來談談我國一些高知羣體中這種傾向的源起和社會基礎。

從共存到清零的四個維度

在討論什麼是共存主義的時候，我們首先需要來澄清一些派別劃分。筆者沿着從共存到清零的策略分野，將主要防疫思路主張分為四種：1.立即共存主義；2.漸進共存主義；3.終極共存主義；4.嚴格清零主義。

根據這個多維度表，其實讀者們可以就此估算出自己的立場，也可以根據其他人的具體言論，帶入進去，看看這個人內心深處到底是什麼立場。雖然不應該鞭屍，但某些上海的代表性言論，**實際表明他們既不是精準防控、也不是在為長期共存而奮鬥，純粹是“玩寇”之下引火燒身。**筆者自己帶入了一下，實際上筆者的立場應該接近“終極共存”，也即筆者認為，新冠有不少概率可能變得弱化、長期化，因此或許應該着眼未來做好準備，但不應該為此設置計劃、時間表，更不應該像某些疾控系統的內鬼所主張的那樣，就此“借勢躺平”。俗話説“借坡下驢”，那是驢的主張，不是人的主張。

上面筆者展示了關於社會整體防疫政策的四種分野，那麼我們再來仔細想想，關於新冠的防疫策略，所爭執的到底是什麼。由於防疫主張實際上已經不是醫學、公共衞生科學的爭論，而帶有明顯的目的性、政治性，筆者將對其以“主義”相稱。目前的 “休克式”共存主義和漸進共存主義，所主張的核心就是Omicron毒株的毒性大大下降，對大多數人已經不再致命。

但這一點是一個認識誤區。對個體而言，病毒的致病能力（也即毒力）下降意味着不再危險，但對公共衞生來説，並不是這樣。因為對社羣來説，要考慮的整體性問題，在這裏，筆者提出一個粗淺的暴論來説明：傳播能力·致病能力=危害性。譬如埃博拉病毒和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這些高致命性病症對個體而言不可謂不危險，但對廣義上的社羣來説，雖然埃博拉有90%的致死率、MERS有40%的致死率，但考慮到社羣中99.9%的人不會被傳染，所以實際上他們的危害是有限度的。

而單純考慮單一的Omicron毒株感染者，的確，打完三針的3-65歲無嚴重基礎病的市民可以説是不危險的，染病死亡的幾率比得上買彩票了。但Omicron毒株，尤其是其BA.2毒株傳染能力堪稱史上最強，如果真的躺平，恐怕會迅速造成的席捲全國的大流行，真正意義上的“指數增長”。我們看到，擁有750萬市民的香港，雖然迎來了疫情峯值的退潮，但其結果是306萬人感染，這一恐怖的數據還是香港人沒有完全躺平之下產生的。

而不論是吳尊友，還是張文宏都説過，Omicron不是“大號流感”，得病並不是沒有感覺的輕鬆之旅。那麼在一波（兩三個月）內席捲全國的疫情高峯裏，其可能最終全國會感染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這會產生多少因染病而產生的的附帶殺傷？醫院、學校、企業、政府等公共服務部門效率至少下降20-25%（按照持續的感染進度來衡量），其中特別是醫院的效率降低，會推遲多少計劃中的治療，產生多少附帶的社會損失。以香港為例，根據香港醫院管理局公佈的數據，截至3月27日，香港公立醫院總體住院病牀使用率仍然高達98%，而3月19日時更高達107%，其本地預計4月中下旬恢復幼兒園和小學面授課程，及分三階段延長線下餐飲業服務時間。

香港共存了，服務業沒受影響？中小學沒受影響？醫療機構沒承壓，沒有入不了院死亡的其他病患？共存之後難道每個城市都得像香港一樣承受一波大流行，甚至一年兩次的大流行（平均二次感染間隔是9個月）？大陸醫療資源餘裕可遠比不上香港。這還不算對新冠還需要進一步跟蹤研究、目前沒有嚴謹科學結論的後遺症問題。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某些共存主義者將封城期間產生的“次生災害”即因封城而無法就醫、生活、吃飯而產生的死亡歸罪於封城，那麼筆者想指出的一點，是關於“超額死亡”(exceed death)，即新冠疫情期間相比於原有的死亡曲線多出的部分。數據可以證實，由於擊穿醫療系統、擊垮公共服務體系等原因，新冠肆虐時會產生許多的次生性死亡。而我國封城產生的超額死亡，遠遠低於共存主義躺平國。

圖自：新浪微博 @陳總是搞事

所以，雖然現在鼓吹立即共存的躺人躺國很不少，但不論是近處的台灣島還是遠處的德國，都還沒有放棄。台灣迄今要求入境“普篩”+“隔離”，而德國在歐洲普遍躺平的情況下還在堅持進行核酸篩查，這是因為不論是美國、英國還是韓國、香港，其共存主義的立場是基於實際的，因為“他們沒有能力不共存”，他們完全喪失了干預感染人數曲線的能力。譬如香港特首林鄭在前段時間反對進行普篩，原因是在整個香港已經有接近一半人感染的情況下，篩查出來了也意義不大，可以認為隔離可能性=0，而且隔離的社會效果=0。那我們總不能還不如台灣吧，或者換句話説，我們總不能比台灣島還neo 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吧。

最後，還要着重強調一下，新冠有兩個“社會學”特點，1.是專治各種不服，凡是準備靠免疫力、社會財富硬抗的，基本上代價高昂，2.是“防控不徹底=徹底不防控”。因為新冠病毒特別是Omicron劇烈的傳染能力，必須進行徹底的嚴防死守，如果留下縫隙，導致其R0（基本傳染數）沒有被壓制在1以下，所謂的“防控”也就變成了鈍刀子割肉，給社會運行持續性放血。所以，現在已經“共存”了的國家和地區，絕不是想不共存，而是無法不共存。而共存的社會情形，意味着一旦“躺下去”，就很難再爬起來了。選擇權抓在自己手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當我們還可以選擇的時候，仍應該堅持擁有選擇權。

“精英”階層共存論的源流

因為所處的圈層問題，筆者朋友圈中，持休克式共存主義和漸進共存主義立場的朋友，其比例絕對遠大於在全國人民中的比例。啊這，難道是一種知識的詛咒？知識越多越反動？這一點筆者來拆解一番。

以下分析僅針對我國部分高知羣體（一部分精英，知識分子，專家學者等），這種思潮源起何處呢？筆者認為，可以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屁股決定了腦袋的“精緻利己”，第二部分則是受西方中心論科學體系影響，自覺or不自覺的變成“殖化學術”的意識形態載體。

休克式共存主義者，就好比是經濟上的休克療法（其實，細想一下經濟上的休克療法觀點和休克式共存的觀點，就會發現它們有個相同的本質，就是完全立即無條件向西方靠攏），他們所主張的論點是完全的非科學，**因為他們認為政府主導防疫不論再怎麼效果好，都侵犯了（他們的）基本人權。**譬如説此次典型的一個議題，居家隔離的權利，在反反覆覆的爭議中，重點是居家隔離和集中隔離的裁判權，由誰來判斷應該居家or集中，還有個人是否可以拒絕做核酸等等。這些體現的是一些最基本的價值觀問題，neo liberalist和其他正常人在這一點上的矛盾是深刻而無法調和的，請注意是深刻而無法調和。

這也就不難理解許多人彷彿揹着牛頭不認賊贓一般，面對英美的稀爛抗疫在變着花樣的唱讚歌。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所以正常人語境中考量的從全社會的角度來説，集中隔離要比居家隔離更加安全，然而對於這部分人來説，居家隔離是他的自由裁量權，這一部分權利至高無上，為了集體不可以犧牲個體。

前兩天，筆者和一位朋友談到，筆者這位朋友認為：封控要錢，放開要命，封控時間長了錢沒了還是要命，但考慮一下，畢竟封控是先要錢再要命，所以還是封吧。然而，筆者對他説，其實很多人覺得：如果要的是你的命，那我覺得是我的錢重要。這就是休克式共存主義者的邏輯，付出代價的很有可能不會是自己，所以為什麼要考慮別人的生存權。正如同筆者在上一篇《上海沒有高風險地區》中所談到那樣，防疫健康碼敗壞了，那是大家的事情，但是我的旅行我的日程受到干擾，那是我自己的事情，為了大家的利益讓我的利益受到妨礙，這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我們再往下延伸，漸進式共存主義者是怎麼來的？它其實來源於兩個方面的作用，其一是西方發達國家大部分已經躺平了，那看來我們也早晚要躺平。這是一種“不自覺的看齊意識”。

其二，則是有害的信息干擾。到目前為止，關於疫情的研究已經高度政治化了，當下對於疫情的研究所發表的信息是充滿了選擇性的。這其中結構化的知識，特別是許多信息，根本不是科學，只是某種塑造性認知。他只是被填充進了關於疫情防控的“科普”之中。這導致許多智識羣體受其親朋好友影響，受頂層意識和周圍環境影響，許多中產階級不自然的被帶入到了漸進式共存主義之中去。

包括筆者自己在內，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殖化認知的影響。要考慮，這個信息到底是科學，還是認知。特別是許多城市中產階級，有嚴重的一葉障目、不見扁舟的傾向，學術上叫“可辨識性偏差”：人們傾向於更加面孔清晰的故事，而非統計學意義的數字。比如中產圈層的語境認為上海個別方艙醫院的環境惡劣就直接證明了在方艙醫院還不如居家隔離自愈。

根源：知識本身的界限和階級

進一步挖掘，筆者想指出的，是知識精英羣體深入骨髓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不自知。在我國，由於國際新古典自由主義秩序中，我國本身就是“下等”國家，自然而然產生的就是買辦式思維，在社科領域中殖化的認知體系來冒充知識簡直大行其道，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與其説是研究，不如説是“複印大學”。凡是越接近社會科學的概念研究、理論研究領域，這一現象就越發嚴重，而接近實務、實踐，則症狀就輕得多。

回到本輪疫情的應對中來。我們注意到，上海對本地的疫情應對能力長期沉浸在精巧完善的幻覺之中呢，這種幻覺又是誰製造的？是處在關鍵崗位上的專業知識精英制造的，並且將認知信息灌輸給了更廣泛的城市中產和智識羣體，進而傳導給全社會的。其中最直接的嚴重惡果，就是上海實際上是沒有組織大規模核酸檢測的能力的。因為組織全員核酸篩查姿勢不優雅，不符合他們“理論上”的抗疫路線圖。不難證明，這部分頂層“知識精英”是懷抱着“啓蒙主義”的熱忱的，他們“妄圖”啓蒙愚昧的大眾。

在近期極度激化的討論環境中，許多人用我國動態清零環境下的死亡案例和醫療系統概況，試圖來描述Omicron毒株的自然特徵，這是一種最基本的邏輯錯誤。然而我們需要注意到的是這樣的基本運用邏輯知識的錯誤，在國內討論裏愈演愈烈，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大眾語境中的知識界，博士、碩士，研究員、教授，以及許多高學歷才能從事的崗位，等等。

這種非常弔詭的事情其實和近年來中文世界產出和創造力日漸枯竭，傳媒和輿論日趨二極管化相輔相成。之前包括新潮沉思錄在內，許多聲音就已指出這一現象，即最廣泛意義的大眾智識退化現象，進行了討論。我們看到了對立面所開出的藥方，這是因為不夠自由，這是因為學術討論的（政治性）限制太大。那麼筆者就要再向前一步追問，如果政治限制=學術破產，政治不尊重學術，那麼整個國家的發展都是失敗的？那麼西方國家的學術是“生而知之者”？後發國家不可能發展自己的知識體系？

讓筆者來揭曉這個答案吧，這是因為40年來，甚至100年來的科學體系都不是自發的，而是中心論點就建築在別人的框架之上的，是嫁接的。當一些事實觸及到了現存知識體系的基石的時候，許多人本能的開始懷疑是現實錯了而不是體系的假設錯了。筆者在社會科學上感觸很深，很多時候討論的根本不是事實討論的，是是抽象的概念之間邏輯遊戲，**實際上許多概念的基礎是完全經不起事實檢驗，是完全的西方中心主義下派生的認知。**微博博主@Creamy蕉所創造的“殖人”的概念，就恰好與此相配。

另外需要強調的則是，在今天知識階層和文化體系本身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毫無疑問，當代知識階層實際上是深度受益於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全球化，**而這種秩序本身就規定了知識體系的姿勢，以及這一體系中的生產者（研究員）和學習者的姿勢。**所謂的獨立思考，在體系化的社會輿論和思潮中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歐美，雖然有形形色色的左翼政黨，各個自詡“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然而實際上選舉中工人、低收入羣體寧可選川普也不選民主黨左翼，寧可選勒龐也不選法國社會黨，**這就是西方世界左翼政黨的“婆羅門化(Brahminization)”現象（皮凱蒂語）。**這是因為，這些左翼政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受過教育的、富裕的專業階級的政黨，已經不再被工人階級和城鄉低收入羣體視為代表自己的政黨。

在過去50年裏，隨着教育的普及和(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加深，西方世界(上述變化其實也包括我國)出現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隨着高等教育的空前發展，選舉機器中的左翼政黨逐漸專業化、產生了“婆羅門化”現象，而選舉中的右派仍然是高薪者和富人的政黨“商人右派”。

我們從平均收入情況來看，隨着全社會收入差距的大幅拉開，西方經濟學中基尼係數實際上都失去了測度意義。左翼和右翼的精英之間差距更小，和社會底層差異更大，他們共同統治着底層的勞工階級和城鄉中低收入羣體。因此，這兩個聯盟的社會和財政政策趨於一致。甚至傳統旗幟上的“左翼精英”們主導了自由化進程，在英國是工黨開啓了“輕監管(light touch regulation)”，力推新自由主義金融改革，希圖讓倫敦取代紐約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在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完成了右翼基民盟永遠無法做到的事情：削弱勞動監管制度；在美國，克林頓的民主黨政府推動建成了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這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重要一步。

這種婆羅門式的左翼和工商業右翼的深度融合，產生了現在更加流行的語境“建制派”，在美國這種後果已然顯現， 2020年川普在選後稱自己敗給了科技巨頭和華爾街，因為民主黨獲得了枱面上從左到右的一致支持。在過去幾十年間，整個知識精英羣體深度受益於(資本主義)全球化，因此在公開的知識體系中全球化是正面的，但實際上的代價被勞工階級和城鄉低收入羣體承受了。可以説，整個全球化的過程就是一個系統性的收買知識羣體的一個過程。但凡要融入全球體系，要向上攀爬，就不得不接受整個體系的設定。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消滅了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羣體。過去公知們語境中的“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這一羣體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其社會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上下之間的階級基礎差異越拉越大。所謂的知識，若越接近社會，則越發富有爭議、缺少客觀，因為其“融入世界體系”幾乎是一種必然。

讓我們拿遊戲行業來舉一個例子。開發了坦克世界的wargaming公司本身是起源於明斯克的，身上的毛味兒是根本去不掉的，而且現在也是俄服玩家貢獻了大部分體量。但然而為了融入所謂的國際體系，根據局勢考量，他不得不宣佈關閉其在俄白境內的工作室。可這件事恰恰就會被拿來證明俄烏衝突之中，俄國是邪惡的一方，“你看有良心的遊戲製作人（類似文藝創作羣體）都唾棄他們”。

全球化的進程，深度參與全球化的我國自然無法獨善其身。學識體系、人際關係和生活習慣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這也是我國為他國培養留學生“親華”“友華”，而外國也同樣在向中國留學生潛移默化的進行影響。更不要説本身屁股的問題**。實際上筆者有一個觀察，就是大多數知識精英對自己從改革開放和全球化之中的相對獲利是避而不談的，彷彿本來就應該如此；而對某些政策性變化導致的利益損失極為不滿。**

那麼回到我們關於政策的爭議之中來。筆者的結論就是：防疫的爭論本身是政治的；對立二元之中，站在政策對立面的，並不是經典語境中的科學，而是西方中心主義和新古典自由主義洗腦下所產生的迴響。筆者想説：如何嚴謹的認識自己的屁股，如何科學的認識世界，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特別是在傳媒界的“學術研究”已經公然放棄了理性和中立的原則的今天。

年齡大些的人，大都學過長篇通訊《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1960年春節剛過，山西省平陸縣有61位民工集體食物中毒，生命垂危。當地醫院在沒解救藥品的危急關頭，用電話連線全國各地醫療部門，終於找到了解藥。但當時交通不便，藥品不能及時送達。當地政府便越級報告國務院，中央領導當即下令，動用空軍運輸機，將藥品及時空投到事發地點，61名民工兄弟得救了。六十多年過去了，難道真的要倒退回討論“每天死500個人有什麼大不了的”的境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