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上海的一封公開信説明了什麼？_風聞

4月6日深夜，中共上海市委向全市黨員發出公開信，**要求廣大黨員“亮身份、見行動”，**全力投身到這場嚴肅的抗疫鬥爭中去，衝在抗疫第一線。就在當天，《解放日報》也在頭版刊發評論員文章，呼籲全市各級黨員領導幹部挺身而出，“為基層分憂，為羣眾解難”。

上海在職黨員參與防疫工作。圖源：解放日報

一

**數據顯示，目前上海已發動68.6萬名在職黨員向社區報到，**除警察、醫務工作者、社工等已在崗工作及不符合相關條件人員外，31.3萬名報到的在職黨員已分為9155組，編入相關區、街鎮和村居工作隊伍，廣泛參與小區封控、核酸檢測、物資保障、垃圾清運、特殊羣體關愛等工作。

急難險重的地方，必有黨旗飄揚。中國一個突出的制度優勢就是有強大的基層黨組織，黨員分佈在社會每個角落。只要發揮出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就可以將社會有效組織起來。

上海號召黨員在疫情防控過程中亮身份、見行動，是正確的做法。短時間內數十萬黨員響應號召去報到，也説明絕大多數基層黨組織和黨員能夠自覺響應疫情防控要求。2020年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強調，**“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到今天，這一命題仍然有效，且不斷對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

上海某社區“雙報到”黨員參與愛心大禮包分揀工作。圖源：網絡

二

眼下，上海疫情防控鬥爭形勢依然嚴峻。

從基層組織健全程度、資源配備供給能力、行政人員素質、城市規劃科學性、數字治理水平等層面來説，上海的常規治理能力在國內是領先的。目前疫情防控中出現一些問題，反映出治理的“常規能力”與“應急能力”之間的不同。

奧密克戎病毒特性導致疫情極短時間內迅速擴散，如何找到合適的、足以應對危機的治理方法極為重要。

應該説，從2020年至今，中國已經形成了頗為珍貴的防控經驗，不妨稱之為**“全政府-全社會”**防控策略：

所謂“全政府”，就是將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力量統合起來，共同面對疫情防控這件大事，疫情防控指揮部是一個仿戰爭組織形態，理想情況下是扁平化、高效的決策與統籌中心；所謂“全社會”，即在黨和政府的組織和動員下，基層組織、羣眾、志願者、社會組織等參與進來，實現互聯互動，共同防控疫情。

“全政府-全社會”的疫情防控機制，要建立在強大的基層治理能力基礎上。疫情防控是人民戰爭，而人民羣眾需要組織和動員，這有賴於基層組織，必須走羣眾路線，必須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

上海在職黨員參與志願者活動。圖源：上海長寧

三

“戰時狀態”不比平時，對組織體系的管理協調能力、社會資源的分配運用能力、各種細節的把控保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防控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也折射出一些地方的基層組織不力、基層組織自治能力有限、未能有效組織動員羣眾，亟需認真反思，切實改進。

首先是基層機構的定位和保障。居委會的法定地位，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羣眾性自治組織。但多年來，一些居委會的日常工作是提供政府公共服務，完成上級下達的行政任務，平時組織動員羣眾的工作做得少，羣眾性自治活動少，關鍵時刻就不容易及時凝聚、如臂使指、頂得上去。

疫情期間海量事務壓力下，這一點尤為明顯。居委會是政府和羣眾的鏈接中樞，需要協調各小區物業、業委會以及居民個體的訴求，有限的工作力量可以應付平時運轉，但在緊急狀態下往往就會不堪重負；一些社區工作者平時和居民接觸不多，疫情期間羣眾訴求又比較多，因此還容易產生畏難情緒。島叔在一些地方調研發現，有的社區幹部甚至連小區的微信羣都不敢加入，怕直面居民的批評言論。

疫情防控是一項公共政策實踐，基層是政策執行者，但基層工作者也是社會羣體的一部分，在一些居民面前並無“地位”優勢，需要為其提供強大的政策依據、話語支持以及有力的工作保障。

打贏硬仗，是衡量基層治理效能的最根本標尺。疫情防控期間，一大批基層幹部真正從辦公室下沉到了一線，直面羣眾需求和各種癥結，在組織和動員羣眾中得到了鍛鍊；一些長期治理困難甚至“三不管”的小區，因為疫情防控，建立了黨組織和自治小組，建立了樓棟長制度，鄰里關係、黨羣關係更密切更和諧了。這都是好經驗，值得借鑑。

**在疫情這場大考面前，基層治理工作容不得半點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基層組織勇於擔當、直面問題，真正發揮黨員幹部帶頭作用、踐行羣眾路線，才能真正組織、動員羣眾，也才能真正提升疫情防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