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國人終於卸下包袱, 卻沒意識到一個新的政治邏輯” | 文化縱橫_風聞

李小云 | 中國農業大學

【導讀】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為疫情與戰亂陰霾下的世界，注入一抹和平之光。這場體育盛會，寄託着世界人民在困境中守望相助的期盼，也表達了當代中國人促進世界團結友誼的願望。

本文分析，冬奧會本質上是一箇中國向世界講述自己是誰、講述自身與世界關係的平台。中國試圖打開一個全新的敍事空間，其中藴含着中國的新世界主義想象和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政治邏輯。

文章梳理了從馬戛爾尼訪華以來，中國不同歷史階段為實現現代化而付出的努力。作者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新的現代化過程；客觀來説，這個過程，尚未完全解決困擾着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一致性問題，仍有待探索和努力。

作者建議，國人有必要卸下長期以來難以擺脱的“理智”與“情感”分離的沉重包袱，超越單純從中國和西方歷史實踐中尋找思想資源的規範路徑，立足實踐主義，直面新的現實和未來，走出“特殊性”和“歷史終結”的範式困境，建構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普遍主義的思想和知識體系。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4月刊，原題為《冬奧之喻：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線索》，**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冬奧之喻：

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線索

18世紀法國著名喜劇作家和文學家馬裏沃（Pierre Carlet de Marivaux）在他的《爭議》一劇中有這樣一段對白——

Mesrin：你從哪裏來？

Azor：世界。

Mesrin：你説的是我的世界？

Azor：呵，這我倒不知，因為我有很多世界。

馬裏沃的這段對白實際上是一個多元世界的隱喻。

如果説法蘭西是“另類現代性”思想搖籃的話，那麼當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百餘名兒童唱起主題歌《雪花》時，伴隨着“千萬你我，匯聚成一個家”的童聲旋律，一個個雪花“國家”圍攏成一朵人類共同的雪花的宏大景觀，又何不可以看作是一個非西方國家進入自己的“現代化”的宣言？

**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不僅是一場形體與自然交融的盛會，更是一箇中國向世界講述自己是誰、講述自身與世界之關係的平台。**在立春時的相聚，意味着應對疫情和世界不確定性的新起點，以及一起面向未來的政治願景；中國文明如黃河之水天上來，但是黃河之水終要匯入大海，寓意着中國與世界融合的大勢所趨；開幕式沒有以古裝呈現，童聲合唱是歌劇式的，雪花舞蹈是芭蕾式的，展示了中華文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最後各國入場的先後順序既明示了中國遵行“國際慣例”的態度，也展現了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的政治決心。如果説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式更多是從“物質”角度展示中國五千年的宏大文明歷史，讓世界瞭解中國的過去；那麼，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則讓世界從更深層瞭解中國的價值觀以及中國走向未來的路徑。可以説，2022年北京冬奧會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正在試圖打開一個新的敍事空間：在新世界主義的語境下，依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建構“中國特色”的“中國的世界”與“世界的中國”的框架。所有這些都藴含着中國的新世界主義想象和探索中國式現代化之路的政治邏輯。

如果説，古代奧運的精神在於消除古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帶來的破壞，以便建構一個以古希臘文明為核心的世界，而在歐洲工業革命快速發展之後的現代奧運，是在世界格局發生劇烈變動的條件下，希望通過奧運精神凝聚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文明”主體，那麼，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則寓意着中國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嚮往。中國人需要卸下長期以來難以擺脱的“理智”與“情感”分離的沉重包袱，摒棄單純從中國和西方歷史實踐中尋找思想資源的規範路徑，立足實踐主義，直面新的現實和未來，走出“特殊性”和“歷史終結”的範式困境，建構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普遍主義的思想和知識體系。

**▍**馬戛爾尼訪華：歐洲資本主義擴張下的中國文化主體性

直到18世紀，中國一直都是歐洲建構的學習“榜樣”。伏爾泰説“在道德上歐洲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學生”，歐洲對中國普遍的印象是，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最有禮貌的一個民族。歐洲人基於中國的社會文化實踐得出的這一印象並沒有錯。**如果説，馬戛爾尼是第一個顛覆歐洲對中國印象之人的話，那麼他傳達給歐洲的“中國”新印象恰恰是在資本主義物質文明這面鏡子對照下的“中國”。**這其實就是中國近代以來面對歐洲資本主義擴張所出現的種種政治和社會文化糾結的背景。

17世紀以來，中國還在封閉的環境中獨享天朝的昌盛，歐洲則開始了改變世界格局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所依託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推動了歐洲內部政治和經濟社會結構的鉅變，同時由於資本主義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和對利潤的追逐，產生了對原材料和海外市場不斷增加的需求。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海外擴張日趨強烈。實際上，直到明嘉靖年間，中國與歐洲一直有着密切的聯繫。明嘉靖二年（1523年）嚴禁海運，廢除泉州和寧波市舶司，只存廣東司。清政府繼承明末閉關政策，不允許外國商人在廣東之外從事貿易。18世紀中葉以來，國外商人“移市入浙”的趨勢日漸增加，資本主義向中國內地的擴張趨勢也日趨凸顯。由於清政府侷限在廣州的通商政策不能滿足大英帝國對華貿易的需要，英國國王應東印度公司的請求，於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派遣凱思·卡特為使臣，前往中國展開交涉。凱思·卡特在途中病故，未能完成使命。五年以後，大英帝國又派遣馬戛爾尼出訪中國，希望通過談判，敦促清政府取消對外貿易中的各種限制和禁令，從而打開中國門户，開拓中國市場。但是，乾隆斷然拒絕了大英帝國的請求。

**在今天融入全球化的語境下審視這一歷史事件，我們很容易得出大清王朝閉關自守、拒絕現代化的結論。**馬戛爾尼提出的建議，除了要求在廣州附近劃出一塊地，任由英國人自由往來、不加限制這一明顯具有殖民意圖的建議以外，其他均屬可以談判的通商要求。因此，馬戛爾尼訪華的失敗被普遍看作是中國喪失了一次與工業文明接觸的機會，也喪失了一次認識世界和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機會。然而，在當時中國還是歐洲“榜樣”，以及清王朝整體上還是一個和平且富有的國家的語境下，清王朝似乎更多地感受到大英帝國的領土擴張以及對大清王朝統治的威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認為馬戛爾尼之行讓大清王朝直接感受到了英國對於中國的軍事威脅。**實際上，當時的清王朝已經掌握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獲得印度孟加拉邦統治權的信息，意識到英國在喜馬拉雅山外的威脅。**因此，馬戛爾尼離開北京以後，乾隆簽署一系列文件，指示各地嚴守口岸，提前備戰，防止英國的侵略。同時，乾隆要求各地税務官員不準收税敲詐，不許對英國商船提高關税，防止英國尋找藉口發動侵略。

很顯然，從乾隆為接見馬戛爾尼準備英國相關資料時在地圖上找不到英國一事，可見大清王朝的封閉，加上乾隆年事已高的客觀現實，大清王朝並無認識世界、與歐洲接觸的迫切需要。相反，乾隆優先考慮的是維護大清江山穩定，防止外部侵略。但是，以中國失去與歐洲現代化相交的機會，保護中國不被殖民的策略，最終也沒能改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命運。**這一格局還留下了一個長期困擾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問題：一個完整的中國政治文化體如何應對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當然，乾隆的遺產除了對世界無知的妄自尊大、維護大清江山的“私利”以外，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表達，甚至可以説是一種“文化自信”。為此，我們需要從更廣闊的語境出發，將大清王朝統治者的“私利”和由其所產生的維護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結果適當剝離。這一剝離有助於我們在尋找中國式現代化歷史資源的努力中，獲得更為客觀的線索。

**▍**從清末到五四：從“被動現代化”到“積極現代化”的躍遷

源於草原民族的大清統治者，依靠他們的長矛利劍和火繩引爆的槍炮不僅征服了中原，也抵制了沙俄。但是在馬戛爾尼離開北京的半個世紀之後，大清王朝的長矛利劍終究沒能抵禦住大英帝國的連發槍，中國出現“落後”和“先進”之爭，有了我們今天講的“現代”。在這個過程中，像郭嵩燾這樣從制度層面直面中國落後狀況的少數精英，以李鴻章為代表的開明統治者和社會精英，均將中國的落後歸結於“器物”的不發達。1872年，李鴻章操辦了中國第一家“國營企業”——輪船招商局；1886年，方舉贊和孫英德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工業企業——發昌機器廠。如果説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面對“現代”，那麼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則可視為中國開始“被動現代化”的開端。這種“現代化”的被動性發育出了“中體西用”的思想。咸豐十一年（1861），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奠定了至今仍然影響着中國現代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應對策略。**“中體西用”的主張，是中國封建主義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結合的產物。這一思想一方面顯示了中國文化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強大沖擊下的韌性，另一方面也是面對強大西方的某種無奈。**這一思想在實踐上的失敗，可以歸結為中國被動進入“現代”在物質和思想兩個方面的生產能力的儲備缺失。

從當代中國在現代化方面取得的長足進步的角度看，**固守“傳統”、匆忙應對現代挑戰的策略，必然會導致如王國維所講的“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這種“心智”和“天理”的裂痕。**儘管我們可以天真地假設“中學為體”並非全是服務於穩固大清王朝統治的思想產品，而是也接受了“器物現代化”的積極意義，但我們依然不能否定這一範式的本質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推動現代化，而是一種處於守勢的功利性應對策略。這也就註定了即使擁有了“先進”的“器物”（如北洋艦隊），中國仍無法逃脱失敗的命運。這一教訓對於我們今天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清末以“中體西用”被動性應對危機，產生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後果。首先是“理智”和“情感”的分離。**面對西方現代化的衝擊，中國人經歷了從無奈到逐漸適應、接受，繼而主動追求的過程——這中間又不免承受數典忘祖的道德責難。慈禧曾訓斥光緒帝騎自行車是“一朝之主當穩定，豈能以‘轉輪’為樂”。**其次是政治與文化邏輯的分離。**資本主義衝擊下的應對策略通過“本”和“用”的功利主義邏輯，使面對現代化時需要的政治和文化的一致性發生了斷裂，力圖挽救統治者視角的“政體”和“傳統”。五四運動的爆發徹底動搖了導致這些斷裂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基礎。五四運動把“新”的國民生活敍事投放到中國人的價值中，選擇現代不再是無奈，而是一種內化的精神。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新文化運動。五四所倡導的文化既是“傳統”的，又不是過去的“傳統”，而是“新文化”。五四運動是在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語境下發生的啓蒙運動，其發生的背景和激發的思想資源決定了其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五四運動在理論上完成了中國人進入現代所面臨的傳統與現代、精神與物質、政治與文化的一致性的建構。無論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是五四運動的學生。從這個意義上講，相比之前的“被動現代化”，五四運動標誌着中國進入“積極現代化”的階段，推動了中國進入屬於自己的“現代化”。

當然，五四運動雖然從思想上打通了精神和物質、政治和文化、集體與個體、傳統與現代的聯繫，但是這都是觀念性的想象，並沒有解決中國現代化的道路選擇問題。**與近代歐洲現代化不同的是，中國進入近代後面臨着巨大的生存危機。“中體西用”無法拯救中國，中國需要在高度壓縮的時空中展開走向現代化的思想建設，**這對文化和政治的貫通和統一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從而使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異常的艱難。

**五四運動最重要的遺產，是推動知識精英們達成了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將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統合成一個一致整體的共識。**但是，這個一致性的實踐形態在五四之後出現了兩條道路的分野，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者雖然都接受了五四反帝和反封建的遺產，但是兩者卻接受了不同的“西方”思想。五四運動發生的同一年，孫中山將他寫的中國的國際發展項目的建議寄給美國商務部長瑞德菲爾德，他在致瑞德菲爾德的信中説，“威爾遜總統建議建立國聯結束戰爭，我建議通過與中國發展的合作和互助結束貿易戰”。孫中山沒有得到預期的支持。五四運動給予孫中山極大啓發，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走向愛國和反帝的主戰場，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忽視了佔中國大多數的農民的土地權益，其革命主張和實踐無法體現中國大多數人口的基本訴求，因此最終走向失敗。

中國共產黨則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創造性地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作為其革命主張，推動中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革命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着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足造成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一挑戰，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基於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並以此推動了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成就。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新的現代化的過程。客觀地講，這個過程並沒有完全解決困擾着中國現代化之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一致性問題。

▍“世界的中國”：新時代的中國現代化進路

如果説，從中國進入現代以來的生存性應對，到被動的現代化，再到社會主義的新的現代化，都主要聚焦“中國”的話；那麼，**進入新時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將不得不考慮“世界的中國”。“世界的中國”，面臨着西方中心主義的挑戰。**在理論上，中國已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文明新形態；**但在實踐層面，如何超越西方基督教和自由主義教義下的普世主義，仍然困難重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平等，雖然通過脱貧攻堅有很大的緩解；共同富裕的目標，也為解決不平等問題提供了明確的方向；發展國有經濟和規範資本的過度擴張，也確保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但與此同時，個體和市場機制之間的張力一直存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綠色發展與技術創新，也是中國現代化過程面臨的新挑戰。**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講，中國式現代化一方面是一個建設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一致性的“中國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世界主義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將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艱難。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着否定“傳統”與延續中國的文明，否定西方中心主義與吸收西方文明的精華，以及“中國特色”與西方普世主義等複雜問題，雖然這些問題並不必然二元對立，但是必須承認存在張力。中國式現代化依然是一個長期的探索，其關鍵是如何建立起各種要素協調一致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

這將是一個複雜的、高難度的系統工程。中國的政治實踐只能靠探索，而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則需要據此重構相應的思想和知識體系，這對中國人民的政治和社會文化智慧提出了更高的挑戰。